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说到退休，有些领导干部往往视为畏途。有的提前三两年就掐指盘算，常常闹得寝食难安，内心负担很重，唯恐这一天的到来。可是，一当真的退出了领导岗位，跳出了是非纷争的旋涡，卸除种种精神上的负担，赢得逍遥梦、自在天，吃好睡好身体好，才晓得个中况味原来竟是如此舒适，倒感到过去的想法未免可笑。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想说，作为退出领导岗位的“闲身”，应该多做换位思考，多给在职者一些理解、一些设身处地的体谅。
缺乏体谅，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出于不了解，由于缺乏基本常识，结果出现了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状况。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个地级市任职，寒假期间，接待北京某高等学府几个实习生。当时，一位大学生问我：
“就这么一个中等城市，修了两条三四千米长的柏油路，还要在人代会上当作突出的治绩大讲特讲，值得吗？”看我没搭言，他又接上说：
“如果由我当市长，我一年就修它四纵四横的柏油路，那才叫真正的四通八达呢！”我反问一句：“资金从哪里来？”
他说：“贷款啊！”
我说：“贷款怎么还？还有利息呀！”
他问：“那么，建工厂呢？不也是靠贷款吗？”
我说：“经济建设讲究‘投入产出’。马路这类基建项目与建工厂不一样。”
这位大学生不吱声了。他的问题在于不了解。列夫•托尔斯泰说：“能了解一切，就必定能原谅一切。”
要了解与理解，就须设身处地。宋代诗人杨大年有一首七绝：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鲍老”，唐宋时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戴面具的滑稽舞中角色。“郭郎”，南北朝时称傀儡为“郭秃”或曰“郭公”；以后用人扮演，又称郭郎。“郎当”，衣不称身，显得模样滑稽。
诗的大意是，你在台下，对于舞台上的人，指手画脚，多所挑剔；须知，如果你粉墨登场，表演一番，你会比人家出更多的洋相。就是说，什么事情，都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老同志总是“想当年如何如何”，用过去套现在，这样就容易对新生力量看不上眼，结果，一味地挑毛病。
我们都在官场中生活过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十分谂知仕途的艰辛、官场的不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繁重、矛盾的剧烈、关系的复杂，远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比。对各级领导人员素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是说，工作是越来越难干了。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经夸下海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如果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会笑他们“口吐狂言，不知深浅”。
上面是从退休人员的角度讲的；对于在职的领导干部，我一方面说，要增强对他们的理解和体谅；另方面，还想提几点希望，奉献“识途老马”的一得之愚吧。
其一，在职时要善于交朋友，主动交朋友，而且要慎交朋友。交朋友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善于交朋友尤其必要。有些在职同志可能认为，当了领导，身旁朋友多着呢！用不着你主动去交。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表面上看，领导身旁前呼后拥的成群结队；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真正的朋友，许多人趋炎附势，甜言蜜语，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另有所图。像战国时的邹忌所讲的，“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就是说，你有权有势，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可是，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这叫作“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
真正的朋友是道义之交，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到，“小人无朋”。即使有，也是假的。有些同志把无原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看成是交朋友，这尤其要不得。古人说：“同道为朋，同志为友。”老托尔斯泰欣赏法国一句格言：“你告诉我，你和什么人交往，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所以，应该提倡结交益友、诤友。这就是善于交朋友。
明代学者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成四种：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这就是说，“朋友”有多种，需要慎交、择友。
那么，为什么要主动交朋友呢？我这也是退休后观察出来的。有些领导干部原本也是文科出身的，只是在职时忙于工作，无暇从事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像琴棋书画、诗文创作、学术研究之类。退出领导岗位之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常常怀恋早年的爱好，往往主动投入这类活动中来，有的甚至拜师求教。但是，所谓“专业圈子”却并不见得欢迎，结果经常遭人白眼，受到冷落。这和你在职时不同，那时如能参加这类专业活动，人家求之不得，一则赞赏上级领导的支持；二则可以借助你的声威，促进事业的开展。遗憾的是，那时常常是“三请不到”，因为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接见外宾或者企业家，以便招商引资；明天又要招待上级首长、兄弟省市领导，对于哪一位有权势的人物也怠慢不得。至于这些舞文弄墨者，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沾不沾边无关大局，哪里会主动地结交朋友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你纡尊降贵，主动找上门去，人家也会说：“你早干啥去了？对不起，拜拜！”所以，我说，在职时要主动交些文友。这样，即便你退出了领导岗位，人家也会把你看作“自家人”，而不会产生排拒心理。
其二，人是凭文化塑造自身的，是用文化装备起来的。文化为一个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新的境界，它会提供新的气质、新的形象。在职时，应该重视思想境界的提升、学识的积累、社会经验的深化、世情的考察、人生以至生命的体验；重视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涵养，有效地增强自身的人文修养。权力并不是一切，它只存在于现时，而在之前、之后的漫长的往昔与未来的延伸，非文化、精神莫属。
与此相关，在职时，应尽量培植自己的专业特长，起码是不要丢弃原有的专业。这也是干部“四化”的重要内容。可是，多数领导同志却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专业就是当领导。可是，当官并非终身职业，有上必有下。清代著名诗人赵翼有两句《咏史》诗：“老夫看惯秋千架，才上高层又下来。”与此相类似，旧时代剧场曾有一副对联：
台上莫漫夸，纵做到厚爵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眼前何足算，且看他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
说得十分冷峻，十分警策。那么，当你退出领导岗位，职务没了，又怎么办呢？朝朝暮暮，将何以度此余生呢？有的就只好整天坐在“方脸大情人”面前，沉浸在电视剧和小品、二人转里；或者进行“方城之战”，日夜搓麻看牌；再就是，含饴弄孙，没有孙子可抱，便牵着狗遛弯儿；归来体倦神疲，三杯热酒下肚，尔后便一梦酣然。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人生八九十岁，已成常态。大致是：二十四五岁之前，读书求学；六十或五十五岁之前，从事公务；剩下的三十左右年，安度晚年。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一个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这人生的三分之一将如何排遣？所以，在职期间，不能没有专业；那样，即便退休赋闲，照样可以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其三，不管当多大的官儿，根本的根本，必须有个好德性、好人品。在职时，当然要创造政绩，就是说，需要以事业为主，做好分内的工作。市长、书记也好，局长、主任也好，都是要看政绩。上级和选民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更应定下这样的志向与目标。不过，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或者政绩会逐渐地淡化，而民众或者下属提起你来，往往更多地是关注你的为人，看重人格、品质。个中道理可能在于，工作或者政绩，受客观因素制约较多；而品德如何，却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特别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当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思想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我常想，人活一世，草绿一秋，时间很短，权势、地位、财富转眼间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名誉却伴随终身以至后世。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在世上几十年，包括退休以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真是不算短啊！如果没个好的声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者整天忧心忡忡，总怕哪个地方“冒顶、喷浆”，纵令你有再大的产业，再长的寿命，又有什么乐趣呢！
其四，工作要多做加法，而生活则应多做减法。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时刻不忘选民的重托，兢兢业业，克勤克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意思是，当掌握权力仅意味着你要承担起保障公众利益和满足他们要求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和担心犯错误，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一般人也不会来和你争。相反，当权力主要意味着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社会责任却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一些人就会趋之若鹜。
说到生活要做减法，是基于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的限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除掉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古代大哲学家庄子要我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不妨细想一想，这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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