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恰恰也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的译著《薄伽梵歌》,翻译者是利奥波德·冯·施罗德,一位功勋卓著的印度研究者。这本书很容易读懂而且附有大量不错的注解。书的前言写得十分有趣,施罗德试图在这个前言中通过杰出的研究者指明《薄伽梵歌》中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且为分歧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在这部伟大的诗歌中,吠陀虔诚哲学和数论派哲学之间,简单的虔信和批判的无神论之间都存在这一分歧。语文学家对此各执己见,而乐享其成的门外汉似乎则在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执不休。其原因是,在一部作者并非哲学教授的史诗中,古旧和新派、信仰和现代主义、启迪和虔诚能够和睦共处,根本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儿;倘若这部史诗鲜明地倾向于某一学说,那才更加令人惊叹呢。没有学说倾向,但是或许有一个伦理上的倾向,自施莱格尔、洪堡和叔本华以来受到推崇的正是这种倾向。单纯的邻近性,也就是把不同的、往往直接敌对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并非例外,反之或许是一种常规。如果我们想跟普通的欧洲人探讨这一点,他们会是一副滑稽的表情。若是一个印度诗人把几种哲学完全肢解并且像马赛克一样拼接组合,却一点都不罕见。今天,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口吐莲花侃侃而谈时,还有可能把佛陀和康德、耶稣基督和《奥义书》拼贴成这样的马赛克。《薄伽梵歌》的精妙之处并不是能够在其中找到同时并存的两到三个哲学体系,而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未曾授教却感悟得到的智慧显露出其救助之秉性。这个美妙的启示,这种生活智慧,这一上升为宗教的哲学正是我们追寻和需要的。在探求它的道路上,我们要感谢每一个引路人,也要感谢这两本书。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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