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这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的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1949年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其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对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这些人生选择，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而在现实中找到了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十七岁。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我的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绩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55年的这个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剛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六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于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50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出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阅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惟有把文学发展放置在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学习严格地说，没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跃进以前那短暂的时间一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较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政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仑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释重负，日夕奔波于宿舍一大膳厅一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样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还有逻辑学和哲学，哲学也是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50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向了知识的海洋。当我们潜心于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盛开的时节毕竟短暂。1957年突然而至的灾难，很快造成了全国性的缄默。在我生活的这座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边无际的、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偷偷地读书、偷偷地思考。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时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以1955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弊端是明显的。我们很快也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全体1955级同学也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在那个权威受到蔑视的时代，我们意外地获得了机会。这些机会促使我们成长。1959年，在完成了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的文学史之后，当时《诗刊》副主编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六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我们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我之所以详述四十年前的这段往事，是由于这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诗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一般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
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各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学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的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者的缺乏想象力和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成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先天性的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于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提炼和概括论点的能力。从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文革爆发，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蹒跚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做《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阵风暴中，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无可逃脱的、长达十余年的苦难经历。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十年中，我曾被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无比的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噩梦醒来，人已中年。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80年代。那时节，教育界和文学界离散的队伍正在集结，人们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相会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社会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围中，告别黑暗的动乱年代，迎接光明的开放年代。当日，人们都习惯于把这个光明和黑暗际会的历史新时期，称为第二次解放。后来，随着对于文革动乱的批判、反思的深入，以及对于现代迷信的清除，人们更乐于把它定名为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从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说明本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人们已经把情绪性的大喜大悲的宣泄，转向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就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真正属于我的青春是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的太阳的明亮。文革结束后，我们面对受到文化专制主义戕害的文学园地，竟是一片可悲的残败和萧条景象。极左文艺思潮造成了文学的扭曲和颠倒，大革文化命的后果，是创作、批评、欣赏的总体水平的大倒退。诗歌也和其它文学品种一样，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这片废墟上，我明确感到应当结束在批判的名义下的不间断地破坏的状态，我要以自己的精力贡献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把注意力从破坏转向建设，我以为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当的历史使命。我意识到，此时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对诗歌的关注，是对诗的品质的重新认定，是恢复诗歌创作的正常秩序。为此，我开始就诗的基本规律以通讯的方式，写了普及性的系列文字，从诗的本质到诗的形态，从诗的内涵到诗的艺术表现，从诗的鉴赏到诗的批评。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却保留了那个年代单纯的热情。我的这些文章，后来以《北京书简》的名义于8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中国当代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确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方针，宣告了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的历史的结束。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年北京西单一带的墙上贴出了崭新的诗。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一时间，北京的街头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的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歌被张贴在墙上。面对这些摈弃了虚假的和充满了批判激情的诗篇，我感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这些诗的内涵，唤起了我对昨日蠆梦的记忆；它们拥有的艺术精神，给了我接续中国新诗现代传统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发现，新诗在50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所丢失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丢失的，如今在我面对的陌生的诗中重现了。
1980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新诗研讨会。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论战，我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南宁诗会结束，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后来被称为三崛起的第一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为朦胧诗辩护（这原是反对者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而我则更乐于称之为新诗潮），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这篇不到三千字的小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从它出现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间断的批判和围攻。其中有一些时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甚至把这些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层面的论题，拔高到政治批判的惊人高度上来。
我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了。由此，我不仅感到了中国的可怕，而且感到了中国的情性。中国的文人顺从成疾，压迫得久了，便习以为常，于是生发出奴性来。这些人于是便由奴隶而成为压迫他的秩序的卫道者。他们顽强地反对哪怕是给黑屋子开一扇可以透透空气的窗子。一些习惯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维护民族传统的名义，以反对崇洋媚外为借口，拒绝诗的现代转化。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中，我因推进新诗潮的变革而成为异端。反对者给了我一个古怪的名字：古怪理论家。这名称现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则基本没有变。我在新时期的学术活动，始终受到来自艺术情性和意识形态惯性的双重压力。我因目睹中国文学的变态和严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图新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为此我屡遭天谴！这也许并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人。这种了解使我更为坚定。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北京大学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迎接了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直至近二十年后的70年代末，我方才开始做我应当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结束前后，没有职称，我是无数永远的助教中的一个。职称恢复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随后，又恢复了学位制，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被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我也成为本学科最早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博士导师。从70年代末到如今的90年代末，这二十年，是中国罕有的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我个人罕有的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年代。正因此，袭对歉时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往从属于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一条光明的尾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进入50年代的中国文学，只是附带的部分。因为总是附带讲讲，因而也总是匆匆。对于因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文学变化的现象的描写和规律的总结，根本无法做到。到了文革结束，这学科的时限又增添了十年，就历史跨度而言，已经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的时限了。为此，文革一结束，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参与了筹建工作。
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立和工作的开展，充满了艰难困苦。我近期曾应《今晚报》全国博士导师征文之约，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雨相伴而行》。这题目意在提醒人们，当代学科的建立和开展，从来都是不平静的和充满风险的。它是一门年轻而鲜活的学问。首先是，无止境地增长的作品和资料，使人目不暇接。尤为特殊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以外的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文学的发展，几乎是50年代以来的常态。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和斗争，构成了文革结束以前长时间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家创作在特有的时代气氛笼罩下表现出特殊的状态，批评也如此。不是没有文学，而是文学现象中夹杂着和纠缠着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和意图。这当然增加了文学研究的难度。
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这种文学和政治混合的状态。因此，研究文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的趋势和意图。而后，再剥离它，从那些混沌中探讨文学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面目。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研究者还受到被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被规定的审美标准的约束。尽管批评家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却免不了要触雷、引祸。但是，有见解的和有胆识的批评家，往往也能从这些危境中奇迹般地挺然自立。当然，这里几乎每天也都在发生悲剧事件。其次，则是不断增长的、泛滥成灾的资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难。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些学科中，它的时间跨度不再增加，资料虽然也会有变动，但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当代文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80年代以后，社会开放，创作自由度增加，有关的出版物和文学资料可说是泛滥成灾。因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面对的，首先是掌握这些资料的困难，而后，则是筛选这些资料的困难。
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说，它必须不断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剔除和扬弃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历其境往往难知其间艰苦，即人们首先必须面对它，而后才能背离它。而选择则需要研究者的独具慧眼。
此外，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被看重的学科，或者说，在一些人的眼里从来就很鄙薄。一种成见，时间久了，就成了定见，即，这里没有学问，说透了，就是这里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学问。这些人既不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学科的品质和处境，他们的这些成见究竟从何而来？在今日中国，认为越古越有学问者仍然颇不乏人，于是，就发生了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排挤或挤压当代文学的现象：在学术评估上，在评定职称上，也在评奖和各种措施、条例的设置上。因为不知而造成误解，因为偏见而造成歧视，这种悲剧也几乎每日都在发生。这，也就是我说的风雨相伴而行的意思。这种风雨，既有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也有学术偏见和门户之见的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社会风浪的撞击和习惯势力的强加而发展的。处身于这个从来不平静的领域，习惯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场的兵士，一方面小心翼翼，一方面也随时准备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对于外界的袭击，也就变得有点满不在乎了。
自从第一位博士生入校，几年之内，我身边已经集聚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到北大。那时我单枪匹马，身单力薄。为了提高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了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为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局面，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为基地，建立了批评家周末。这是一种类似文艺沙龙的周末学术聚会。我设计并提出若干专题，确定专人做主讲人，大家分别阅读作品，在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中讨论和交换意见。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学生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周末从那时起一直不间断地延伸到现在。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的讨论。批评束周末吸引了更多的人的兴趣，也有热心的朋友闻风而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文艺沙龙处身商潮汹涌的当今中国，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位和立场。北大是这个喧嚣社会的一座孤岛，而批评家周末却是这座巍峨的学术殿堂中的岛中之岛。
我在一次剧烈的震撼中告别了80年代。当日的悲凉情怀，使我很容易联想起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的灾难和悲哀。又是一个世纪末来到了，而上一个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仿佛还是昨天。我的学术生涯仿佛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一直把对文学的考察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我总认为一代学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专攻的学业上，而忘记那些学业生存的环境，他的思考将会变得板滞和狭窄。我非常注重文学和社会的关联，我认为文学难以脱离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文学的原因，固然要从文学自身去找，但文学以外的原因，有时却会极大地影响着文学。这是古往今来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就更是如此。可以断言，若是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考察，当代文学将一事无成。
我从中国文学的当代处境中，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这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冥冥之中维系着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经历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又例如中国文学的忧患主题，仿佛就是一种遗传。我由此把思考从这个世纪末遥遥地接通了上一个世纪末。这样，自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戊戍百日维新的血迹……
从1989年开始，批评家周末的论题中又多了一个专题：世纪之交的文学展望，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我从探究中国文学的存在和规律的症结，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文学的考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为框架的文学考察。我受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新鲜的研究角度的启发，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视野的启发，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开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了以年代为经、以该年代中的诸种与文学有关的现象为纬的交错的拼盘式的研究。各个题目主讲人在这种统一的框架下，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题目。总数十三卷的《中国百年文学总系》，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酝酿并诞生了！
近代文学不仅不是我的专长，甚至还是我的盲点。但我还是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承担了总系第一卷《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我把学术关怀从当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可是，这难题到底还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终于获得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形成，当代文学发展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遥远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剧命运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印象更为坚定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关于百年文学回顾的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19961997年度，这段时间是我出访最频繁的时候，也是我写作和编书、教学最紧张的时候，目前被谈得沸沸扬扬的两套百年经典，也是此时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经受了考验，也在繁忙中获得了乐趣。尽管有个别人和个别刊物借两部百年经典一事攻击我，但他们并不能摧跨我。学术有它不可触犯的尊严，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治学严谨的地方。我依然站立着，我不会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让人们说这说那去吧，我走我的路！
1998年2月18日于畅春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