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成功

    1898年，当中国一批投身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在现实的魔影面前被硼得粉碎的时候。有一位一直梦想着以个人之力参与实业建设以振兴国运的知识分子，也以失败的结局从他投身的山西煤矿被弹劾回到北京。他的失败回京和康、梁的失败出走，发生在同一年，看似偶然，实有必然的潜因，这可说是殊途同归。

    这人就是后来写了《老残游记》的刘鹗。刘鹗也如我们前面写到的那位黄遵宪一样，文学是他事业失败之后的归宿。文人到了四处碰壁、无路可走时，诗或者小说，或者别的什么，就成了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这是上个世纪末最先觉悟的那一代文人的悲剧宿命。

    刘鹗生于1857年（即咸丰七年广比康有为大一岁。他们是同代人。1898年政变发生时，刘鹗四十二岁。他的经历很特别，二十岁时赴南京乡试落第，回淮安专心研究经世之学；三十岁赴南京再考，未终场，出六合探亲。终其一生好像科举都没有成功，倒是经过自学，学会了算学、测量、绘图等新式学问。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各种铁路、轮船、矿山以及自来水公司等已有出现，实业之风正在悄悄兴起。对于像刘鹗这样接触过新学的人，科举倒不是唯一的出路。青年时代的刘鹗，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在扬州挂牌行过医，在上海开设过印书局。这些未必成功的实践，已经展现出一种与旧式文人并不相同的生活道路。学问的观念，在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内涵，一种可供经世的实用之学的观念，正在代替传统的经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学问的观念，至少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是这样。

    1888年，当康有为第一次上万言书给光绪皇帝，极言时危，请变法维新时，刘鹗从实干的另外一方面也开始了他的改造和报效社会的行动。这就是他在这一年赴郑州治理黄河，促成河提合拢成功的故事。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8月13日，郑州上南厅黄河决口。水由郑州东北两县车家堡流人中牟县市于庄出境，被水者一百二十庄，中牟县城被水围绕，浸水所及三百余村。黄河水决堤夺路，疯狂的水由中牟县境滚滚滔滔而出，直趋扶沟县境，一百余里的黄浪吞没了几个县千余座村庄。黄河的决口震惊了最髙统治者，轮番的革除和任命官员几乎无济于事，最后派广东巡抚吴大徵署理东河总督。由于吴大激在现行官吏中是一位精明实干的人，从青年时代便立下以天下为己任而志在圣贤的刘鹗，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鼎力相助治黄患。

    刘鹗向吴大激陈述了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攻沙等主张。刘的明达于事与吴的知人善任结合，使事情有了转机。加上刘鹗务实苦干，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这一番黄祸泛滥终于得到了扼制。光绪皇帝大喜，在年终大家都将过年之时，于12月28日的小年夜破例降旨封赏治河有功人员。甚至连治河无功先后被革职的人，皇帝高兴之下也让他们个个都复了官。吴大澂赏加头品顶戴，补授东河河道总督。刘鹗有功不受，把荣誉让给了他的哥哥。他自己则向吴大徵表示请归读书，于是格外受到器重。这是刘鹗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次的成功。

    全面展示的才华

    这是刘鹗的首战告捷。这当然依靠他的聪明、才识、务实和勤勉，这对他的才干是一次实际的考察。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政治改革，他们为中国的摆脱困境设计了各式蓝图。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多半只停留在纸上而少实行。戊戌维新的失败，虽然是当时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多少也与这种对社会缺乏理解，以及不切实际的空谈有点关系。但刘鹗有些不同，尽管从有关记载看，刘鹗的政治态度与维新派并无抵梧之处，但他不是只善于空想而是更倾向于实践的人。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使他在社会改造方面倾注了行动的热情。他不是哲学家，他的长处不是议论什么，而是做些什么。以治黄为起点，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他就这样做了一件又一件让这个长期封闭的国度的人感到瞠目结舌的事。虽然这些事如同在中国做的其他事一样，总是以失败或中途夭折而告终，但却展尽了这位怪才的全部智慧。

    在治黄成功的基础上，刘鹗继续实行他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测绘黄河图表，以及编辑《黄河历案大工表》和《皇朝东河图说》等。1889年任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撰写治河文论。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及《治河七说》。由于他在实际的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才干，所以虽然他没有经过科举获得资格，但几任上司都纷纷为他咨送和保荐。伹这些举荐似乎都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刘鹗则依然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专家。他依然游荡在官宦的门外，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刘鹗对于自己的处境，当然不是没有怀才不遇的感慨。1892年山东巡抚福润咨送刘鹗去北京办理各囯通商事务衙门考试，因不合例而没有成功。刘鹗在从北京返回的途中吟诗一首：

    魄落魂消酒一卮，冻躯围火得温迟。

    人如败叶浑无属，骨似劳薪不可支。

    红烛无火贫化泪，黄河传响己流澌。

    那堪岁岁荒城道，风雪千山梦醒时！

    这诗流露出他对仕途的失望情绪。但对刘鹗所具有的才识，当时的主管官吏还是有公允的评价的。1894年福润再次专片向皇帝保荐刘鹗。福润这样向皇帝介绍他的这位属僚：

    该员向习算学、河工、并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等事，著有《勾股天元萆》、《弧三角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前河臣吴大澂、前河南巡抚倪文蔚于郑工合龙后，测量直、东、豫三省黄河，绘图进呈御览，即委该员办理。其所著各书，考据尚属详明，有益于用。

    福润的专片中称刘鹗是通晓洋务的人，这是很允当的知人之论。刘鹗在上一个世纪末的中国，通过艰苦的自学而学得了新的知识，较之那时的旧文人，他对于外部世界所知甚多，既有国学的根底又有西学的渊源，是一个社会新旧转型期奇异的发展全面的人才，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精通当日科技发展、掌握一定技术的外向型人才。这个人有着惊人的才华，不仅在拥有新型的科技知识方面，如福润的奏片所描述的，而且在旧学方面也有惊人的造诣。除了传统的经、史、诗、文他在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在古陶器、古钱币和古印的收藏研究方面，在古董和碑帖的收藏研究方面，也在音乐如古琴谱和乐理的整理研究以及精通音律和具体的古琴演奏等方面。当然，更有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真是一位全面展示惊人才华的人。

    据此，有的国外学者在介绍刘鹗时给他加了一连串的头衔：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不论这些名号是否名实相符，试想，一个人短短的一生的作为能够与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其间的距离又这么大的专业联系在一起，除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巨人，恐怕是很少见的。这又一次印证了本书作者在其它一些篇章中作过的判断，即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一个不仅出现了许多怪人、而且也是出现了许多巨人的时代。

    在笔者读到的关于刘鹗生平的文字中，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系马幼垣教授在他与人合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辞典》中所写的《刘鹗》一章资料翔实，判断严谨准确，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文字，今用刘德平译文全录如下：

    刘鹗，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生于1857年，卒于1909年。江苏丹徒人。清代河南开归陈许道布政使衔刘成忠的小儿子。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所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的刘鹗，其本人生平与他的学识和名望一样令人不理解和常常引起人们争论。尽管刘鹗因为对当时政治制度失望，所以年轻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仍然受到了当时的重要官员吴大澂、张曜和福润的青睐和信任，曾在他们手下做事或任顾问。可是由于运气不佳，加上他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情和他在各种尝试的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断误解，使他担任一种职务甚至从事一种职业的时间都不长。大多数他所办的企业，尤其是那些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企业，均是短命的。并因此使他经常成为被诽谤受攻击之对象。日益积累的敌意和对他名誉的诽谤，最后导致他1908年被不合理地判决为流放新疆，并于次年在那里逝世。

    刘鹗最被人铭记的，是他二十回的小说《老残游记》。小说最初的十三回，1903至1904年连载于著名的期刊《绣像小说》，后在《天津日日新闻》报纸上连载完。这部

    小说和其他的白话小说一起，1922年经胡适（1891—1962）的大力推荐，一直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这样，该书不仅是晚清主要的小说，而且是为数不多的一直流行的作品之一。

    《老残游记》一书通过老残——一个受到官场很好接待的走方郎中的旅行，揭露了中国的弊病，叙述了表面是清官，其实是酷吏的厚颜无耻的罪恶。在小说的情节与故事展开中，刘鹗通过其无与伦比的生动流畅的文字，描绘了许多使人难以忘怀的情景，例如第二回中，对两个歌女演唱的极其出色的描写，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这本小说不是自传，但刘鹗在其中糅合了相当多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因此很清楚，老残就是刘鹗的替身。从小说的人物中，能找到刘鹗的许多朋友和敌人，例如，在最初儿回出现的庄宫保就代表了刘鹗的保护人张曜。两个在审判过程中弊病百出的典型人物玉贤和刚弼，则代表了两个满族官员毓贤和刚毅，他俩深深地卷入了1898—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刘鹗是非宗教的哲学流派一太谷学派的弟子。太谷学派发展地吸收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老残游记》第八至十一回的神秘深奥的遭遇，表面上看与叙述的主线没有联系，也很难懂，并且使小说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主题的部分，因此有的版本便把他删去了。其实以太谷学派的学说对这些章节进行分析，是了解刘鹗温和原则和为什么他对义和团和革命者持批评立场的关键。同时也就能理解中国50年代和60年代对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尖锐的有准备的批判了。

    一般为《老残游记·二集》的至少九回的续集，1907年连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前面六回叙述了老残新娶的妾，在跟随老残登泰山的路上，与两个有修养的尼姑谈论之后出家的与初集完全不同的故事。后三回写老残游地狱的故事。还有称为《老残游记外编》的残稿，其可靠性已得到验证。至于曾经流传的四十回本的后二十回，很早就已确认为是伪作了。

    除了小说，刘鹗对中国文字和商文化的研究，对后世也很有影响。他第一个认出了卜骨上的符号（甲骨文），他也是最早的甲骨收集者。他1903年印行的《铁云藏龟》是研究甲骨文的最早著作，这本书给后来的国家和私人收藏家确定了模式。

    刘鹗的著作，还有《治河五说》、《历代黄河变迁图考》、《铁云藏甸》、《铁云泥封》他还发表过有关数学的两本著作。此外，刘鹗也遗留下了各种手稿。1980年，由刘鹗孙子刘蕙孙注释的《铁云诗存》在济南《老残游记》主要场景所在地出版。

    屡遭挫折的奇才

    在郑州治黄之后，经开明官吏的多次力荐，朝廷终于在1895年给了他一个以知府用的名义，这更鼓舞了常怀奇思异想的刘鹗在另一个领域干些令人惊诧的事业。1895年，正当康有为在北京联合18省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的时候，刘鹗也有他个人的一份上书，内容是自请承办芦汉铁路。看似巧合的两种上书，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的两种思路，前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多数士人，重体制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后者如刘鹗这样倾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个人，重具体通过实业建设的途径以促进社会进步。两种思路的目光均是前瞻的，都代表了当日先进分子的前倾姿态。

    修建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之议，始自张之洞。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向光绪皇帝建议修建这条铁路，也得到皇帝的认可。但时间过了六年，仍然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而没有进展。1905年光绪皇帝重提此议，但商人多持观望态度而反应冷淡。刘鹗此时受到治黄成功的鼓舞慨然欲有所树立，便在联络了一些资本之后，向政府作了承办修筑芦汉铁路工程的申请。朝廷表面上应允了，但由于各种掣肘之事，加上舆论对刘鹗颇有怀疑，最终还是被搁置起来。这时官场内部电文频繁，大都是对他不利的议论：岂有一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款？闻俱是洋人所为，不特人股而已；刘鹗无银行作保，其为不正派洋人招揽洋股无疑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刘鹗在一番兴奋之后，还是以一无所成而告终。在汉口，理想幻灭之后的刘鹗，登上了古琴台，怀想起伯牙子期遗事，不禁抚然：

    琴台近在汉江边，独立苍茫意惘然。

    后世但闻传古迹，当时谁解重高贤？

    桐焦不废钧天响，人去空留漱石泉。

    此地识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

    挫折并不能使这个兴趣广泛而持久、既有试验新事物的热情又富冒险精神的人停住脚步。他一生几乎随时都在酝酿着新奇的想法，而且一旦有了想法随着便是行动。改造社会的热情始终伴随着新异的构想，紧接着就是把想法予以实行。他有滋味地生活着，看到了那一切的凝滞和痼弊，并力图以全身心的投人改变那一切。他激情奔涌，无畏地一迳向前走去。但依然是个不断在事实面前碰壁的人物，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更与他所生活的大环境有关。

    他从事活动的舞台和背景，是典章整饬的封建社会，虽说当时已是一个王朝的晚景，却是一切都已是完整地规格化而并不留下什么可变通的空隙，当然连同了人的思维。在这样的包括精神都凝固化的社会，不仅康有为、潭嗣同那样一些对现实怀疑的思考会遇到坚决的反弹，就是刘鹗这样只希望用建设性的添加以改变现实的建议或行动也会遭到惯性顽强的抵消。因此，在刘鹗的生活字典里除了行动的热情，还有的就是那一切试验的短暂性和最后的失败。

    他学过日语和法语，如前所述，也掌握了包括数学、机械等等西学。他谙熟洋务，是生活在封建社会而对资本和商务并不陌生的人。但社会纵容了成千上万墨守成规的庸常之辈，而独独不能容忍像刘鹗这样敏于新事物又有真学问的人。就这样，在上一个世纪末风潮涌动之中，既有万千举子忠心救国的上书言事，又有刘鹗这样以个人之力的不竭奔波。尽管二者的终局都是失败，但却留下了那一股变革现有秩序的激情，成为上一个世纪最动人的记忆。

    承建芦汉铁路的设想，因为说不清楚的原因而化为泡影之后，刘鹗几乎没有停歇便进人了另一个新目标的行动之中。兴修水利之后是修铁路，修建铁路之后则是开采矿山。这都是一些事关建国兴邦的大得吓人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又都和这位不出名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字有关，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感受到那时代的非凡的气势和魄力。尽管前面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但思想如野马的刘鹗还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

    公元1897年，山西为开采煤矿成立商务局。由于国内资金缺乏，决定向英国为开矿组建的投资机构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由于种种原因，刘鹗被选当投资公司与山西矿业的中间人。刘鹗之愿意投身此事，出于他一贯的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禀文中，力陈开矿的益处——

    工人所得之资不能无用也，又将耗于衣食。食者仰给于庖人，衣则仰给于缝工。庖人不能自艺蔬谷也，又转仰给于农圃；缝工不能自织布帛也，又转仰给于织人。如是辗转相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我国今日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者十万余人，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况有矿必有运矿之路，年丰仓可以出，岁饥谷可以入，隐相酌剂，利益农民者，更不知凡几。我国出口货值，每不敌进口货之多，病在运路不通。运路既通，土产之销场可旺，工艺之进步可速，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则改善了民众生活。上一个世纪末刘鹗关于开采晋煤的设想，很像是今日中国所实行的引进外资以联合开发的措施。要是这件举措发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大约不至于形成议论纷纷最后一事无成的结局，不幸的是，此事办早了一百年！

    刘鹗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指责和质问便纷至沓来。有说开矿会破坏风水的；有说开矿是出卖主权的；有说是交通洋人图饱私囊的……一位要员甚至在他给皇帝的奏章中直接指控刘鹗贪污卖国。流言可以杀人，皇帝终于据此断定刘鹗等人声名甚劣，均着撒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这样，刘鹗就莫名其妙被罢黜而回到了北京。

    智慧急匆匆演示

    1898年当刘鹗在应英商福公司山西煤矿之聘担任华人经理频繁奔走在太原和北京之间终无所成，反遭诸多毁议而以失败回到北京的时候，这座京城里维新和反维新的力量正在进行着最后的集结和较量。最后扑灭维新变革火焰的计划也在颐和园和故宫的森森殿阁中制定着。当然，比起八月流血事件来说，刘鹗的不可辩诬的委屈原也算不了什么。但若撇开事件的大小不论，单就改造社会变更国运的举措受阻而言，可以判断1898年作为一个失败年或灾难年，却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必然。

    在封建的太阳即将降落的19世纪最后几年，这个古老帝国的智慧和良知，都被社会沦亡的深重危机所激活。政治的和哲学的、自然科学的和文学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不仅是学者和士人、官吏和商贾，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度的潜能都得到了开掘和阐发。这个世纪末的夕阳，的确灿烂耀眼，有着令人震惊的美艳！但这是中国人为挽救这片古国的陆沉而贡献的血泪染成的惨烈，那罕有的辉煌却充盈着不可言说的悲壮。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的关头，太平时世用来享受欢乐的种种才智，都被聚敛集中于一个窄小的通道——那就是为社稷生民的救亡图存。这时节，别的不说，单是以往让人愉悦和欢乐的文学、诗歌和艺术，也都浸染着沉重的伤感。一种非常紧迫的动机要求非常迅速的效果，在这样的时候，以往容易被世俗的习性所遮蔽、掩盖或延缓的才气和聪颖，都迫不及待地得到发散。一切在这样急匆匆的时代里，都表现得近于极致。这其中有在政治风潮中沉浮的人物，也有在学术建树和艺术创造中呈现的奇才，有狂放的名士，也有浪漫的诗才。

    在这众多的才华演示中，此刻我们谈论的刘鹗，是别一类型。他的学问博而杂，兴趣广泛、奇思妙想多变而不持久。刘鹗不拘小节，生活颇为阔绰，由于他深谙经营，也有一定的家财。1898年开发晋煤计划的破产并不能使这位充满活力的人放弃他的追求。有记载说，这年3月至4月间，他有三次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活动气可见他的政治态度倾向于维新派，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行列之中。

    晋煤行动失败回到北京的当年，刘鹗几乎没有停歇，又参与了福公司在河南的矿事活动。次年即1899年，议筑芦汉铁路支线泽浦铁路；1900年在上海办五层楼商场。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虽面临挫折又有非常频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都与实业的建设有关。刘鹗的这样不间断的开创性的投人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人北京，皇室外逃。北京城中饥民遍地，无人过问。随后成立了救济善会筹划募捐赈济灾民。刘鹗闻讯，决意入京投入赈济的善举。他写信给救济善会陆树藩，表明自己参与其事的决心。他为此个人捐银五千两，又筹借七千两，共计一万二千万两作为救济北京的会资。信中说：

    人才为国之元气，京师为人才渊薮，救京师之士商，即所以保国家之元气。办法当以护送被困官商人口出京，为第一荽义，平粜为第二要义，其余尤其次矣。是否有当，尚祈裁察。以地而论，北京为最急；以事而论，北京为最难。如无人去，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可乎？所有随带翻译人等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不支善会分文。

    从这信可以看出，刘鹗这一行动，确系出于至诚，并不夹带私念。而且据有关材料说，他一旦下定决心即诉诸行动而毫不迟疑。这一年九月初九日，刘鹗改东洋装，束带到了天津。九月十二日即率同司事，工役二十余人赴京；其间，刘鹗还办了掩埋局和司药局，掩埋清理街上的尸骸并为伤病者治病。这些事都在刘鹗的率领和参与下紧张地进行，这些事当时及事后均有好评。

    但如同刘鹗毕生的行动都不畅顺一样，他审时度势出于实际需要的机智之举，往往因有背于常而遭到惰性和积习的攻讦。刘鹗在北京的赈灾行动，最终由于他用筹借银行贷款向洋人购粮济民再一次受到攻击。这件事在他坎坷的一生中有出人意想的奇兀，并非常人所能为。不能说刘鹗的举措无懈可击，他在复杂的情势下定有用人决策等等的处理未当的事情。但是不幸得很，刘鹗在洋兵遍地、人视为畏途的北京从事赈灾救难，得到的酬答却是以他闪耀着奇特光华的生命的消失为代价。这就是罗振玉在《刘铁云传》中说的：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超前才智的悲剧

    他的一生做的是别人想不到更做不到的事。才华、兴趣，加上财富，使他有可能在他人无法涉及的领域做出成绩。但在封建末世的中国，像他这样才识出众的人多半不配有好命运。因为在百年前引进外资，他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名称：汉奸；在战乱中的北京赈济灾民，他却被定罪为私售仓粟，终于流放致死。而无数贪婪的官吏和庸碌之辈，他们在国家沦亡和社会动荡面前无动无衷，而终于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享受着荣华富贵！

    刘鹗于1908年被朝廷宣布革职永不叙用。这年3月20日他在南京被捕，并立即兼程押赴新疆。8月下旬，他在甘肃巩昌府的秤钩驿作七律《宿戈驿》一首——

    万山重叠一孤村，地僻秋高易断魂。

    流水潺潺硷且苦，夕阳惨惨澹而昏。

    邮亭屋苦狼窥壁，山市人稀鬼叩门。

    到此几疑生意尽，放臣心事复何云。

    中国西北的八月下旬，秋气萧飒，万山叠嶂之下，一个荒凉的状如秤钩的小村，一位旷世奇人劳碌一生，此刻正悄然面对一盏孤灯，这是何等悲凉的情景！

    距此大约六十年前，有一个人在虎门放了一把火，一下子烧掉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因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大振了国威而获罪。他也走过这条荒凉的流放的长途，也许凑巧也住过这样的小如秤钩的小山村，同样面对过这样凄凉的塞上月！那是一个酷烈的时代，扼杀贤良而助长奸佞成了封建末世唯一可观的风景！

    就这样一路走去，愈走离家乡和京城愈远，而刘鹗的心却依然有着往事的牵萦。9月下旬到达凉州，这时的西北大戈壁滩上，已是霜雪遍地非常荒寒的景象了。离开凉州之前，他给四子刘大绅发了一封家书：

    大绅儿览：父九月十九日到凉州府，古之武威郡也。因委员家住在此，耽搁五日始行启程。途中，南望雪岭，直西不绝，以达昆仑，真壮观也！京中古玩，凡可卖者悉卖之，不必存也。惟倪元林小山水一幅，可留则留，卖之不可过贱，难得品也。九月二十二日父书。

    这是刘鹗留在世上的最后的墨迹。他信中描写的南望雪岭，直西不绝，当是连亘于河西走廊的祁连雪山。莽苍苍的一脉硕大无比的山峦，它的顶上闪着永恒的白光，那是经年不化的积雪。刘鹗在信中显然为河山的奇伟发出赞叹，但依然未能忘怀他以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那些古董文物。凡可卖者悉卖之，不必存也，真有一份往事已矣的悲凉；而关于倪云林小山水的吩咐，依然有世事不能尽忘的牵挂，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哀楚。

    他的生命只留下很短的一些时间了。他还想做很多事，例如在新疆他还想以医术为犯人治病，并着手撰写医书，计划写七卷。可是，这一切他都来不及做，只留下遗憾让后世的人咨嗟。到新疆的第二个年头，其实是第七个月，一世奇才刘鹤便在无边的寂寥和空漠中猝然去世。

    刘鹗一生有过辉煌，却始终是个人生的失意者。他有很大的抱负，也有相应的才干，但却屡遭挫折。在一百年前，他想过开矿山、修铁路、整治黄河，办过织布厂，经营过房地产，还计划在京津等地开办自来水、电车、电灯等实业，特别是在那时便有引进外资的想法和实践，更是常人所不可及。然而，这一切，却多半以失败告终而鲜有成者。

    人们不难想象，若是一百年前刘鹗的这一切想法都变成了现实，那自那以后的一百年的流血、痛苦、动乱、战争、斗争、批判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要是一百年前，以刘鹗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而把那铁路、自来水、电灯等等一切都办成了，自那往后的一百年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岂不成了多余！这是中国，这是中国漫长的、凝重的、充满惰性的时空。它的长处是窒息天才，特别是窒息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最敏感于新事物的天才。而当它做那些窒息的伟业时，往往用的是类似不合祖宗家法这样一些堂皇的口实。刘鹗的悲剧，乃是中国社会的悲剧，这悲剧对于他个人，是独特的，而对于中国社会，却是普泛的。

    就这样，一颗始终对世界抱有新鲜的幻想的心，在中国西部边陲停止了跳动。刘鹗之死发生在1909年，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个短命政权的第一年：宣统元年，一个三岁的儿童被匆匆忙忙地抱上了金銮殿。这一年，被剥夺了权力且被囚禁的皇帝和这个即将消失的王朝的实际操纵者——一位酷爱权力并握有权力的女人，仅仅相隔一日而先后去世。这一切的死亡事件似乎是无意的某种暗示，又好像是冥冥之中上苍的某种预言。

    对于失败的补偿

    如同本世纪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黄遵宪以他诗界的成功代替了他在政界的失败一样，刘鹗作为本世纪最早一位精通洋务的实业家，他出人意外地以一部小说的成功替代了他毕生致力又几乎一事无成的实业救国的梦想。当电灯和自来水，开矿和修铁路，织布厂和电车，精盐公司和五层楼商场，当这一切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智慧的非常实际的十分有用的构想都成了幻影的时候，他一生的追求，满腹的奇奇怪怪的学问和奇奇怪怪的念头，最后都以一部无用的小说宣告了他的成功。

    如今的人说起、想起刘鹗，都说是：他写过《老残游记》。只是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感兴趣的人，才去寻根刨底，去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所作所为。而后，才有了意外的发现并饶有趣味地补充说：这是一个奇人，他一生还做过许许多多和写小说不相干的事情！

    刘鹗的兴趣极广泛，前面已说过。他除了热心实业开发，做一些别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外，他还是一位涉及甲骨、货币、陶瓷、碑帖等多种领域的文物古董收藏家。由收藏而研究，有着非常卓越的研究成果。他学习过外文，学习过音乐，也有诗文、书法等实践。但他一生劳碌最终获得的盛名，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成就的，却是他很不经心、毫不在意写出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老残游记》。要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事和刘鹗的名字相联系，而联系最紧密的却是这一部《老残游记》。

    人的一生十分有趣，你拼力去做，甚至为它赔上性命，也未必成功。你从未想过，满不在乎，只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竟意外地大获成功。我们如今谈论的刘鹗的创作《老残游记》，便是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例。上天和这个奇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上天以它伟大的悲悯之心，见他以旷世英才四处碰壁而意外地给了他以身前的补偿和身后的殊荣。当然，说是殊荣也未免言过，这只是文学，这只是文学中那时还属于地位卑微的，一般人不屑为的小说。虽然古人曾说文章这玩意儿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文章毕竟不是火车、兵船，毕竟不是工厂，不会造出枪炮去抵抗侵略，挽救危亡。文章只是无用之物。以有用之人而最后去制造这无用之物，可见这时代是多么苛刻无情，这就是中国世纪末的悲剧。

    一个人在1898年被现实的硬壁碰了个鼻青脸肿。一个人以他平民的身份在治理黄河中小试锋芒而获得成功，在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以为大道如青天的时候，和1898这一个悲惨的年代窄路相遇了！试想，多少仁人志士，多少悲歌慷慨的英才，都没有顺利地通过这一年，刘鹗又怎能例外？

    现在这本《百年忧患》是以1898年为题的，在1898年有一个人在太原筹办晋矿而莫名其妙地被弹劾而遣送回乡，这人便是刘鹗。1898年是他一连串失败的开头，它的悲剧身世恰好印证了《百年忧患》的主题。既然涉及了这个人，就不能不涉及这个人的文学创作。所以，尽管《老残游记》的写作不在1898年，但在1898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却有着悲哀的经历。这样看来，如若写1898年而放走了与文学史、文学研究相关密切的《老残游记》这个话题是可惜了。

    笔者少年时代就读过《老残游记》。不是全书，而是片段；不是在天津的《日日新闻》或是《绣像小说》上，而是在小学课本。记得当年，在榕荫覆盖的课堂，伴随着窗外的潺潺溪流，笔者和当年的少年学友齐声朗读过刘鹗的如下一段文字：

    老残动身上车，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颇不寂寞。到了济南府，进得城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酒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来，吃点儿点心，便摇着串铃满街踅了一越，虚应一应故事。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浆。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也没有卄么意思，复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

    当年我能全部背诵下这段课文，而且明确地感到了那文字的魅力，尽管谈不上更多、更深的体会。自古到今，从人们笔下涌出的文字多矣，从雅到俗，单就小说一类，也是浩如烟海，为何单选《老残游记》？这当然体现了当年小学课文的选家非凡的眼力和气魄。直至今日，我们重读这段文字，它的清纯、干净、明洁而不繁冗、传神而不喧哗，依然感到极高的文字素养的陶醉。先不论刘鹗这小说的立意、结构等等，单就文字的工夫来看，的确堪为习文者的楷模。

    世上的事有时真是难以珠磨，刘鹗日思夜想的，是以他所拥有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去为他的故国祖邦做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可是他的这些想法却连连落空。而他写《老残游记》的初衷，却不是如今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那样是为了当作家。刘鹗的写作《老残游记》并因此为他赢得历史性的成就，却生发于一个偶然的动机：他的两位挚友沈虞希和狄楚青于戊戌政变之后同情维新派，从事革命活动。刘曾为沈赋诗《沈虞希以采芝所绘兰花嘱题》：

    依稀空谷见精神，翠带临风别有真；

    谁料弥天兵火里，素心花对素心人。

    虞铉落落听希声，似釆灵芝赠远行；

    一片幽情弹不出，冰绡飞出董双成。

    由衷地赞颂了在行动失败后的恶劣环境中的坚贞自持，由此可见他们友谊的深笃。沈后因在报端揭露慈禧的阴谋而被捕，惨死于严刑。与此案有关的狄梦青也遭追捕，他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到上海。刘鹗全力保护了他。狄梦青当时在《绣像小说》写稿为生，生活窘迫。但他为人生性耿介，不愿受人金钱。刘鹗遂作《老残游记》赠他，让他卖稿以济贫苦。这就是《老残游记》前二十回写作和发表的原委。

    《老残游记》第一回至第十四回始写于1903年6月。现存刘鹗己，有续写《老残游记》的零星记载，其中比较集中的有：己已九月二十九日晚撰《老残游记》一纸；十月初三归寓，撰《老残游记》卷十一告成；十月初四归寓，撰《老残游记》卷十五；十月初五撰《老残游记》卷十六；十月十九日撰《老残游记》二纸等等。可见这一段时间写作较紧密，有对1903年的初稿等的修改，也有新写，大抵都是利用正常活动的空隙。

    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在清末民初，小说的涌起多半是由于译作外国小说的带动，由翻译而进入创作。在《老残游记》之前，已有多种新型的小说创作问世。因此刘鹗并不是中国新小说的创始者。在《老残游记》之前，1899年最先出现的是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式小说。再过一年即1900年，才有创作小说《中东大战演义》（洪兴全）和《泪珠缘》（陈蝶仙）的写成和刊出。隔一年，即1902年，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罗普作《东欧女豪杰》。1903年小说转多，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活地狱》，狄梦青的《邻女语》，吴研人的《痛史》，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均出现在这一年。随后，1904年有李伯元的《中国现在记》，1905年有曾朴的《孽海花》。直至1906年，《老残游记》始问世，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恨海》（吴趼人）、《文明小史》（李伯元）等。

    清末民初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有诸多的原因。据阿英分析：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印刷术的发达和报纸的发行，在技术和传媒手段上给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前提。而从林舒开始的对于西方小说的译介，则给国人以小说内涵的更新的唤醒，并在叙述方式方面也有明显的启蒙作用。内涵上人性的张扬及人道主义和民主意识，西方的博爱观念等对于传统的中国小说是一种重大的扩展与填充。这种启发陡然地增广了小说的空间。另外，西方小说叙述中的行情性，和对于景物和细节描写的重视，都给予中国作者以重大的启发。毫无疑问，如同西方诗歌成为中国新诗最初形态的模式那样，中国的新式小说，也深深地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内涵到形式对于旧小说的重大冲击。

    但晚清小说的兴起，其决定性的触因，却是根系于中届社会自身。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是促使小说这一文体从以往的消遣性（主要是民间的说书，或后来演进为书面的通俗说部）推到了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教化，而且直接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的很高的地位上来。这就是阿英分析小说繁荣原因中的第三点内容。上一个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朝的统治者已完全地暴露出它的难以挽回的颓势：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国库虚空，而国际局势则是列强压境，从甲午战后直至义和团兵起，更是面临着覆灭的险境。这种处境激起了全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震动。于是救亡之议蜂起，其中包括通过文学的方式。

    实用的小说观

    我们从晚清小说的理论先于创作的现实，可以了解到当日小说的兴起是由于需要。最早出现的强调小说重要性的理论文字，是严复和夏曾佑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刊于《国闻报》上。这篇长文以充分的正面论述，肯定小说在传导民情史实方面的作用。它有句名言叫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它的结论是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用现代的话来看，其道理就在于小说是艺术作品，它的虚构性和形象性，对于传播和影响比正式的学术性著作要大。所以，文章说——

    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政、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

    小说由此登上了新闻报纸。报纸之所以广为采辑，附纸分送这样的文字，正是由于一种崭新的观念所支配——它注意到了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它易于为民众接受并得到流传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样一句话：在于使民开化。

    当日变法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在他考虑变法的总体设想中，文艺和小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年，即1897年，他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说到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这位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注意到了通俗浅近的小说对于教化民众的作用，特别是注意到了小说和文艺一类作品所具有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这是晚清新派人物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考的新进展。在他们改造社会的方案中，在他们急切寻找的挽救危亡的办法中，小说的重新被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他们在发现小说的时候，是注意到了我们此刻述及的小说作为文学的某些特性的。但是，无可讳言，他们非常重视的是利用和通过这种特征达到他们认为的更重要的目的。

    其实，在这批新派人物（只是相对而言）的心目中，小说决不会比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更重要。他们的教养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只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借以到达他们确定的富国强民的理想目标。但就是凭借这种想法，加上新的传媒手段的有力支持，晚清的小说便达到了极其繁盛的程度。

    到了本书讨论的1898年，依然未曾出现创作的新小说。这一年，梁启超在此年创刊的《清议报》第一册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这在晚清小说史上是同样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指出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是中国先前所没有的。文章抨击了中国旧小说的弊端：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益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梁启超在政变失败流亡国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在创刊的《清议报》第一册上，就发表了提倡、推荐、译印政治小说的文章，不用说，这种小说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了。但也很明显，梁启超的着眼点和康有为的小说观是完全一致的。他指出：

    在昔，政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日：小说为国民之魂。

    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釆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从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到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译印小说附于报末，都意在引进外国新式小说，借助报纸的传播，深人各界民众，唤醒他们的觉悟，以期达到社会改革上的、亦即梁启超所说政治的目的。这种小说观念的形成，以及通过小说以达到社会效果的想法，成熟于1898年。基于这样的事实，再来看看陈平原的说法，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

    20世纪初年，一场号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虽然直到1902年才由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但戊戍前后文学界对西洋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以及别具特色的新小说的呼唤，都是小说界革命的前奏。因此，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也就是说，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

    不论是新小说的呼唤，还是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这些文学方面的题目，都紧紧地联结着变法维新的设计。可以说，早在一百年前，中国维新派改革家们，早已把文艺这个部门，作为一个零部件放置在关于改造社会的总体设计中了。这种思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上一个世纪末，用这样的思路来考虑中国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作如是想，那反倒是令人惊诧的。

    在这样的理论提倡下，1898年的灾难刚刚过去，到了1899年，就出现了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其它儿部翻译小说。关于林纾的译事，本书在别处另有论述。这里不妨着重强调一下，即以一位受到旧学极深影响的旧式文人，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通过他人的帮助，从事西洋文学名著的翻译，而且为数多达百余部，从事这样的工作，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日中国知识界急迫的使命感，积极顽强的工作精神和不折的毅力。在外国小说翻译的带动下，次年，即1900年，就出现了国人创作的新小说。

    但当时的小说创作受理论的提倡影响极大。理论着眼点是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新小说对于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阿英说的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划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有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

    鲁迅根据当日小说创作的理论指导、创作动机和实践的效果，作了迄今为止仍有强大概括力的判断，这就是谴责小说概念的提出：

    光绪庚子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阍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因思想而忽视艺术

    当时的小说迅速地从娱乐消遣中拔足而出，因感时忧世而深深地向现实的官场腐朽和社会黑暗打入批判的楔子。谴责小说于是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忧患的深广和急切的功利意图，使这类小说往往因专注于对事物的描写、批判、讽刺，而疏远了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疏于结构和布局，对细节的描写和神态的刻划不够精心。用现在的话说，往往因为内容而忘记形式，为了思想而忽视技巧。所以，不能说晚清小说创作高潮中不曾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伹因为注重实用而轻忽了艺术的精湛则是相当普遍的倾向。正如鲁迅说的：虽命意在于匡时，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夏晓虹在她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说——

    小说的革新关系到社会政治革新的成败，小说的重要性由此显现出来。这一论断也成为一时公论，在其后出现的小说论文中不断被重复。甚至当时比较注重艺术性的小说林同人，在出版广告中仍需声明：本社刊行各种小说，以稗官野史之记载，寓诱智革俗之深心。（《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的《读新小说法》，更提出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读新小说者必须具备格致学、警察学、生理学、音律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种知识。

    她据此最后推断说：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得政治小说以外的小说样式也努力向其靠拢，力求有所寄托。小说界革命论者对小说尤其是对政治小说的推崇，也因功利主义地利用文学，使理论与创作潜伏着危机。作品失去艺术性而减弱感染力，结果会离本来的目标更远。政治小说的时过境迁，很快丧失了吸引力，原因在此。这都是非常切实的见解。

    这样的缺陷在早期的新小说中表现很突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作于1902年，是他把自己的小说理论化为创作的实践。其间自然就留下了许多理念化的痕迹。梁启超创作这篇小说充满自信，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稗助，夙夜志此不衰（绪言一：）。但写作的结果则是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绪言四）。由于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因此阿英对此评论说，故实际上，《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一部对话体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书而已。至于阿英认为此书最精采的部分的政治辩论，如第三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全文约二万言，涉及辩论的内容竟至一万六千余言，恐怕并非优点。

    《老残游记》的超前性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刘鹗的《老残游记》，它与梁启超写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几乎同时，但却有极大的差别。应当说梁著只是把小说作为运载和传导言论的工具；而刘著则是艺术。它有思想，却非赤裸地显示，而是经过艺术。这种差别，看似简单，其实有天地之隔。正是这种差别使梁著受到遗忘，而刘著却得以留存。

    读《老残游记》，它的章回体让人感到了浓重的旧小说的形式感，但展读一过，弥漫心间的却是一种新小说的氛围。它的展开不是以往那种的陈套，而是个人漫游式的即目所见的讲述。这种讲述的特点，是写景和抒情的浑成一体。在旧小说类似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或是一路上风光异常，不必细表的地方，它却有极细微而精彩的图画般的映现。例如，写初冻的黄河，那一派跃动凜冽的景象非常具体动人——

    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个弯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往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得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得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

    这描写，把黄河淌凌的生动画面定格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依然获得那非凡气势的动感。重要的还不是这种描写的生动性，而是作者从事这种描写时，那种充分审美的心态。这时，当日那种小说能够新民、或通过小说改造社会等等的考虑，都被搁置起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便是眼前这种雄健的冰凌的挤压和奔涌，让人陶醉的美感，而把此外的一切都淡忘了。这是与旧小说匆忙说事交待情节的做法完全不同的。它重视那种实际的观察，并把观察的成果用现代的语言记述下来。这种写法体现了新小说艺术试验的成功。刘鹗显然也十分欣赏自己的这些文字，他在自评中说：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描写的具体性而不是普泛化，正是新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中写实主义的重要品质。由此看来，刘鹗的创作倾向已反映了新文学的某种萌芽。

    以上一段文字是黄河白日奔动之美，再看下引这一段，则是在夜晚静谧的体察：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

    文学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尽管中国文学尤其是上一个世纪末那种国势频危时期的文学被一种危急所召唤，文学受命于拯救苦难而染上了沉重的时代忧患。即就《老残游记》而言，它也无疑肩负了严肃的使命。但作为一种审美的精神劳作，当作家进人其中，他也会在他所面对的一切中忘情。此刻刘鹗所看到的月光下的云和山，他对于近处的山和远处的山的白色的分辨等等，一切似乎都远离了主题。然而，正是这样的远离，才是更加接近了审美的创造。

    《老残游记》有许多被称道的文字，如第十三回写翠环，想到自己身世及眼前处境，笑而又哭，哭而又笑的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又如王小玉唱书的层层递进，营造特殊气氛的描写，不特见出作者的文字功夫，也体现出他的音乐素养。像这方面还有柏树谷中弹箜篌的描写，也都是日常经验的积累和表述。书中对于清末官场腐朽的揭露，以及黄河水流形势的描写，乃至诗和书法的描写等等，很多都来自作者的自身体验。如第十四回自评有如下一段文字：废济阳以下民檢，是光绪己丑年事，其时，作者正奉檄测量山东省黄河，目睹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几。山东村居，房皆平顶，水来民皆升屋而处。一日，作者船泊小街子，见屋顶上人约八、九十口，购馒头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风雨，仅十余人矣！不禁痛哭。作者告余云：生平有三大心事，山东废民埝，是其伤心之一也。其实作者与评者同是一个人，此处有意托为两个人。刘鹗平生治过黄河，这是他的生活经历的形象体现，说到伤心一事，则是作家创作时感情的投人。这些，都证明《老残游记》的创作，的确显示了新文学创作的先兆。

    最重要一点，还是此书创作与旧章回小说的散漫拼接已有明显的超越。第一回写蓬莱梦境，海中漂流的大船，为全书起始，寓意甚明，正是一种笼罩全书的立意的暗示，由此证明，它流露出新创作的注重整体结构的意向。这是《老残游记》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特点在作者第十五回的自评中亦可看出：疏密相间，大小杂出，此定法也。历史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夹序数小事，点缀其间，以歇目力，而纾文气。此卷书贾、魏事一大案，热闹极矣，中间应插序一冷淡事，方合成法。乃忽然火起，热上加热，闹中添闹，文笔真有不可思议功德。刘鹗的创作能够一下子超越当日遗责小说髙潮中的某些理念化和急于说事的局限，注意实现文学的审美特征，注意描写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这正是他过人的聪明之处。而且作者在从事这些描写时，用的是简洁生动、有很强个人特点的语言，它有鲜明的语言个性。这部小说已经初步体现出对中国古典/1、说的模式不自觉的超越。更进一步看就是在这部小说中，不是一种拼凑式的排列，而是注重结构的完整，布局的适当，有整体感，韵律感，疏密相间，缓急有致。这些方面都表明，《老残游记》在当时的创作潮流中，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超前性。

    刘鹗写作《老残游记》的时代，仍处于当日维新派推动和倡导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的潮流之中。文学的改良性试验推进的结果，尽管出现了不少新的迹象，但不彻底的主张和急于求成的实践，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局面，总的成绩并不突出，几乎所有的试验，都像是一锅夹生饭。《老残游记》的出现，在这个总潮流中是一种特异现象。尽管它的出现与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学革命还隔着一段不长也不短的路程，却是从中透出了新文学革命某种细弱的迹象，此即所谓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单是第六回万家流血顶染鲜红，一席谈心辩生狐白中写老残感慨酷吏暴行在壁间题诗之后——为写雪中雀鸟的饥寒而担优，由雀鸟而想到在酷政统治下百姓的命运比那些鸟类更加不如——

    想到这里，不觉落下泪来。又见那老鸦有一阵刮刮的叫了几声，仿佛他不是号寒啼饥，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来骄这曹州府百姓似的。

    单看却是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这几个宇，不觉让人耳目一新，竟是看到了新文学革命之后那些现代文学作家们的创作似的。这些超凡脱俗的文字不分明有着随后出现的鲁迅那样的笔墨趣味了吗？读这文字不知怎的会让人联想到鲁迅《药》的结尾——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也许这两段文字毫不相干，这联想毕竟有点奇特。然而，还是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刘鹗的《老残游记》也许的确让人联想到1919年以后展开的新文学运动。就是说，刘鹗不经意之间做出的这部小说，也在不经意之间对于以往的章回小说提供了有异于人的象征的素质。尽管刘鹗未必想到，更不会有这样的预见性和明确的用心，但是，一部小说的确预告了中国划时代的新文学的诞生。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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