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77]

    1949年7月16日，中央军委下达进军华南、西南的指示。野战军前委在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城市接管工作、部队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等问题。

    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在座的有张霖之同志。刘、邓首长指示：部队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后，重庆军管会主任由张际春同志担任，陈锡联同志任重庆市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更不熟悉城市情况，还是请有地方和城市工作经验的同志当市长吧。刘、邓首长说：不会不懂可以学嘛！你是兵团司令员，下边还有人嘛！当时确定了重庆市的主要领导人有我、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那时，曹荻秋同志在上海工作，我们还没见过面。

    当时的具体分工是：我任市长、市委第一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专管军管工作；张霖之同志任市委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曹荻秋同志任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主管市政府工作。还确定了市委常委和委员人选。常委有李唐彬（负责组织工作）、刘明辉（负责公安工作）、任白戈（负责文教工作）和罗士高同志；委员有尤太忠（负责城市卫戍工作）、杨松青（负责统战工作）同志等。重庆市解放后主要领导人和工作班子负责人就这样确定下来，实际上从此便开始了重庆解放后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遵照刘、邓首长指示，部队打到哪里就接管到哪里，建立人民政权。第十军进到川南自贡市，成立川南军区，杜义德是司令员，王维纲是政委；十一军随兵团部到川东，接管万县地区，成立川东军区，我兼司令员，政委是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阎红彦；十二军进到重庆，参加军管工作和执行城市警备任务。

    1949年9月，部队在常德时，曹荻秋同志从华东带领华东支前司令部一批地方干部和上海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所组成的西南服务团，与二野的部队会集在一起，准备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在常德开了一个会，参加会的有部队、地方领导同志和四川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会上，主要研究了重庆解放与接管工作三方面的事情。

    一是军事准备。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根据当时的敌情，对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几个军的行进路线、作战方案、部队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以及组织筹粮队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具体部署。这方面的落实工作由我负责拟定出战斗文书、实施方案，上报批准。

    二是班子准备。由军队干部、华东调集的地方干部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组成接管班子。军管会下设七个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权机构、厂矿企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及物资、财产和档案等进行全面接管。大体确定了接管工作各个方面的负责人选。

    三是政治准备。着重分析了重庆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重庆是国民党抗战八年的陪都，也是国民党妄图盘踞大陆的最后据点，全国各地许多反动头子、特务分子、地痞流氓等麇集在这里，敌情、社会极为复杂。特别是抗战八年，敌人的反动宣传有一定的欺骗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认真研究了重庆解放后在接管中政治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这次会上，请参加南京、上海接管工作的地方干部介绍了经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介绍了情况，使参加重庆接管工作的同志正确认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在常德期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是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进行的，分工是谢富治、曹荻秋负责主持。在进军途中，张霖之、曹荻秋等同志一路行军打仗，一路研究接管问题。重庆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所以能够按照预定部署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都是与刘、邓首长的正确领导、事先进行了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兵团领导同志于11月30日随部队进入重庆。目睹山城，感慨万分。临重庆解放前，国民党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两次飞渝，亲自部署，一面加紧镇压进步力量和对被关押的革命志士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一面从台湾调来“爆破专家”“技术大队”，用飞机运来大批炸药，阴谋对重庆进行毁灭性大破坏。由于我军进展神速，所向无敌，敌人大量被歼，节节溃退，自顾不暇；也由于重庆广大工人、职员、学生和进步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保护工厂、学校，保护重要设施，使得敌人的罪恶计划未能得逞，只炸坏了一个国际广播电台就仓皇逃跑了，整个重庆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开始全面接管工作，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重庆的接管工作是繁忙而艰巨的，面临的问题是复杂而急迫的。但是，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上下团结一致，工作人员朝气蓬勃，废寝忘食，艰苦奋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所采取的措施得当有力，各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市民生活得到保障，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人心日益安定，各界拍手称好。

    当时，在接管过程中，遇到许多复杂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个一个加以解决。主要是：

    宣传教育群众，揭穿反动谣言

    重庆解放后，敌人的反动宣传仍然嚣张，制造谣言，扰乱民心，破坏接管。我和刘明辉、任白戈等一起，几乎每天都听取汇报，分析敌情，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针锋相对，打击敌人。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大力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以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发动内战，镇压进步力量，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和真面目。

    对社会上出现的谣言，及时揭穿阴谋，回击敌人，澄清真相，教育人民。如12月10日，我公布人民币兑换金圆券、银圆券后，敌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欺骗老百姓。由于我们宣传工作得力，组织得好，办法得当，人民手中有了钱，可以买到东西，城乡物资交流，生活有了保证。广大群众得到好处，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从而相信党的宣传，拥护党的政策，兑换工作进展顺利。

    镇压暗藏敌人，保护人民安全

    重庆解放后，一些上层进步人士、工商界头面人物经常收到恐吓信，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也收到过恐吓信，挨过两次黑枪。经过周密侦查，掌握了有破坏活动的暗藏敌特1000余人，报请刘、邓首长批准后，于1950年1月13日上午，在军管会严密组织指挥下，全城统一行动，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进行了第一次全城大逮捕。

    这一行动，对阶级敌人震动很大，纷纷将暗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丢在大街上、角落里；有不少自动到军管会交枪自首、交代罪行。下午，我在广播电台讲了话，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检举坏人。但是，这次抓到的大都是浮在面上的敌人，便采取快审快放的办法，从速从宽释放了一批主动坦白、愿意悔改的特务分子，以此分化瓦解、引诱麻痹藏在深处的敌特。

    大逮捕后，电影院、戏院、茶馆、商店很快开门正常营业。敌人以为没有事了，又冒出来活动。于是根据掌握和被抓特务检举的线索，当天晚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公安便衣一齐出动，又来了个第二次大逮捕，一下抓了100多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经过审讯，大张旗鼓地进行惩办。以后，社会日渐安宁，人心日益安定。

    治理社会秩序，改造乞丐妓女

    据调查，全市流落街头的乞丐有1000多人，妓女明的暗的数千人。白天，三五成群的乞丐见到穿得好一点的人就拦路要钱，不给钱就耍无赖；晚上，结伙偷盗、抢劫。众多妓女更是不分昼夜活动。他们扰乱社会，影响治安，许多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反映强烈，建议尽快采取治理措施。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对乞丐和妓女分别采取了收容教育的办法，改造挽救他们重新做人。第一次收容乞丐没有经验，使不少人进了收容所又逃跑，继续流落街头。第二次收容后，就做感化教育工作，给他们理发、洗澡、换新衣服，还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组织学习，参加劳动，生活上给予多方照顾，政治上给予做人的权利，使他们消除顾虑，亲身体会到新社会带来的好处。

    在收容的乞丐中，有些是中学生、大学生，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他们就业无门，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沦为乞丐。通过教育学习，新旧社会对比，激发了他们做人的信念，都表示决心弃邪归正，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当时，中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经过动员，把他们组成了参加成渝铁路工程的劳动队伍，后来许多在劳动中成了骨干。

    为了教育挽救大批妓女从良为善，我们组织了一些妇女干部和医护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妓女是旧社会的受害者，饱经人间凌辱。针对妓女的特点，运用收容改造乞丐的基本经验，主要是教育启发她们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憎恨旧社会的罪恶，克服心灵深处的自卑感，恢复做人的尊严，鼓起生活的勇气，做新社会的劳动妇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极其良好的社会效果。

    整顿码头秩序，建立劳动工会

    重庆沿江码头多，码头工人多，人力车夫也多，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把头的剥削。解放了，他们扬眉吐气，敢于斗争。但是，不少码头的把头本身就是封建恶霸、地痞流氓，思想反动，民愤极大。解放后，仍控制码头，迫害工人，暗地捣乱，挑起事端；提高运价，敲诈勒索。

    为了维护码头工人的利益，建立码头正常秩序，军管会一方面派出部队维持码头秩序，宣传群众；另一方面采取专政措施，把民愤极大的封建把头抓起来，开了公审大会，判刑劳动改造。同时把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劳动工会，自己管理自己，当家做主人。经过走访，对确实有困难的工人，该救济的救济，该治病的治病，该就业的就业。这样，广大工人组织上有了领导，生活上有了保证，社会地位提高了，劳动劲头也足了，码头秩序很快改观。

    治理脏乱环境，改变山城市容

    解放前，重庆既脏又乱，下水道不通，污水街上流；垃圾成山，臭气熏人；苍蝇满天飞，老鼠成灾害。解放后，在召开的全市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大家提出治理脏乱、整顿市容的问题。我们很快找到重庆市市政建设工程图纸，请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治理方案。组织工人疏通管道，搬运垃圾，发动市民清扫街道。这样，用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办法，很快解决了脏乱问题，重庆市展现出新的面貌。在解决脏乱问题的同时，安排了一批工人就业，组成了从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工人队伍。

    合理解决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生产

    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要的是做好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问题。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被压迫者变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强烈要求合理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凡官僚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我们都接收过来了，按党的政策办事。可是，其他经营的工厂怎么办？也有个政策问题。所有工厂都面临着恢复生产要原料，工人做工要发工资等许多实际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劳资双方都要做工作，有个劳资双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多、力量最大。

    张霖之和曹荻秋同志主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有效地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工厂的生产很快走上新的轨道。李震负责工会，主要抓了建立工会和工人教育工作，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在接管中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接管过程中，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为建设新重庆创造了良好开端。1950年1月23日，召开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月24日，我代表军管会在会上宣布：“从总的方面说，现在我们的接收工作已经结束，开始转入正常的管理阶段了。”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所做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而斗争》报告中指出：“在重庆进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卫治安、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教育运动，以渐次康复起来的人民的重庆，来支援即将完成的解放战争，协助农村土改，发展农业生产，然后在农村土改的完成与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庆市的生产建设，使之稳步地繁荣起来。”

    会议确定以此精神作为建设人民的新重庆的总方针，从而使重庆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而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重庆市的接管工作，经过短短1个月又23天，就改变了山城人民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政治形势，使山城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一切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归功于刘、邓、贺诸首长的卓越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

    时光流逝，40多年过去了，重庆解放与接管工作的许多经历常在回忆之中。特别缅怀我们敬爱的刘伯承、贺龙元帅，怀念我们的张际春副政委和并肩战斗的张霖之、曹荻秋、李唐彬、任白戈等战友们。他们那种忠于事业的高尚品德，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联系群众的领导方法，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至今难以忘怀，当铭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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