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大家风采

    宿儒本色季羡林

    每日清晨4时，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一栋旧楼底层的一户人家亮起了灯光，一位望九高龄的老者端坐在书桌前，开始了他一天的读、写工作。他就是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是国宝级的人物。他是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他著述等身，翻译与创作并举，其中《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合作）、《沙恭达罗》（梵文剧本）、《罗摩衍那》（七卷，280万字，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糖史》（80万字）等学术著作皆具拓荒意义。近年来主编的各类大型丛书，如100多卷的《传世藏书》、1000多卷的《四库全书存目》以及成就斐然的散文创作，使季先生声名日隆。

    早在50年代季先生就被评为一级教授，每次他去食堂排队买饭，总有一些教师或学生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最年轻的一级教授”，后来干脆简化成了“一级”两个字，见了他，都说：“‘一级’来了。”

    关于季先生的轶事还有很多。最家喻户晓的是说一位北京大学的新生入校，办理注册手续的时候，因为带了大量行李无人看管，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淳朴得像农民一样的老者，以为是学校的工友，便求这位老者替自己看管行李。老者欣然同意，一直帮忙看管了半个小时。过了几天，学校举行新生入学典礼的时候，才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前几天帮自己看行李的那位老者。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如约来到北大朗润园，拜访了“国宝级”的季先生。他身着深蓝色布质中山装、足蹬一双黑面布鞋，有问有答，要言不烦。当我们提问时，季先生悉心倾听，绝不打断。据说，季先生与人站着谈话，总要相距一米垂手恭立，这或许是他留学德国学来的礼数。他常说：“青年人戒之在德，老年人戒之在言”，所以他的讲话从不长篇大论，也没有车轱辘话，而是明白如温开水，初觉平淡，回头思量，却是意味隽永。

    我们谈到了人文科学研究后继乏人的现状。季先生较为通达，他认为，有些年轻人“下海”、不做学问了，这不能怪他们，要怪我们的分配制度。“脑体倒挂”，连养活自己都困难，还念什么书？不过季先生常跟学生讲：如果想念书的话，就不要贪图享受。他用范文澜先生的两句诗“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勉励自己的弟子，要经受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要甘愿做“傻子”，要耐得住寂寞。

    1911年8月，他出生于山东临清一个“三代赤贫之家”，6岁时跟叔叔流浪到济南，千辛万苦读完小学、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返回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执教一年。因受老师、国学泰斗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35年考取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生，专攻梵文和吐火罗文，一读就是十年。其间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因“二战”影响，直到1946年才得以返回祖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时期，季先生因得罪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被送进牛棚，饱受毒打和屈辱。后分配他掏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季先生愣是偷偷地、一章一节地把280万字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给翻译出来了！

    谈话中我们得知季先生每天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往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们问他累不累，他说，研究一段时间的佛经，再搞一段时间创作，这样的换脑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当然季先生绝不是毫无情趣的人。他养猫种花，爱听评书，喜赏梅兰芳的京剧。他在门前湖泊里种下的荷花，一到夏天，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既为自赏，也令别人赏心，被称为“季荷”。

    谈到近期打算，季先生说，正在撰写一本学术回忆录和一本散文集《牛棚杂忆》。他说：“我虽然快九十的人了，还不准备死。按年龄排，北大老教授排队去八宝山的队伍中，我排二十多位，还经常有一些排在我身后的人，耐不住性子，加塞先走了。所以我不敢倚老卖老。”

    气和心暖

    —追怀季羡林先生

    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了，虽然可说是喜丧，可是我得知消息的那天上午，心里一片冰凉——因为就在三个多月前，我还刚刚握过先生温暖的手。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午后，我们如约来到301医院探访季先生。与前两次见面一样，先生还是抄着手，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张小桌后面，不像是望之俨然的先生，倒像是乖巧、听话的学生。与在北大朗润园家里不同的是，此时的先生穿的是病号服，人清瘦了一圈，然而精神却出奇的好。

    季先生的助手在一旁提醒我们有什么学术问题赶紧问，我想，与季先生谈学术，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么，就装着没听见，拉拉杂杂地扯闲篇，无奈地耗费着先生宝贵的时间。先生倒好脾气，有问必答，说医生、护士对他照顾得好，吃得也好。睡得如何呢？先生说，睡眠一直好，“我吃安眠药，都吃了有80年了。”我们不禁惊奇。接下来就幽默起自己的眼睛来，说：“其他零件还好，就是眼睛，用了一百年了，坏了，半瞎。”听说先生专门请人刻了方闲章，自嘲为“四半老人”，即半聋半瞎、半瘸半拐的意思。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仍然坚持早上6点半起床（住院前是每天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除会客时间外，全部用于读书写作。用他的话说：“我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停地工作。”过去在家里是这样，后来住进医院，也丝毫未曾松懈，他的《病榻杂记》就是在医院里创作完成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希望先生写几个字，先生爽快地取来笔，写下“祝祖国繁荣昌盛，季羡林，时年九十有九。”一边写，还一边说：“夸张了一点，稍微夸张了一点”，他指的自然是年龄，不过夸张一岁而已。先生写字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端详他的手，林青霞称这双写过无数好字、好文章的手是“完美的手”，修长、白皙，上面没有瑕疵，没有老年斑，其实更让我惊奇的是，这双手一点都不颤抖。

    我知道，先生对祖国的祝福是真诚的，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季先生在晚年拿出自己“爬格子”所得的15万美元捐赠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文化促进基金，奖励文理兼优的高素质人才；为汶川地震捐款20万元；关心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向温总理提出和谐社会不仅要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强调人内心的和谐，等等，都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高贵良知和爱国之情。

    问先生多久没回北大了，他说不久前刚回去过，舍不得家里的猫。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说猫是有灵性的动物，可惜不让带进医院。他每次回家，见了猫，特别依恋，他说“分不清是我安慰猫还是猫安慰我”，我听了，笑着说你们是相互安慰，相互取暖。

    时间有点久了，与先生握别。那双“完美的手”传来的是温暖、和煦。当年，季先生不计前嫌，任用“文革”中曾整过自己的人；这些年来，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桂冠”，哪一件不是仁智之举？不禁想起《菜根谭》中的句子：“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唯气和心暖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每次见先生，总觉如沐春风，他就是一个气和心暖的人，正该福泽绵长。古人讲“仁者寿”，很多人期望季先生“何止于米（88岁），相期以茶（108岁）”， 至少要活过百岁的，没想到这盏灯突然熄灭了，陷我们的心灵于一片黑暗之中，只能靠点滴回忆来取暖了，岂不痛哉！

    原载《南京日报》

    “打油高手”杨宪益

    在中国，有两类打油诗：一类是真的做不了旧体诗，只好写“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的打油诗；另一类是有很好的旧体诗的根底，但才气太大，不屑于被旧体诗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于是选择了打油诗这一可嘲可讽亦庄亦谐嬉笑怒骂见真性情的诗歌形式。

    翻译家杨宪益属于后者，而且绝对是一个“打油高手”。黄苗子说：“‘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像这样精彩的名句，除了学识天份，还得加上酒精，才能泡得出来。”邵燕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是真正的知人之论。

    杨宪益在高中时就开始学写旧诗，形式上主要是模仿汉魏古诗。《银翘集》中收了《雪》和《死》两首长诗，就是他17岁读高中时的作品，格调高古，思想沉郁，其成熟度与他的年龄有点不符。《雪》的开头几句是“寒流来西北，积气化凝铅。天风忽吹堕，飞下白云巅。化身千万亿，一落一回旋。”在这首诗中，他把雪比成华丽的乐章，比作天上的仙女，比作千军万马中的战士等。诗的最后几句有点立志献身革命的意思：“但愿身化雪，为世掩阴霾。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死》中的一些诗句，像“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忭。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初变幻苍狗，忽在天一垠。人生常变幻，奄奄化微尘”“变化转时节，何用兴叹咨。且取久藏酿，注我金屈卮”等，是和曹植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之类的诗绪直接相通的。

    杨宪益再写旧体诗，是从牛津学成归来后。1942年，他在贵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遇到一位很有趣的老先生尹石公，是中文系主任，杨宪益用离骚体写了一篇远游赋送给他，很得他的赏识。后来尹石公同当地一些爱好写诗的老先生们一起喝酒作诗时，就总把杨宪益拉去，同他们唱和。杨宪益回忆说：“我的旧诗虽然不好，但并不慢，一般有十来分钟就可以和一首七律，用原韵，比他们都快，因此也很吃香，吃了不少白饭白酒。”

    说了这么多他写旧体诗的经历，是为了说明要成为一名“打油高手”，原是需要很好的旧诗功底的，否则就只能处于张打油的水平。

    如果从内容上来分，打油诗大致有这么几类：自嘲、讽世、咏史、咏物或者纯幽默抒怀。自嘲和讽世有时分得很开，有时则是一体的，在自嘲的同时即含有讽世的内容。杨宪益的自嘲诗很多，像“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打油诗中的自嘲有时是自谦，更多的时候则含有自负的成分。这是因为打油诗人大都是才高八斗的主儿，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些歪才、怪才，恃才傲物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因了这份自信，他们喜欢调侃别人，更喜欢拿自己逗闷子。“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就是这样的自嘲。学问到杨宪益这样的程度，还是半瓶醋、一缸油，我辈只好自杀了。还有像“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等，也是拿自己寻开心。

    在杨宪益的诗作中，他的讽世诗所占比重最大，这是由打油诗这种体裁的特有功能所决定了的。从这些诗句所反映出来的他对世事的洞察、对人性的解剖、对国民性的反思，是不让任何深刻的思想家的。这类令人击节叹赏的诗句俯拾即是，其中有讽刺贪污腐败的，像“千金一掷鸿门宴，川北江南正断粮”，“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愁”，“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青海千村付浊流，官家只管盖高楼”，“官蝗吃尽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质孬”等，其忧国忧民之心，让人想起杜甫、白民易的诗句；有讽刺时俗的，像“雅人今比俗人多”，“从来风派难摸准，莫怪今天气象台”，“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干部无聊卖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送出外宾齐下跪，再伸素手要红包”，“可惜新诗偏扫兴，非黄即黑满心胸”等，表现出他对世象的洞察与批判；还有抒写人生感悟的，像“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等，堪称智者之识。但智者自身并非没有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因为参悟不透，而是因为世事太过复杂，《祝酒辞》和《谢酒辞》就是这样两首截然相反的诗。前者是这样写的：“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后者却说：“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在我看来，真正的智者正是介于糊涂与不糊涂之间。

    他的很多咏史、咏物诗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讽世诗，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咏史不过是借古讽今而已，而咏物也是为了以物拟人。比如，当他看到唐武则天的无字碑上题满了今人的字，不禁慨然写道：“无字今成有字碑，后人题咏早成堆。而今摄影成留念，不必烦君笔一挥”，就是对国人“到此一游”之劣根性的讽刺。像咏《冬龟》诗：“冬龟不动不呜呼，免触霉头体自舒。或竟被人当废物，一朝扫进化灰炉”，不是可以看作对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的嘲讽吗？

    杨宪益纯幽默抒怀的打油诗为数不多，但读来颇有趣。像他为祝贺冯亦代黄宗英再结连理而写的“阿丹此刻休悬念，安娜今朝可释怀。他日天堂重见面，四人正好打桥牌”；写给黄宗江的“嫁妹临行重嘱咐，明年添个小Baby”等诗，就颇为机智俏皮。

    有很多文章把杨宪益称作散淡的人，这是指他虽然在翻译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却从不居功，淡薄名利的一面。我倒更看重从他打油诗中所透出的沉郁、深刻的另一面。读他的打油诗，我常常想起《诗经》中的句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错，隐于北京后海一所安静的四合院中的杨宪益不是老庄，不是陶渊明，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大儒。虽然有时难免激愤，但这正说明他内心深处是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只看到散淡，会低估了杨宪益的价值；只看到打油，也就无法读懂杨宪益的沉郁、深刻。

    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

    —悼林公

    这或许是林公（牧惠，原名林文山，北京杂文圈中的小字辈常尊称其为林公）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部书稿。我在今年3月份见到它时，就被书的名字吸引住了：《向“清洁工”致敬》。谁是清洁工？他把所有激浊扬清，以弘扬正义与良知为己任的文艺工作者统称为清洁工。用他的话说，这些清洁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合适的工具当擦脸布，给世界擦脸、搞卫生，为清除被旧文化、旧制度、旧体制……污染的世界，为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工作。他敬佩这样的清洁工，如他的好朋友漫画家廖冰兄，为孙志刚家属奔走讨公道的文晓明，写《中国农民调查》的陈桂棣、春桃……其实他本人不也是一个这样的清洁工吗？

    他是一个勤勉的清洁工。新时期20多年，他写了30多本书，以每年一两本书的速度向世界发表着他的清洁宣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撰写一部朋友托付的书稿，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写作不止。鲁迅先生说自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林公则简直是把别人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除了游泳，他几乎别无所好，爬格子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的宿命，就是他的存在方式，难怪他的好友王春瑜称他是“工作狂”。而我一想起林公，脑中就浮现出一匹瘦骆驼的形象。许是林公有点瘦、有点驼背的缘故，更主要的，我想是他那种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苦行僧精神和骆驼有点相似吧？

    他是一个执着的、最富正义感的清洁工。“林公文章老更辣”，这是我读他晚年杂文获得的强烈感觉。他的文章，怒斥贪官、抨击腐败，针砭时弊、鞭笞专制，心系黎庶、甘苦与共，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一字字一句句，无不饱含着他的赤子心、他的忧患情。他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的两段话：“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和“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缺席”之后，慷慨陈词：“其实，何止是作家？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份责任感、使命感，体现出的不正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坦荡胸襟和崇高的人格境界？！再如，他驳诘：《社会帝国主义是好东西？—读〈苏共亡党十年祭〉》，他呼吁：《把反“凡是”进行到底—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他感慨：《寂寞的〈庄园〉》，他称许：《容忍异端的雅量》，他无奈：《羡慕熊德明》等等，这些感时忧世的篇什所散发出的光芒，令所有的宵小之徒难以遁形。

    他是一个谦逊的清洁工。第一次见林公，是在朱铁志兄安排的一次杂文圈朋友的聚会上，座中惟一的长者就是林公。然而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谈吐轻松幽默，是个可亲可敬的普通老头。后来，我把自己的杂文集寄给他，他收到后，很快回信，说：“怀谦兄：谢谢寄来大作。匆匆拜读了一部分，写得很有水平，但个别问题我持不同观点，如把郭沫若、周扬、梁效归为一类，其实他们差别很大；浩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贵族。有机会面谈。”我在收到他的《与纪晓岚谈古论今》之后，给他挑了几处笔误，林公又很快回信：“非常感谢你那么细心地读了拙著并找出错别字，谢谢。我已记在书中，有机会再印时改正。”还说欢迎更多的朋友帮他“捉字虱”。这和那些听到一点批评意见就怫然不悦的官员相比，境界不知高出多少！

    然而，他是一个苦闷的清洁工。写得多，发得多，但发不出来的也多。尤其是近些年，他经常向我抱怨发表杂文的阵地越来越小。有时候传给我几篇稿子，怕我为难，就补充说能推荐发表最好，发不出来，就算是送给朋友们看看。我了解他的这种感受，我常常想，这个当年的武工队长拉着一杆子人马在广东打游击打老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遭遇过这种四面突围的困窘吧？这种无法解脱的苦闷还在于，他这么赤胆忠心地为世界为中国为党为百姓擦了脸、搞了卫生，自己累个半死，可是并没有讨到什么口采——当然，他写杂文本不为讨口采，但也不是为了自讨无趣吧？如果套用佛的两句谒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可以看作是林公写作杂文的内心独白；而“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则可以看成是某些当政者勒令清洁工下岗的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啊，我们这里干净着呢，不需要你这个清洁工来打扫。当然这些昏官不会懂什么谒语，我引用这段话，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对杂文家的敌视和他们浅薄的自负。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社会不是在真空中运转，不可能没有尘埃。有了尘埃，不去打扫，尘埃只会越积越多。记得在“文革”期间，我就背过这样一句最高指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连最高指示都忘了？

    如今，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他负责的卫生区域可能交由别的清洁工分管，也可能就此荒芜、垃圾遍地。如果是后者，人们会更念他的好，会时不时地谈起那个清洁工老头；而我，却是永远想念你的，林公！

    原载《教师报》2004年7月7日

    “愤老”已去，“孤本”长存

    —怀何满子先生

    在给我所供职的报纸撰稿的老杂文家中，何满子先生无疑是发表最多的人之一。80年代的且不算，从我接手的第一篇杂文《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1997、4、5）开始，到《读经不如读故事》（2005、4、5）止，整整8年时间，共发表了10篇杂文。量不算大，文章也未必代表其最高的创作水准，但在现实羁绊的大环境下，足可称为难能可贵了。

    先生的文章是颇具锋芒的，并不因为是为党报写作而稍敛。以《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一文为例，他从九寨沟的风景劣化一下子转到文化生态的劣化——“低级庸俗的读物却满架皆是。印数以十万、数百万计的是明星自亮秘史之类的玩艺，也还能迎合市民趣味，因而畅销的是侦破、格斗、婚变、黑社会故事等等在最宽容的意义上也只能算是消遣性的读物。自然，名称是很上档次的，叫做法制小说或社会纪实文学之类。”他从电视荧屏上看到北京鼓楼将恢复明清时代按时击鼓之制，鼓手全穿着马蹄袖装束、脑后拖着大辫子，写下《击鼓何需拖豚尾？》一文，认为起源甚早的晨钟暮鼓，“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审美角度，都没有必要用清朝的服饰，叫吊着豚尾的鼓手来表演！连溥仪在辛亥革命以后都自惭形秽，留着辫子见不得人而改发式了，难道还要今天的中外人等来看这野蛮、落后且又是耻辱标记的豚尾么？”他听说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在天津当寓公时的宅邸静园，正在计划整修，要建立一所“末代皇帝展览馆”，愤而做《如此陈列为哪般？》，指出“末代皇帝诚然是个卖点，但他在天津那一段的历史并不光彩，展览的只能是和日酋土肥原贤二等勾结的丑史……伪满洲国的历史则已有长春的伪满洲国皇宫的展览馆，作为当地的一段耻辱史陈列，天津又何必倾心于经营这样的生意呢？”

    如果说这些文章所贬斥的对象“对事不对人”，还不足以引起读者兴致的话，那么他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热、流行歌曲热、胡兰成张爱玲热的迎头痛击，则把自己置于无数“粉丝”的对立面，是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气的。他由此也为自己赢得了“愤老”的帽子。

    先生此前已有“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多一顶，他也不会太计较。他本是一名腹笥深厚的学者，解放初期是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79年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精到的研究，有3卷本《何满子学术论文集》行世，为什么不安于学问却鼓捣起不怎么讨人喜欢的杂文来了呢？他的解释是：写写学术性的文字能较多地与世无争，保险系数也大得多；杂文则容易触犯人，招人嫌厌，这我知道。然而，人难道是为讨人喜欢而活着的么？于是，近年来我倒以较多的时力来写这类杂里古冬的短文了，写之不已，这也真为俗谚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给我的书信中，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的第一本杂文集《拍案不再惊奇》出版后，奉上请他指教，他回信说：“略略翻读大作，觉所指方面甚广，平实中有机趣，甚佩。当今杂文的活动空间很小，读者也不多，人们都说已是‘曲高和寡’的品类。但我看来看去，写杂文的人都是比较有良心的人。只要注意一下，没有一个杂文作者对金庸、琼瑶之类劣等文化假颜色的。这现象极能说明问题。纵使境遇不佳，读者不多，也不能泄气，愿与阁下共勉。”

    先生的文字是老辣的，有火气的，年轻时是“愤青”，老了自然就是“愤老”了，但他并不想做任何改变。他说：“我向来不很约束自己的浮躁和偏激，读别人的文字也偏爱不那么平稳中和的作品，正像我宁愿喝烈性酒而不爱软饮料，性格使然，没治。” 他在接到我的历史随笔《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一书后，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现实不好议论，从历史上找话题，诚是开拓思路良策。甚佩用心。略读数篇，鄙见稍觉‘迂阔而远于事情’，恐系足下秉性冲和而然。不过，弟也深知直刺世相之不易也。直率陈言，乞恕。”他的话，可以说准确地击中了我的软肋。

    我不能完全认同先生对武侠小说热、流行歌曲热、张爱玲热的批评，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粉丝”庞大到得罪不起，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只要不是毒品，不是鸦片，那么读读金庸、张爱玲，哼几首流行歌曲，并不会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的。武侠小说固然与现代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流行歌曲确有不少靡靡之音，张爱玲的作品也无法与鲁迅平起平坐，但为什么一定要求读者从武侠中学法律，从流行歌曲中学主旋律，从张爱玲中读出鲁迅呢？它们给我们想象、给我们愉悦、给我们启悟，再低一等，给我们消遣，这就够了，不必让它们肩负更多的责任，那些责任，早有作家协会的签约作家们和文工团的演员们承担了。

    话说回来，我虽然不完全认同先生对劣质文化的批评，但我坚决捍卫他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年头，好好先生太多了，像何老这样，一以贯之，不曲学阿世，不见风使舵，不做墙头草的“老顽固”太少了。他们的存在，是垫起社会道德的基石，是纯洁社会的盐，是知识分子良心未泯的标识。

    我还想说，何先生绝不是不近人情的“老顽固”，而是一个儒雅可爱的老头。我和先生只见过一面，是在北京，朱铁志兄召集的一次聚会上。那天晚上，何满子先生和牧惠先生都出席了，两位老人相谈甚欢，喝的什么酒记不住了，只记得何满子先生酒酣耳热之际，满面红光，笑语不断，不见尖刻不见偏激，却见爽朗却见机趣，这样的老头，真如从《世说新语》中走出的一样，“肃肃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

    可惜后来未再见先生，连稿子也见不到了。他的稿子全是手写，又没有录副，常称是宇宙“孤本”，加之书法精妙，实在是编辑们钟爱的收藏佳品，遗憾的是我没有收藏意识，这些孤本全发到车间，交到校对手中去了。前两年向先生电话约稿，他慨叹已经精神不济；在一封信中，他写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终日昏昏如嗜睡，实为老朽之故，此况味非亲历老境者所不能体会，无奈之至。”如今，先生远逝，然而那些孤本还留存在世上，散发出它们熠熠的光辉，照亮许多有识者的心路。

    第四辑大家风采(2)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到今年（2006年）满88岁，也就是米寿了。从1947年他正式走上红学之路，算来已近60年。60年来，他除了研究诗文词曲、辞赋骈俪、书法理论，编写了《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永字八法》等著作外，用力最勤的还是红学。如今，老人已是著述等身，《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石头记会真》……每一本大作都在红学界乃至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去年，即2005年，更是“周汝昌年”，仅这一年，这位双耳失聪、右眼视力只有0.01的老人，就出版了《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红楼真梦》、《和贾宝玉对话》、《我与胡适先生》等近10本红学专著。今年4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红学门内人梁归智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再一次拉近了读者与这位红学泰斗的距离。

    夏日的一个午后，我们如约来到老人简朴的脂雪轩，听他谈60年的红学情缘。

    一、胡适是他的红学领路人

    周先生开门见山，说自己不太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但他和红楼却是有夙缘的。那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手中有一部日本版的《石头记》。但那时他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但他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故事，在他脑海里，总能隐隐地出现红楼人物的影子。他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后来成为散文名家的同学黄裳在一起谈红，一度甚至想英译《红楼梦》。但他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则始于1947年，领路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接到信后，直入燕大图书馆，去查卡片柜，居然一索即得。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集中自然有宝贵的史料，周汝昌据此撰写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即回信切磋，信也在报上发表了。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中，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是大学生的周汝昌。

    《甲戌本石头记》这部书价值连城，到底有多珍贵？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解放前夕，胡适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部书，其中之一就是此书；二是1980年它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红学大会上公开露面时，众人惊为奇珍异宝，光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8年，这部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由大学生周汝昌一句话，胡适先生就借给了他。正是由于这段因缘，周汝昌在当年主体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53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3个月内连印3次，印数达17000册，当年的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册。这个印数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学术性著作能达此印数，已经十分惊人了！

    关于《甲戌本石头记》和《红楼梦新证》，各有一段轶事。1948年6月27日，周汝昌从胡适那里借到此书后，暑假开始，他携带此书回天津老家，将书送到四哥周祜昌的面前，两人爱不释手，就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暑期结束，周汝昌返校，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胡适，胡先生回信说：“我读你信上说的你们弟兄费了两个月的工夫，抄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这封信，充分展示了胡适的仁者之风，令周汝昌感激涕零。

    在台湾，1960年初，当地的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以惹起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完此书，大加称赞，要此人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在给作家高阳的信中说，《红楼梦新证》“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不仅如此，胡适还从善如流，接受了《红楼梦新证》中的三项学术成果：一、他改变了曹頫是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他的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雪斋是曹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他承认曹家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周汝昌感念胡适先生人格上的“大”，写了两首诗称颂胡先生，其一是：“肯将秘笈付他人，不问行踪意至真。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其二是：“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二、《红楼梦新证》的红与黑

    周汝昌自燕京大学毕业后，继续在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1951年之秋，他忽然接到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他去当外文系的讲师。赴蜀前，他把已完成的《证石头记》书稿交给文怀沙。1952年五一节，周汝昌到达华西大学，秋冬之际，院系调整，他调归四川大学外文系，住进一间高级棚屋“梅园”，在这里，他完成了此书的校对工作。在阅读校样的时候，他注意到，原稿中对胡适的敬称“先生”全部删掉了，涉及到胡适的语气词语也多有变通。由于文怀沙不喜《证石头记》这个名字，建议改成《红楼梦新证》，显然是针对胡适《红楼梦考证》而言的。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立即引起极大轰动。大学者张元济(菊生)、顾廷龙等都在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聂绀弩爱才心切，烦林辰函邀周汝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周汝昌当然愿意进京，可是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才把周汝昌从四川大学外文系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

    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回到北京，宿舍是东城门楼胡同一处小院。略事休息，他就去出版社上班，在二楼，他见到了聂绀弩。几句话后，聂绀弩就提起了《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对他的书有好评。当时不知具体情况，多少年之后，周汝昌才知道，原来主席在此书的“胭脂米”一条上加了密圈。那是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其中谈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将此米赏与曹寅、李煦一事。毛主席那时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对胭脂米产生了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此米，送给了主席。因为脂胭米珍稀味美，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尝到此米，大加称赞，主席就送了一些给田中先生。

    从1953年秋到1954年秋，《红楼梦新证》只红了一年，接着，“批俞”、“批胡”运动开始了。1954年冬，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在报社接见了周汝昌，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写批俞批胡的文章。邓拓说：“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周汝昌写了一篇批俞批胡的文章，但很多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失望，认为他批判的水平不高。

    这年下半年，批俞批胡运动逐步展开而升级，周汝昌很快变成“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来越凶，有一篇说他“比胡适还反动”！

    1968年周汝昌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后来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得以重返北京。

    可是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周汝昌注定命途多舛。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老人自述，一天中午，他在午睡时，有一个滚地雷从他住的门楼胡同小院穿屋而过，他就变聋了），1974年为出版《红楼梦新证》增订版，他因过度劳累，导致双目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住院进行手术，仅保住“半目”，左眼“报销”，右眼视力只有0.01。就靠这0.01，他和四哥周祜昌一起，开始了一项持久的“大汇校工程”，其成果就是于2004年5月出版的《石头记会真》。

    三、兄弟情凝“大汇校”

    周汝昌兄弟五人，除长兄早逝外，四兄弟中他最幼，四哥周祜昌比他大六岁，两人关系最密。是四哥把胡适未觅得敦敏《懋斋诗钞》的情况写信告知周汝昌；是四哥把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用一笔一画的工楷抄清；是四哥鼓励他不断充实《红楼梦新证》中《史事稽年》一章，并于1976年4月出版了《红楼梦新证》的增订本，这个新版本80万言，是旧版的两倍；是四哥陪着他同访西山雪芹足迹，同寻敦敏槐园，联床夜语，剪灯清话；也是他倾尽自己的后半生，为《石头记会真》抄写了愈千万字的资料。

    大家都知道《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但是《红楼梦》的版本众多，按回数可分为80回版本和120回版本。

    其中，80回的版本为曹雪芹原著，曹雪芹没有来得及将《红楼梦》写完就去逝了。根据考证，曹雪芹的原意是写108回。虽然曹雪芹曾留下后面没写完的部分手稿，但这部分手稿在别人借阅的过程中遗失了。

    120回的版本中的后40回为高鹗续写。高鹗和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高鹗出生在曹雪芹之后，两人也并不相识，高鹗续写红楼梦既没有曹雪芹的手稿，也不清楚曹雪芹的原意。他不仅续写了后40回，而且对前80回也做了很多修改，著名作家张爱玲女士评价后40回将红楼梦庸俗化了，她对高鹗的评价是四个字：死有余辜！

    现存80回的红楼梦版本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小的不同，其中当然只有一种是曹雪芹的原著。由于过去小说的地位很低，读者看到不喜欢的地方经常会擅自修改。

    对于红学研究来说，自然需要从这众多的版本中找出哪些是曹雪芹的原话，将这些重新会真成一本最接近原著的红楼梦。

    这就是周汝昌和他的四哥周汝昌花费56年时间所做的一项大汇校大工程。

    起缘还要追到1948年。周汝昌从胡适先生处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书后，利用暑假和四哥周祜昌抄得一部副本，就向胡先生提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真本”概念的历史纪程，这三部抄本是当时仅为世知的佳本。胡先生回信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石头记会真》是80回本，所谓“会”，就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而“会”又含有体会、领会、赏会的复合意义。

    这部书是连正文带脂批一起校订的全本。周汝昌认为，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妻子。曹雪芹的时代给小说写评的风气很盛，脂砚斋的评是经曹雪芹同意，作为红楼梦的一部分一起出版的。周汝昌认为脂批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小说的附加物，而是书文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创此书，兄弟俩数易其稿，而四哥周祜昌则经历了“三抄”其家的厄运。前两次是“破四旧”、“阶级斗争”，第三次是1964年，周祜昌正在家里埋头抄录，有一邻居“告密”，说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在家闭门写“反书”。于是有一伙人就借题兴事，当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动起来，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惊人，三抄之后，书籍手稿、一切资料片纸无存，最后是“扫地出门”，八口之家，因此没了立锥之地……

    但周祜昌矢志不移，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工作桌椅，是趴在一个小凳子上从事这种繁重至极的大汇校的！1993年，当汇校到第27回时，周祜昌不幸辞世。在女儿周伦苓的协助下，周汝昌于1999年编定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几经周折，于2004年5月出版。

    四、研红之外

    老人年轻时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他吹拉弹唱样样喜好，尤其喜欢吹萧，兴致所至时吹一曲洞箫，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会给他带来一天的好心情。他也喜爱民间工艺，泥捏的，纸糊的，都喜欢。老人还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他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如今，年轻时的一切恍如一梦，但老人并不自怨自艾。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在他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但这并不是心死，他说自己虽然耳目有损，还有一颗心在，“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老人还有两大爱好，为他的晚年排遣着寂寞和孤独。一是作诗，二是书法。1970年，周汝昌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连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不禁无限惋惜。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就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周汝昌所作的诗，数量极大，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受称道的还是咏红诗。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

    周汝昌的书法也自成一体。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他的字是“瘦金体”，他不以为然，说：“‘瘦金体’是宋徽宗所创字体，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

    五、晚年井喷

    1974年，周汝昌目损后，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给他开出证明书，说不可再做编辑工作了，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并未做出“处置”。后来，红学家胡文彬来访，邀他加盟，周汝昌才决定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研红学。

    曹雪芹痴迷，著红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迷，研红用了60年，有两句诗为证：“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周汝昌痴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方能无退，即不悔。几十年下来，老人著述等身，何悔之有？尤其是最近几年，老人的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继1998年由华艺出版社推出6卷本的《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之后，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夺目红》5个月内连续7次印刷，创下学术书畅销15万册的纪录。2004年，他出版了十卷本、500万字的《石头记会真》，那是他和四哥周祜昌字字校订、56年才得以酬愿的心血结晶。

    因痴迷红楼，老人的书斋就叫脂雪轩，那自然是脂砚和雪芹的合称。在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略显局促的脂雪轩内，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圆桌、两个书橱、一套旧沙发和一地的书，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门口的一台电脑，那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周伦苓介绍说，由于目损，老人不爱看电视，但每天仍坚持用两层放大镜叠起来看报读书，实在看不清，就请家人讲给他听。又由于左耳失聪，右耳戴助听器，家人须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我们的采访也是在这样的大喊大叫中进行的。但老人思维之敏捷、思路之开阔、思想之深刻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令我们惊奇的是，老人目损后，并没有抛弃纸笔，没有对着录音机口述实录，而是坚持在纸上笔走龙蛇。以前用毛笔，现在是用一支很粗的钢笔，写出来的字如核桃一般大，两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几个字叠加在一起，只有他的女儿周伦苓认得，帮他打印成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文艺是特别讲究个性的，他说出来的东西，经别人录音整理以后，就变成别人的风格而不是自己的风格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真心喜欢笔墨纸砚，感觉它们就像自己的读者，如果对着录音机讲，就觉得不对滋味。老人说：“现在每天都是我的工作日，我要利用现有时间把几十年来积累的看法、摸索的一些心得铺到纸上。我跟孩子开玩笑说自己现在是文思泉涌，写作时由此及彼，不用苦思冥索，我这个精神状态和写作效率要胜过很多老者，现在唯一的自信就是这个。”老人虽然面容清癯，但精神矍烁，他有这种自信的资格。

    谈到今天的红学界，老人说，他因目疾，了解不多，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比较沉闷，没有新见解新突破。但他说自己是一个乐观者。这个沉闷是一个过渡时期，哪一个契机、因缘到了，红学会有一个新气象。“三年吧，三年之后，红学界会有一个突破。”老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周汝昌梦解红楼》一书的封底诗：“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老人最近的一段心得吧。

    草婴：用翻译唤醒人性的光辉

    草婴的名字是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据说，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婴一个人。从50多岁开始，他前前后后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今年87岁高龄的草婴因老年性疾病，在华东医院已住了一年多了。但说起翻译，他依然思维清晰，谈吐自如。

    一、从《老人》开始，他迈入俄罗斯文学的海洋

    草婴，原名盛峻峰，生于浙江镇海一户殷实之家，祖上经营盛滋记酿造厂及行医。小时候随父亲到乡下出诊的经历，在草婴心田播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

    中学时期，他购买了国内首次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其中，创作10卷翻译10卷。鲁迅“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理念深深影响了草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举家迁入上海的法租界。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婴把目光转向当时被认为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苏联。他先是师从一位俄国女侨民学了一年多俄语，后来遇到“领路人”姜椿芳，开始了文学翻译的生涯。

    草婴翻译的第一个俄罗斯短篇小说是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刊登于1942年《苏联文艺》第2期，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婴”这一笔名。这篇约七千多字的作品，描写基舒卡老爹只身抗击德国鬼子的英雄壮举。可以说，小说格调与当时的国情十分吻合。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草婴翻译了巴甫连柯的长篇小说《幸福》，而为他赢得空前声誉的是1955年翻译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品先是在《译文》上刊登，由于小说内容是“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改革，得到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推荐，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接着又印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124万册。小说主人公娜斯嘉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这篇翻译作品影响乃至催生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一批“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并在新时期被誉为“重放的鲜花”。

    二、从肖洛霍夫到托尔斯泰

    徜徉于俄罗斯的文学世界，草婴发现俄罗斯文学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它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还有，俄罗斯有九百年的沙皇统治，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两者有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在反封建专制方面有共同的语言。而在众多的俄罗斯作家中，草婴最后选定了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自己的主攻目标，他的理由是：“我为什么特别要选中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一名战俘从战场逃回家，发现亲人全部遇难，于是和一名孤儿相依为命、流动打工的故事，作者对主人公索科洛夫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和占主流地位的“不是阵亡就是判徒”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当年苏联极左思潮下，肖洛霍夫敢于通过作品和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并且毫无顾虑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不回避矛盾，这在苏联作家中是唯一的。小说在《真理报》连载后，报纸被抢购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风中聆听了电台的广播，热泪盈眶。有着思想家敏感的草婴立刻动手翻译了这部作品。随后，他又翻译了肖氏的《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世纪80年代，草婴重译为《新垦地》），在读者中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文革”期间，草婴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很早就接触过托尔斯泰作品的草婴认识到，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巴金称誉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作为巴金的朋友，草婴是服膺这一评价的。但在这座举世景仰的大山面前，草婴一直不敢贸然动笔，而是在做了相当充分的生活、文学、知识、思想等方面的积累之后，1977年他才着手翻译托尔斯泰，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译出《托尔斯泰小说全集》20卷，400万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蓝英年收到全集后，“心里充满钦佩、感激和羞愧”。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托尔斯泰全集》，那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译者是从全国各地请的，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则是草婴独自一人担当。蓝英年说：“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毅力、严肃的态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诣，还需要才华。”

    有人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育了中国文学。这其中，当然有草婴的功劳。

    三、一位“三无人士”的精神追求

    采访中得知，草婴竟是一位“三无人士”——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一直靠翻译所得的稿酬为生。他先后担任华东作家协会专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但没有一个是拿工资的，直到1996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资料馆馆员，才有了每月两千多元的“车马费”。他不是没有领导才干，也不是没有出山的机会，“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可是，为了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谢绝了。他说：“人生有限，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两件事，就是成就。”

    对此选择，草婴一直无怨无悔。他有自己的逻辑：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我翻译的选题不是可以更自由吗？可是，“文革”期间，为了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那个时候，肖洛霍夫被称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草婴作为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运交华盖。在劳动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肠大出血，送到医院，胃被切除3/4；后来是从卡车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后虽然愈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婴一生翻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余部，七八百万字，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毅力啊！

    草婴的夫人、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盛天民介绍说，从事翻译的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吃早饭。上午翻译，下午整理资料、看书。为了确保译文的质量，草婴给自己订一个硬指标：平均每天只译一千字。草婴撰文描述过自己的工作状态，他说：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感情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他翻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时，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有一次，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者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神情忧郁，思想不集中，过了一会儿，草婴难过地告诉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草婴的耕耘为他赢得了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的作家，得过“鲁迅文学翻译奖彩虹奖”，荣获俄罗斯“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并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但草婴的价值不止于此。作家冯骥才在《草婴先生》一文中说：“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这样称赞草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对比时下某些人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水磨坊”译成“水淋淋的小姑娘”，两三个月就翻译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草婴不仅足以让翻译界警醒，更让我们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4月1日

    第四辑大家风采(3)

    袁行霈：儒雅的师长

    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他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其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拿袁行霈先生来说，他有很多兼职，曾经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十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现在还担任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但他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他说：“教书是我的本业，也是我的天职。如果我不能胜任教书育人的工作，就不配做这个国学院院长；如果我不能做一个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学者，也就不能做中央文史馆馆长。”

    一.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袁行霈先生1957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送走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于学子们来说，他的课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美好的记忆。

    上袁行霈先生的课，的确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板书一直坚持竖写的习惯，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俊秀飘逸，一节课下来，黑板上留下的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古代的大诗人称为自己的好朋友，在课堂上自然经常吟诵他们的诗，那优美的音质，那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前来听讲的学子。他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袁行霈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成为那个时代中文系学子心目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后，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他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他本人先后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北京市人民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二.治学之道：横通与纵通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同时在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诗学史方面卓有建树。但他并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延伸，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气象和格局。

    早在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提出自己的治学主张。“横通”一词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原是贬义词，袁先生借来赋予它褒义，加以发挥，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要左右打通。“纵通”的含义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有纵向的把握，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要上下打通。“纵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加强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研究一个问题，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学术的前沿，将研究工作的起点提高，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达到新的水平。

    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他用20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像使用激光一样，都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重点突破、带动一般。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他担任主编，约请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共同完成的4卷本《中国文学史》，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他与北大36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编辑出版了4卷本160万字的《中华文明史》，为承传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书正由美国汉学家翻译为英文，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斋中的袁行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常常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读帖。他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

    三.尊重人才，开门办馆

    袁行霈自1999年开始，先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他是继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第7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一种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如何延揽人才，凝聚广大馆员的智慧和力量，为弘扬传统文化添砖加瓦，便成为袁行霈工作的着眼点和突破口。去年年初，在他的提议下，任继愈、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任继愈先生去世后，他撰挽联“哲人萎矣更留有千株桃李，魂气何之应化为万朵莲花”以示哀悼。

    他多次在会上强调文史馆要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的数百名馆员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他注意到文史研究馆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综合的诗选，便动员各方力量，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收录90位馆员约2000首作品，保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学史料。他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是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由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出任组委会主任，并与袁行霈馆长共同出任主编。全书按照当前行政区划分为34卷，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编写的分省“文化地图”。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同事眼中，袁行霈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平易近人、非常低调；对待工作则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他的为人之道，绝非谦虚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话语。

    从教室到书斋再到社会，从教授、学者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并集前人的两句诗“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澄澈、心迹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

    永不掉队的高莽

    作家高莽的书房内有一个专柜摆放着自己的著译和绘画作品，紧挨在旁边的是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说：“我的中文底子薄，得不停补课。”

    高莽小时候上的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十年制，这个学校的语文课程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使他从小就对故事性好、音乐性强、文字优美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发生了兴趣。十七岁就开始在当地报纸发表译文，当时高兴得一蹦老高，手摸着了天棚。

    1946年从延安来的著名作家草明在哈尔滨看一个照片展览，指着高莽翻译的说明，说他语言不纯，中文底子不好，这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他开始用心琢磨汉语的文法、结构、叙述方法，并大量阅读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大后方的、抗战区作家的作品。

    高莽说，高尔基的大学是“在人间”，他的大学是从事翻译，第一个引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1949年，戈宝权赴苏路过哈尔滨，看见报纸上有不少翻译、研究苏联作品的文章，提出要与译者一起开个座谈会，等了半天，只来了一个毛头小伙子。戈宝权拿出那份邀请人名单，小伙子一看，上面的名字全是他高莽的笔名。那时，高莽对翻译有偏见，因为伪满时期，翻译官大多不是好人。戈宝权就对他说，那要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作品，为谁翻译？这句话对高莽影响很大。他把自己的笔名由“何焉”改为“乌兰汗”，意为“红色的人”，开始自觉地为人民翻译革命的、健康向上的作品。

    在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高莽译过小说、诗歌、电影、传记，他个人认为译得较好的是莱蒙托夫、叶赛宁的诗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两个讽刺剧本《澡堂》、《臭虫》，而对他人生影响较大的则是早期翻译的两个作品。第一个是剧本《保尔？柯察金》。当时高莽还没有读到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这么一个“光明的人”的出现，他感到灵魂的震撼。更为传奇的是，这个剧不久由教师联合会剧团搬上了舞台，在剧中扮演冬尼娅的孙杰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晚年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也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因为妻子对油画的调色油过敏，他毅然放弃心爱的油画，改画国画。为了照顾好妻子，他推掉了很多社会活动，就是上街买菜，去邮局发信，也是来去匆匆，生怕妻子在家有点闪失。他说，自己这样做，很难说没受《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第二个作品是一名乌克兰作家写的《永不掉队》，这篇小说写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副教授去当兵，连长是个年轻人，老训他。在战争中，两个人都负伤了。副教授轰炸坦克时，两眼炸瞎了；连长掉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后，两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副教授回大学任教，连长去大学学习。在战场上大有用武之地的连长在学习上却一筹莫展。副教授告诫他：“当年在战场上你对我说不须掉队，现在你也不能掉队。”两人握手时，副教授握到的是连长的左手，这才知道连长也负伤了。这篇小说激励高莽在翻译、写作、绘画领域来回徜徉，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至今还记得另一个使他警醒的女编辑对他说的话。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编辑看了高莽的一部译稿，说：“你的文字三十年没什么长进。”多少年后，当人们读到译笔优美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时，该能够从中听到译者高莽奋然前行的步伐。

    有着丰富翻译实践的高莽现在却说翻译太难。当年戈宝权先生曾对他说：“我越来越不敢翻译了。”那时他不理解。出于胆大、出版需要或者自己想出点小名，越不懂时越敢翻译；现在年龄越大，对翻译的作用认识越来越重，也就越不敢翻译了。但他并没闲着。在照顾妻子之外，他创作出《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俄罗斯大师故居》、《枯立木》等十多部作品。他还喜欢刻图章，喜欢书法，喜欢把一些破烂变成东西，如拿鸡蛋皮贴成老虎的图案，变成一个别致的器皿；用断了的镐把刻成鲁迅头像；他更喜欢画名人……他说：“我今年七十九岁了，但我希望自己能够永不掉队。”

    韩静霆的“情”、“色”、才、气

    酒、色、财、气，是男人的四忌，但从韩静霆身上挥洒出的“情”、“色”、才、气，却是成就这位“文坛奇才”的四种优良品质。读懂了这四种品质，也就基本读懂了韩静霆。

    “情”

    韩静霆的夫人、编辑型作家王作勤称自己的丈夫是“文坛‘情’场老手、画界好‘色’之徒”，是指韩静霆徜徉于文学和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先说“情”。韩静霆以文学成名。从早期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大出殡》、《市场角落的“皇帝”》到《孙武》、《人猴共舞》，他对文学用情最专。他爱文学，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存在方式，他说如果有一星期不侍弄笔墨，他的口角就会生出燎泡或口疮。为了写作文稿重达11斤、共计35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孙武》，他把自己关在饭店里，十三天不出门不接电话，写作过程中拼命地抽烟，手指烧焦了都不自觉。为了文学，他的头发慢慢脱落而又渐渐变白，他的脊背因长期伏案而变得弯曲，他的眼袋因睡眠不足而日渐臃肿下垂，去年，竟至于发生心血管血栓，住院做了一次大手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心脏做了一次内装修。

    他爱文学，是因为文学为他提供了一个自由陈情的世界。他沉湎于那个情感世界，常常陪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他常常在夜里突然把妻子叫醒，给她讲小说里的故事。当他讲到战地裸体迪斯科时，就学给她看，先是笑着跳，然后那笑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哭；写长篇小说《大出殡》时，写到男主人公智广在大风大雨天，在泥水中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劈头盖脸地打得爬来滚去，那年轻人狠狠地去踢智广的裆时，他跟着哇哇大哭起来；写《人猴共舞》是在酷暑天，他蜷缩在一个白瓷砖到顶、很像厕所或澡堂子的斗室里，门外，向左五步是尿池子，向右五步是贮满了半尺臭水的地下室；屋内，时时与蚊蝇共舞。就是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他的头脑中却在编织着一个幻想与现实融合为一的奇妙世界。一个卡通人物——阿娇，为了情而复活，为保护自己的主人万家鸣，她忍痛嫁给了仇人，最后壮烈自尽……

    从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反观韩静霆的内心世界，生活中的他的确是一个情感细腻、心地善良的至情至性之人。有一次几对名人夫妇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问丈夫们：平时你们对夫人的昵称是什么？轮到韩静霆回答时，他略微迟疑了一下，脸有一点红，说出两个字：“阿姨！”现场哄堂大笑。一声“阿姨”，说明韩静霆被夫人照顾得心满意足，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童心未泯、感情真挚的作家。当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孙武》著作权纠纷案终审胜诉后，在庆贺家宴上，为感谢妻子对自己始终如一的支持，当着很多朋友的面，他深情地、自自然然地叫了妻子一声“阿姨！”然后，含泪亲吻了妻子。

    “色”

    从1979年开始，韩静霆师从齐白石的关门弟子许麟庐学习绘画。他自称“白石徒孙”就是为此。20多年来，韩静霆画了多少画我不知道，但他告诉我前一阵子，他觉得自己过去十年的画太幼稚，开始撕画，“成麻袋成麻袋地撕”，这是怎样一种劲头！

    他好“色”，那是真好，不是像民间一些画画儿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是玩，是健身；他不同，他是把绘画作为挥洒自己情感与个性的天地，是创造的天堂。他说，画画的时候，笔和纸和墨和水结合在一起，瞬间发生的那些变化，会使你的创作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使你的灵感找到发挥的空间。所以他认为每一张画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一次运笔时，墨在纸上发生的变化都是不可能重复的。他最推崇的文人画家，第一就是徐青藤，徐青藤画的葡萄，点点都是墨痕，都是情感。

    他大胆用色，不落俗套。他学苏东坡用朱笔画竹子，他把民间大红大紫的概念色结合在一起，反而相得益彰，产生了非常好的观看效果。

    他见有些人被封为“牡丹王”、“猫王”之后，停滞不前，只是重复自己，认为这种现象很可悲。他说：你拿出去的画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给别人看。毫无创新，千人一面，这是某些画家走向穷途末路的原因所在。

    看韩静霆的画，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相反，你会受到震撼。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追求与向往，矛盾与困惑，憧憬与渴望。他画奔马，为画斋取名“嘶鸣堂”；画达摩顿悟图；画参禅高僧和身旁的蜘蛛网；画老子出关图；画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画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画唐诗宋词的意境……画中的人物，因被极度变形抽象而显得气韵高古；花鸟，因色彩艳丽而透出勃勃生机；山水，因构图妙险而让人感觉超凡脱俗。总之，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是一个导引韩静霆超越世俗、返璞归真的世界，是一个宣泻情感、张扬自我的世界。

    迄今，韩静霆已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及穗、闽等地举办个展八次，画作为澳大利亚总理、瑞典王室、日本桥本家族及许多收藏鉴赏家收藏，成为文人画中的佼佼者。

    人称韩静霆是“文坛奇才”，他的奇在于他的“通”。他大学学的是二胡、琵琶，以写小说成名，后来在绘画上打开一片局面，这已属不易；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在所涉的每一个领域均能成大气候，而且已融会贯通，臻入化境。比如，你可以从他的小说中读出画面，从他的绘画中读出节奏。

    骨子里，韩静霆是个豪放派诗人。他的诗人气质使他特别适于作词，由他创作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遍大江南北，就是明证；他还担任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文化部及央视春节歌舞晚会等大型活动的策划和总撰稿，那些激昂慷慨的台词，常常让我想起李白、苏东坡的神韵；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题画诗，那些诗，全是即席口占，是对他未尽画意的补充，对观众来说，则是一次愉悦的书法欣赏。比如，他为自己的乌骓马图题词：“椽笔走风雷，带醉写乌骓。口衔楚铁铁未锈，千载蹄声碎。折戟如断苇，空盼项王归。马鸣乌江夜半时，魂魄应相随！”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他毫不谦虚地说自己的圆肚子里藏着好多文章，的确，这些才华不仅表现于小说、散文、歌词、绘画，在生活中也常常流溢出来。有一次他在四川吃“皇城老妈”，那家饭馆炸的肉丸子太硬了，他对小姐说：你们这里的丸子肯定是皇城老妈年轻时炸的。小姐听出韩静霆是在说他们的丸子不新鲜，连忙辨白说：不是不是，顶多是昨天炸的。还有一次在北京，我陪他去外边吃饭。他想吃宽面条，就问小姐店里的面条有多宽。小姐用手比划了几下，韩静霆一看，笑着说：嗬，那么宽呀，干脆煮我们的腰带得了。这类幽默，俯拾即是，正是他才思敏捷的自然流露。

    韩静霆的人品和他的画一样：大气。他有很多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其中有官员也有百姓，有富人也有穷人，他都一视同仁，无世俗之见，无势利之心。

    大凡有才气的人，往往容易侍才傲物。韩静霆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也就是狂狷之气，这一点颇像当年的郑板桥。有位大领导托人向韩静霆求画，韩静霆知道这人的人品不太好，就对来人说：他又不是不认识我，你让他自己到我这儿来要好了。

    他的身上还有傻气。为了文学这个忠贞不渝的“发妻”、为了绘画这个苦恋多年的“情人”，他多次放弃了提升晋职的机会，放弃了住大房子、坐高级车、享受全方位服务的机会，而宁愿固守寂寞和孤独，与写字的笔、画画儿的笔打交道。

    当然，他也有侠气，有超逸之气。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军人，他喜欢谈剑，他研究孙武，他画马谈禅。在一个审美的世界里他纵横驰骋，他所向披靡，他实现自我。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韩静霆。一个侠骨柔肠的作家，一个笔墨诗人一样的画家，一个“情”、“色”、才、气“四毒俱全”的大写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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