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她身边的那个美丽的小女儿，我们大概不会对她有任何兴趣。她的女儿名叫玛格丽塔，那孩子看着不过十五六岁，在寄宿学校待得久了面带菜色，食欲极差。她是一个苍白的窈窕少女，长着一头浓密的深色金发。她穿着简简单单的白色或者浅蓝色的夏季服装在花园或街头走过时，人们都喜欢带着赞赏的目光回过头去看她。这是里乔蒂夫人第一次带着她出来看看世界——因为在帕多瓦她们离群索居——她跟自己的女儿一起出现在旅店时，往往会在女儿面前显得十分逊色，她散发出的那种绝望之光倒是与她这个人有几分吻合。里乔蒂夫人虽然是个好妈妈，但她暗地里对自己的命运并非没有其他念想，甚至对自己的未来也并非没有什么打算。现在她开始慢慢地放弃了对自己的这些暗地里的希望，开始打扮她的小闺女了，她就像一位好妈妈那样，将自己结婚时的各种首饰从脖子上摘下来，挂在一天天长大的女儿的身上。
从一开始就不乏男人对这个苗条金发的帕多瓦姑娘感兴趣。但是妈妈却整天守护着，就像一座贴满各种要求的、高度警觉的壁垒一般围绕着这个姑娘，这足以让一些想入非非的男人望而却步。她女儿得到的男人，要足以让她过得好，因为她只有美貌作为她的唯一嫁妆，那么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没过多久，我们这篇小说中的男主角就在布伦嫩出现了。一切都比这位忧心忡忡的母亲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更简单。有一天瓦尔德施泰特霍夫酒店里来了一个从德国来的年轻人，他对玛格丽塔一见钟情并且立刻态度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心意，只有那些时间可能不多并且不会拐弯抹角说话的人才这样做。实际上施塔滕福斯先生的时间也很少。他是锡兰一家茶园的经理，现在在欧洲度假，两个月以后他又得离开欧洲而且最快也得过上三四年才能回来。
里乔蒂夫人并不喜欢这个消瘦、脸晒成了棕黑色、举手投足间颐指气使的年轻人，但是玛格丽塔喜欢他。他一开始就热烈地追求玛格丽塔。他长得还不错，带着在热带地区生活的欧洲人所惯有的漫不经心的优越感，他今年才二十六岁。他来自充满神奇的锡兰，单这一点就够罗曼蒂克了。他来自海外，这本身也赋予他一种当地的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感。施塔滕福斯总是穿着英式服装，从晚礼服到网球装，从燕尾服到登山工具，用的东西的质量都是最上乘的。对于一个单身汉而言，他随身带的箱子多得令人惊奇，也大得令人惊奇。看样子，他彻底习惯了过最上流的生活。他神定气闲地参与夏季里所有的消闲活动，每一项应当参与的活动他都做得恰到好处，但他却从来不带着多么大的热情参与。无论是登山、划船、打网球还是打惠斯特牌。他在这个圈子里，就像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客人，一个来自遥远的童话般的世界的人，那里生长着棕榈树和鳄鱼。在那个世界里，他这类人住在宽敞明亮的乡间大别墅中，让蚂蚁般勤劳的有色人种的仆人为他打扇子并端上冰水。只有在面对玛格丽塔时，他才放下那种气定神闲的神态和那种异国情调的优越感。他跟玛格丽塔说话时用一种激情四溢的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混合语。他从早到晚都守候在那里，等待着里乔蒂母女的出现。他给她们念报纸，为她们搬去沙滩椅。他毫不掩饰他在努力追求玛格丽塔。不久后，人们就很紧张地关注他是如何追求美丽年轻的意大利女郎的。大家甚至带点运动兴趣来关注他的浪漫故事，有时甚至拿他来打打赌。
这些状况让里乔蒂夫人觉得相当不爽。有时她就像一位受到伤害的女王那样劈头盖脸地咆哮着，玛格丽塔看上去泪水涟涟，而施塔滕福斯则一脸闷闷不乐地靠在阳台上喝威士忌苏打。他很快就和姑娘情投意合，他们要彼此不再分离。在一个闷热的早上，里乔蒂夫人怒气冲冲地对女儿说，女儿跟那个种茶树的年轻人的亲密往来会严重损害她自己的名声，年轻人若没有万贯家财，她是绝对不会考虑的。被这番话激怒的姑娘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面，仰头喝了一小瓶她认为有毒的去污剂，但那瓶水只不过把她原先就不怎么好的胃口又完全给弄糟了，她的那张小脸变得更加苍白和虚脱。
玛格丽塔在沙发上躺着难受了好几个钟头，里乔蒂夫人专门租了一只小船，跟施塔滕福斯先生认认真真地谈了几个小时，就在同一天，两个年轻人订婚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年轻的海外人士兴高采烈地在同一张餐桌上与那两位女士共进早餐。玛格丽塔很开心，她母亲却觉得，这个订婚虽然是必不可避免的坏事情，不过但愿坏事只是暂时的。她暗自思忖：“不管怎么说，家乡可没有人知道这次订婚。如果不久后有更好的机会，准新郎反正也远在锡兰，也不必去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她也坚持这一点，就是施塔滕福斯不必推迟行期，而且当准新郎提出最好在这个夏季就举行婚礼，然后把新娘一起带到印度去时，她立刻以马上离开此地和解除婚约相要挟。
他只能做出让步，而且是咬牙切齿的让步。因为从订婚的那一刻起，里乔蒂母女就像是长在一起了，两人形影不离。他必须用尽了诡计，才能获得几分钟跟自己的准新娘独处的时间。他在卢塞恩给她买了最漂亮的送给准新娘的礼物，不久后，一纸商业电报把他召回英格兰，他的准新娘在其母亲的陪同下到热那亚的火车站来迎接他时，他才再次见到准新娘，她们到热那亚是为了再见见他，然后在第二天一早陪他去港口。
“我最晚三年后回来，然后我们举办婚礼。”他在登船时还从舷梯上往下喊，舷梯被收起来，船只离港的音乐响起来了，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邮轮缓缓地驶离港口。
留下的母女二人静静地回到了帕多瓦，又持续着原有的生活。里乔蒂夫人对订婚一事只字不提。“一年以后，”她想，“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到时候，她和女儿会再另找一个高雅的疗养院，到时候肯定会有新的更好的可能性出现。”在这段时间里，远方的准新郎常常写长长的信来，玛格丽塔很幸福。她很快就从这个疲惫的夏季中缓了过来，明显地绽放起来，也不再那么惨白，告别了茶饭不思的状况。她的心有所归属，她这一辈子也有所依托。在安宁生活的简朴舒适中，她做着少女的美好的白日梦。时而学点英语，用一本大相册来收集她的准新郎寄来的棕榈树、寺庙、大象等的照片。
第二年的夏天，她们没有去国外，而是在欧加内丘陵中的一个小度假村停留了几个星期。母亲慢慢地也放弃了打造那些置女儿的内心所属于不顾的宏伟计划。从印度时不时地也有些包裹寄来，里面装满了精细的麦斯林高级薄纱和漂亮的抽纱制品、豪猪鬃做的盒子、象牙制的各种小玩意儿。这些东西也常常被拿来给认识的人看，而且不久客厅里面就填满了这些物件。一次传来消息，施塔滕福斯病重，被抬到山中去休养，里乔蒂夫人几乎都不抱希望了，她和女儿一起为亲爱的远方的人儿祈祷，愿他康复。他很幸运地康复了。
对两位女士来说，这样静静地度日是一种非常的状况。里乔蒂夫人比她生活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资产阶级。她变老了一些，也变得胖了很多，胖得连唱歌都很困难了。也没有什么由头让她再去抛头露面，或者去打造一种她的家境十分殷实的表象。现在也用不着那样去精心打扮了，也更喜欢无拘无束地过小日子，也用不着省吃俭用地来花大钱去度假，而是怎么舒服就怎么过。
故事中的人浑然不觉，但玛格丽塔一天天与她的母亲越来越像，真是她妈妈的女儿。自从喝去污剂以及离开热那亚之后，女儿就没经历过任何伤心的事情，她绽放了起来，也日渐丰满了起来。她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网球她早就放弃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她胖起来。她不仅没有了忧伤的哀容，也不见了她那美丽苍白的脸上耽于梦想的神态，而且她的苗条的体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慢慢地长成了一种安详的丰满，从前谁也想不到她会变得这样胖。这种肥胖在她母亲那里显得有些可笑和怪异，但是在她这处女身上则显得健壮而且被年轻女孩的特有妩媚中和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她正在变胖，而且正要长成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体格硕大肥壮的女士。
三年过去了，准新郎充满绝望地来信，他今年不可能得到假期。而他的收入却增加了不少，如果他明年还不能来欧洲看看，他要求他心爱的姑娘能去他那里，住进他的一幢乡间别墅，成为女主人，他目前正准备盖这所大房子。
她们压抑住了种种失望，听从了这一建议。里乔蒂夫人也没法自欺欺人了，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外貌上已失去了一定的魅力，去若再干涉女儿的未来，则没有任何意义。
上面的这些故事是后来有人对我讲的，而下面的事情是我自己偶然间亲眼所见。
一天，我在热那亚登上了一艘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开往东亚的轮船。在一等舱的为数不多的乘客中，注意到一位意大利的年轻女子，她和我同时在热那亚上船，自我介绍说是前往科伦坡的准新娘。她会说点英语。因为船上还有些前往槟榔屿、上海、马尼拉嫁人的年轻准新娘，这些年轻勇敢的姑娘形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讨人喜欢的小团体，大家都喜欢跟她们来往。我们还没穿过苏伊士运河，就跟那些年轻女孩很熟悉了，我们还常常跟那位壮硕的帕多瓦女孩试着说说意大利语，我们称她为胖大个儿。
很可惜，经过瓜达富伊角后不久，海面变得不那么平静了，她晕船晕得十分厉害。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把她视为大自然开玩笑的产物，她整天一直病恹恹地躺在甲板椅子上，因而获得了我们普遍的同情与怜爱，大家都尽可能地帮助她，给她方便，虽然我们有时也忍不住发笑，因为她的体态太令人吃惊了。我们给她端茶递水，为她朗读意大利语的文章，她有时也会对此报以微笑。我们每天早上和中午都用她的轮椅把她推到甲板上最阴凉和最安静的地方。但是她快到科伦坡的时候，才多少恢复了一些正常，但她还是漠不关心地病歪歪地躺在椅子中，肥胖而善意的脸上总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受难神态。
锡兰慢慢地进入眼帘，我们所有人都帮着胖大个儿收拾她的箱子行李，那些箱子已经整理好，立在甲板上，等着到岸时送上岸去。在经过了十四天的海上航行之后，船上一片激动，人们带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第一个重要港口。
每个人都渴望见到陆地，人们把热带用的帽子和太阳镜都拿了出来，手持地图和旅行手册，用望远镜观察越来越近的海岸，完全忘掉了一个小时前还诚挚地告别过的人们，而这些人还在甲板上呢。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想着上岸，尽快上岸，别无他念。无论是带着好奇去看看第一块热带地区的海滩，看看第一批椰子树，黑皮肤的当地人；或者只是为了离开这艘突然变得完全没意思的船几个小时，而踏上坚实的土地，去一家舒适的饭店里面喝杯威士忌。每个人都忙着把他的客舱给锁上，或者付清吸烟室的账单，问问刚刚送上船的邮件中是否有自己的，听听世界上和政治上最重要的新闻，然后再接着传播出去。
在这片忙忙碌碌的人群中，那位肥硕的帕多瓦姑娘丝毫不感兴趣地躺在她的位置上，看过去更糟了，因吃不下饭她有些体力不支，双颊凹陷，眼神昏昏沉沉。不断地有那些已经向她道别过的人来到她的面前，就像是拥挤的人流把人又挤过来一样，再次向她伸出手，祝贺她平安抵达。到岸音乐猛然响起来，大副来到舷梯旁，准备下令。船长出现了，他奇妙地完全换了个样，认不出来了，穿着一身灰色的便装，戴着条纹帽，船代公司的小艇装上他和几位受优待的客人，其他的人则挤向用来摆渡上岸的摩托艇和驳船。
这时候，从岸上来了一位身着白色热带服装，衣服上缀着银扣的先生。
他长得不错，热带帽子下的晒成棕黑色的年轻的脸上具有那种宁静的坚毅和自立，在很多海外人士的脸上都能看到这个特点。这位男子的手上举着一束巨大的、由印度的花朵扎成的花束，鲜花占据了他的整个怀抱。他显然对这艘船十分熟悉，穿过人群，目光四下搜索着。在他经过我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位就是那个胖大个儿的准新郎。他继续急急忙忙往前走，来回两次经过他的准新娘，消失在吸烟室中，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跑回来，叫来主管行李的船员，最后总算是找到了乘务长，他一把拉住乘务长不放，让乘务长帮忙。我看到他给了小费，急急忙忙地低声询问，而乘务长微笑着，高高兴兴地点点头，朝着一张躺椅示意着，我们的帕多瓦女郎半闭着眼睛伸展着四肢躺在那里。陌生男人走近了一些，仔细打量着躺在那里的人儿，又跑回到乘务长那里，乘务长肯定地点点头，他又回来，隔着一定的距离再次审视了一下那个胖姑娘。然后他咬着牙齿，慢慢地转过身子，犹豫不决地走了。
他走进吸烟室，刚才吸烟室的门还关着。他给吸烟室的船员一些小费，得到了“一大杯威士忌”，他坐在船员身边，若有所思地喝完了威士忌。然后船员客客气气地让他离开吸烟室，把小屋的门关上。
陌生男人迈着步走过甲板，面色苍白，脸上很难看，甲板上的管乐手收起了他们的乐器。他走到甲板的栏杆边上，让那一大束鲜花轻轻地落入肮脏的水中，探出头去看着，接着吐了口唾沫。
然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他慢慢地再一次在甲板上绕了一圈，走到帕多瓦女郎的位置，姑娘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很疲惫地怯生生地四处张望着。他走近了，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晒成棕黑色的脸上白色的额头在闪光，他把手伸向胖大个儿。
她抽泣着扑向他，搂着他的脖子，停留了一会儿，而他紧张阴郁地从她那向前趋的脖颈呆呆地望向岸边。然后他跑向栏杆，用僧伽罗语火冒三丈地吼出一大串命令来，然后默不作声地挽着他的准新娘的胳膊，把她带向小艇。
他们过得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结婚了，这一点是我在回程的时候从科伦坡的领事馆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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