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秩序的怀疑变革现状的孕育

    19世纪的太阳已经昏黄，新世纪的曙光即将升起，这是中国新诗革命的前夜。古典诗歌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诗歌受到时代的启发，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但未来的诗将是怎样的形态，那时的人们尚难想象。中国的历史这么悠久，中国的文化又这么深厚，中国的改变，即使是诗歌的改变也要经过无穷的磨难。

    但我们有可能觉察到那种悄悄的激动。一个封闭的帝国终于受到外界的逼迫站在了世界面前。它因列强的肆虐而蒙受羞耻，它在与世界的比较中痛感落伍，有一种变革的冲动在政治、经济也在文化领域鼓涌着。就诗歌而言，那些旧营垒的人们已经对固有秩序产生怀疑。1839年，作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的觉醒者，龚自珍创作了组诗《己亥杂诗》，其中一首最为脍炙人口的诗篇便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对万马齐喑现状的不满。他呼吁那改变现状的风雷，唯有振聋发聩的雷电，才能带给这沉寂的大地以生气。为此，他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希望有新人来承当这新的使命，当然，这未必专指诗人而言。龚自珍还未曾怀疑他所用的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他是在旧的框架之内进行他的呼吁的。他死于1841年，翌年鸦片战争爆发，他还未曾经历过1840年以后的中国人漫长的痛苦。

    但从那时开始，沉闷的中国古典诗歌领地的确暗暗开始了兴奋的騷动。诗人们开始不自觉地对旧的规则作小心谨慎的质疑。这种不事声张的质疑，已经散落在一些篇章的缝隙之中。

    金和的《饲蚕词》，阿娘辛苦养蚕天，娇女陪娘睛不眠。含笑许缝新袜裤，待娘五月卖丝线，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清新活泼，尽扫古典酸气。黄燮清的《长水竹枝词》，杏花村前浪水斜，杏花村后是侬家。夕阳走马村前后，料是郎来看杏花，此诗从诗风和语言看，已经透露出现代的气息，尽管仍然保持旧诗的格局。至于蒋智由的《卢騷》，世人皆日杂，法国一卢騷。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流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更是为旧体诗带进了当世最新的潮音。

    龚自珍死后七年即1848年，一位也是旧诗营垒中的诗人诞生。他似乎是为了接过龚自珍的思想接力棒而诞生的，这就是黄遵宪。这是一位跨世纪的诗人，他从19世纪中叶跨进了20世纪的门橄。他既是诗人，又长期担任外交官，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使他有可能在原有的诗歌框架之中进行一些新的思考。他在《人境庐诗草咱序》中阐述了他最主要的诗歌观念：

    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日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日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日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日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釆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避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

    从黄遵宪这番自白中，我们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旧秩序已有他的怀疑者。首先他是一位具有自立思想的诗人，他不肯苟同于古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他追求的是去古人之糟粕的创新。他要摆脱前人的束缚，他追求的是不失乎为我之诗。这种诗人的自觉是清代以来无数人奋斗换来的新觉醒。从这里开始，可以说尊唐、宗宋云云都成了陈词滥调。黄遵宪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纪，从诗境、取材、述事，他都对未来的诗歌进行了新的思考。不名一格，不专一体，他提出了一种不偏狭的诗观。对当时而言，可谓眼界大为拓宽。更重要的是，在取材和述事方面，他已有了不同于旧诗人的宽广的视野，他认为包括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都可以而且应该人诗。

    黄遵宪不是诗歌革命的先导。他的总体设想都在古典诗歌的框架之内，他是一位维新者。这样一个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诗人，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是独特的和重大的。他首先必须怀疑和不满。他有异于前人之处，就是作为一个怀疑者而存在，因此他是先驱。他深知自己的局限，在《与丘菽园书》中他说：弟之以著述自娱，亦无聊之极。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这番话体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胸怀，我们已经发现非常新鲜的思想流淌在他的笔墨中。在一个中国诗人的眼里，出现了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以及陌生的新鲜的世界，这是破夭荒的，这种新质无疑对未来的开启具有重大的意义。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人，面对着一个新奇的世界，而反顾自身，古国暗夜沉沉。但毕竟从世界的那一方，发现了点点星火。还是这个黄遵宪，他的别创诗界的思想是从怀疑开始的，他不得不对那些陈腐的世界发出抨击，他的《杂感》这样写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宇所无，不敢人诗篇。古人弃糟柏，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这是对沿袭祖法的守旧者的激烈批评。就在这首《杂感》中，黄遵宪的名句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出现了。这两句诗所体现的思想，在古典诗歌暗夜中无疑是启明的星光。寥寥数字的启示意义重大而深远，它就是起于青萍之末的那一丝微颤，随后出现的可能就是震天撼地的风暴。

    因为这诗句触动了古典诗歌的最深刻的弊端。古典诗的致命之点是远离现实人生和他们的语言实际，每一首古典诗都是与世隔绝的传统意境的重复和大体相同的营造。这些意境不是从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提炼，而是以陈陈相因的形式从众多旧有的意韵中重新拼组而成，它与现实的存在和处境几无干系。因此，把诗从定型的和僵死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第一步便是我手写吾口一用自己的手写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这是随后兴起的改良的诗界革命的一个号召，也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纲领。后来的划时代的新诗革命，它的第一步即白话体新诗的创立，就可以追溯到黄遵宪的这句话。因为五四那一代人确信，运载工具的革命最初是从诗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口语的联系中受到启发的。

    二、诗界革命：诗歌的维新运动

    古老帝国在19世纪中叶列强炮舰的轰鸣中惊醒。1894年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亡国之祸只在旦夕。于是有了先进之士救国救民的要求和行动，这具体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向西方寻求疗救中国的药方的改良主义运动。运动由政治层面而深人发展到文化层面。这时兴起的诗界革命便是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派生物。事实上文学领域中诗界革命的提出甚至比戊戌变法还早一二年。戊戌变法的那一批领袖人物显然是把诗界革命当作政治启蒙的一个手段，有着明显的功利思想。康有为髙度称赞黄遵宪的人品及诗品，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说黄遵宪的仕途受挫后致力于诗是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也是把他的诗歌创作和救亡思想衔接起来。黄遵宪对于古典诗歌的质疑和有局限的反叛，一开始就与政治上的改良运动有着客观的联系。

    改良运动的一般人对于诗的重视，是由于觉察到进步的诗歌有着左右世界之力，他们的新派诗的训练乃至诗界革命的提倡，最初的动机是希望诗能够承担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的重任。传统的约束和对改良主义的服膺，使他们不可能超越现有的诗歌形式而试图突破，于是诗界革命的革命实践，最多和最明显的功绩便是把新词汇和新概念引人古典诗的规格之中。这样一来，那些诘屈聱牙的诗句，便成为这个革命的明显的表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论》中对此有过批评：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州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梁启超认为若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才有革命之实，但即使是纲伦惨以喀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或是寰海惟倾毕士马这样别别扭扭的试验，对于千百年凝固的古典诗，也是一种騷动式的冲击。

    黄遵宪的贡献不同于此，他的确为原有格局的诗带来了新气息。他使用的还是文言，但已有新鲜的题材和境界，给沉闷的古典诗歌以变革的激动。所作《今别离》四首，分别描写产业革命兴起的轮船、火车、照相以及科学知识等，终于把古典诗推到了新世界的前面而与梁启超所批评的生硬搬用新词的现象截然不同。他的《今别离》其一咏轮船火车：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上犹自由。今日车与舟，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香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从这首诗看，不仅是题材的更新，引进了新时代科技发明所带来的新的机械和场景，它对中国诗贡献最大的是现代人心理感受的引入。古代那种永恒的田园诗的境界消失了，诗中充溢现代人对于速度和节奏的惊奇感。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这诗句与过去诗中那种缓慢而悠长的离愁，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还是旧日的诗体、诗形，但内质已起了变化。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现代人的心理和情趣，而不是古典的。这就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论》中倡导的那一种革其精神的试验。因为它在数千年使用的那只瓶子里，已经装进了一个速度和机械的酒，是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实践。因此，一种更为广泛深刻的变革就变得不是那么遥远了。

    诗界革命初期，夏曾佑、谭嗣同等以新名词人诗，其试验并不成功。黄遵宪与此不同，他从改革内容人手，进而对改革形式提出主张。他身体力行，作品甚多。有些作品已经透露出新语言的萌芽。他的诗在当时拥有很多读者，人称诗世界之哥伦布。在旧诗将亡、新诗将出未出之时，这位诗人能够给旧格式以生命力，使它能够容纳新内容、新思想、新品质，是过渡时期的一种填补，同时，也开启了诗歌变革的先声。

    从龚自珍到黄遵宪，第一代诗人所展现的道路，是一条弃旧觅新的道路。中国传统诗艺根基顽固，诗界的积习也深。在这所尽管是已处于末世颓败的大度里，想要掀动它的一片屋瓦，也会引发连绵不断的激动，更何况意在动摇这座大厦根基的变革？

    与以改良旧体容纳新内容为宗旨的新派诗试验的同时，中国诗坛上的维护传统力量也在集结。以陈三立、陈衍为代表的同光体是清代宋诗运动的延续。其它还有名目不同的拟古诗派，以及词方面的常州派等。它们是强大传统力量的汇流，是变革时代新旧力量较量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同光体的出现是为了保古，想挽回宋诗运动的颓势。陈三立代表生涩奥衍一路诗风，主张避俗避熟、力求生涩。他们的诗内容空泛，但又热衷于追求晦涩。还有一个陈衍，专事模仿宋诗，也写阴奥聱牙的诗篇。他们不讳言自己爱艰深，薄平易的追求，生硬用典，堆砲词汇，那些作品令人生畏。还有王阖运，是一名著名的拟古家，他专事模拟汉魏六朝的诗文。也有一些诗人则模仿中晚唐诗风，跟随者也大有人在。常州诗派的活动也极一时之盛，他们的词也如那些古董诗派一样，并没能跳出旧有的窠臼。近代中国诗坛上的这种集结，说明了整个中国古典诗力量的顽健，尽管他们不断重复的弱点已经显示出无可挽回的衰落，但这种集结也仍然形成巨大的压力。

    这些产生在晚清的诗歌现象乃是一种必然。中国诗歌已到了非要进行变革不可的境地。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政治改良的要求而兴起的艺术改良的浪潮，足以使那些旧力量畏惧。但是不论是新派诗，还是诗界革命，除了引进一些新内容和改造一些旧境界以外，它们的确没有带来更大的震动。这些试验不能摇撼旧诗的根基的事实是极明显的。这样，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本来就不曾形成力量的诗界革命也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三、南社的进步争取中国诗歌的期待

    清王朝消失的前夜，新的共和政体建立的前夜，中国诗界南社的活动是值得纪念的大事。南社是一个进步的文学社团，它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出现的，成立于辛亥革命前二年，其成员著名者如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柳亚子是其中创作最为丰富的诗人。他的创作时间跨度最大，直至当代，和毛泽东有过唱酬。

    在清末民初，柳亚子和他的朋友们在南社的聚会，是被社会和诗歌的进步召唤而来的。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余与同仁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海内贤达，不非吾说，相与激清扬浊，赏奇析疑，其事颇乐。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揭露当时复古诗潮甚炽的背景：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

    最能体现柳亚子的进步文思的是他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的一番话，这的确是传达了本世纪最初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声音：张目四顾，山河如死：匪种之盘踞如故，国民之堕落如故；公德不修，团体无望；实力未充，空言何补；偌大中原，无好消息；牢落文人，中年万恨。于是他选择文学、诗歌和戏剧，以为唤起民众的利器。当他发现了现代戏剧的实际功用时，心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明铛，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美洲三色之旗，其飘飘出现

    于梨园革命军乎？

    南社的诗歌贡献只限于进步理想的传达和诗风部分地走向畅快明达，他们反对墨守陈规和循着前人的脚印走，但他们在促进中国诗歌现代化方面并没有做出独特的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说都能写一手好诗，但这种诗也只是在旧有的制度之下的一些能够描写自己真性情的创造。从整体上说，南社并没有在促进古典诗歌的进一步衰落和在寻找解脱中国诗歌发展的困境方面有更多的推动。

    但南社所召唤的社会和艺术的精神，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强音。公元1904年，柳亚子有一首名作《咏万福华义士》：君权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黯不豪。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这四句诗，前两句传达失望情绪，后两句则是在寥落无边大地上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是如此的让人激奋，这好像千万人的等待，等待着那一声呐喊，那一个勇敢的行动。这就是南社诗歌所代表的最基本的艺术精神。作为一种争取和企望，他们望着那黑沉沉的天边，等待着那一点微茫的星火。康有为、梁启超一批维新主义者都和清末民初这些优秀的诗人保持了精神上的和谐。诗人和社会进步的争取者在暮气沉沉的世纪末都怀有一种青春振作的希望，他们有一种少年中国精神。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是这一精神的宣言书，这是20世纪第一个黎明的第一声呐喊：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果其老大也乎？梁启超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大约快到一百年后我们重温这说在20世纪第一天的话，有一种既亲切又惊恐的感受。一百年将要过去，而一百年又仿佛没有动。那种对于老年心态的批判以及对于少年心态的礼赞，都仿佛是为今日而作。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就开始了抗议和等待。他们在世纪的暮色之中寻求那一线光明，用一颗少年心，也用一颗诗心。但显然困难重重，就在南社诗友在南方集结，开始他们诗的交流和聚会之时，在北方，最保守的一批诗人也在集结。这些人普遍有一种失落感。他们想凭那已死的王朝但只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中国的诗人显然在期待着什么，他们在期待那一声劈破层云的新雷。张维屏的一首题为《新雷》的诗也许最能够表达这种期待：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此诗作于道光四年，即1824年，是清王朝开始衰落的时代。现在已是19世纪的末叶，应该是寒尽春生的时节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雷声已在浓云深处滚动，中国的诗歌革命也在那时代的雷声中孕育。此后虽然尚有千辛万苦，但已迈出旧世纪门榄的中国诗歌，也就永远不会再迈回来。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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