一敲天下惊。西方人看到的鲁莽、活跃、随便、急躁、傻里傻气的俄罗斯人形象，大大不同于斯大林给人的如坟场上的纪念碑一样阴沉、刻板的印象，竟有几多喜欢，国际政治也由此多了几分笑料。
一次和季马说起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的壮举，季马竟红着脸说：“这样的领导人……真不好意思。”他说早上吃早餐时才跟他在南美当过记者、现退休在家的父亲说过这码事：赫鲁晓夫联大敲桌子，叶利钦出访喝醉酒、检阅仪仗队时指挥人家的乐队，不知普京会有什么惊人之举？“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表现还好。”季马调侃道。
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领袖，倒过来说亦然。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我认为有五点：鲁莽急躁、偏执极端、逞强斗勇、自命不凡、有错不认。季马认为我的概括还准，就是“有错不认”一条不符合实际。有了这几条，我们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俄罗斯民族为何常作惊人、乖戾之举……
这是一个横跨亚欧两大洲、即非东方又非西方的民族。乌拉尔山是个天然的分野，叶卡捷琳堡附近还有座建了100多年的洲际界碑，是一出名旅游点。谁能说清这是怎样一个民族？19世纪的俄诗人丘特切大说过：“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抽象能力疲软，我只好形而上地把俄人的人格特征归结为“酒徒人格”。酒徒，嗜酒者也，嗜酒，执着也，清醒时，宛若常人；酒至微熏，则亢奋活泼，幻想翩跹或文思泉涌、或勇气陡增逞英雄仪态；酒醉，则理智顿失，丑态毕现，所为总出入所料，有时是蛮力无比，一头牛也拉不回，有时则形如累土，小指一戳便轰然倒下。
夜，我和科斯佳在火车站咖啡厅候车。我点了一份冰琪淋，科斯佳要了瓶啤酒。一个乡下人模样的中年男子拎着瓶伏特加坐到我们这桌。他不停地喝酒，不时和科斯佳搭话。看得出科斯佳不耐烦，不想理他，但教养使他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中年男子还缠着邻桌的两名妓女说话，她们也不理他，表情写着明显的厌恶。他向我讨烟，我给他一根价值0．4美元的中国烟，他点火吸食，说：“毛泽东，哈拉索。”后他又跟我讨两根给妓女们，妓女们犹豫半天，接受了。
我们走时，他已烂醉如泥，趴在桌上。不能说这一幕很经典，因为你随时可见。这个民族嗜酒，举世无双。俄罗斯到底有多少酒徒？很难统计，但几个数字很有说服力：九成半以上的俄罗斯女人有喝酒的嗜好，65%的俄罗斯人从16岁起开始喝伏特加，目前全国平均每人每年的伏特加消费量为18公升（80年代中期平均每个莫斯科人一年中要喝掉45公升的伏特加），全国犯罪案件的一半左右是酒鬼干的；苏联时期，酒类税收曾占国家预算收入的1/3以已人们70%的休闲费用都花在伏特加上。
科学院院士或其它社会名流死于酗酒这在俄罗斯不属新闻。斯大林就好酒，他的儿子，曾任莫斯科空军司令的瓦西里41岁那年在一次狂饮后一醉不醒。
这种始见于15世纪中叶的用大麦和木屑酿制的做活性碳提纯处理的白酒真有无法抵御的魅力？我喝过几次，就是最高档的那种（每瓶20美元左右）也有很浓重的工业酒精味，但口味纯正，虽无醇香，却有一股火辣辣、直愣愣的冲劲儿，整个就一个俄罗斯。安德烈·张石告诉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农民早上出门前就以伏特加当早餐喝。人们喜欢的一个喝法是：将伏特加置于户外窗台，严寒将伏特加冻成冰碴、液冰相交状，这样的伏特加入口下肚，感觉上是冰与火的极至，剑一样的激情。
第一次请季马喝酒，他一口就把我为他点的半杯伏特加喝光。当年我的莫斯科房东玛丽亚老太太每月在自己的厨房用自制器具酿酒一次，每餐都要喝一两杯，我也跟着沾光。
俄罗斯的母亲河不是伏尔加，而是伏特加。罗斯史籍《往年纪事》记载了这样的传说：公元十世纪下半叶，信奉伊斯兰教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信奉天主教的耳曼人和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希腊人都向基辅大公费拉基米尔推荐他们的宗教。费拉基米尔对伊斯兰教徒说，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因此他拒绝了伊斯兰教。他也拒绝了犹太教和天主教，理由是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天主教的仪式中看不到荣耀，而拜占庭的东正教除了可以喝酒外，还能在教堂里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决定以东正教为罗斯国教。与其说是酒决定了俄罗斯的宗教，勿宁说伏特加就是俄罗斯的宗教。俄著名的革命民粹派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说过：“教堂对人民起到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天堂一样……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俄、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旧时俄文学作品对赤贫阶层酒鬼的典型描写是：每月把仅有的戈比扔到酒馆，喝醉后回家把妻子揍一顿——而妻子生活中的唯一调剂正是在紧张的劳作之后挨丈夫一顿揍。最经典的说法是沙皇时期穷人喝酒，喝一口摘下有油腻味的帽子闻一下，权当吃了下酒菜。
1914年沙俄政府曾历行禁酒，提倡过“清醒的生活方式”；1928年，苏维埃政权大幅减少伏特加供应量，开展“以电影代替伏特加”运动；1941年苏维战争爆发，为利于对德作战，苏联政府宣布开放酒禁，斯大林下令后必须保证前线战士每人每天至少能喝到100克伏特加。战后，酒风盛炽，胜利的人民英雄和酒鬼往往就是同一个人；1958年，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发布禁止酗酒的命令，但人民的酒瘾逾越禁令，消费量节节攀升：戈尔巴乔火上台，再提“清醒的生活方式”，把反酗酒和单位分房、资金挂钩。成效极大。俄罗斯男人极大不满，但他们的平均寿命提高了。国库也极大“不满”一一国家税收锐减，反酗酒运动遭各方抵制，不了了之。时下的俄罗斯在酒类生产经营方面完全放开。
一个离不开酒精的民族。一个陶醉于“大俄罗斯”情结酽酒的民族，在革新图变的路一步履蹒跚、迟滞。
俄私有化后，一些原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还很大，在这几年的国际业务中，他们已建立了较稳定的业务关系（利益关系），往往不愿因建立新的关系而危及原有关系，再加上长期生活在一个僵死的体制和封闭自大的心态中，人们在接受外界新事物和创新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惰性。现代丁商的春风没有吹透俄罗斯大地，人们按部就班、固守陈规的习性没有多大改变。工商洽谈，俄人不讲效率，几分钟能谈妥的一个小事，到了下班也会拖到第二天，加班做事是天方夜谭。想想中国的生意人，为了利润，从办公桌谈到餐桌，从8小时内谈到8小时外，周末加班家常便饭，政府官员也是如此，为招商引资往往也不分8小时内外，吃喝花销是大了些，但确属勤勉敬业。那个有奔驰的在莫斯科的中国女人甚至对我说，“老毛子”就是要把回扣给他送去，到下班也拒不见人的。一个在俄罗斯摸爬滚打了8年的中国人说起和俄人打交道的体会，总结了三点：情性。和他们说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他们认为你有毛病。-上班到点回家，上街喝酒、遛小狗，倒也几分潇洒。变脸快。不守时、毁约还不当事儿，经常见利思迁，谁给的好处多就认谁。闹执。生意场上办事往往不顾全大局，一次性考验人，没耐性就上火，事情泡汤。我把苦水倒给一家中国超大型企业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新疆人阿里木听，他劝我别泄气，在俄做业务得以3个月为时间段，我才10天就想做成业务太想当然；不淡上10次是签不下一个合同的。他说刚开除了一个俄方雇员，原因是那小伙子一拿到工资准会连着消失一个星期，喝酒喝到一个子儿不剩才来上班。“唉哟，这地方不行，我三个月回趟乌鲁木齐，准发现自己的观念跟不上国内了。”原来和俄方目标客户探讨在俄投资设厂可行性的念头很快打消。这个国家竟连一部外商投资法都没有，更别说优惠、鼓励措施了。对俄直接出口的前景看来也暗淡。俄罗斯人很少用信用证做国际贸易，因为银行利息太高（年息40%以上），买方很难承担，即使能开出信用证，我方银行也往往不会接受，因为俄方银行信用普遍不行。大多用国际电汇，这样我方的回款安全风险很大。阿里木的代表处对俄业务为了降低收款风险，被迫通过美国同行竞争对手对俄出口，美国公司向他的代表处开信用证，价钱截留一大截，利润流失不少，每年倒也做成两个多亿的生意。
去年8月，我在海南的俄罗斯朋友安德烈偕妻携子回了趟莫斯科老家，我问他莫斯科现在怎样了，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确实。克里姆林宫都上网了。地球上的这部分人类，饱尝了“革命”与“斗争”的痛苦与孤寂，终于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全部尊严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而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去制造人民的精神创伤、剥夺人民的生命权利及使人民赤贫。俄罗斯怀着一颗决绝的心，带着旧制度旧体制的巨大惯性嘎然掉头，要走重拾尊严的振兴之路。最初的以完全放开物价为核心的“休克疗法”是又一惊世骇俗的俄式事象（其经济学依据是没有自由的价格就没有自由的市场）。此法本是西方经济学实验室内的一副猛药，俄罗斯病急乱投医，贸然试之，本已赢弱的肌体再受消削，却也表明了俄人革除沉疴的坚定意气——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墓础课程大演练，俄人掌握了一些技法，纠正了完全摈弃政府责任的作法，采取“外汇浮动走廊”等政策，基本上驯服了信马由缰的卢布。紧接着“休克疗法”开始的全俄私有化又一次体现了俄人的极端——将全俄财产划分成1.47亿份，几乎于一夜之间赠给国人。简单又绝对不简单。其基本理念是：形成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建立竞争环境，吸引生产投资。这是新的俄国家经济学说，实施的结果有目共睹：工业生产因体制的急剧变动而衰退连年，国家财富大幅缩水，但商业上的进步使国民在消费品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从容选择的权利（尽管目前俄日用消费品的一半左右仍需进口），仅凭这点，一些人对过去时代的缅怀便显得虚矫。人民只不过是由全部活生生个体组成的整体，置他们墓本的人性需求于不顾，而驱赶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夸父追日般的追逐虚幻的理想，这不但不现实，也不人道。一个民族彻底想通了。人们欣喜地看到，北极熊已步出谷低，即使谷低遍布淤泥一一它已看到“俄罗斯特色”的第一道曙光。
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存在大大逊色于美、日、德、韩等国，一是因为政府及企业对俄市场战略价值认识不足，二是因为假货。莫斯科、圣彼得堡充斥着世界各国的产品及广告，唯独少见中国的。韩国的三星及LG十年前就在俄大做宣传广告，至今已扎稳了脚跟，街上不出百米准会见到它的影子。中国“商人”在莫斯科是最多的（严格地说整体上他们不是真正意义的商人，而只是谋生者）。98年俄金融危机前是5万人，现在2万多，但他们所从事的是最“下”的：个体贩货、摆地摊、开货柜店，因爱卖假货及品质低劣之物，中国货在俄罗斯过早地沦为质低价廉或伪劣的代名词。97年朱镕基、吴仪访俄，为给中国货打气，指示有关部门在莫斯科建大型百货超市，专卖正规渠道的中国货，没于新阿尔巴特街的“天客隆”应运而生，刚开业时热闹过一阵子，后来中国货不能讨好俄罗斯人，天客隆基本上改卖西方国家的产品了。
失信于人必品苦果。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信用经济，商务合作过程是征信过程。犹太人获得全世界尊敬，那是因为其文化优异。文化有缺失的民族，犹如一个人的基因有缺陷，注定着后天的疾患与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文化决定国运。国际商业合作的成功，是文化融合（至少是文化认同）的成功，失败，则是文化冲突的结果，文化、文明的冲突在意识形态对峙墓本消失的今天（然而偏见犹存），将是一切国际间冲突及合作失败的根源。文化、文明的优劣，决定着国家、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就这个意义来讲，汉族和俄罗斯族都应重视各自文化基核的审视与重构。和季马朝夕相处几天，我们产生了真实的友情，我喜欢这个学养良好、办事负责、为人诚恳的俄罗斯人。临别，季马请我帮他收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有关资料，他给我列了一个清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沈家本、谭嗣同、张之洞、孙中山、章太炎、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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