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公子”得失谈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追慕那个时代的一些风尚。虽然在那个时代，士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那毕竟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时代，是一个士可以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时代。感谢司马迁，以其生花妙笔为我们塑造了几位古代名士的人格魅力和卓异风采。
“战国四公子”是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把一些有着共同志趣和嗜好的人归类，冠以“四公子”、“七贤”、“八老”什么的，这是中国品藻人物的一个特点。这四位中，除平原君娶了信陵君的姐姐为妻之外，其他人并无亲戚关系，把他们放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志趣和嗜好。他们的志趣和嗜好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千百年来被人称颂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一是养士，二是重义。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人文精神的史学家，司马迁欣赏“战国四公子”，并单独为他们写列传，但他对四人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他的评价体系中，“义”是第一位的因素，所以他最欣赏的是信陵君，其次平原君，其次孟尝君，最后是春申君。
作为王室成员，出于统治的需要，当然要养一些士，但像四公子这样，一下子养数千人，而且可以不计一时功利，不计高低贵贱，礼贤下士，平等待之，这是比较难得的。这其中又各有特点。孟尝君最好客，平原君最贤，信陵君最义气，春申君最奢华。
一提“鸡鸣狗盗之徒”，大家就会想到孟尝君。只要有一技之长，哪怕是潜逃犯，都可以投到他的门下，以至于到了司马迁时，薛地还有很多的暴桀子弟，原因就是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的任侠、奸人等六万多家进入薛地。宋朝王安石批评他：“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平原君呢？同样是个对朋友很讲义气的人。当秦相范雎的仇人魏齐从魏国跑来投奔平原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收留了魏齐。尽管秦昭王对平原君百般恫吓，他都不为所动。更极端的例子是，为了网罗人才，平原君可以当众杀美人。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
这才有后来的毛遂自荐，帮助他达成了与楚国的合约。但视女人如草芥的他，心理上是有问题的。让人最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有好利的毛病。因为贪图韩国献出的十七个城邑，平原君蔽于韩将冯亭的邪说，利令智昏，结果激化了秦赵之间的矛盾，十七个城邑没得到，反而酿成了赵国四十万大军在长平被坑，邯郸差点灭亡的悲剧。这事要发生在别人身上，早就该杀头了，好在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竟然毫发无损。
在四公子中，交友最没有功利打算的当数信陵君。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不耻下交。从看门的七十老人侯嬴到杀猪的朱亥，博徒卖浆者毛公、薛公，都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不像孟尝君、平原君那样，鸡鸣狗盗之徒也好，杀美人以求士也罢，都是为了最终从他们身上获取回报，信陵君不这样，他真的是把他们当朋友——尽管后来这些人也帮了他的忙，甚至以死相报。
信陵君的讲义气主要体现在窃符救赵这件大事上。南怀瑾先生以为不可。他说：信陵君窃符救赵，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平原君，是一种私人的义气。而且不是国家元首发布作战命令，也是不对的。这一做法虽然与赵国有功，但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不算合理了。他把义做得过了头，反而变成虚伪。
我不以为然。当时的情况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遇上一个鼠目寸光的胆小鬼国王，正常途径走不通，大兵当前，信陵君除了偷符救赵，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
明人唐顺之在《信陵君救赵论》中则分析得较为透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唐顺之认为信陵君的错误不在于偷符，而在于“名高震主”，使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就是失了名份。这一分析是立得住的。信陵君决非只是对平原君的哥们义气，而是有保存赵国也保存自己国家的大义存焉！
可惜，信陵君因此事而一直遭疑。在赵十年，秦使反间计。“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并且说他将南面而王。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就不再用信陵君做将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对信陵君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既称公子，这四位身上难免会有一些公子哥的脾气。孟尝君个不高，他跑到赵国，赵国人说：“乃眇小丈夫耳。”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杀了人家几百人，灭了一个县才离开。平原君赵胜则有些花花公子的味道。秦急围邯郸，“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榖，余粮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春申君最奢华。赵平原君派使者去见春申君，春申君的座上客都穿着镶有珠宝的鞋子。
四公子中，孟尝君、平原君皆得善终，而信陵君是醉死的，春申君是被杀死的。后两位都是太聪明，犯了“功高震主”之大忌。
当年，魏公子信陵君正和魏王下棋，有人来报说赵国入侵。魏公子说是赵王打猎，不是入侵。魏王吓得心不在焉。过不多久，来报的说果然是赵王打猎。魏公子说：“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这事以后，魏王害怕魏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春申君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看见楚王生不出孩子来，就越俎代庖，把一个美女的肚子弄大了献给楚王。后来果然生下来一个男孩，被立为太子。谁知这个美女有个相好的叫李园，他想杀春申君以灭口。有人劝春申君要防着点李园，他不听，说：“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结果楚王一死，李园就派杀手割了春申君的头，太子被立为楚幽王。这个故事，后世的吕不韦又重演了一遍，也是没有好下场，喝毒药自杀了。
在中国这套体制下，“功高震主”的悲剧是很难避免的。要干成一番大事，自己要有才，也得用别的人才。但如果做得过了，就会引起当权者的嫉妒和猜疑。像战国的范蠡、汉时的韩信、明代的刘伯温，都遇到和“战国四公子”相类似的难题。知道功成身退、“狡兔死，走狗烹”这一道理的，就活下来了；继续与君相伴的，都没有好下场。伴君如伴虎，真是难为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
谏的悲剧
中国自古多昏君、多庸主，但中国自古亦多骨鲠劝谏之臣；即使是评价几个少有的好皇帝时，人们也往往把他是否乐于纳谏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
唐太宗和魏征是纳谏劝谏配合得最好的一对了。《旧唐书》评价唐太宗：“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所以谏来谏去，决定权取决于皇上。即使从善如流的唐太宗，对“不避犯触”的魏征也不能说毫无意见。在魏征刚刚死后，唐太宗就发现他把“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当面顶撞也就罢了，死后还整“黑材料”！一怒之下，唐太宗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撰写的墓碑推倒。只此一事，可见出唐太宗压抑已久的怨愤。从这个角度说，魏征能够终其天年，实在是圣主唐太宗的恩赐。
如果君主不那么圣明，谏他何用？这个问题，大约历代贤臣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只知道，劝谏是为人臣者的神圣职责，不管君主爱不爱听，也不管自己的小命能否保得住。可以说，谏是最没有功利打算，也最能显示一个大臣人格的行为方式。
翻开史书，大批大批的贤臣名相因谏而死就是明证。“死谏”是最常见的一种。商纣时的比干称得上是“始作俑者”。史书记载：“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的以死谏纣，实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人会问：比干的死值得吗？
我说：值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
元朝的英宗问大臣拜住：“我们这个时代，能产生像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有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
这仅仅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有什么样的大臣，才能造就什么样的皇帝。
从表面看来，比干的死谏没有改变商纣的昏庸，但他的作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君进谏，为国尽忠，为民立命。比如，没有管仲，哪有齐桓公的霸业；没有魏征，难显唐太宗的圣明；没有宰相廉希宪，也就难有元世祖忽必烈的文治武功。
但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谏的悲剧色彩往往过于凝重，以至于令今人望“谏”兴叹，不寒而栗。
比如，汉成帝时朱云为了劝谏皇上，把殿上的栏杆都给折断了，左将军辛庆忌替他求情，梆梆梆，磕得满头是血。这仍然属于以生命相逼的“死谏”。
还有“哭谏”。宋光宗时的傅良为了规劝皇帝按时上朝，扯住光宗的衣服，哭哭啼啼地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地跟着他！”
更有“骂谏”、“讽谏”等等。唐高宗外出行猎，遇上大雨，虽身穿“油衣”，还是被淋湿了。他就问身旁的大臣：“油衣究竟用什么材料缝制，才不至于渗透呢？”谏议大夫谷那律立刻接口：“照我看，用瓦做油衣最好，肯定不会渗漏。”他的意思是要劝谏皇帝少从事游猎，多呆在宫里为社稷民生操点心。唐高宗恍然大悟，“悦其直，赐帛二百段。”
什么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人，属于专业谏官，他们比较注意揣摩皇帝的心理，能一门心思地研究谏的艺术，当然可以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更多的犯颜直谏之臣可就没这么幸福了。台湾的李敖曾把中国古代的谏诤与现代的言论自由做过比较。他说：“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李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这就是谏的悲剧：它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的产物。不管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大的作用，都遮掩不住那一群群被迫下跪的身影。
但我仍要向比干、管仲、魏征等人敬礼——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逢迎拍马之辈、自觉下跪之徒难道还少吗？或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终结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民主、真正的民主。
原载《华章》2000年第1期
论狂狷
狂狷不是什么时髦的东西，“至圣先师”孔子对此早有论述。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是最好的，狂狷是逼出来的。但他对狂狷没有丝毫的贬义，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狷者的形象。他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虽然被后世的统治者尊为国教，但他生前周游列国时，饿得脸上呈菜色，“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一个彻底的现状下的失败者，于是退而教书育人，不再求仕。或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多次称颂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清士。
除伯夷、叔齐之外，较早的狷者还有不要尧的天下的许由，逃避晋文公的封赏、隐居绵山的介之推等，但总起来说，这样的狷者并不多，而且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缺少狂的一面。既狂且狷，是后世出现的阮籍、嵇康、李白、李贽、徐渭等人。当代称得上狂狷的，一个是大陆的钱钟书，一个是台湾的李敖。
狂狷如此之少，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本钱，二是要付代价。
清人叶燮论诗，说诗人须具才、胆、识、力。做一个狂狷者，同样需要这些本钱。第一个本钱就是才，而且须是大才。古人说“恃才傲物”，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才，想狂也狂不起来。譬如李贽，平常说话“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写文章“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咳唾珠玉的钱钟书则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自己也懒得去拜访。李敖更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609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60岁不足59岁有余的李敖却是以一当八，早已超过古人今人。”
光有才，若没有胆、识和力，不过是个才子而已。真正的狂狷者，都是要有一身铮铮傲骨的。这身铮铮傲骨便是由才、胆、识、力经多年磨砺、淬火、凝铸而成。当年，徐渭给浙江巡抚胡宗宪当幕僚时，胡宗宪大权在握，就是达官贵人见了他，都得跪拜而言，曲身而行，不敢抬头正视；徐渭不过是一个秀才身份，却傲然相对，没有丝毫媚俗之气。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疯狂的红卫兵闯进钱府抄家时，一介书生钱钟书居然据理力争，最后与红卫兵以拳相向，大打出手。这与许多儒生的嗫嚅、萎缩是迥乎不同的。
今天，我们饭后闲谈或写文章论及狂狷的时候，当然觉得痛快淋漓，但狂狷者所处当世却是并不轻松的，有时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甚至是一条生命。“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死在司马昭的刀下；“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不得不慨叹“行路难”。呼唤童心、率性而为的李贽以非圣无法、敢倡乱道的罪名被捕入狱。75岁高龄的李贽在狱中“作诗读书自如”。本来他罪不至死，可是他等不及裁决，“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两日后气绝身亡。他的死，何等刚烈！他的数百年后的本家李敖，骂蒋介石、斥国民党，于1970年和1982年两次被捉入狱，前后近十年之久。令人称奇的是，在遭受苦其心志的“皮肉生涯”之后，每次他都能重整旗鼓，挺枪再战，狂态丝毫不让当年赤身露体、击鼓骂曹的祢衡。
狂狷与杀头有时是划等号的，这一点狂狷者本人是清楚的。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文人中居然形成了一个狂狷的传统呢（尽管为数不多）？
只能用老子的话解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其实，谁都怕死，只是有值得以死相拼的东西存在，那就是道义、真理。
狂狷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异端，但究其实，却是一种本真。只是这种本真，在乡愿、好好先生、和事佬、巧言令色之徒、小人、奴才、贪官污吏等充斥的现实面前，就显得有些扎眼，有些让当权派和假道学们不舒服。比如，李敖就说“我是真人，一切以本色相见”。他的这种本色，在“集体逃避现实”的台湾知识分子中间，就显得狂狷味十足。以身殉“日心说”的布鲁诺虽是真理的化身，在当时却被定为异教。由此看来，所谓狂狷就是名异实正。这是其一。
其二，对那些狂狷之士，世人多识其狂，不知其狷。因为狂多表现于言语，狷多见于行为，而言语往往比行动多长两条腿，流传得自然远些。李敖说自己“只是爱叫，其实人并不坏，所以，在我的家门口应钉上一块牌子，上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他做的许多善事，就是他狷介耿直的证明。比如，救柏杨，省下早餐费接济严师母（严复的长孙媳妇），为台湾籍慰安妇举办“珍藏义卖会”，将所得3828万元台币悉数捐出等等。另一方面，在官方的政大国际关系中心任副研究员的13个月期间，他上班不到13个小时，而且拒绝研究，拒绝讨论，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取每月3万块的薪水。一代鸿儒钱钟书也说“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他拒绝上电视，谢绝题签，不同意为自己的父亲、叔父举行学术纪念会，认为时下流行的各类纪念会不外是“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所有这些，正是“有所不为也”，但他却愿意将稿费捐赠中国社科院计算机室，为家乡赈灾捐款。此类作为，非狷而何？
其三，狂狷一时易，狂狷一世难。每个历史转型期，总会有一些“野马”跳将出来，指桑骂槐，哗众取宠，但时局一变，立刻三缄其口。这种人终究是乡愿，可学得一时狂狷，却不可能狂狷一世。
说到底，狂狷是本色，是学不来的。我们不必担心狂狷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必像呼唤崇高、呼唤圣洁一样呼唤狂狷。一个社会，狂狷多了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没有狂狷，也未必就是好事。
原载《华章》1999年第1期
生趣盎然
应试教育的弊端，很多家长和孩子都领教过了。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学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结果呢，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天才”。这种机制当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可谓“古已有之”了。在古代，科举制和宋明理学像两道枷锁，束缚着中国士人的身心，既要为应付八股文而皓首穷经，又要“存天理，灭人欲”，结果制造了大批腐儒、学究、伪君子，要寻些富有生趣、健康活泼的身影，实在不容易，苏轼、辛弃疾、陆游、袁枚等就是不可多得的个例了。
仅以苏轼为例。东坡这个人命不怎么好，他自己说和唐朝大诗人韩愈一样，都是磨蝎宫的命，虽名重于当世，但遭遇坎坷。他22岁中进士，被仁宗皇帝称誉为宰相之材，可是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任职地方官13年半，京官8年11个月，贬官却有12年之久（黄州5年，岭海7年），几乎占其生命的1/5时光。在常人看来，12年的蹉跎岁月，足以耗尽一个人的精气神，但东坡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却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什么力量帮助东坡战胜苦难，成就自我的呢？其中有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激励；有道家看淡生死、注重养生的功劳；有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之类释家情怀的影响；有大自然的抚慰；有爱情、亲情的滋润，除此之外，还有东坡自身性情的因素——他本身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生趣盎然的人。
东坡有多有趣？当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为了立论的需要，杜撰了一个“皋陶杀人”的典故，说当年皋陶担任最高司法官，将要处决囚犯时，他三次说执行死刑，而尧帝却三次说宽恕赦免，用以阐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的道理。主考官欧阳修读后，觉得这份卷子的论辨有孟子之风，很高兴，就给打了个第二名。事后欧阳修质询东坡典出何处，东坡竟笑着回答说：“何须出处，想当然耳！”
有一年，东坡一个人到河南尉氏出差，遇上大雪。有位客人来到驿站，呼人喝酒，东坡正愁着找不到酒友，于是两人推杯换盏，一直饮到天亮，等客人骑马离去的时候，东坡竟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一次，东坡与两位官员朋友同游南溪，溪水清清，引得东坡“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褰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想想看，挽起裤腿，赤着脚在溪水中嬉戏的东坡，是一副多么可爱的形象！
东坡的落难是从1079年“乌台诗案”开始的，当时，他正在湖州任知州。抓他的人来到州衙，出示了一纸革职逮捕文书，就把东坡五花大绑，要即刻押解回京。妻子王闰之带着全家老小，从后堂追赶出来，哭成一片。东坡突然想起从前和妻子讲过的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杨朴，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善于写诗，真宗召见他，让他当场做诗。杨朴推辞说不会，真宗就问，你这次进京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回答说：“只有为臣的老妻写了一首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知道他志不在做官，就放他回山了。东坡知道闰之一定记得这个故事，就回头对她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老妻一样，写一首诗来送送我吗？”王闰之听了，不禁破涕为笑，而东坡已转身走出州衙。
东坡对饮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堪称美食家，你可不要以为他是个追求享受的人；恰恰相反，他研究的美食都是在贬官期间，不得以而为之的发明。比如，东坡肉，就是他被贬黄州时，看到猪肉便宜，上层人不爱吃，下层人不会做，于是发明了净洗锅，少放水，小火慢炖的“东坡肉”。被贬广东惠州的时候，手头拮据的东坡买不起羊肉，只好买羊脊骨，骨缝间往往残留一点点肉，需上锅煮熟后才能把肉漉出，在酒中浸渍一下，加点盐，烤到微焦时吃，味美如吃蟹螯。东坡不无得意地给弟弟苏辙写信，向他推介这一美味，还补充说这个方法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否则众狗就不高兴了——因为它们没得骨头可啃了。到了海南，东坡入乡随俗，克服怕腥的习惯，吃起各种海味来。有一次，当地百姓送来一些生蠔，东坡把它们剖开，肉与浆入水，与酒一起煮，味道十分鲜美，他写文章记下这道美食，还劝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哈哈，真亏东坡想得出，有哪个官员情愿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自贬海南的呢？
东坡还富有好奇心，对各种领域保持浓厚的探索兴趣。1084年6月，东坡从黄州改贬汝州，途中，他居然有雅兴和儿子苏迈一起乘着小船，在一个月夜考察石钟山“声如洪钟”的秘密。且不说东坡做出的推论是否科学，他作为一名贬官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就很难得。东坡是名墨收藏家，在儋州的时候，又和来自金华的潘衡琢磨起制墨来。没有场地，俩人就在家里设灶制墨。没想到半夜失火，差点把房屋烧成灰烬。次日清晨，潘衡从余烬里找到几两松煤，用牛皮胶和弄一下，做成一小块墨锭，虽不够坚挺，但东坡重其情义和精神，欣然为其墨题跋：“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二十年后，潘衡终成一代制墨名家。
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东坡对世界、对生活有着广泛的兴趣，所以当各种灾难袭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找到多种化解的途径，而不为灾难所困。一个人的内核再坚硬，如果缺少招架的方法，总会被刺伤或者刺死的。东坡命在磨蝎，被贬黄州五年而不悲，贬岭南七年而不死，靠的不只是顽强的生命力，更因为他有“金钟罩”、“铁布衫”，而织成它们的纺线就是东坡的性格、文化和生趣。
我们这里所说的生趣当然不仅指兴趣。一个人兴趣广泛，如东坡，诗书画俱佳，儒道释皆精，当然好；如果兴趣面较窄，像袁枚，只爱“红粉青山”（指好色、旅游），但因为他活得真实，有个性，也不失为一个生趣盎然的人。最可怕的就是，也素质教育了，也才艺表演了，可是人前人后，满身的铜臭气或颓废劲，又有何生趣可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书读通了，也是素质教育题中应有之义，“腹有诗书气自华”嘛，可惜这个道理很多家长和老师都不懂得，真是怪事。
第二辑读书随笔(2)
欺人与欺天
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所以容易出现言不由衷或者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客观因素；从主观来说，有的人天生善变，有的人特立独行，有的人似忠实奸，有的人似廉实贪，有的人似洁实污，有的人似污实洁，所以，有时很难用简单的是或非、对或错来评价一个人。
古人知道评价人之难，于是发明了一个词，叫“盖棺论定”，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到死后才能有定论。这适用于很多善于伪装的人，比如王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王莽篡汉之前，穿粗布衣服，吃低劣饮食，车子破旧，马匹愚钝，没有第二个妻妾，在家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对人温和善良，礼贤下士。可是毒死平帝，建立所谓“新朝”之后，不仅滥杀无辜，连亲儿子都杀，还天天与方士在后宫研究房中术，纵情淫乐，以至于他的妻子把眼睛都哭瞎了。还有杨广，做太子时，知道父亲要到自己的府上，赶紧把有姿色的女人藏到别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一些老丑的妇人侍候在左右，把屏帐改用缣素，家中的乐器上落满了尘埃，也不去拂拭，只为了给父亲留下不好声色的印象。可是一旦当了皇上，他却比谁都荒淫。不过，这类人再善于伪装，最终都能现出真面目，可以说不用盖棺，就已经论定了。
还有一类人，在其生前，毁誉随之；盖棺之后，依然难于论定。比如，像北宋名相王安石，像清代大诗人袁枚，几百年之后，围绕他们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王安石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苏洵曾写《辨奸论》讽刺他，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他有多不近人情呢？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向外人抱怨说自己都不知道相公爱吃什么菜。朋友说：不对呀，王安石特别爱吃鹿肉丝。因为当天中午，他亲眼看到王安石把一盘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吴氏就问：“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说：“就在相公眼前。”吴氏说：“那么明天你们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把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面前。结果，王安石只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次，他参加仁宗举办的一次宫庭盛宴，则是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当众人钓鱼回来的时候，他起身告辞，说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当然，更多的人反对他，是因为他的变法劳民伤财。我个人较赞成苏轼的观点，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存在用人不当、过于峻急、摊子过大等缺点，但也有不少利国利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之目的。从人品来说，王安石自然是君子而非小人，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囿的时候，赋闲金陵的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鸣不平，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对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当时的很多恩怨只是党争、意气之争而已，与真理已经相去甚远了。
袁枚这个人更有棱角。他的诗要独抒性灵，人自然也不同凡俗。他的好朋友赵翼评价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说得很贴切。他24岁中进士，做了3年翰林、7年县令后就辞官到南京的随园做起了隐士。一生娶了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妓女买来赠送朋友。晚年利用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还有同性恋倾向，与戏子许云亭、青年诗人刘霞裳有同志之嫌。后世的章学诚骂他：“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也”，简直就是人面兽心、道德败坏的象征了。而了解袁枚的沈省堂却说他“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为什么呢？“子性傥荡，口无择言，人道是风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内行甚敦，与外传闻者不符，岂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报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后，终身平善，岂非不能欺天乎？”这段话是说袁枚虽然生性风流，却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正因为他积德行善，所以才在63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袁枚有多女，43岁生过一子，不幸夭折），这就是袁枚“但能欺人，不能欺天”的明证。在我看来，这种推理是有些问题的。如果袁枚没生出儿子来，难道就得说他既欺人，又欺天了吗？袁枚的不欺天，其实留存在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抚恤中，留存在他的诗集、诗话中，也留存在他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中。听听他的断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读读他的诗：“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就该知道袁枚的思想境界，绝非一般登徒子所能比。
识人难。外人多被假相所迷，只有局内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黎民百姓只知柳如是是名妓，读书人却知道她比钱谦益更有骨气；一般人只知袁枚风流快活，局内人却知道他 “但能欺人，不能欺天”，这和西方人所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于一世，但不能欺骗所有人于一世”，正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个人觉得本色示人最好，像陶渊明，生前不浪费别人的唾沫星子，死后在墓中也能优游度岁，既不欺人，也不欺天，更不自欺，皆大欢喜。可惜眼下，这依然只是个理想而已。
谋略催人老
中国人有句俗语：“少不看三国，老不读西厢。”为什么“少不看三国”？因为里面有很多谋略和奸诈，会损害儿童的灵性和纯真。
在这里，古人把谋略和智慧分得很清，实在高明。但是这些年来，只求利益不求真理的谋略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一拍即合，这才有了谋略重新粉饰登场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运作”一词在今天颇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我无意于贬低谋略。在我看来，谋略是个中性词。它最早应该是战争的规则，即兵家的谋略，后来或许人们觉得人生如战场，就把它引入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如同今天人们习惯于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引入市场社会的所有领域一样。那么人生在世，该不该讲究谋略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应该时时处处都讲谋略，就跟我们要经济市场化而不要社会市场化是一个道理。
但主流价值观并非如此。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很多炒古的书，标榜的是智慧，其实宣扬的大多是谋略。有人甚至把慈禧、袁世凯、汪精卫、林彪等奉为成功的典范。这些人忘记了当谋略成为人生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利字当头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是跛行的，最终是要摔倒的。本文所谓“谋略催人老”，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按传统观念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的话，谋略也可以相应分为阳谋和阴谋。通常所说的谋略专指阳谋，是不把阴谋包括在内的，但我们不妨看看玩阴谋者的下场，就可以知道阴谋这东西也是一把双刃剑。唐朝的李林甫谄媚于上，使玄宗失去对宰相张九龄的信任，而以自己代之，贬张九龄为荆州刺史。这位奸相在位十九年，口蜜腹剑，为所欲为，应该很得意了吧？其实不然。史书上说他“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局复壁，络板瓮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这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为什么小人常戚戚？因为他们的心理世界太阴暗了。
除了小人，还有一种人的谋略得提一下，那就是像苏秦、张仪之类纵横家的谋略。和小人不同，他们的谋略主观上不害人，但客观上却可能是保全了这个国家的人，却使得别国百姓遭殃，他们的谋略不问是非对错，不管正义公理何在，只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求自己能够封官进爵。这么做的结果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荣华富贵，却同时得到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嫉恨和仇杀，苏秦就是在齐国被与他争宠的大夫杀死的。
小人的阴谋和纵横家的谋略既然为大多数正人君子所不齿，那么宣扬谋略，就得从正路子上找。曾国藩就是近年来被抬上神坛的一位谋略大家。
作为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名震中外的圣相，学术界的领袖，帝王师，曾国藩的确占尽了功名利禄，享足了荣华富贵，而且得以寿终正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是成功的典范。士人君子尤其佩服他修身养性的功夫，佩服他韬光养晦、屈伸自如的功夫。他的人生谋略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耐”字、一个“抑”字而已。他在给黄廷瓒传授升官秘诀时指出，要想做大官，必须耐得住四种考验：不被上级器重时，要忍耐冷遇；生活上出现钱粮困难时，要忍耐清苦；公务繁杂时，要忍耐烦劳；仕途不顺时，要忍耐闲置。而他在家书中宣扬最多的则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的人生哲学，说白了，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辩证法，一套得实惠装谦抑的人生谋略。那么，他修炼的结果如何呢？“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看来谋略没能使他摆脱烦恼。而他只活了六十一岁，这在当时也算不得高寿。
一个如此成功的人，一个谋略如此到家的人，依然烦恼着，不得长寿，只有一个说明，就是谋略催人老哇。为什么？因为谋略与智慧不同。智慧是教育人的，谋略是算计人的；智慧是令人愉悦的思想，谋略是用于操作的手段；智慧追求的是真理，而谋略追求的是利益。
正因为中国人多的是谋略而不是智慧，所以人们常见窝里斗的现象；常见个个是条龙聚在一起却是一条虫的现象；常见谋略装在华人的脑子里，金钱却装在日本人的腰包里的现象；常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调皮捣蛋的现象；常见……谋略本来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是为什么到头来却丢失了那么多利益？看似矛盾，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人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人人就会成为别人的拌脚石，所以人人就要算计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算计，结果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打个比方，现在在国外，私家车膨胀过快，人们就懂得了把车停放在地铁站附近，改乘地铁上下班，这叫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在咱们这儿，则和西方国家当年一样，都想开着私家车上下班快捷方便，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堵心一块儿抱怨。再比如，西方人不必琢磨这样那样的人际关系，你只要把工作干好了，拿到薪水，吃喝玩乐随你，少多少烦心事；在咱们这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就琢磨去吧。
还有更为根本的一条，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你可以在同僚之间玩这样那样的谋略，但你的命运常常不决定于同僚而决定于那个专制头子——皇帝的喜怒哀乐。所以你纵有再高的计谋，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等，却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要明白这个道理，靠的是智慧而不是谋略。遗憾的是更多的人还在算计着，运作着，为了那些世俗的目标而把一个个谋略玩弄于股掌之中。只不知最后是人玩谋略还是谋略玩人？
原载《啄木鸟》2004年第8期
排队割阴茎的另一面
徐强先生的《排队割阴茎》（《杂文月刊》2002年第1期）和沈敏特先生的《排队割阴茎的续说》（《杂文月刊》2002年第8期），皆属奇文，各有妙处，但我觉得沈先生对这一主题的深化——由对肉体的阉割引申到对思想创造权的阉割，尤其令人警醒。我这里没有什么要深化的，只是对徐文的观点有一些补充而已，是耶非耶，请徐强先生教正。
一、排队割阴茎绝不是特自觉自愿特好玩之事，在这一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被统治阶级屈辱冤苦的血泪。
沈敏特先生说这题目有点儿不雅，其实问题不在于雅不雅，而在于徐文写得太过轻巧。徐文分析了排队割阴茎的原因是生活所迫和对金钱权力的向往，指出太监这个怪胎是皇权统治的产物（准确地说，应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因为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出现了宦官，《管子》中提到的竖刁是春秋时人），写了很多割阴茎之后仕途亨通财源滚滚的例子，写了历朝历代的宦官之害，对这种历史现象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和批判；但他缺乏对自宫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分析，缺乏对这个主体的同情和理解，以至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误印象：排队割阴茎是一个特自觉自愿的事情，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不然。是谁在排队？是孩子的家长。表面看是主动选择，其实是被动的，就像钱钟书先生说《围城》中的方鸿渐是“被动的主角”，那些被家长拖着拽着去割阴茎的孩子也是这样。有多少人是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被割掉阴茎的；而他们的父母何以狠心到这种地步？——生活所迫呀。他们不是连自己的阴茎都不爱惜，是想爱惜而不得，这是绝大多数被阉者与少数地痞无赖如竖刁、魏忠贤者选择自宫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忽视这种区别，就会大大妨碍人们对排队割阴茎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真实认识。
阉割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写了，它给被阉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略窥一斑。九岁时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净身”的前清太监马德清回忆说：“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一类的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里，把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去，一根根神经都通着心，疼得心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母亲是个妇道人家，在家没有说话的份儿，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就在我能爬起来，拖着两条腿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她就两眼一闭，永远地离开我了。”（引自吴国璋《被阉割的文明——中国太监文化论》）
由父亲亲手给儿子净身，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出此下策？有道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在未反前的社会现实则是“官逼民阉，不得不阉”。
实际上，由父亲为儿子净身纯属业余，更多的是由专业人士——刀子匠来完成的。《被阉割的文明》一书中，介绍在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就居住着一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他们的职业就是制造太监，阉割一人大约需要五六两银子，他们负责将阉者治愈并介绍入宫。
徐文一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要是有谁说，喂，给你一万贯钱，把阴茎割掉吧，这笔买卖注定做不成。”这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的事情。在当年排队割阴茎的时代，不给钱倒找人家刀子匠五六两银子也要做成这笔买卖，其中的无奈是富裕人家难以体谅的。史学家孔祥吉在《略谈清代的阉割》一文中，介绍说这种被阉割的男童大多来自京师附近的农家，尤以直隶河间、大城、南皮、东元为最多。聂作平《历史的B面》一书中有一章《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分析得较为客观：“归根到底，真正为了金钱和地位而让孩子阉割的父母虽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是少之又少，因此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贫穷。所以历代宦官虽然多如牛毛，但十有八九都是来自那些穷苦无告的家庭。”
其实，类似的例子多得是，只是阉人在性质上较为极端而已。解放前，有多少家长为了一袋子大米就把女儿卖给了陌生人；有多少百姓为了活路把刚生下的婴儿扔到大户人家门前。更接近的例子是：今天在各大城市，有多少女人在排队做“鸡”！宦官是以性器官的被阉割来谋取富贵、猎取功名，妓女则是以性器官的被使用来赚钱。除了社会观念纵容了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贫穷。有人说：贫穷是一切罪恶之源。确是真理。
二、阉人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中的极少数后来变成施虐者，但不能以此作为指责这个群体的依据，也不能因日后太监弄权误国的事实而取代对他们早期被割阴茎的同情。
徐文中谈到一些人在割阴茎之后仕途亨通财源滚滚，也谈到不少宦官弄权误国的例子，这在庞大的宦官群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阉人是在宫廷中小心翼翼地服侍主子一辈子，之后默默地死去；还有一些在晚年之后就被赶出宫门。所以说宦官这个群体，固然有可恨、可恶、可笑的一面，但也有可怜、可悲、可叹的另一面。
鲁迅先生当年说：妓女是社会堕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同理，宦官也是朝廷腐败的结果而非原因。真正可诅咒的是把人变成非人的专制制度和举天下之人财物以奉己身的独夫民贼。
三、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应该给民主制度磕三个响头，因为今天不用割掉阴茎而又能够不太艰难地混口饭吃，说得也轻巧了。不用排队割阴茎是真的，但仍有1972年7月5日，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聂桥村村民邢树贞因被村干部指认涉嫌本村的一起纵火案而惨遭“宫刑”的例子（《华夏时报》2002年8月10日）；对今天幸福生活的感谢，我们不需要用磕头来表达，因为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而且幸福生活中，有我们百姓自己的汗水；最不能乐观的是，今天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百姓并不在少数，沈敏特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情况也并未绝迹。
以上种种丑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人权的漠视，把人视为非人。只要这种思想的土壤还在，那么类似的悲剧就会上演。对待中国历史，少一些超脱，多一些同情的理解，我们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言官如狗
这个题目不是骂人，而是一个比方，是一个只有深谙官场内幕的人才可以体会其精辟的比方。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军机处行走瞿鸿禨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唆使御史赵启霖和他的学生吴毓鼎多次上章弹劾，终因慈禧回护未能成功。在瞿鸿禨眼里，言官是武器是工具；反过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回击瞿鸿禨时，袁世凯说一定要找一条好狗来咬瞿鸿禨，他们物色的这条狗恰恰就是有清廉正直名声的瞿鸿禨的学生吴毓鼎。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宫闱到朝廷到内阁到地方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不难看到言官们活跃的身影。通常意义上的言官主要是指台官和谏官。台官监视百官，谏官监督皇帝，但在有些朝代往往是合流的。以明朝为例，都察院御史是台官，分属13道，共100多人，六科给事中是谏官，共50多人，合称科道言官，在朝都以“言事”为己任。他们的言事可以确有其事，也可以“风闻奏事”，不必负任何责任。从这支队伍中，曾走出过像范仲淹、海瑞、刘墉一代名臣，他们做言官期间，不党不私不卖，为国家谋划，为百姓分忧；但也有不少言官整天为皇帝立不立太子、到不到皇后房里睡觉之类的事奏来奏去，弄不好还要挨板子，但他们却在“兹事体大”之类的庄严感中抒发着自己的忠诚；更有一大批言官，在朋党之争中各为其主，相互撕咬，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善恶，把以文字杀人的才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就是袁世凯把有些言官称为狗的原因所在。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大都具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改革家张居正刚死，就有一些言官从神宗那里捕捉到皇帝对这位威权震主的首辅兼帝师压抑已久的愤懑，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其中最卖力的是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他们“鼓己如簧之舌，而刺刺不休……岂欲将万历十年以前，凡居正共事之臣皆谓之党，尽行罢斥而后已乎！”（当时的刑科给事中刘尚志语）结果他们深获皇上之心，得以提拔重用，大红大紫了三年。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忠于主子，只要主子给他几根骨头，唆使他咬谁就咬谁，只为其主，不为真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和明朝的朋党之争，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相互倾轧。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做了这样的评述：“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犬声者和之于后”，“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惟一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势益汹汹。”所以这些言官不管王安石的新法是否有利于社稷民生，也不管皇帝是否支持新法，他们就是要反对一切变革，维护祖宗旧制，只要新法一出台，他们就全盘否定，狂吠不已。还有明朝内阁严嵩与夏言、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的争斗中，双方的言官各逞其智，互相撕咬，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和真理。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有时会瞎了狗眼，认不清真主子，谁给骨头就认谁做主子。作为朝廷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言官们担负着反贪的重任，但在贿赂公行的专制时代，要摆脱腐化的命运，比登天还难。“近日言官卖折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也就是说，清朝的很多言官已经开始卖起奏折来了，不管是弹劾谁，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帮忙。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有时会为了个名呀利的而发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说：“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一开始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黄先生的逻辑推理是不以为然的。但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乖谬的不是黄先生的推理，而是那个提倡愚忠的封建社会。
言官如狗，这是一个残酷的比方，比骂人更令人难受。西哲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言官所从事的只是意气之争，是党派之争，就在这汹汹的撕咬声中，他们的头发花白了，他们的精力衰减了，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专制帝国也终于内耗完了。但不知言官们的传人还有多少？
原载《杂文报》2003年7月1日
第二辑读书随笔(3)
推诿有术
读历史，有时会读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超乎你的想象。举两个善于推诿的小例子：
[例一]《明史》上载，明世宗时，俺答进攻北京时，致信要求互市，请通贡使。并威胁，如不见从，休要后悔。世宗立刻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商量，拿出俺答的信让三位大臣传阅了一遍，然后问：“卿等以为何如？” 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徐阶一听，立刻回奏：“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
严嵩身为大学士，不管外邦求贡的事而把这个球踢给礼部，礼部尚书接过大学士踢来的皮球，说这固然是礼部要管的事情，但最后还得皇帝拍板。这皮球踢得，脚下功夫堪称一流了吧？
[例二] 梁启超《李鸿章传》中记载，甲午海战时，“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州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清政府和日本打起来了，各省却以为这是直隶省的私事，不肯出钱出兵，及至战败了，广东方面还希望日本把俘虏的战舰还给自己，在信中对日本人说：“这艘战舰是属于广东的，甲午海战和我们广东无关，不是我们广东挑起来的。”这样的话让日本人听了，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不能遇着好事就抢功，遇到难处就推诿。古代官场之所以如此盛行推诿，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封建机构的设置中恰恰为某些官员逃避责任提供了借口。很多事情表面看来是人人有责，如果出了问题，却是人人不负责任。万一上司认了真，追究起来，那就找个替罪羊应付了事。严格说起来，大臣们的这一套也是跟皇帝学的。比如，历史上流行的“红颜祸水”说，妲己之于商纣，褒姒之于周幽王，杨贵妃之于安史之乱，陈圆圆之于清军入关，就是女人替皇帝和男人顶罪的典型案例。
最近看中央电视台一个报道，一些公司被某家骗子公司骗取巨额钱财后，这些公司找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不管，说你去找法院；找法院，法院不受理，说你去找工商局；找工商局投诉，工商局不管，说那家骗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都没问题。真是推诿有术啊。你看，现在连贪官们也学会了推诿术，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不忏悔自己的罪过，却爱说：我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管不住亲属部下，禁不住诱惑云云，让人大跌眼镜。
原载《北京日报》2004年10月31日
又见皇帝穿新衣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并无什么新衣，现在却有人为皇帝穿上了真正的新衣。说两个最近的例子：一个是电影《英雄》，为秦始皇穿的新衣叫做不杀与和平；另一个例子是文章《另说袁世凯》，为袁世凯穿的新衣叫民主。
把秦始皇称为英雄，我想不会有太大问题。贾谊《过秦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奠定中国长达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础，他在这方面的功劳，怎么夸都不为过。但他的动机是明确的，是为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并不是像电影《英雄》中美化的那样，是为了不杀与和平。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造万里长城，建阿房宫和秦陵等形象工程的一系列作为，证明他的暴政对百姓的荼毒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哪里有什么不杀与和平可言？生活在封建社会的贾谊都能看透：“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种清醒不是比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价值更为有用吗？
有人会辩解说，电影只是为了拍得好看，为了赚取票房，要求它承载历史教科书的使命是苛求。且不说最高的艺术都要有思想，就是从商业道德来说，也不能把一个商品做得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吧？
如果我们把末代皇帝溥仪看作是一个傀儡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具实质意义的皇帝应该是袁世凯。现在也有人为他翻案。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文章称颂他“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在作者笔下，袁世凯是一个顺应时代，宽容、民主的好领导。
不必列举他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使戊戌变法胎死腹中；不必说他暗杀宋教仁，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不必说在他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了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也不必说他复辟帝制，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闹剧，单说他的一系列宽容、民主的政治举措吧。
先看他是怎样当上“民主”大总统的：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是总统的权利还是皇帝的权利？明眼人一看便知。 再看他是怎样对待舆论的：1913年下半年，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日日新闻》、《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京话报》、《华报》等。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宽松政策”的新闻巨擘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但因时常讥讽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办报不足三年，就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报纸被勒令封闭。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如《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地方保卫团条例》等，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严禁政治结社、集会，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氏北洋政府“宽松”出来的，这就像说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的涌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宽松”一样，实在荒唐得可以。
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封建帝制的开创者，一个是封建帝制的复辟者，文治武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专制、独裁是一致的。他们不是不可以写，但要看你怎么写。是慑服于他们的专制气魄，还是对其局限性予以有力的抨击，这样的差别岂止霄壤！
在不少作家、艺术家看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们打着“推陈出新”的旗号，为秦始皇、康熙、雍正、乾隆乃至袁世凯添加着这样那样的新衣，其思想境界不如倡导“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孙中山先生远甚，亦不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远甚。安徒生如地下有知，会不会哭醒过来？
原载《杂文月刊》2003年第4期
骨鲠精神一脉承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交往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这类佳话让人们得以从有些血腥的帝王将相史、相斫史中抬起头来喘息一下，进而读到中国历史温馨的一面，感受儒家精神中骨鲠的一脉。本文拈出较具代表性的王安石与苏东坡，朱熹与辛弃疾，张居正与邹元标等三对君子之交略做回顾，希望读者能从中澡雪一番自己的精神。
先看中国第一文人苏东坡。一般的教科书上，都把苏东坡与王安石称为政敌，现实中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不错，当年王安石提出变科举、兴学校时，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的时候，苏轼又上书论其不便。结果呢，王安石利用神宗皇帝的信任，把苏轼贬为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从密州到徐州到湖州到黄州，辗转了很多地方。在东坡知湖州期间，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被下狱候斩，满朝官员除苏辙之外，再无一人敢为东坡求情。此时的王安石因变法受阻，第一次被罢相，贬为江宁知府。听到苏轼被下狱的消息后，深知东坡性情的王安石，立即上疏神宗为东坡开脱，疏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本有赦免之意的神宗皇帝见了王安石的上疏，立马加了个“荐”，让满朝文武都来看。苏轼在坐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监狱之后，终获释放。
王安石呢？后来第二次出任宰相，一年多以后，第二次罢相，回到江宁，筑半山园，过起了他的“半山老人”的生活。八年以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 七月，苏轼从谪居地黄州调任汝州途中，路过江宁（南京），与王安石做了最后的会晤。
那年苏轼四十八岁，王安石六十三岁。苏轼在宦海沉浮之外，他与朝云十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夭折；痛丧爱子，身体多病的王安石也垂垂老矣！可以想见，寂寞的王安石那些天该是多么高兴啊。他带苏轼游钟山，苏轼写下了“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沾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等诗句，王安石也拿出近作给东坡看，其中有“积李兮滴夜，崇桃兮炫昼”之类的警句，是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的故事抒发自己从高位跌落的心情。苏轼说，自屈原、宋玉以来，再也见不到《离骚》句法了，今天有幸拜读。王安石则回答，我的这些诗作只拿给你看，一般庸俗的人是不配去评论的。
王安石、苏东坡当然不是一般的文人，他们还是政治家，所以在烹茶吟诗之外，社稷民生仍是他们谈话的重点。
《宋史？苏轼传》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精彩的记载：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幸，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出两人都是非常之人，对社稷民生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感。两年之后，王安石去世。早在他去世之前，朝廷旧党就已经复辟，要求尽废新法。经过基层磨练的苏东坡对新法已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他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区别对待。这一次，他站到了保守派的对立面。
结果，苏东坡这一生，先为变法派所不容，后又遭保守派排挤，两面不讨好。世俗之人很难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套用西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切都变得浅显易懂了。他是一个现实的、渐进的改革派，所以他对王安石的激进做法持批判态度；经过辗转外任的历练之后，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因循守旧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对司马光的保守做法同样予以抨击。而王安石，先是排挤苏轼，后来体会到变法的种种弊端，似有所悟，同时敬惜苏轼之奇才，所以在苏轼遭遇牢狱之灾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上疏解救。这就是儒家的骨鲠精神，不投机，不势利，不媚俗，不避祸。
朱熹与辛弃疾这一对也比较有趣。一个是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一个是抗金名将，豪放词人。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一个是“文中之虎”。两人在政治上都不得意，但志趣相投，相互倾慕。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贬任福建安抚使的辛弃疾第二次到建阳会见朱熹，两人同游武夷，泛舟九曲，吟诗唱和。辛弃疾的《九曲棹歌》第九首是这样写的：“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他把朱熹奉为隐卧山中的“帝王师”，希望有一天能遇到“西伯”，为朝廷重用。朱熹则为辛弃疾的两个斋室题写了“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个条幅。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时值梅雨时节，朱熹由于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七十一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建阳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悼之。《宋史？辛弃疾传》说：“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如果朱熹是个炙手可热的当权派，辛弃疾与他的友谊难免有势利之嫌；但是当朱熹的理学不被社会承认的时候，当朱熹死后，门前冷落的时候，辛弃疾能不为世俗所累，率性而为，他的骨鲠精神与磊落人格，就不能不让人感佩。
第三对是张居正与邹元标。与前两对不同，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有什么友谊，邹元标是晚辈，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几个月后，当朝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朝内围绕张居正是丁忧守制还是破例夺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按规矩，封建官吏如遇双亲的丧事，要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也就是守二年多的丧；除非有特殊情况，经皇帝恩准，才能破例夺情，短期休假后就可以照常上班。张居正为了保住改革的胜利果实（也有贪恋权位的因素），当然不甘心离开官位这么长时间，倾向于短期休假。可是人言汹汹，有些官吏就是不依不饶。先是他的门生、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和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上疏要求张居正回籍守制，结果在同一天遭受廷杖，各杖六十或八十不等，打得是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在午门外广场目睹这一惨剧的新科进士、刚当刑部观政两个月的邹元标，接着上折要求守制。他的措辞比前四人更加强硬，他说：“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结果他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四十年之后，熹宗天启年间，官为左都御史的邹元标在一次进侍经筵的时候突然跌倒，皇帝一问，才知道是当年遭受廷杖落下的病根。可是就是这个邹元标，在经历了国家的衰落和个人的沉浮之后，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了张居正当年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建议下，天启二年，张居正被追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没有变卖的房产。有人问他为何在晚年没有刚出道时的冲劲了？邹元标笑着回答说：“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
不怕廷杖，仗义执言，是邹元标骨鲠精神的一方面；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是他骨鲠精神的另一面。不能说他前者错后者对，两者都对，前者略有腐儒的酸气，后者则是洞明世事后的通达。
其实，儒家的骨鲠精神沿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脉下来，是有悠久历史的。只是在过于严酷的统治下，文人士大夫身上的柔靡化、庸人化、乡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只有少数未被异化的“非常之人”卓然独立，活出了骨鲠之气和健全人格。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温暖历史的烛火，是澡雪精神的琼浆，是励人奋进的源泉。
最是从容不易学
物以稀为贵。精神也是如此。人身上可企羡的品质，像忠诚、正直、善良等，与风流、俊逸、潇洒、从容等相比，前者似乎更像大路货（这并不是说容易达到），所以在文人齿间流芳的往往是后者。
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真本色。风流也罢，从容也好，表面看来，是一种外在的言谈举止，其实是需要有很深的内在涵养做根基的。就拿从容来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视死如归，那都不是一般的修炼功夫。
单说视死如归。这词造得多好。把死看得跟回家似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自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谭嗣同赴刑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大义凛然，刚烈如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一种从容，一种为了使命或者信仰无私无畏的从容。还有一种从容，更加了得。
大家都知道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佩服他身处囚室，心系南宋的浩然正气，却很难遥想这位状元宰相的从容风度。《宋稗类钞》记载了文天祥与同僚在都城陷落时的一段对话，饶有趣味：
文天祥：“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大家看怎么办呢？”
同僚：“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一团血嘛。”
文天祥：“怎么解释？”
同僚：“您死的话，我们跟着一块死。”
文天祥笑着说：“你们知道有关刘玉川的一则轶事吗？当年刘玉川和一个妓女交好，情深意切，难舍难分。后来刘玉川考中进士，要赴外地做官，妓女哭着嚷着要跟他一块去。刘玉川怕有后患，就骗他说：‘按照朝廷惯例，官员到外地赴任不能携带家眷，所以我愿意和你死在一起，也不愿去做这个官。’说罢，就端来一杯毒酒，让妓女先喝。妓女仰头喝下，留半杯递到刘玉川的手上，刘玉川却把杯子扔到了一边。妓女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负情郎，在撕心裂肺的折磨中死去。这样刘玉川就可以轻松地一个人去外地赴任了。今天各位嘴上说跟着我一块死，是不是也想像当年的刘玉川那样骗我一把呀！”
同僚皆大笑。
大难临头还有心情说笑话，这份从容，一般人学得来吗？光有不怕死的倔强不行，光有深厚的涵养也不行，必须两者都达到十分充盈的程度，而且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有如此自然的流露。
还有一例堪与之媲美。《清稗类抄》记载：“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語，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咸菜与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这金人瑞就是批点过水浒、西厢的大才子金圣叹。顺治年间，新任吴县县令任维初，私取公粮三千余石，留下亏空让老百姓添补，交不出粮食的即遭逮捕。当时皇上刚刚驾崩，在府衙设有灵场让人举哀痛哭。以金圣叹为首的众多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就写了“揭帖”到哭灵的场所控告县官，这就是所谓的“哭庙案”。结果包括金圣叹在内的18人被捕并判死罪。他在死前还要向儿子传授美食秘方，还要高呼“绝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确不是一般的洒脱。
老报人成舍我的两段经历也令人称奇：
1934年，由成舍我担任社长的《民生报》登文揭发汪精卫的亲信彭学沛在建筑工程中贪污受贿的丑事。该文被南京的新闻检查机构删扣，成舍我不为所动，照旧刊出，结果引来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成舍我亲撰万言答辩书。不少新闻界名流出面调停，成舍我回答说：对不起，事实俱在，不能接受。
6月18日，成舍我锦衣华服地出庭答辩，滔滔不绝达两小时之久，法官被驳得哑口无言。最后，彭学沛自行撤回诉讼中的妨害名誉部分，但因为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交办，遂判成舍我短期徒刑，“缓期执行”。
我们多听说张季鸾、邓拓等新闻界前辈如何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边写一页，那边排字房里排一页，他们刚搁下笔一小会儿，那边报纸的大样就已经出来了；但像成舍我这样，不仅办报是行家里手，而且打官司也头头是道的人与事，真可以拍案称奇了！
更奇的是，成舍我于当年七月底被诱捕时，早有预料，已提前把常用衣物、洗漱用品收拾好。第二天早上，同时被捕的新闻界同行陈云阁等三人来到成舍我家时，见成社长正衣着光鲜整齐地在天井里刷牙。
这份从容，比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更多了一份飘逸、一份优雅，让后人只有企羡的份儿。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是我对于从容的态度。
第二辑读书随笔(4)
侠义情怀不是梦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里面写的侠，但我不做关于侠的梦。“千古文人侠客梦”，侠客再怎么扶剑远行，笑傲江湖；再怎么快意恩仇，替天行道，都不过是活在书中的人物。谁指望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纷纷从书中跳到你身边，替你打抱不平，为老百姓主持公道，那显然是白日做梦。从这个角度说，武侠小说有它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容易让人麻醉，让人逃避，让人产生幻想。所以我这里不想谈侠客，只想谈谈侠义情怀。
所谓侠义情怀，就是一个人身上有那么一点侠的味道。他可能是一个文人，也可能是一个小老百姓，甚至是一个乞丐。
最先让我理解这种情怀的，是汪曾淇先生的小说《岁寒三友》。小说中写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开绒线店和草帽厂的王瘦吾，一个是开炮仗店的陶虎臣，第三个是画画的靳彝甫。靳彝甫有两盒爱若性命的东西，是三块田黄石章，其中的一块有文征明刻的边款。“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后来，王瘦吾、陶虎臣家道中落，已经到上吊寻死的地步了。这时，外出游历三年才归来的靳彝甫听说后，先每家送了五块钱，并让他们各等一天。第三天，也就是腊月三十，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家乡出去的一位名流）送去了。
靳彝甫的形象感动了我很多天。他没有剑，也不会武功，但他身上的侠气令人景仰。
这还是小说。但我相信汪曾祺先生是有所本的，靳彝甫这个人物形象远比武侠小说中的剑客真实可信。另外，这种侠义和一般剑客身上的哥们义气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多数剑客是主持正义的，但也有一些不问是非，只是一味地愚忠，像聂政、荆轲这样的刺客，谁先找上门，他就为谁卖命；更有像武松、李逵这样的莽撞汉子，一开杀戒，往往伤及无辜。
真正的侠义，讲求大是大非，不愚忠，不计利害得失。这样的实例有很多，信陵君和袁崇焕墓的守墓人就是最好的注脚。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人文精神的史学家，司马迁欣赏“春秋四公子”，并单独为他们写列传，但他对四个人的评价是有高低之分的。在我看来，他最欣赏的是信陵君，其次平原君，其次孟尝君，最后是春申君。为什么？因为司马迁是一个“义”字当头的史学家。
“春秋四公子”都有三千食客，但他们对待食客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孟尝君虽然聚集了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他养他们，是为了日后之用；平原君身边固然有毛遂这样的贤士，但他鄙视引车卖浆者流，“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 独有信陵君，不仅交往隐士侯嬴、屠夫朱亥，而且乐于交往那些可能毫无用处的博徒卖浆者。而他的窃符救赵，更是有大义存焉。在魏王慑于秦王虎威，只求自保，拥兵观望的时候，信陵君通过魏王身边的如姬，窃得兵符，解了邯郸之围。他自己呢？却被魏王怀疑，在赵国呆了十年，后来好不容易回到魏国，魏王仍不信任他，不让他做将领，信陵君“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可以说，他为窃符救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明代的唐顺之在《信陵君救赵论》中抨击信陵君不遵守朝廷制度去请求魏王发兵，而是偷窃兵符；他救赵的动机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亲戚等等，这不过是书生之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信陵君再怎么请求，魏王会发兵吗？信陵君救赵，解了邯郸之围，同时不也解了秦对魏国的威胁吗？怎么能说是只为了亲戚呢？
南怀瑾先生对信陵君窃符救赵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信陵君只是一种私人的义气，对朋友是尽心尽力了，但对上不忠实，违背了大义。在南先生看来，魏王才是大义，魏国的国家利益才是大义。我不敢苟同。首先，魏王是个明主吗？如果魏王是个平庸之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就是个庸主），你对他忠实，不就是对道义的践踏吗？其次，魏国的利益不正是因赵国被救而得到保护了吗？就跟抗美援朝一样，难道说中国出兵朝鲜是违背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佩服司马迁。他是一个真正懂得大义的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着强烈侠义情怀的史学家。
第二个例子就是为袁崇焕守墓三百余年的佘家人。1630年，一代抗清儒将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其帐下谋士佘氏舍家忘死偷葬袁帅首级。此后300多年来，佘家世代为袁大将军守墓，到今天的佘幼芝女士，已是佘家第17 代守墓人了。随着政府对袁崇焕墓的修复，以后的袁崇焕墓将有专人管理，佘幼芝因此成为最后一代守墓人。这三百余年的守墓史，对佘家人来说，是出于对袁将军的忠；但在我们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侠义？这种现实中的侠义，比多少郭靖、令狐冲更让人感叹不已。
行剑攻杀，快意恩仇，潇洒；横行长街，剧饮豪赌，痛快；藐视名利，放歌山林，飘逸；翩然归去，浪迹天涯，自由。但这是书，是梦。为什么大刀王五救不出谭嗣同，为什么鉴湖女侠秋瑾轻易就被清政府的爪牙逮捕？这说明现实中有侠客，但他们显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那么多的文人宁愿做各种各样的侠客梦，也不会在现实中为一个老幼病残孕让座，更不会在有人遭到抢劫时挺身而出，他们在很多时候，是惯于做一个看客的。所以我不做侠客梦，而是更倾向于呼唤一种侠义情怀，这种情怀如能一点点焕发出来，必将构成一幅可歌可泣的人文图景。这才是我所期待的。
原载《四川文学》2004年第1期
第二辑读书随笔(5)
张居正三题
之一：张居正与考成法及其启示
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几次重大改革相比，我个人认为，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变法，是改革范围最广，收效最好的一次，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张居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为以后实行一条鞭法等经济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张居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考成法。
万历元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具体方案是在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把其中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之后，其余项目再列成两本同样的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定期检查，如果有积压未按时完成的，就由各科上奏候旨；另一本送到内阁备查。为使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张居正在明朝祖制六科控制六部的基础上，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六科—六部，由内阁出政策，六部抓落实，六科抓监督，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的一大创举。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考成法作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在成也。”“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在张居正看来，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牍劳神，不可谓不多；“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看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进入另一衙门归档。在这种情况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
在这种官场积习之下，考成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呢？我们不妨以万历三年整顿驿递为例，看一下考成法的作用。太祖时代，非有军国大事，谁都没有使用驿递的权力，即使是公、侯、附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以后的条例，逐渐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6条，嘉靖三十七年，增到51条。兵部可以填发勘合（相当于今天的护照）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自己不用，还可转赠别人。不少官员到了驿站之后，百般索取，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蔬菜，要夫，要马，大大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张居正则明确规定：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其实嘉靖、隆庆年间，也都做出过一些限制，但最后都变成废纸一张。为什么呢？没抓落实。张居正首先从自己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应试，自己雇车；他的父亲过生日，他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去祝寿；万历八年，他的次弟张居敬病重，回家乡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给退了回去；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驰驿，被言官弹劾，其子的官荫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为显著。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级官员不得不为开源节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据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在考成法实施三年之后，库存银达703万两，每年正常开支390余万两，尚有盈余300万两，京师地区的存粮可支七八年，这是怎样辉煌的成就！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张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么谁控制内阁？大约应该是皇帝。谁控制皇帝呢？没人控制皇帝。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们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法令、法规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法不依，是权大于法；虽然制定了不少决策、决议，但往往只落实在会议室里，落实到了纸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结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强决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实，抓执法。而这些，都离不开有一套廉洁高效、相互制衡的管理体制作为保障。“政以人举”，这就是张居正和他的考成法给予我们的启示。
原载《杂文报》2003年2月25日
之二：改革者的背影
在中国，改革者的事业是显赫的，但改革者的背影往往是悲凉的。“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历史中得来的智慧。想想也是，从管仲、子产、商鞅、桑弘羊到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结局都不怎么美妙。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为例，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秦惠王追杀，并遭车裂之刑；王安石得遇天纵英断的宋神宗，断断续续居相位九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南宋时的人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但他从变法之初就一直受到朋党的指责和掣肘，在神宗死后的第二年，新法全废，他自己也忧愤而死，甚至在元人所写的《宋史》中仍摆脱不了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诬枉；张居正辅佐幼主明神宗变法十年，使大明帝国从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年）每年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发展成为有国库存银1250万两，但死后仅仅九个月，官荫谥号被革除，并遭抄家之祸，长子自杀，三子自杀未遂，全家被饿死者十余口。
“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一句沉甸甸的话，一句令人心碎的话。难道没有可以“幸免于难”的吗？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了的。
首先，变与不变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没有绝对的不变，只有相对的变化，而改革只是相对变化较为显著者。为什么别的不那么显著的变化不会激起士大夫的反对，而改革却往往引起“民怨沸腾”（更准确说，是士怨沸腾，下面当详论之）呢？因为人心思稳，天下思定，这是从帝王到庶民都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祖宗之法不可变”相比，前者绝对缺乏群众心理基础。
第二，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进行。当年奥匈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向李鸿章传授为官之道时说：“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的确，商鞅之与秦孝公、王安石之与宋神宗、张居正之与明神宗，皆因遇明主或幼主才得以实现其变法的主张。但是他们的主子终究会死或者“觉悟”过来，继任者和“觉悟”的皇帝往往不买改革的账。比如，商鞅变法之初，太子犯法，为树诚信，他的两个师傅成了替罪羊，一个脸上被刺了字，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但当太子一朝成了秦惠王，商鞅还有好日子过吗？也就是说，他们改革取得的成功是某个皇帝的专制所赐，而他们的坏下场则是由另一个皇帝的专制造成的。如张居正，不过是从权相的专制还原为皇帝的专制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官僚阶层和富豪的利益。因为天下的财富不在民则在官，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改革，往往是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要节流，就要裁军、裁汰冗官，甚至是裁减宫中的花费；要开源，就要从富豪手中多收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然会得罪巨室，引起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也是阻挠改革的最中坚力量。
第四，张居正说：“治国之要，吏治为先。”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官僚队伍，要用一批人，要罢黜一批人，而官吏的任免缺乏民主和法律程序，全由改革者专权或假皇帝之权施行，这就必然会引起党派之争。梁启超说：“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朋党之祸，纯是内耗，这不仅使改革在当时无法顺利推行，也是使改革遭遇翻盘之厄的组织上的原因。
第五，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宋神宗评定王安石变法时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从前的宰相文彦博却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士大夫和老百姓对改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百姓多言其利，而士大夫多言其弊。尤为悖谬的是，老百姓不会记录历史，只有士大夫才会。而当这个问题和朋党之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后世的史官是反对派一系，那么他们就会对改革极尽诋诬之能事，如《宋史》。这是改革者往往被“妖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改革者的个人性格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改革者，而有个性的人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度就会受到非议，比如张居正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他以非常之人自况，不就等于说别的大臣都是庸碌之辈吗？另一方面，改革者随着事业的成功，心态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商鞅，到后来居功自傲到出行都要讲排场，“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张居正从北京回江陵归葬父亲时候，乘坐着三十二抬大轿，轿内饮食起居一应俱全，一路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按规矩，连公侯谒见王爷的时候都要执臣子之礼，可是张居正沿途见襄王、唐王的时候，却坐到了主座上。后期言谈中甚至出现了“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之类颐指气使的话。所有这些，必然遗人把柄，一旦改革大业翻盘，就会成为别人进行攻击的有力证据。
上述六种，大致概括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原因，具体到某个人来说，还会有一些偶然的或特殊的原因，但主要的就这几种，而其中最为本质的是第二条，再升华一下就是：上述所有的改革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要巩固、加强君王或皇帝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可以改革，但不能触及专制统治模式。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改革专制统治的觉悟和意识，而只要不改变专制政体，那么改革者的坏下场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这永远是一个悖论。
谁都知道改革没有好下场，可是为什么在某些历史关头，总会有一些风云人物挺身而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做个庸官最保险？这就是所谓风云际会。这些改革者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旦时机来临，没有一个人会因事后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变故而退缩，他们的情怀是：拯生民于水火，舍我其谁？
人们看到，每一次的改革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但改革之后会有反弹，改革的成果会在转眼之间丧失殆尽。所以有人说改革是一场悲剧。我不这么看。我想社会是螺旋式地上升，而改革就是社会上升的阶梯。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被葬送，所有已经发生的改革都未能改变封建社会灭亡的周期率，但改革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一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两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但积累久了，就会从中孕育出革命的火种，所以希冀一下子就能培植或引入一套先进的发达的政治制度是不现实的。这正如煤的形成，是木头埋在地底下，经过很长时间才变成宝藏，最后放出耀眼光辉的，改革的光芒也往往是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放出异彩，而我们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异彩而流成了一条光明河。
原载《教师报》，作于2003年
之三：难以贪廉论英雄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大致分如下四种：第一等，廉而能干事；第二等，贪而能干事；第三等，廉而不能干事；第四等，贪而不能干事。常听一些老百姓说，我们不怕他贪，只要能帮老百姓干事，就行。有些官员，倒是有清廉之名，可是在任期间，一无所为，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反不如那些贪而能干成点事的人。
这不是诲贪诲腐，而是老百姓在现实政治体制下做出的一种非常务实非常无奈的选择。
拿明末改革家张居正来说，历史学家多责其虚伪，说他似廉实贪。我较同意《张居正大传》一书作者朱东润先生的分析：“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我的看法是：一、张居正基本上做到了廉洁自律，但他的家人则可以说是贪婪的。二、他的廉洁自律是分场合分对象的，能贪污时也贪污。三、他的贪迹与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相比，是可以原谅的。
先说其廉。在推行考成法时，他言辞峻切；在廉洁自律方面，他有时也做得极为苛刻。万历三年，整顿驿递。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里祝寿；次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他的家仆游七因为与外面的官员有勾结，还曾遭过一顿痛打。
张居正在与诸大臣来往的书信中有很多拒绝礼物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字眼，数不胜数。他在答两广总督刘凝斋的书信中有一大段论防腐反腐的话，说得非常透辟：“监司抚按，取受不严，交际太多，费用太泛，皆嘉隆以来积习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广中为甚。自不穀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类者，不取之民而孰办耶？夫以肉驱蝇，蝇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驱之也。司道之取与不严，欲有司之从令，不可得矣；督抚之取与不严，欲司道之从令，不可得矣。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绝也，钻刺之门，未常墐也，虽餮荼茹菫，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帅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此外，他还多次说过自己门前冷落，“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
在明末腐化风气早已弥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张居正能保持那么高拒腐防变的觉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的廉洁不能说是虚伪。
再说其贪。前面说过，当时空气中弥漫着腐化的气息，连戚继光、李成梁这样功业卓著的领兵名将也在送厚礼。蓟辽总督梁梦龙为了谋吏部尚书一职，给掌印太监冯保一次就送了3万两银子。更早些时，首辅高拱提名贪名很大的殷正茂任广西巡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果然是这个殷正茂平定了叛乱。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作为腐化势力主要进攻对象的张居正，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20万两银子，为张居正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北京，他建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公。他的门生刘台在万历四年上疏弹劾，说他“起大第于江陵，费到十万，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些话中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张居正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则是事实。
另一种解释是，在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的前期，他的廉洁自律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后来，权势炙手可热，贪欲也跟着膨胀起来。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终归于张居正。而他奉旨归葬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历史学家王春瑜帮我们算过一笔账：做官前，张居正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后，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计算，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2万余两。可是光他送掌印太监冯保的礼物就有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10万两。从张居正抄出的财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
我个人认为不可尽信由当年张居正的政敌提供的这些数字，他总体来说不能算贪官，当然也不能算清官，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家。事实上，对有些历史人物，很难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像古代改革家商鞅、桑弘羊都有自身腐败的行径，这说明，由体制产生的腐败比因个人道德品质产生的腐败要可怕一万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考量某些历史人物的时候，的确难以贪廉论英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才会提出他们独特的对官员的四大考评标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难以”不是“不以”，因为在任何时候，贪污腐败都是劣迹而不会成为有本事的证明。尤其是像胡长清、成克杰等贪而不能干事的官员，与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扭曲的价值观，产生于扭曲的现实。有谁告诉我，哪样的现实是未被扭曲的呢？
原载《教师报》，作于2003年
第二辑读书随笔(6)
仿《道德经》五百言
天下皆知真之为真，斯假矣；皆知优之为优，斯劣矣。故真假难辨，义利相悖，贫富悬殊，善恶不分，上行下效，前后相随。是以昏官建政绩工程，行受贿之实，百姓困焉而不为动，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功成而官升。夫唯官升，是以不去。
五色令人目悦；五音令人三月不知肉味；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身价倍涨。是以昏官之治也，为腹亦为目，故五毒俱全。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无后台，及吾有后台，吾有何患？故贵以钱买通天，若可为高官。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贪官之治，虚其心，饿其腹，弱其志，瘦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其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天下之利皆归于己。
古之善为官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及民昏昏，我独昭昭，天下可垂拱而治。
吾言甚高调，甚难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无宗，事无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顺我者贵。是以贪官，披褐怀玉。
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庸官无常心，以上司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利。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权。庸官在天下，汲汲为一己谋福利，百姓皆侧目，庸官皆孩之。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民犹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官员吃肉，百姓喝汤，鱼水情深，本固邦宁。正言若反。
读史札记
一、人才最重要的一是发现，二是使用。
（原文）韩信：“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广武君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曾劝说成安君断韩信粮草，但成安君不听，终为韩信击败。
（述评）人才最重要的一是发现，二是使用。如不善于使用，人才和庸才没有什么两样。
二、不是兵法误人，是人自误。
（原文）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史记？淮阴侯列传》）
（述评）结果呢？被韩信用奇计击败。这里，“十则围之，倍则战”的兵法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指挥官执行时不能因地制宜，辅之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这才是成安君失败的原因所在。
三、过于重情，反为其害。
（原文）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通：“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史记？淮阴侯列传》）
（述评）重情义是一种美德，但也要看对象。汉王，奸人也，但韩信就是看不出来。而且他不明天下大势，不懂功高震主的道理，结果被刘邦杀害。
四、流行歌手的地位不可过高
（原文）烈侯（赵籍）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示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 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卣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才俭用，察度公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史记？赵世家》）
（述评）不提高真正的士的地位，而让几个流行歌手大红大紫，这显然不是治国安邦的正道。这个故事中，公仲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懂得人才的发现与使用，而且教会了我们怎么抵制上级不合理的决定或命令。
五、李广的气量不怎么样
《史记？李将军列传》称赞汉将军李广“《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可是从司马迁所记李广的事迹中，可以见出李将军的气量是不够宏大的。
（故事一）李广因出击匈奴不力，由将军被贬为庶人，回老家居住了几年。这期间，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间骑马外出饮酒。有一次，“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后来，当李广重新被朝廷起用，做了右北平太守之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这个故事中，霸陵尉可能有一点势利眼，但如果当时真有不得夜行的规定，那么霸陵尉就算得上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军人。在那个家喻户晓的列宁跟警卫的故事中，警卫不就受到表扬了吗？这里的霸陵尉却被杀了头，说明李广的肚量是很小的。
（故事二）李广征战了一辈子，都没有能够封侯，他心中不平，就向人请教。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也？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朔燕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战场上杀降兵，是很不得人心的，而将军居然干得出来，尽管只有一次，尽管只有八百余人，但从中不难看出李广的心胸是有些偏狭的。
六、女人被杀太常见
（故事一）美人一笑的代价
当年，周幽王千金买褒姒一笑；春秋时，赵国平原君的美人却因一笑而丢了性命。
（原文）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为了求士，平原君宁杀自己的美人。贱士的名声虽然没了，但草菅女人的性命，就算得大丈夫吗？
（故事二）吴起杀妻
吴起者，“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娶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个故事说明，女人一条鲜活的生命还不如男人的名声重要，即使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
（故事三）吃女人
[其一]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许远守卫睢阳城时，“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镣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 （《资治通鉴？唐纪》）
[其二]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每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资治通鉴？唐纪》）
从上述两个吃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女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处于被侵害的地位。
七、故宫前的淫威：集体罚跪
（原文）（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伦……，词臣则……，言路则……，御史……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诏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史？宦官传一》）
（述评）因为一封匿名信触到宦官刘瑾的痛处，他竟将包括各部尚书在内的三百多名高级官员集中跪在奉天门前的烈日下，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兵部主事、顺天府推官等一批官员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后，五品以下的官员还被抓进了锦衣卫的牢房。这个刘瑾固然可恶，更可恶的是给了刘瑾如此淫威的皇帝和视人如草芥的专制制度。
八、推诿有术
（故事一）（明世宗时）俺答犯京，阶请释周尚文及戴伦、欧阳安等自救，报可。已，请帝还大内，召群臣计兵事，从之。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营，何谓饥贼？”帝然之，问求贡书安在。嵩出诸袖曰：“礼部事也。”帝复问阶。阶曰：“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明史？徐阶列传》）
身为内阁大学士的严嵩，瞧着俺答的求贡书，语多恫吓，知道此事不易解决，依他不是，不依他也不是，于是把这个球踢给礼部，表面上是各负其责，分工明确，实际上则是明哲保身，委过于人。
（故事二）甲午海战时，“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州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这就等于说：“我是广东人，我不是中国人，甲午海战是中国打了败仗不是我广东打败了。”这样的话让日本人听来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九、自欺欺人
（原文）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资治通鉴？唐纪》）
（述评）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一个朝代快要灭亡的时候，还听不得真话，还要粉饰太平，还要自欺欺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阻挡不了他灭亡的步伐，最终在49岁的时候被宇文化及杀死在宫中，隋朝即告终结。
十、可怜英主身后事
（故事一）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史记？齐太公世家》）
（故事二）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史记？赵世家》）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因为晚年任用易牙、开方、竖刁等几个卑鄙小人，在立太子时听信谗言，结果是不得好死，十月死，十二月装棺、出殡，到了第二年八月才正式下葬；另一个是“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也是在立后问题上出现了失误，被叛将围困在宫中没有吃的，最后不得不和雀鸟争食，结果被围困了三个多月后，饿死在沙丘宫。还有大家熟知的清康熙皇帝，这位开启“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面对成年的二十位皇子（他共育有三十五位皇子，存活的只有二十位），也是权衡再三，在立储问题上犯了难，最终酿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清宫疑案。
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世英明的主子，却无法谋划自己的身后事呢？他们的智商不容怀疑，可怀疑的是这个“家天下”的专制制度，是众皇子对皇位的觊觎心理，是大臣们的政治投机对事件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千秋万代，一把龙椅周围，有多少刀光剑影，多少恩怨情仇，所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就是这个道理。
有聊才读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聊才读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句时髦用语。这话是不是古已有之，我不清楚，只知道鲁迅的诗中就有这么一句，全诗是这样的：
《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是1931年鲁迅写给他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即邬其山）的，从诗的内容看，所谓“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显然是一种揶揄之词，当不得真。可是现在竟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张流行开来，实在匪夷所思。是人们的误读，还是“后现代”的什么把戏？
先听听他们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无聊才读书”反映的是读书时的一种心境。因为现在是快餐文化的时代、休闲的时代，人们不可能拿出专门的时间，净手焚香，正襟危坐地读书了，只能是忙中偷闲，随情任性地翻翻。还有一些人认为，把书看作敲门砖，是对书籍的辱没；而把读书看作济世安邦的大业，他们又觉得有点过分。所以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围炉夜话的伴侣，辨难析疑的朋友，怡养性情的山水，寄托梦想的恋人，打发时光的消遣。
不管是哪种说法，看来都是对古人和时下有些人过于功利的阅读的一种反叛。
但我不敢苟同。
第一，所谓“无聊才读书”，尽管被提倡者升华到了一种审美的高度，其实不过是现代读书人的一点小浪漫，和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境界是并无二致的。
第二，所谓“无聊才读书”，近乎是一种矫情。因为无聊时，可以逛街、看电视、听音乐，而选择读书可就是一件苦事了。街上美女、风景对眼睛的愉悦，音乐对耳朵的愉悦，岂不比书籍强十倍？
第三，所谓“无聊才读书”的心境固然不错，但我总感觉在这种状态下，大约是只能读读王朔、卫慧、棉棉、九丹的小说或某些小女人的散文或某些“你感冒时我咳嗽”之类的诗歌，最高也就是梁实秋、张爱玲了。
而只读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认为再怎么反叛，也仍然要提“有聊才读书”。原因亦有三：
第一，如果把世界上的书分成有聊的和无聊的两种，那么读书的方法也就有有聊和无聊两种。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写道：“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他认为：“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他这样提醒世人：“我们必须踮起足尖，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予阅读才对。”
第二，我赞成在一种平和的心境下读书，在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功名利禄的动机驱使下读书，但这并不说明读书可以没有目的、没有寄托、没有追求。读书的最大目的，就是去俗。林语堂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 他认为：“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宋人黄庭坚也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样日日读书，读好书，就能修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造化，这才是读书的真境界。
第三，比“去俗”的境界更高一层的，是读书能使人养成一点思想。美国作家爱默生指出，我们的很多青年读者往往把自己的大脑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所以“我们有的是极爱读书的人而不是思想家。”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好读书的人都成为思想家，但通过读书而使自己得一点思想，当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虽然读书万卷，却仍是那般浅薄、粗野、糊涂，甚至不如一个文盲更善良呢？为什么在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斗起人来，比“劳动人民”更阴险狠毒？这除了他们读的坏书太多，吸收的书本的负面营养太多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些人从来没有从好书中养成自己的思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们却宁愿人云亦云，随风倒，把整个中国交给一个头脑去思考。
“无聊才读书”这种时尚会不会在新时期制造出更多的软骨症患者？我不知道，但有一个道理很浅显：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有聊总比无聊的好吧。
原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3日
阅读：时尚与经典
一提到阅读的时尚，不少人可能会皱眉。在很多人看来，时尚和经典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其实不然。借用英语语法来讲，时尚是正在进行式，经典是过去完成式。时尚中固然有媚俗的部分，但也有日后变成经典的东西；现在的经典，可能正是当年曾经被称为时尚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尚就是时尚，在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之后，大部分变成了易碎品；而很多经典作品，从来没有时尚过，但以其永恒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受到人们普遍而又长久的青睐。
比如，柳永和苏轼的词固然是经典，但在当时就很红火，是可以称为流行歌曲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是柳词有点像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词更像男高音，适合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个例子说明时尚和经典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但也有不统一的。如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当时是引起洛阳纸贵的鸿篇巨制，但后来却鲜有人提及了；而东晋陶渊明的诗因其“质木无文”在当时仅被定为中品，没有什么地位，它的受重视，是在数百年之后的宋朝，可是这一重视，就一直延伸到上千后的今天。
拿现在的例子来说，钱钟书的《围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时尚也是经典；而琼瑶、王朔、卫慧、九丹就永远是时尚而不可能变成经典（或许他们也无意于此）。
说到真正的阅读，本没有时尚与经典之分，我们读书的目的，只为了从中吸取营养，以强身健骨，愉悦身心，所以不管是时尚的书还是经典之作，都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个问题之被庄重地提出来，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出版业书业空前商业化，书籍的包装、炒作司空见惯，时尚阅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个时候，阅读的时尚可就不仅仅是一两本书的问题了。
首先，我认为时尚阅读不可免。有很多读者正是从时尚阅读开始，慢慢走向成熟的。我们现在回想汪国真、琼瑶、三毛，会觉得有些可笑，伸手再翻《学习的革命》、《谁动了你的奶酪》、《哈佛女孩刘亦婷》，会有一些上当的感觉，但没有比较，谁会知道真正的好书是什么样子的呢？再者说，一个人如果一点时尚都不接触，他是很容易和现实生活发生隔膜的。
其次，我认为经典阅读必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旋律。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精神食粮也是这样。时尚阅读就像吃麦当劳、肯德基，热量有了，但营养却谈不上；经典阅读就像吃正餐，程序上有点麻烦，但绝对有营养。现在电视上补钙的广告铺天盖地，有谁意识道，中国人的精神更需要补钙？试想，一个时刻跟着阅读时尚走，今天看《厚黑学》、明天看曾国藩、后天看《有了快感你就喊》的人，和一个爱读鲁迅、顾准的人会长成同样的骨骼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苏轼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如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这里就有一个泛读和精读的关系。泛读要博，精读要深。时尚就是可泛读的部分，而经典就是要精读的部分。没有泛读，你的眼界会变得狭窄；没有精读，你对事物的认识难免浮浅。
作家汪曾祺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创作是如此，阅读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成熟的读者，应该奉行鲁迅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倘自己没有眼光，那么读时尚也好，读经典也罢，都是死读书，读死书，最终真的将自己的大脑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变成了读书死。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3日
文字与生命
文字是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就跟农民手中的锄头、工人手下的机床是一个道理。和很多武器一样，文字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善，亦可能为恶。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皇皇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字之功，可谓大矣。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它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它是垃圾，浪费人的生命；它是负担，戕害人的健康。
对很多人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手段。如明嘉靖年间出了好几位“青词宰相”。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热心斋醮，搞斋醮这种仪式就需要写青词，它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严纳、郭朴、袁纬等，都以青词写得好而被提拔重用。更有数不清的御用文人，以文字迎合上意，溜须拍马；或者插科打诨，逗君一笑。
但还有一种人，文字就是生命，是他的生存方式。王国维说：“一切文章中，余爱以血写成者。”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一代大儒梁启超活了五十六岁，写了三十二年，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平均每年四十三万字。数量倒在其次，关键是质量。他以一人抵万军，汪洋恣肆，笔下生风，扫荡尘埃，廓清宇宙，影响一代世风。鲁迅先生的杂文如匕首、投枪，一剑封喉，招招制敌，严于解剖，令人警醒，今日捧读，犹觉如黄钟大吕，声声激越。
较早提出文字——即使是健康的文字——也会给人带来副作用的，是蒙田。他说：“书籍是可爱的伴侣；但是如果它们的接触使我们丧失快乐与康健——我们最宝贵的财产，那就离开它们吧。”“书给人带来乐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后便兴味索然，还要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当代学者陈平原说：“不是为了学问而活着，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作学问。”这类清醒的认识是可贵的，但当文字化为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后，要改也难。
文字能为生命赢得尊严，却也可能以文罹祸，被砍脑袋。从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到“文革”十年，文字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实在这里，文字只是贾祸的借口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专制是独裁是对自由的恐惧和对生命、人权的漠视。
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文字不再那么神圣那么经天纬地，不再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魔力，像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他以文字而发财。这里我们不谈是非，只谈这种现象的意义，我认为倒是对传统文字观念的一大冲击（传统观念中也有“著书皆为稻梁谋”一说，只是声音太弱）。
在我看来，文字走下祭坛之后，它的终极意义并未丧失，它的济世安民的责任并未卸下，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说法并未过时，我们只是期待它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玩文字、制造文字垃圾乃至贩卖精神鸦片，那样的话，不同样是对生命的戕害吗？
古人有句话叫“敬惜字纸”，四个字，说得真精采，文字、生命都在其中了。
200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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