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

    ——乔治桑塔亚那

    引言

    潮流对于岩石的冲撞，乃是持续不断的无情。中国新诗当前承受的新潮的袭击，简直令包括创作者、欣赏者、批评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疲惫不堪。一个衡定的秩序被破坏了，另一个新秩序尚未建立，接着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粗暴的侵人。后新诗潮最令人震惊的后果，是新诗突然变得不美丽，甚至变得很不美丽了。这情景令人怅惘，并连连发出质问：它到底还要走多远？

    的确，那些给我们以温馨和慰藉并产生眷恋的美丽正在迷失。究竟是由它去呢，还是回往来路追寻？在这个艺术巨变的时代，每日每时都提供机会折磨我们。我们显然需要以新的生存观念作为依据的思维方式，我们方能得解脱。我们必须确认如下的秩序是正常的：我们的每一个进步，必须以那些曾带给我们以满足的东西的消失为代价。而且事实也不是如有些人担心的那么可怕，迷失不会造成虚空。我们有的是积存，我们是太富有了，我们也许缺乏的正是迷失。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积累，不知道哪一天会感到匮乏！

    我们的长处是明显的，我们会把原先格格不人的新物改造成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样子，而后再把它变成古董加以收藏。我们不仅酷爱古董，而且酷爱制造古董。这个古老而深厚的民族，需要的是颠倒与失衡的强刺激。如今出现的欹斜，破缺、断裂和鄙俗，以及梦呓的模糊不清，对于完整匀称和无尽甜美的有意刺激和完全的惊世骇俗，目的是给它一个震惊的失望。这使传统诗学不得不认真审视一番这个丑物，而后驱赶欣赏的惯性而痛苦地承认一个陌生的事实。

    事实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强迫性行为。日益生长的艺术反抗情绪和日益坚定的自以为是的主张，使第三代诗人进行着我行我素的艺术实践。但他们的艺术行动并没有受到重视。整个诗界的冷淡与他们的仓！[作狂热、公开出版物的萧条与地下活动的繁荣，构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特殊画面。不被认识和承认的事实产生痛苦。处于此种尴尬的境遇，只能采取愤激的态度抗争。要是说当初以朦胧诗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传统诗的抗争，主要是出于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厌倦，那么，以后由新诗潮的怪异方式表达的，都是对于传统内容的厌倦。诗宁愿捐弃传统的美丽和典雅的内涵，而从艺术圣殿走出；宁弃神圣而与那些粗野的现代艺术认同。这一趋向是与一代人对于现实存在的疑虑以及艺术惰性的反抗心理相维系的。

    后新诗潮作为新诗潮的延伸和拓展，除了对于前期发展的某些重要因素的疏远与分离之外，它还以本身的矛盾复合乃至对立的艺术现象让人迷惘。在后新诗潮的艺术构架中，艺术的走向的变幻莫测，造成了接受者的严重阻隔乃至逆反的抗拒。艺术的非艺术化加上广泛使用不曾加工的口语，使一部份原先准备接受高深晦涩的欣赏者陷入新的疑阵，在一部份诗人那里，诗不仅深奧而且玄妙，在另一部份诗人那里，甚至最普遍的意象化也被认为是贵族风尚而加以抛掷。

    当今诗学最为令人不解的现象是它的不可捉摸的秩序的混乱：一方面，许多有志之士在着力倡导诗的崇高与美，另一方面，一批诗的新生代却确定以非崇高倾向作为追逐的目标；一方面由于纠正毁灭文化的恶行而对文化产生广泛兴趣（这种兴趣改造了诗的素质并形成博学、宏大的夸饰追求，加上全民反思导致文化寻根潮流的兴起），文化氛围的浓重形成诗的贵族倾向，一方面由于人对自身存在的醒悟与怀疑，正在产生对于文化的嫌弃；一方面，人们在惊呼诗对于现实生活的漠不关心的远离，一方面，诗人却对此种惊呼表示冷淡，他们潜入内心的隐秘，对生命的神秘产生兴趣；一方面诗歌在追求语言的高雅乃至深奥，一方面却有意地使诗的语言俚俗化……

    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极端的背逆。而这正是禁锢诗歌的艺术教条放弃之后所产生的新秩序。混乱的秩序宣告了平常艺术生态的恢复。诗可以美丽，但美丽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丑陋大范围地存在，在现实世界也在心灵世界，自由的诗歌没有理由将它放逐。当前诗歌审美变异的某些随意性是明显的，诸多流派竟起中也杂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宣言大于实践的倾向，但诗歌毕竟能够先锋地出现这种无拘束的、并不在乎舆论评价的局面它传达的是一种自由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意识。这种荒诞怪异所带来的神经刺激，也许就是一种刻意的追求。我们不能为其中的每一个流派预卜未来，历史的严酷性肯定将落在它们身上。有些流派的出现也许就意味着消失。但无妨，这种存在的本身便体现一种价值。

    一个逆反：平民意识及非崇高倾向

    曾经有过对于诗人的居髙临下的厌嫌，这种情绪不单产生在青年人中。谎言的充斥再加上真理宣讲人的混合身份构成的不和谐，给人以恶感并不值得奇怪。直到最近，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读者提问诗人的最大失败是什么时回答：不知道教导别人如今是一种恶习。这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部分诗歌实践对于崇高化规范的拒绝，它为诗歌从传达神谕的先知到充当道德的和知识的说教的全知，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对英雄式的自我或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的自我理想的幻灭过程，造成了普通人对于自身处境的彻悟。随着感恩心境的消失，虚幻的幸福感亦随之消失，凸现出来的是孤立无援的自我。一种见解认为，离开了现代人的内在孤独感来谈创作动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新诗潮对于它的前一阶段的审美变异，取决于这种创作主体的身份的变动。一个无地位、也无特殊身份的普通人代替以往常见的抒情主体。这个普通人能够或受到日常生活的困顿，以及很为普通人的不可避免的烦扰。一种对于艰难处境的深刻理解，使这部份诗作对于高贵、博学和典雅持鄙夷态度。它着重于改变以往那种认真的抒情、严肃地叙事的方式，

    而以一种明显的揶揄态度取代过去的庄严感。

    不少诗人有意地在诗中掺入粗话，此举反抗之意甚明。以破坏性的姿态促使诗走下神殿，而与平民的笑骂声和琐屑杂沓的市尘认同。人不仅感到困扰，且因无援而感到孤寂。他们进而以嘲讽的态度写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失落，宁静与幸福的不可预期。生活中潜藏危机，騷动不安的心理迫使诗人采取了表面的无所谓的语气。蓝色的《轨带》体现出来的是完整的平民意识：凡人的洗衣机又出了毛病的平平凡凡的苦恼。他以自我平衡的方式调节这种日常的心理纠结。别把湿手放在我的脖子上！嘻皮笑脸我可不喜欢，而他用的正是嘻皮笑脸的方式。

    《轨带》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困扰。在同一作者的《中国人的背影》中，我们共同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悲哀。依然是那种无拘无束的絮叨，却传达出表面无动于衷背后的内心騷动：人生就像这街头的暮色，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回到家里你总是含着眼泪对我说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这些平淡言词背后透出炽烈的窘迫感。后新诗潮不再用前期常用的那种通过理想方式的感伤以传达忧虑，它乐于采用满不在乎的方式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激情的消隐以及理性的彻悟，无能为力之感使人不再乐意于浅薄的期待。诸多的荒诞感折磨着怀有希望的心灵，终于迫使艺术走上无所谓的嘻嘻哈哈的路径。王小龙的《外科病房》不仅对护士小姐的冷淡麻木、对死亡的悲哀麻木，而且对自身的病痛也麻木：他们吃完饭把自己搬到床上，十分同情地凝视了一会儿雪白的绷带底下那块缺了一点什么的身体。这里体现的是十分不同情，是用第三者的目光看自己的伤残，有意的冷漠透出了无尽的悲凉。

    《出租汽车总在绝望时开来》（：王小龙众《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王寅广这些诗题就暗示着平民生活的尴尬。如同蓝色在《圣诞节》这样美好的标题下谈论高压锅可能爆炸、放在街旁的自行车可能被偷一样，它们都意在说明美好的命题与事实的不美好之间的联系。也是一种有意的对于美好氛围和抒情情趣的破坏。没有价值的人生只能在这种具有讽刺喜剧的情节中采取一种漠然的玩哭的态度。一切的过于严肃认真只会制造出更大的痛苦，于是，在这部份诗中，调侃和揶揄就成为基本调性。读者只能从这些充满谐趣的诗句背后去寻找那份焦灼的痛苦。

    撒娇派名称的出现，曾为不少人所诟病。但它的宣言正体现了这种无以排解的困窘：他们为看不惯而愤怒，因愤怒而碰壁，头破血流之后无计可施，只好撒娇。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诗学宣言，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告。无可选择之后的选择，戏谑背面是地道的中国式的悲哀。中国的嬉皮士精神也带上了中国特有的尷尬。

    生活既然充满了这样事与愿违的情节，过分认真显得过分可笑。也许诗人正是借助于那种嘻嘻哈哈的戏谑氛围忘却揪心的一切。创造主体的变动导致诗歌内涵的变动。注意的中心转到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考中来，人世的纠结和喧嚣不再被特殊净化器所过滤，相反地，倒是造出了昔日那与训诲联系在一起的严肃命题的疏远。这是一种大的逆反，它甚至可以把那些在政治家们认为严肃无比的命题，改造成为充满喜剧氛围的命题。举世瞩目的马岛事件不过类同于平民餐桌上的茶点，它与撒切尔夫人的想起丈夫以及妈妈下车忘了雨伞的份量相等。

    因为属于平民而平民的生活又充满了繁杂和俚俗，因此叙事情节无形中增加。不是如同以往那样写事件的过程，而是在这种冗烦中把忧苦以冗烦的方式传达给你，是一团乱麻也似的铺叙，不过充当了一种情绪导体。后新诗潮中戏剧性情节的增多与平民意识的受到重视有关。于是在艺术中俚俗因素增多的同时，又增多了自言自语式的絮絮叨叨的叙述风格。这倾向意在渲染那离开崇髙的繁琐，故反抗传统美学的意向甚为鲜明。

    有意地破坏那些美好的情趣成为这些准嬉皮士诗风的目标。在它看来，甜美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一种矫情。诗中琐碎的排列意在反抗那种经过蒸馏的纯净。重复词语造成的有意絮叨，成为后新诗潮追求戏剧性情节的基本叙述手段。诗因而更加接近普通人一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均在紊乱和烦杂中进行。这是一种平民的频律和节奏。鲁子的《这个秋天的流水账》不仅诗题这么标明，且诗的情节进行也类于流水账。尽管他触及的是世界性事件，而叙述方式却明显地平民化：

    昨天一场暴风雨袭击了美国中南部没有伤亡，

    没有伤亡可那美丽的密西西比河啊再也不能洗脚，

    当然白宫很安全里根早就出院啦他那，

    三流演员的鼻音又重重的回响在太平洋的上空，

    联合国的安理会几年来就一直开着开着，

    像一场没有比分的橄欖球赛。

    这种诗风的调佩情味是当前创作引人注目的倾向。生活尽管沉重却也滑稽，因而荒诞的幽默不可缺少。这种风魔能够使紧张的心灵减压，而获得心理失衡的纠正。野云的《都怪秋天》，鲁子的《无烟的愤怒》，都有压抑了愤怒之后的自我排遣：你只不过是一只被踢出界外的足球或一只被掏得空空的罐头不能就这样愤怒起来你最好想想减肥想想如何能活到孔子那样的年纪。（《无烟的愤怒》）非逻辑的、荒诞的秩序，取代了认真的是非判断。

    诗人对世界由不信任感而萌发为肆意的讽谑，他们随意性地以短的或长的通俗句型，賦予旧词以新意，有意的以拙出巧，不惜以小哲理开小玩笑以突出调侃的氛围，如邵春光的《太空笔》：

    我真是祸不单行，

    我把钢笔弄丢的那天，

    美洲的航天飞机，

    在升空时爆炸了，

    美洲的潜艇，

    在大西洋里打捞飞机的残骸，

    已经打捞两个月了，

    若无其事的远东编辑，依旧，

    不把我的《寻笔启事》登在报上，

    远东的报纸转载了那么多，

    各囯首脑发往美洲的慰问电，

    没准其中的一封，是用我丢失的那支笔写的还有尚仲敏的《关于大学生诗报的出版及其它》，标题就是对优雅诗风的挑战。它采用令人厌恶的公文体是为了揶揄。几个大学生为了办诗报在有关领导那里碰了壁，我们给他投射了二十支髙级香烟和八十粒上海糖果，结果是他劝我们回去好好读书：

    我们一下子头脑发热互相抡了几个拳头，

    发了狠心去找市长先生，

    我们拍拍市长的肩膀如此这般的微笑一番，

    又说了儿句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话，

    市长先生有如下批示，

    大学生诗报旨在繁荣吾党吾国文化望予以出版为荷。

    （市长爷爷万岁！）

    平民意识的增长冲激了传统的崇高感，嘲谑发展到对于公式化的规范语言的反抗，它以不驯的态度对待那令人生厌的术语。在语义偏离和追求特殊语感以传达特有心境方面，它体现了不驯的诗观。当代诗从先知和全知的政治鼓动家的角色到纠正假、大、空之后的公民情绪的宣示者的身份，在其演变中传统的言志观念得到全面延伸。后新诗潮的平民意识导致与前阶段公民使命感的某些脱节，平民非贵族，他们的所虑只属于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作为诗人，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重视诗的社会功利性。但他们并没有绝对摒弃激情，只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扭变体现他们愤世疾俗的抗争。

    怪圈：文化重构与反文化

    诗歌中的文化寻根发端较早。这一部分诗的实践，源起于对中国文化久经动乱之中衰与断裂的振兴意愿。它受到特殊环境与氛围的启示：因摧毁性的破灭而产生探究与重建的渴望。由于废墟开掘，感受到中国文化宝藏的宏深，不由自主地皈依感，同时，也由于现实的失望而力图重建合理秩序，这无疑包孕了隐遁的意绪。这一切出现在社会重获生机的开放情势之下，故不单纯是文化的吸附力所使然，它当然蕴有明确的现实否定与历史批判意向。

    此一诗歌思潮值得重视之处，不是那种表层的对于传统题材的重新发生兴趣，而是作为它的内核的将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历史性思考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逆向互补。文化重构成为新诗潮的一部分诗人主要是声称旨在追求史诗的那部分诗人的一个确定目标，他们的工作尽管包孕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古文化的崇拜欲望，但动机中的积极因素依然是主要的。江河把长城喻为母亲手中刚刚死去的儿子或一条锁链，这些意象便凸现鲜明的现代性。杨炼的工作是他自谓的能力空间的建构，不单属于历史，也不单属于现实，而是作为建筑材料的组构以展示当代人的开放性思维。

    继史诗追求之后兴起的整体主义宣称，它并不希望抽象界定诗的本质或构造方式，而只是强调它在开放性意识观照下确认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质。整体主义自谓它的核心思想不是阴阳互补的二元论而是无极而太极的整体一元论。它推崇周易，认定其为整体状态文化的卓越描述。它从文化现象的流变不息的整体所拥有的超越的生命力，而发现了民族文化的巨大磁心。整体主义不承认这是文化回归，也不承认对传统的迷恋。它宣称这种诗的思考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启示：全息宇宙生物律的提出，人类科学整体网结构的有机化趋势，整体性质的发散型、综合型思维方式的产生。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漫长的否定性文化时代日趋衰微之后，在荒原上，一个重建人类文化背景的大时代已经来临。

    这些诗人的执着寻求经历了一个稳定发展的过程，有人把迄今为止的基本属于文化寻根性质的追求称之为当今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杨炼的若干规模宏大的组诗如《半坡》、《敦煌》、《诺日朗》，以及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整体主义的出现对此作了较充分的理论表述。从创作上出现了廖亦武的《乐工》、石志华的《呓鹰》、宋渠和宋炜的《颂辞》、《静和》等作品，它们都旨在对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观照。这些创作正在争取知音，其间付出的心力，有待于冷静公正的评价。

    由于诗驻足自身构筑的殿堂而与现实世界阻隔，也由于它崇尚智慧和玄思而使诗趋于高雅化，这不能不造成某种缺陷。但即使如此，此类诗中亦不乏寓深刻于浅显从而开拓了新领域的佳作。海子的《亚洲锎》意象明净而疏淡，展现着古老土地的忧郁以及对于悠远文化的思考。它无意于炫耀博学，也不堆积史料，以耿谣的明亮写出了丰厚的意蕴——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翅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文化重构一方面宣告了作为文化的诗的诞生，而与传统的作为政治的诗分手；一方面賦予诗以空前庄严的风格而使之具有沉重的沙龙意味的华贵典雅，正是这种高雅的诗首先与平民意识发生了冲撞。非崇高倾向伴随无地位又无所作为的愤激而诞生，它由于浓厚的失落导致以鄙俗不羁的姿态反抗传统的审美观念。这样，诗的鄙俗化便与文化寻根形成的高贵化倾向构成了对立。

    对上述对立的接近的表述，其实应追寻到文化现象的自身。新时代以人的启蒙为始端，唤起了人摆脱依附观念的独立意识。人的觉醒的最终体现为人对个体生命的觉醒，这个觉醒受到了整个开放社会以及世界性的自由沟通的鼓励。为确认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人第一次感到了都市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构成了人性发展的障隔。诗人通过特定的智慧与自己締约。目的是为了完全抛弃他们面对并处于对峙状态的世界，从而达到绝对意义上的自主与自足。

    要说这是一种拒绝，这种拒绝针对的是文化所描写的世界。诗歌已经超越以往所有的阶段，而把现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当作严肃思考的题目。对于中国当代诗而言，这种文化与非文化的思考，已经不再把东方当作思考的重心，甚至国民性的反思亦已变得不重要，而是萌发于东西方文化汇聚交流的人类总体文化的思考：文化曾经怎样地由人创造并创造出人的异化的全过程。反文化的破坏性恰恰具有了人为挣脱文化束缚的潜深的建设性。它与重构文化的动机不同，它旨在重新确认某种价值，尽管它采取了愤怒拒绝的方式。

    非非主义声称自己不反文化，而只是指出文化化了的世界存在危险性。它实际上表现了对现有和曾有的文化的不信任。它认为文化是一种符号化处理的人类行为，它造成了一种人类无以摆脱的强迫性后果即迫使后来的人把真正的世界一0艮就看成了语义中的那个样子。它认为这是一种语义的强加。因此非非主义诗歌主张创造还原的理论，其途径包括对于知识、思想、意义的逃避，它实际上构成了非文化倾向。

    非非以外，后新诗潮有相当多诗人表示了此种共同倾向。许多非文化主张均从对语言的怀疑开始。偏激之论以诗人的最大天敌就是语言为最。这种理论认为语言只是表面符号，它与丰富而神秘的精神现象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现实矩离，与诗人的心理事实就隔着整整一个世界。当诗人的强烈精神现象被感知，几乎是立即就泛化为抽象语言符号，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就这样轻易地被肢解了。

    语言所代表的文化成为一道铁篱，它在一部分诗人那里是可怕的障碍。但当诗人表现出对文化和语言的不信任时，他所使用的依然是那些远古积累而来的符号系统。于是在文化的全部积蕴之中而又要超文化或非文化，正是怪圏中的徒劳挣扎。究其实，目前崇尚的非文化倾向，实际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及其结果，但即使如此，后新诗潮迄今为止的努力并非无可称道，它为中国新诗在当前行进的速度画出了鲜明的印迹，它结束了作为新诗潮由传统诗潮向现代倾向过渡的进程，而开始了新诗向着本世纪末期先锋诗歌意识的推进。

    在上述两个明显的阶段中，两种不同的成份呈现出既冲突又互补的共处关系。非文化倾向的基本价值只在于观念的提出，在艺术实践上更多借助于不动声色的冷抒情，以及极端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口语化，以此对抗风靡一时的意象化。他们诗派的创作集中体现出这种非艺术的艺术特色，韩东《有关大雁塔》是典型的，开头就是——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这诗句，一方面暗示文化的神秘和它的不可知性，一方面以完全漠然的语言表示对文化的冷淡。

    究竟非文化的理想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占领诗歌，这需要有力的实践来证实但诗对于意象乃至艺术装饰的冷淡，则是已成的事实。在当前这样令人迷乱的诗歜现实面前，响起诗人的质问：那些质朴的东西哪里去了？那些本源的东西哪里去了？怎样解释归真反朴？（韩东）面对过份的柔软的装饰，这质问的合理性没有理由怀疑。

    内审视生命体验——最后的皈依

    呼唤多年的自我复归，中国诗争取到的只是对诗人个性的承认，承认诗人拥有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心灵，以感应昔日熟视无睹的世界。但诗人运用这些自由显然不是为自己，而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以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自己的看法。在以往，诗人对世界乃至自身不拥有这种属于自己的看法的自由。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成为当前诗运的焦点。

    自我复归或走向内心作为新诗潮的全力争取，并非一个难以到达的遥远的目标。但诗人的自我觉醒，却造出了中国诗歌动人的景观：一个隐秘的内在世界终于在这种觉醒中被发现。这发现伴随着对人的不能独立状态的否定，开始是作为一个机器中的螺丝钉而淹没了自我，一旦回到自身，人于是把自身看成了一部机器，一个太阳，乃至一个宇宙。这个内宇宙的浩瀚博大，完全可与外宇宙相比拟。人们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所震惊，诗歌于是又一次开始没有终点的探寻。

    后新诗潮把对于生命的体验当作有异于前的追逐：

    生命是一个谜，也许永远是一个谜。它将作为茫茫宇宙的中心问题困扰着我们，直至人类的终结。人类从未停止过呼唤上帝，过去是因为物质的匮乏，现在则因为物质的剧增。科学家将生命作为固体来分解，而文学家则应把生命作为液体来综合。……科学可以将人类转移到另一个星球，但无法再造一对生与死。所以，我们依然存在活下去的对立面和精神支柱；所以，宗教依然以其强烈的光源和科学一同普照人间；所以，幻想依然是使生命永恒的唯一方式。（麦秋：《现代派：我们的看法》，《知识份子》，1986年秋季号）

    在先前被现实的纠缠弄得惶恐不安的地方，如今诗人又被生命的不可知弄得惶恐不安：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日子，

    谁是我的一个春天和几个春天，

    谁，谁曾经是我，

    我们不时地倒向尘埃或奔来奔去，

    托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

    我们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

    拆开它的九个笔划又装上。

    （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

    这些反复的询问表现出焦灼和困惑。人一旦回到自身，人就为自身所折磨。痈苦遥遥无期。

    一方面玩味自身那没有边界的感觉世界，他们从来也没有如此自由的，也可以说是放肆地不要任何指导单凭直觉开掘这个陌生的宇宙。他们为自己的每一个发现惊喜若狂：孩子的弹珠在亲昵的区间滚动，水在推动中说出语言，玻璃与玻璃的碰挤充满和谐，钢琴上的一只手从不同的角度向你靠近……这世界竟是这样新鲜且不可穷尽！

    另一方面，这内在世界一旦被发现，人们被自己所折磨从而经历了深重的苦难。这世界一如社会，这里有上帝，也有魔鬼。这个内在的精神实体的自身分裂，造成一个混沌迷乱的空间：上帝和魔鬼的战斗无休无止。人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占领这个世界。人猛然觉悟作为生物感到生死的玄妙及恐惧。先哲曾经把人喻为自然界最脆弱的一种芦苇，但却是有思想的芦苇，它的脆弱性在于自然界可以轻而易举将它摧毁。但《巴斯卡感想录》认为人仍然比摧毁他的宇宙更高贵。因为他知道他会死，尽管宇宙有胜过它之处，但宇宙对此亳无所知。

    后新诗潮确认：诗只能是诗人生命的形式或自身，它是诗人灵魂的裸露。诗人对自我生命体验的重视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它具有超脱民族局限的全人类性。诗歌弃客体论趋主体论的结果，是诗人更加勇敢地自省并深刻体验人类共有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存状态考虑人的心理世界、内在本能意识，从而无限扩展自己的领地。

    我仍然珍惜，怀着，

    那伟大的野兽的心情注视世界，深思熟虑，

    我想，历史并不遥远，

    于是我听到了太古的潮汐，带着原始气息，

    从黄昏，呱呱堕地的世界性死亡之中，

    白羊星座仍在头顶闪烁，

    犹如人类的繁殖之门，母性责重而可怕的光芒，

    在我诞生之前，就注定了这是翟永明的《世界》，她把作为女人的特殊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当作诗的理解对象。《女人》组诗的独特性在于揭示外部世界只有在被主体所感受和体验的范围内存在；体验是生命自身的直接经验。诗人通过内部体验为自己的哲学找到合理的基础，它凭借人对自身的神秘感，凭借某种人神凝思的状态来进行直接的体验。

    从事生命体验之传达的诗歌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在生命的冲动与生命的绵延。这是一种超空间无限延续的生命流，这种绵延的性质决定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诗人凭直觉把握人类的生命冲动，从内部洞察生命现象，从而把无法言传的绵延的生命流——即在时间中流动的自我人格，概括为人的意识的自我体验、内心反省或自我意识。这种诗观认为思维是纯内心行为和主观自生的内心直觉：世界是一种异己力量，人的基本状况是悲观、烦恼、恐惧、焦躁一因此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是恶心！这种特殊哲学氛围构成无家可归的厌世感。

    这是叙述的诗人对于生命体验的兴趣，与前述的平民意识和对艺术的典雅怀有敌意等现象，却是中国现今诗歌的极端化表现。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这是不是唯一的征服和占领？回答都是否定的。诗歌的动态结构作为一种秩序被确认之后，这只受到社会新的发展力抽打的陀螵！不会骤然停止它的旋转只要作为运动的现代化的内驱力不消失，诗的任何层次的变革都不具有最后的性质。

    也许是受到极端魔力的驱使而走向极地。与此同时，急转弯或小回环都是动态诗歌随时可能出现的情景。宏观的预测是可以的，但肯定的预言则要承担风险。中国当今诗歌的现实已经否定了绝对的征服和占领。健康的诗歌已经承认艺术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如此则任何一种艺术不论它是神圣的、正统的，或现代的、鄙俗的，都只能是多元中的一类而不可能构成

    全体。

    只要诗的生命力没有萎缩，多元结构就不会解体。那么，在纷呈杂现的中国诗中保留一种、若干种古怪的极端或极端的古怪，当不会是暂时的现象，甚而可能会是永恒的现象。当然，永恒依然不是唯一。对于那些怀疑的目光，我们的回答是：你们有权利困惑，但你们没有理由忧虑！

    1986年冬季革于泉州华侨大学，1988年夏季改于北京大学

    （原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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