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改进新闻写作的文章，文中提出要“向文学借鉴白描的功夫，以求文章的朴素平实”，“向文学借鉴锤字炼句的功夫，以求文章的干净准确”，“向文学借鉴修辞方法，以求文章生动活泼”，我深以为是。其实，何止新闻一途，我想，最该向外借鉴的恐怕还是文学本身。早在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用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先生是就艺术而言，但无疑对于文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文学正从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向边缘滑落，而伴随着商业化、时尚化的无情侵蚀，文学的消费性、娱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作品缺乏审美意蕴的深度追求，只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使作品沦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而且，文采匮乏，粗制滥造，完全不讲究谋篇布局，结构紊乱，语言质地很差，古汉语语句凝练、内蕴丰富、风格雅致的特色荡然无存。人们经常寓目的却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者满篇西崽口吻，拉洋旗作虎皮。这类劣质化、泡沫化的“快餐文学”，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为了疗治这种“文学无文”的弊病，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些古代文学的辞采与章法。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这句话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的。不难看出，古代思想、学问的传承与阐扬，确实有赖于词达义畅、文采斐然的文字。我们固然不能把文学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于文华辞采；但是，如果“言之无文”，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可能流传广远，则是确凿无疑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是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文学语言与认知性、逻辑性的语言不同，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古人有言：“文征实而难巧。”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这里讲的无非是辞章文采。

    文学语言往往是象征性的。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是直接叙述，而是要通过情怀上的感染，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这种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需要营造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古人作文讲究声韵、气脉，提倡“耳治胜于目治”，强调要有敏锐的语感，以达到“声入心通”。六朝人吟诗作赋，尤其重视声韵的铿锵、和谐之美。《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唐宋文学大家一般都十分重视文章的声调之美，为文句式长短适度，声调抑扬抗坠，气脉、韵味十足。唐人李华有一篇《吊古战场文》，一开篇就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我们读着读着，眼前就浮现出一种凄凉惨淡、阴气森森的景象，不仅形象鲜明，而且声情宛在。到了现代，重视文章的声韵、气脉，仍然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叶圣陶先生就曾强调，对于现代的美文，应该重视“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是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二

    中国古人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强调，要有“成像能力”，如果不能把文字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形象，那么，人和书籍就无法真正结缘。作家、诗人通过形象的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主观意念与外界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往往表现为一种瞬间出现的情结。与此相切近，英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艾略特说，诗人不应该直接表白自己的观念、思想和情感，而应该把思想知觉化，借用具体的事物曲折地表达，让抽象的变成具体的；读者在阅读时，再把描写客观事物的意象，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一一对应诗人的思想和情感。

    《论语》一书，既为“论”，就是讲述道理的，但它却并非板着面孔，成本大套，枯燥地在那里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弟子们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时间，有场景，有形象，有动作，有哲思、意境，有诗情、画意。

    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展现，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以至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境，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下功夫。写人叙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的还要通过细节揭示人的内心活动，状写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古代传记散文的典范，就具有这个长处。且看作者是如何刻画智勇双全的猛将樊哙的：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

    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

    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

    三

    古人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化与独创性，不仅要有共通的审美意义和功能，每个作家还须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清代诗人张问陶有句云：“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众所熟知的抒情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通篇不到一百二十字。作者李白以其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十分讲究章法，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我在写作长篇系列散文《张学良：人格图谱》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十五篇文章集中写一个人物，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次第展开，而是以扇形结构并列铺排，这样，如何才能做到篇篇各具特色而不致雷同？当时想起了苏轼写的几十篇古代人物系列论文，其中仅汉代就有刘邦、范增、张良、贾谊、扬雄、晁错、霍光、曹操、诸葛亮九人，各擅胜场，每篇的开头都不一样。《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高帝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以讲述事件经过开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贾谊论》劈头就下定语，“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说明“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互不重复，篇篇精彩。

    平庸寡淡、缺乏文采现象的产生，固然同文体泛化、文学队伍泛化有一定关系，什么都称文学作品，谁都在那里写书出书，以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其基本原因是由于工具理性、实用主义作怪，心浮气躁，粗制滥造，率尔操觚；对于文学艺术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已经成为现时文坛上的通弊。文学作品需要锤炼，需要沉淀。现在是没有初稿的时代，不管是否成熟，码完了字就送出去发表，甚至连再看一遍的耐心也没有。过去作家写文章，轻易不肯示人，所谓“良工不示人以朴”。随园老人说得更为形象：“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侬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前人谈自己的创作，是“吟成五字句，捻断数茎须”；而翻译他人的作品，竟至“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语）。现在，对于文学如此敬畏、如此痴情、如此执着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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