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伦理

    天神般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重返家园。他用一根绳子吊死了家里的十二名女奴，原因是怀疑她们在他离家时行为不轨。

    他的做法在当时不会引起任何质疑。那些女孩是他的财产，对财产的处置方法过去和现在都一样，都只是考虑是否划算，无所谓对与错。

    奥德修斯时代的希腊其实并不缺乏对与错的观念。在他的黑色船队终于驶过深暗如酒的海洋回到家园之前，他的妻子在漫长日子里坚持的忠贞足可证明这一点。当时的伦理结构涵盖了妻子，但并未涉及奴隶。此后的三千年里，伦理标准扩展到了行为规范的众多方面，单纯由是否划算来衡量的行为则相对少了。

    伦理规范的演变

    到目前为止伦理规范的扩展这一问题也只有哲学家研究过，但它实际上是生态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用哲学术语，也可以用生态学术语加以描述。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伦理规范是限制生存竞争中的行动自由的标准；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伦理规范是区分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标准。两种定义所指的是同一种事物，它源于相互依存的个体或群体进行合作的态势。生态学家把这种合作称为“共生现象”。政治和经济是高级的共生体，人们置身其中时，具有伦理内涵的协作机制就取代了原有的一些自由无序的竞争。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利用工具能效的提高，合作机制的复杂性也日渐增强。例如，与对乳齿象时代的木棒和石头的反社会用途的界定相比，对汽车时代的子弹和广告牌的反社会性用途的界定就复杂得多。

    早期伦理规范主要针对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摩西十诫就是个例子。之后所增加的伦理规范则针对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金科玉律试图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而民主制度则试图把社会组织融入每一个个体。

    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以规范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动植物关系的伦理法则。土地就像奥德修斯的女奴一样，被人们视为财产。人和土地的关系仍然遵照经济法则，人们对土地只要求特权，而没有义务。

    如果我对各种证据的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把伦理规范扩展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第三种要素中，在进化上是可能的，在生态上也是必要的。这是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三步，前两步已经完成。先知以西结和以赛亚时代以来的思想家们都坚持认为，对土地的掠夺既是不明智的，也是极其错误的。然而他们的信念还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不过我把目前的这种自然资源保护运动视为激发这种信念的开端。

    伦理规范可被看成应对生态形势演变的指导性规则，而这种形式如此新奇与复杂，以至于人们对此的反映还十分滞后，导致普通的个体无法看出社会采取了怎样的权宜之计。在多数情况下，个体应对形势变化往往是出于本能，而伦理规范或许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群体本能。

    群体概念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伦理规则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个人属于群体，群体中的成员则相互依存。个人受本能支配，在群体中需要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参与竞争，而个人的伦理规范则促使他与其他成员相互合作〔或许也是为了获得可供竞争的场所土地的伦理规则扩大了群体的范围，把土壤、水和动物、植物等纳入其中，我们将这些统称为“土地”。

    这些听起来很简单：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唱出了对这自由的土地和美好的家园的爱和责任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喜欢的是什么？爱的又是什么呢？当然并非土壤，我们正让土壤狼狈不堪地流向下游；当然并非江河、湖泊或大海，我们十分明确，它们的作用只是转动涡轮、载船航行和冲走污水而已；当然也不是植物，我们已经心安理得地毁掉了整个植物群落；当然也非动物，我们已经灭绝了许多美丽的大型动物。土地伦理规范当然无法阻止对自然资源的改造、管理和使用，但它向人们表明，这些资源有权利继续存在，而且至少在某些方面，在其他自然形态下生存繁衍。

    总之，在人与土地组成的群体中，土地伦理规则让人类的角色从土地征服者变成了它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也就意味着个体对群体中其他成员以及对群体本身的尊重。

    历史已经让我们明白（我希望如此〕，大多数征服者最终都是被自己打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征服者这一角色本身就意味着权威，并且知道是什么使群体运转，在群体的生活中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谁有价值谁没价值。但事实说明征服者对这些往往一无所知，这揭示了他们最终只能失败的原因。

    在生物群落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亚伯拉罕确信，土地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他享受牛奶与蜂蜜的美味。现在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观点产生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程度却与我们的教育程度成反比。

    如今，多数普通人相信，科学能够解释什么能使生物群落的生命机理保持运转和延续。但科学家表明自己对此并不了解，他们认为生物群落相互制衡的结构极其复杂，也许人类永远不会完全了解其结构演变。

    从生态学对历史的诠释来看，人类其实只是生物群中的一员。很多历史事件目前都还只是从人类活动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但这些事件实际上是人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间的生物性互动的结果。决定事件的因素包括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特性，也包括土地的特性。

    以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拓为例，在独立战争之后的那些年里，有三类群体相互争夺，试图得到对本地的控制权。他们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法国和英国的商人，以及美国的拓荒者。而这种形势导致的结果是，移民大量进入了肯塔基州的藤茎荒地。历史学家也不确定，如果底特律的英国人能给印第安人多一些支持的话，那么情况会有什么不同？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拓荒者的牛、犁、火和斧子所代表的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肯塔基州的野生植物变成了早熟禾苗。如果肯塔基州土地上原始固有的植物更迭，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留给我们的却是没有价值的苔草、灌木或杂草，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拓荒者布恩和肯顿还能撑下去吗？会不会有大批移民涌入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和密苏里等州？美国政府会向法国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吗？会有一个横贯大陆各州的新联邦吗？南北战争还会发生吗？

    肯塔基州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被告知，人类在这场历史戏剧中要扮演什么角色，然而没有人告诉我们，人类活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对占有者施加的不同力量的反应。就肯塔基州的例子而言，我们甚至不知那些早熟禾苗来自何方，它们是本土的物种还是从欧洲偷渡来的。

    假设我们做一回“事后诸葛亮”，把肯塔基州和西南部的情况一一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拓荒者同样勇毅、机智、坚韧。只是他们没有带来早熟禾或其他能抵挡过度开垦的植物。这个地区遭到放牧牲畜的蹂躏后，长出的矮草、灌木和杂草越来越没有价值，直至整个生态平衡被打乱。每一种植物的消失都会给土地带来一分贫瘠，每次新增的土壤流失都会加速植物品种的进一步减少，结果导致今日此地环境越来越严重的衰败。而植物和土壤损伤带来的是依靠它们生存的动物群的消亡。早期拓荒者并未预料到这些，甚至有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沼泽区开挖水渠，结果加速了情况的恶化。自然演变是极其微妙的，人们无法察觉到，观光客则根本看不出来。在他们眼里，这个遭到破坏的地方仍然秀美壮观。（它的确仍然迷人，但是和1848年时的面貌在此之前这个地区曾经有过一次“开发”，但结果截然不同。在哥伦布之前的年代，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就已在西南地区定居，而他们没有开发牧场放养牲畜。虽然后来他们的文明灭绝了，但那并非是因为土地衰竭的缘故。

    在印度，人们在寸草不生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显然没有破坏土地，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把草割下来喂牛，而不是让牛去找草吃。（我不知这种成功是源于单纯的好运气，还是深刻智慧的结果。〕

    总而言之，植物物种的更迭把握着历史的进程，而拓荒者也只是历史发展与演变的符号或表征。我们需要以这种态度来解读历史，这样的话’真正把土地视为群体的观念将会深入人心。

    生态学的意识与良知

    自然资源保护的含义是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存。虽然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宣传，资源保护的进展依然缓慢，所取得的进展大多是书面上的执着和会议中空喊的口号。长久以来，我们仍然处在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

    解决这一困境最常见的做法是“加强资源保护教育”。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然而，需要加强的只有教育的力度吗？就教育的内容而言，其深度与广度是不是也需要加强呢？

    我们很难对自然保护教育的现有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但是依据我个人的理解，其内容大致是：遵守法律，公平选举，参加某个社团组织或机构，及在自家土地上实施对其有利的保护措施，其余的事情则留给政府。

    这个方案是否过于简单，以致无法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它没有区分正误，没有规定义务与责任，没有号召人们付出与奉献，也不主张改变当前的价值观。在土地使用方面，它只主张开明的利己行为。这样的教育能带领我们走多远？有个例子或许可以提供些许参考。

    1930年时，除了对生态知识无知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清楚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表层土壤正在流失。1933年，农场的人得到通知说，如果他们愿意在五年内采取某种补救措施，政府会派专业资源保护队协助他们，并提供必要的机械和材料。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这一提议，但是，五年的合同期满后，这些措施也大多被抛到了脑后。农场主继续采用以往的耕作方式，因为这样会立刻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这让人们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如果农场主自己制订保护措施，他们或许能更快地认识问题。于是威斯康星州的州议会在1937年通过了《土壤保护区法令》。它实际上是在告诉农场主：“如果你们自己制订土地使用的规则，政府将为你们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为你们提供专用机械的贷款。每个郡都可以制订自己的规则，它们将具有法律效力。几乎每个郡都迅速组织起来接受政府协助。但是，十年过去了，并没有看到哪个郡县制订出独立的规则。人们在等高条植、牧场翻新，以及撒石灰以控制土壤的酸性方面确实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圈起林地禁止放牧、退耕还林、集中放牧等方面没有丝毫进展。总之，农场主还是采用了那些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做法，而无视了那些有益于生态群落却并不明显有助于收益的措施。

    当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制订出规则时，他得到的答案是人们尚未建立起自觉遵守规章的心理，教育必须先于规则。但是，实际上教育并未提倡人对土地履行高于利己主义的义务。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教育多了，但土壤少了，健康的森林少了，只有洪涝灾害仍和1937年时一样频繁。

    令人费解的是，在改善道路、学校、教会和球队时，履行处于利己主义之上的义务和责任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改善水土流失方面，在保护农场景观优美或多样性方面，履行这种义务却不被看成是理所当然，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和一个世纪以前社会伦理的情况相比较，土地使用的伦理规范仍然完全受控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

    总之，我们请农场主做些举手之劳的事情来保护他们的土壤，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农场主即便是把山坡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树木砍光，把牛赶到林间空地放牧，并任由山坡上的雨水、石头和土壤一起流入江河湖泊，他依旧是受人尊敬的公民，只要他在其他方面做得得体就可以了。另外只要他在田地里撒上石灰，按照标准尺度种植庄稼，他就仍有资格得到土壤保护区的所有待遇和补贴。保护区是社会体系中富饶而美丽的部分，但是我们过于急于求成，因此没有告诉农场主他们的义务有多么重要，结果导致保护措施得不到正常的实施、运作和发展。如果缺乏良知，义务也就毫无实际意义，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的道德和良知运用到对土地的敬畏之中。

    倘若我们在知识观念、信仰忠诚、博爱与敬畏等方面没有内在的反省和改变，在伦理规范方面就不会有重大改观。哲学和宗教都还未涉及自然资源保护这一领域，这完全可以证明，自然资源保护这一问题还尚未触及人类活动的基础。我们试图使自然资源保护工作成为家喻户晓、举手之劳之事，结果却使它变得极其琐碎并且微不足道。

    土地伦理的替代品

    当历史的逻辑需要我们提供面包时，我们却拿出一块石头，而且要费尽心思地解释石头和面包有多么相似。下面我将向大家介绍这样的“石头”，看它如何充当土地伦理的替代品。

    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的基本弱点是，该生态系统中的大多数成员没有经济价值，例如野花和鸣禽。在威斯康星州的二万二千种高级动植物中，是不是有百分之五左右被人们买卖、饲养、食用，或有其他经济用途，恐怕都令人怀疑。但是这些动植物是整个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如果（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依赖于它的完整性，那么这些动植物就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

    当某种没有经济价值的物种的生存受到威胁，而我们又碰巧喜欢它，我们就会找出某种借口并赋予它可观的经济价值。20世纪初期，人们以为鸣禽会快速灭绝，所以鸟类学家立即采取救助行动。他们提出了一些无厘头的“依据”一一例如，如果没有控制昆虫数量的鸟类，昆虫就会把我们吞噬。看来，为了让证据更有说服力，还必须得加上经济色彩。

    今天重读这些托词令人痛心。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土地伦理规范’

    但是至少在对待鸟类保护的问题上倾向于认同，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无论鸟类是否能带给我们经济利益，它们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食肉类的哺乳动物、猛禽或以鱼为食的鸟类的情况也类似。生物学家曾经有些夸张地说，这些动物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它们通过奉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来维持猎物的健康，它们为农场减少了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它们只捕食不具经济价值的物种。在此，证据要想有效，同样必须与经济价值纠缠在一起。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了更客观的依据，大家普遍认为食肉动物是生物群的成员，人们无权为了某种真实或想象的既得利益而将它们灭绝。遗憾的是，对这种理智的观点人们还只是说说而已。在野外，他们正愉快地消灭着食肉动物，实际例子便是在国会、自然资源保护部门和各州议会的允许下，捕杀北美灰狼的运动正被大肆开展，而北美灰狼即将被赶尽杀绝。

    某些树种生长缓慢或木材价格太低，于是被有经济头脑的林务官从森林这个群体中开除了出去。北美崖柏、美加落叶松、柏树、山毛榉和铁杉就是例子。欧洲林业在生态学上的发展更为先进。在那儿的每一种树种，哪怕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也会被视为本地森林群落的成员而被合理地保护起来。此外，人们发现山毛榉等树种对于增强土壤肥力具有很大作用。森林和构成森林的不同树种、以及地面上的动植物群之间，存在着某种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客观关系又有其必然性。

    缺乏经济价值有时不仅是某个物种或群体的特征，也是整个生物群落的特征。沼泽、泥沼、沙丘和沙漠都能说明这一点。对于它们，我们惯常的处理方法是把它们交给政府，作为保护区、遗迹或公园来管理。但困难的是，这些地区往往与较有价值的私有土地交织在一起，政府不可能拥有或控制这样零散分布的土地。最终只好任由它们大面积地消失。但是，如果土地私有者具有生态意识，那么他将自豪地成为这类地区中一个符合生态标准的有责任的监护人，这些地区也会使他的农场和社区更加秀美怡人。

    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这些沼泽之类的荒地缺少经济效益的看法最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也只是在这些地貌中的大部分都已消失之后的事了。一个最尴尬的例子就是，人们排干麝鼠沼泽后，时隔多年又开始把水重新灌回其中。

    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把土地私有者该做而没做好的一切工作都托付给政府。政府的所有权、经营权、补贴或管理，现在已经遍及林业、牧场、土壤和水域管理、公园和荒地保护、渔业管理以及候鸟保护，同时还在向其他领域扩展渗透。政府对自然资源保护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数是恰当的、理性的，有些还是必不可少的。对政府的这些做法我高度赞同，事实上，我个人大半生的精力也都投入到了资源保护工作之中。但是在这方面仍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项工作的最终意义是什么？政府的基本税收足以使之应付繁杂的自然保护支出吗？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像乳齿象一样，因自身体积过大而行动迟缓？如果要得到答案，就应该到土地伦理规范之中去寻找，或者到向土地所有者分派更多的责任中去寻找。

    产业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尤其是木材商和畜牧业者经常抱怨政府的所有权和管理范围扩展到了他们自家的土地上。但是，他们大都又不愿采用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法，即在自己的土地上主动合理地进行自然资源保护。

    当你要求土地私有者为群体利益做些无利可图的事时，他只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膀。如果需要他花钱的话，他的反应倒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只需要他有些前瞻性、思想开明，或付出些时间，那他就不该犹疑，理应担当。近年来土地使用补贴的惊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设立的自然资源保护机构：土地部门、农学院和服务机构。我所知道的是，这些机构并未尽到对土地伦理开展教育和宣讲的责任。

    总而言之，一种只建立在个人经济利益或利己主义之上的资源保护体系只能是令人绝望的平衡失调。它容易忽视并最终灭绝土地群落中那些缺乏商业价值的生物物种，而据我们所知，这些物种是整个生态体系能够健康运行的关键。然而有一种主观臆断认为，生物群的大钟在离开了那些无经济价值的物种以后，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理应交给政府来做，结果导致政府的自然保护工作变得过于庞大、复杂而分散，最终让政府力不从心。

    对这些情况，唯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就是让土地所有者承担起对土地的伦理责任。

    土地金字塔

    一种伦理规范若要补充和指引人与土地的经济关系，就首先要把土地看成是一种生物机制。因为只有对能够看到、感觉到，理解、喜爱或信仰的东西，我们才会产生道德感。

    自然资源保护教育经常使用的概念是“自然的平衡”。这个说法没有准确表达我们对土地机制认知的贫乏。理由太多，这里无法详述。一个更贴切的说法是生态学中使用的“生物金字塔”概念。我想先概述一下象征土地的金字塔，然后再从土地使用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象征的含义。

    植物通过太阳光照吸取能量，这些能量在生物体系里循环流动，生物体系可以用一个多层金字塔来比喻。金字塔的底层是土壤，之上依次为植物、昆虫、鸟类和啮齿动物，再向上经过不同的动物群，最终达到这个金字塔的顶层一大型的食肉动物层。

    处于同一层次的物种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食物相同，这与它们的来源与外形无关。金字塔的每一层物种都是从下层获取食物和其他所需服务的，同时自己也是上一层物种的食物或服务提供者。每往上一层，动物的数目都随之递减。因此，每只食肉动物都要有下一层的数百只动物作为捕食对象，这些被捕食的动物又要有数千只可供其捕食的动物，数百万只昆虫，直至无数的植物来维持生存。生物系统的金字塔形式反映了从顶层到底层生物数量的递增规律。人类和熊、垸熊、松鼠同属中间层，既吃肉，也吃植物。

    不同层级的物种之间互为食物的依存状态被称为“食物链”。“土壤一橡树一鹿一印第安人”这条食物链，现在基本已转变成“土壤一玉米一牛一农场主”的食物链。每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众多食物链上的一环。除了橡树，鹿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除了玉米，牛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所以两者都是数百条食物链中的一环。金字塔便是由这复杂而看似无序的食物链构成的。其整体的稳定性证明，这是个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结构，其运作依赖各个部分的互相合作与竞争。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是低且矮的，食物链短而简单。随着物种的进化，金字塔层层增高，环环加长。在增加金字塔高度和复杂性的万千物种当中，人类也是其中之一。科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疑问，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生物进化的趋势就是生物群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金字塔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土地不仅是土壤，也是在土壤、植物和动物中循环流动的能量来源。食物链是向上传递能量的活的通道，死亡和腐烂让能量回归土壤。而这个循环路线不是封闭的，一些能量在腐烂过程中被消耗掉，一些能量从空气中吸收进来，还有一些能量储存在土壤中、泥炭和历史悠久的森林里。循环路线是可持续的，就像慢慢增加的生命储备金一样。流向下坡的水总会导致能量流失，但损失极小，且可以从受侵蚀的岩石那里得到弥补。流失的能量储存在海洋之中，在一定的地质时期出现，形成新的土地和新的生命金字塔。

    同树液流动依靠树木复杂的细胞组织一样，能量循环流动的速度和特质取决于动植物群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这种复杂性，即使是最普通的循环可能都不会发生。所谓“结构”是指各物种成员的特定数量、种类和作用。土地作为能量单位如果要顺利发挥作用，就离不开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土地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循环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变化，那么体系中的其他很多部分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化不一定会阻碍或改变能量流动。生物进化本身就是一系列漫长而自发的变化，最终结果是使能量的流动机制更加复杂，或循环路线更长。不过，自然进化带来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局部的。而那些迅猛、广泛、前所未有的改变，则是由人类发明工具带来的结果。

    改变之一是动植物群的成员组成。大型食肉动物从金字塔的顶端被剔除；食物链历史上第一次缩短而非加长。野生物种被外来的驯化物种取代，被迫迁移至新的栖息地。在动植物群世界范围的整合中，一些物种因为越界而成了有害生物，另一些物种则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消灭。这一切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其中无法预知而且常常难以追踪的主要就是体系结构的再调整。农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害虫与控制害虫的新技术之间的竞赛。

    另一种变化涉及能量经过植物、动物最后回归土地的过程。土壤具有吸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即“肥力”。如果农业发展透支了土壤的能力，过多地以驯养物种替代原有物种，可能会破坏能量流动的秩序，或者耗尽贮存的能量。能量或维系土壤的有机物耗尽后，土壤流失的速度会比形成的速度快’这就是土壤侵蚀。

    水和土壤一样，是能量循环的组成部分。工业生产造成的水污染或者筑坝拦水’都可能会排除那些维持能量循环所需的动植物。

    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给生物群带来了另一种根本的变化。在某一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如今会在另一个地区被消费，并回归到另一个地区的土壤中。运输工具提取一个地区岩石和空气中储存的能量，然后把这些能量带去别的地方使用。同样的例子，海鸟从赤道另一边大海里的鱼身上提取了氮元素，而我们却用这些鸟产出的粪肥给菜园施肥。以往的能量循环是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的，如今已经拓展至世界规模。

    金字塔中贮存的能量会在人类改造它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在拓荒时期，这种能量释放往往造成假象，似乎不论是野生动植物还是驯养的动物、栽培的植物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这种生物资本的释放’会在短时间内掩盖或延缓因迅猛改变而招致的大自然的惩罚。

    对土地作为能量循环的简要介绍表达了三个基本观念：

    土地不仅是土壤；

    (之）本土的动植物能使当地能量的循环保持顺畅、生生不息。外来的动植物未必能做到这点；

    （3）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改变与自然进化本身带来的改变不同’其影响更加深远，远远超出了预期。

    这些观念引发了两个根本问题：土地能对自身进行调节以便适应人类带来的变化吗？我们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吗？

    不同的生物群落所承受剧烈转变的能力不尽相同。比如说，西欧的生物能量金字塔已和恺撒当年在那里发现的金字塔大不相同了。大型动物在生物群中消失；湿润的森林变成草地或耕地；很多新的动植物被引进，其中有些流散成为有害生物；存活下来的当地动植物在分布和数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那里的土壤仍在，并无流失。外来的肥料使土壤仍然保持肥沃；水在正常流动；新的金字塔结构似乎在发挥作用，并未造成能量循环系统的紊乱。

    因此，西欧的生物群落是具有抵抗力的。它的内部运行秩序强健而富有韧性，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至今为止，不论改变有多么猛烈，那里的金字塔都能调节出某种新的妥善方式，从而使西欧适合人类及当地的其他大部分动植物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那里的生态秩序似乎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转变而瓦解。

    其他文明地区大都呈现出能量结构瓦解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从早期征兆到后期的恶性耗损的各种情况，一些几乎未受文明影响的地区也是如此。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情况因气候变化而显得紊乱，气候变化可能是能量结构耗损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在美国，各地区的结构瓦解程度都不同，最严重的是西南部、奥扎克山脉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最轻微。在情况不太严重的地区，如果对土地进行合理使用的话，是可以抑制能量结构瓦解的。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激烈迅猛的能量损耗正在展开，但我无法预料其前景。

    这种几乎遍及世界的土地生态机能紊乱状况与动物肌体患病类似，只不过前者不会像动物那样将彻底解体或死亡作为终结。土地可以自我恢复，然而土地机能的复杂性会减弱，它对人和动植物的承载能力也会降低。许多目前被视为“具有蓬勃生机”的生物区，比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在依靠剥削性的农业来生存了，或者说，那里的土地承载量已经超过了极限。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垦荒来抵消土地能量耗损的过程。但明显，垦荒工程的预期寿命往往不会很长。在美国西部，最长的垦荒过程可能也维持不了百年。

    历史演变和生态学数据似乎可以共同支持一个普遍性的推论：人类对自然改变的程度越是低，金字塔结构的重新调整就越有可能成功。人口密度不同，改造活动的强烈程度也就不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改造活动就越猛烈。因此，如果北美能设法限制人口密度，就应该比欧洲更易于维系金字塔能量结构的稳定。

    这一推论与我们的现行观点背道而驰。最常见的观点认为，人口密度小幅提高，就会让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因此人口密度的无限提高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无限丰富。生态学认为，人口密度和人类生活的正比关系是有限的，人口密度提高的所有收益都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

    不论人类和土地的关系方程式是什么，我们目前都还无法知道与方程式有关的所有参数。最近在矿物质和维生素方面的发现，揭示了在能量自下而上的循环中存在一些人们预想之外的依赖关系：一些极其微量的物质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那么自上而下的循环呢？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被我们视为美学享受而加以保护的物种呢？它们曾帮助培育了土壤，对土壤的维持又有哪些我们想不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呢？韦弗教授建议我们利用草原野花，去重建干旱尘暴区遭到破坏的土地。但有谁会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利用鹤、秃鹫、水獭和灰熊呢？

    土地的健肺有关分歧

    因此，土地伦理反映出的是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则反映出一种承担个人责任保护土地健康的信念。土地的健康指土地自我更新恢复的能力，自然资源保护则是我们对它的认知理解以及为保护它所做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这让人困惑，但在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在许多专门领域中都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分歧。我们将分歧分为八组与3组。八组的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其功用就是生产商品；3组的人认为土地是生物体系，有更广泛的功用，但是广泛到什么程度，没人能说得清楚。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林业，其中八组的人认为种树就要像种卷心菜一样，因为木纤维是林业的基本产品。他们并不反对对自然的掠夺式的改造，他们对土地的改造意识是种植式的。3组的人则认为，林业和农业具有根本差异，因为林业利用的是自然物种，是管理这个自然环境而非人工创造环境。3组的人原则上倾向于自然地再生产，由于生物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既担心栗树等物种的消失，也担心北美乔松可能灭绝。让他们担忧的还有所有次生林的功能，包括野生动植物、休闲娱乐、湿地、荒野地区。我个人认为，3组已有了生态意识。

    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领域里也有类似分歧。人组的人认为，动物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和肉食，评价标准是雉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如果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目前乃至永久的可行手段。而3组的人则担心生物体系中的所有附加值问题：那就是在生产猎物时，食肉动物方面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是否应该依靠外来的物种？山林管理怎样才能恢复日趋减少的物种群，例如几乎没有希望再捕到的草原榛鸡？如何保护生存受到威胁的禽类，例如濒临消亡的黑嘴天鹅和美洲鹤？管理办法能否扩大到野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林业的情况一样，野生动物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分歧。

    在范围更广的农业领域，我没有发言权，但在这个领域里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耕作就已开始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生态学观念深入人心大概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生产特性，农场主改造生物体系的活动必然比林业人员或野生动植物管理者要更彻底。不过农业界也存在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不满似乎会带来“生态耕作”的新的农业发展理念。

    在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一种新证据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并非衡量农产品营养价值的标准，肥沃土壤上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可能更优良。在耗尽肥力的土壤中，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增加农产量，但是

    不一定能增加作物的营养价值。这种观念可能会引来诸多质疑，因此我把解释工作留给更有能力说明的人。

    不满农业现状的人竭力推崇“有机耕作”，虽然存在对有机产品的盲目崇拜，但是他们强调土壤对动植物群的重要意义，在理念上是符合生态学的。

    和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对农业的生态基础了解少之又少。就连受过教育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仅仅是在改善抽水设备上的成就，而不是在保护水源生态方面。这些技术仅能勉强抵消每一英亩土壤中肥力的下降。

    在上述所有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对基本矛盾反复出现：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群的人类；用来磨砺人类武器的科学与用来探索宇宙的科学；以及作为奴仆的土地与作为有机整体的土地。在这个时候，罗宾孙对特里斯特拉姆的告诫恰好适用于地质时期的物种之智人的身上：

    不论愿意与否，你都是君王，

    因为你，特里斯特拉姆，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少数人之一，

    这些人离去前都将改变世界的模样。

    想想你会给世界留下什么。

    展望

    我在此坦言，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热爱、敬畏和赞赏，或者不能高度重视土地的价值，那么人和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当然，我所说的价值远比单纯的经济价值更广，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或许阻碍土地伦理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当下的教育和经济体系与提高土地意识南辕北辙。许多媒介和无数的物质设备使现代人与土地分离，不再有生死相依的关系。在现代人看来，土地是城市之间生长着农作物的地方。假使在没有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土地上自由生活一天，他们都有可能觉得无聊透顶。如果农作物可以在液体中而非土地中栽培出来，他们会觉得妙不可言。对他们来说，人造的仿制品完全可以替代木材、真皮、羊毛和其他天然的土地产物。总之，他们认为土地已经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了。

    土地伦理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几乎同样难以解决，那就是农场主的态度。因为农场主仍把土地视为敌人或奴役他们的工头。从理论上讲，农业机械化应该起到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是事实如何还有待研究。

    要想从生态学的角度认识土地，首要条件就是懂得生态学，但生态学却无法和教育同行。实际上，高等教育似乎往往有意回避生态的概念。当然，关于生态学的知识不一定都出自生态学的课程本身，也可能来自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历史或经济学等，事情也本该如此。然而不论是什么名称的课程，涉及生态学知识的内容都十分有限。

    若是没有那些敢于挑战“现代化”潮流的少数人士的积极努力，弘扬土地伦理的道德思想似乎毫无希望。

    如果要让土地伦理规范快速顺利地发展，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单纯地把土地使用视为经济问题。除了从经济使用性角度来考虑外，还要从伦理和美学的正确性角度来考虑所有的问题。土地开发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为土地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受到经济利益可行性的限制。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但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土地的使用显然是错误的。对这长期制约我们的谬误我们必须摒弃。大多数人对土地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和土地的全部关系，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喜好，而与其钱包无关。大多数土地关系都取决于投入的时间、远见、技能和信心，而不是金钱的投资。从土地使用者对待土地的观念，便能判断他的为人。

    我力图把土地伦理描述成社会进化的产物，因为像伦理规范这样重要的东西从来不是由人写出来的。只有最浅薄的历史学者，才会以为“摩西十诫”是摩西写的。摩西十诫原本是群体智慧共同思考的结果，摩西只不过是为某次“研讨”写了暂时的摘要罢了。我说“暂时”，是因为进化发展永不停息。

    土地伦理规范的发展过程既属理性也属感性。许多措施为自然资源保护铺平道路，结果可能却没有奏效，甚至带来危险，原因在于对土地或土地使用中的经济导向缺乏批判性地了解与认知。我认为，当伦理的界限从个体扩展到群体时，理性的内涵就随之增加了。

    任何一种伦理都有相同的运作机制，那就是社会对正确行为的肯定，以及社会对错误行为的否定。

    总之，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是态度问题。我们使用挖土机改建阿尔汉布拉宫，并为我们的高效进展感到骄傲。我们很难放弃挖土机这种工具，毕竟它有许多优点，但我们需要以更温和、更客观的标准，来明确它的得失利弊。

    荒野

    荒野是人类用来打造文明这一产品的原材料。

    荒野从来不是单一、均衡的原材料。它极其多样，因此生产出的人造制品也是多种多样的，而成品之间的差异就是人们所说的各种文化。异彩纷呈的世界文化反映出生成这些文化的荒野同样是多姿多彩的。

    有史以来，人类首次面临两种迫切的变化。其一，荒野即将从地球上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消失；其二，现代交通和工业文明将带来世界范围的文化融合。二者无法避免，或许也不应避免。然而问题是，我们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能否进行些许改变’从而保留某些即将逝去的价值？

    对于正在挥汗劳作的人们来说，铁砧上的原料就是等待被征服的对手。同样，对于拓荒者而言，荒野就是他们的对手。

    然而，对于休息之余能够暂时用哲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劳动者来说，这待加工的原料给劳动者的生命赋予了内涵和意义，因此也值得他爱戴和珍视。所以，这完全是个祈求：请将最后残存的荒野像博物馆展品一样保存下来吧总有一天，那些希望感受或研究自身文化传统根源的人，会从残存的荒野中得到启迪。

    残存的荒野

    最初的美国是在形色各异的荒野上被开拓出来的，但如今这些荒野大多已经消失。而实际规划中想保留的残存荒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必然与从前迥异。

    如今再没有谁能看到长着高草的大草原，尽管那草原的花海曾轻抚过拓荒者的马镫。如果还能在周边找到四十英亩大的方块地，让草原植被作为物种在那儿保留下来，我们就知足了。这类植物曾多达上百种，许多都秀美艳丽，还有的着实美艳绝伦。只可惜这里的土地所有者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一无所知。

    矮草平原倒还保留了一些。卡比萨！德！瓦加曾在矮草平原上从野牛肚皮下远眺地平线，如今草原虽然遭到牛羊的啃食和旱田耕作的破坏，但仍在各地残留了上万英亩的矮草平原。如果可以在州议会大厦墙上为1849年到加州淘金的人树碑立传的话，那么几个大草原保护区是否也该为淘金者大举迁徙的历史留下纪念呢？

    如今再也没有谁能看到大湖之州的原始松林、海岸平原的低洼林地或方圆辽阔的硬木林。现在，每种林地只要能残留几英亩作样本，我们就知足了。不过还有几片上千英亩、大小不等的枫树和铁杉林，还有规模相当的阿巴拉契亚山的硬木林、南方的硬木林泽和柏树林泽，以及阿迪龙达克山脉的云杉林。但是这些残余的荒野将来也难逃被乱砍滥伐的灾难’更难躲开观光道路建设所带来的破坏。

    荒野萎缩最迅速的地方是海岸线一带。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日益增加的农舍和观光道路夺走了那里的原始生态。苏必利尔湖如今也在丧失五大湖区未被开发的最后一大片的湖岸线。再没哪种类型的荒野会比沿岸地区更具历史性，也没有哪种类型的荒野比沿岸地区更接近消失的边缘。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所有北美地区，只有一处较广阔的地域作为野地保护区被正式保留下来，即位于明尼苏达州和安大略省的奎蒂科-苏必利尔公园。这个秀美壮丽的独木舟地区，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大半位于加拿大。它的面积大小也是由加拿大说了算的。但最近它的完整性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是由提供水上飞机服务的钓鱼度假区的迅速发展；二是关于管辖权的争论，即位于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应该完全属于国家森林部门，还是部分归该州所有？整个地区都面临蓄水发电的危险。而令人惋惜的是原生态支持者之间的争议与失和，这可能导致权力最终落入那些“执鞭者，’之手。

    在落基山脉纵贯的各州，数十处国家森林被保留为荒野，其面积从十万英亩到五十万英亩不等，并且禁止修建道路和旅馆，也不允许有其他不利于原生态保护的使用。国家公园也采纳了这一原则，但还没有明确划定保护界限。这些联邦属地都是荒野保护规划的重点，但这还达不到如使人信服的白纸黑字那般的可靠程度。当地新建旅游道路的需求，使野地东一块，西一块地被肢解。为了控制森林火灾，道路也不断延伸，最后逐渐形成公路。人们也会利用资源保护队闲置的营地修建新的，但往往是没有用处的道路。由于战争期间的木材短缺，不论合法与否，许多道路都被扩建成为军事要道。目前，许多山区正在大肆修建滑雪索道和旅馆，这些地区此前已被指定为荒野保护区一事早被人们抛在月脑后。

    侵占荒野的最不厚道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其做法是，为了保护大型猎物而除掉荒野里的狼和狮子。然后，大型猎物（通常是鹿或赤鹿〕迅速繁衍，几乎啃光所有的草木，这样就鼓励猎人去捕捉过剩的猎物。可是，现代猎人不愿到汽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修建通往捕猎区的公路便是必要之事了。野地不断被道路分割、蚕食’而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落基山脉的荒野地区涵盖多种生态林，从西南方的剌柏属到俄勒冈州“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森林”。不过这个地方缺少荒地，或许是因为某种还不成熟的美学只把湖泊和松树定义为风景的缘故吧。

    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仍然有广阔的处女地。

    在那儿，无名者沿着无名之河徜徉，

    陌生的山谷中，孤独面对难以预知的死亡。

    这类未开垦并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能够而且也应该被保存下来，尽管许多地区不仅缺少经济价值，甚至还对经济起到了负面的影响。当然会有人提出，没必要为这一目标刻意制订规划，最后总会有足够的荒野留存下来。但是，近来的所有历史事实皆证明，这一想法堪称海市蜃楼，毫无实现的可能。就算野地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寄生在野地上的动物群呢？北美丛林驯鹿、几种大角羊、纯种的森林野牛、荒地灰熊、淡水海豹和鲸等很多动物目前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富有灵性的动物群，荒野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社会组织和开发集团正在积极筹划极北荒地的工业化，涉及领域更广泛的发展计划也在运作之中。目前尚未出台针对极北荒野地区的保护措施，它尽管仍然广袤，但面积已经开始缩小。

    没有人知道，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能抓住机会。然而任何想使荒野永久留存的努力，通常都会遭到拓荒者的嘲笑。

    供休闲的荒野

    数百年来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肉体博弈’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这种博弈形式消失后，作为人类的本能，我们用体育活动和竞赛的形式将它保留了下来。

    人和动物之间的自然格斗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如今这种搏斗表现在狩猎和钓鱼这些消遣活动中。

    对于更加阳刚、更具原始意味的拓荒旅行与生存技能来说，公共荒野区域则是以消遣的形式将之永久保存下来的首要场所。

    这些技能有的已普遍推广，具体内容在调整后已经适应美国的情况，但技能本身，例如打猎、钓鱼和徒步旅行等，则是世界相通的。

    然而有两种技能就像美国山核桃树一样是美国的“土特产”。其他地方也有人进行效仿，但它们只有在美国大陆才能被发挥到极致。一是划独木舟旅行，一是跟随马队旅行。不过两者都已退化，如今，哈德逊湾的印第安人有了小汽船，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车。假如我必须依靠独木舟或驮马维持生计的话，大概也会接受用汽船和汽车来减轻劳作的辛苦。然而为了消遣而到野外旅行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必须得和那些机器争高下的话，只会倍感沮丧。在众多汽艇的包围下扛着独木舟上岸未免愚蠢，在一间夏日旅馆的草地上放马吃草未免滑稽，如此还不如待在家里。

    荒野地区首先为野外旅行的原始艺术提供了庇护所一特别是划独木舟和跟随马队旅行。

    有人会争辩是否需要保留这些原始艺术。我不想进行任何辩论。对于这些原始艺术，要么你去了解透彻，要么你就抱持陈腐的观念。

    欧洲人的狩猎和钓鱼活动则不同，他们缺少美国式的在荒野旅行中保存下来的东西。欧洲人会尽量避免在林中宿营、做饭或做其他事情。他们把琐碎的事情交给捕猎人和仆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享受荒野情趣，而在于感受野餐的氛围；野外捕猎的技能较量主要还是看捕到的猎物或鱼。

    有人谴责野外活动“缺乏民主”，因为和高尔夫球场或旅游区相比，荒野所能承载的消遣活动很有限。这种论调的谬误在于在把大规模生产的理念用在了抵抗大规模生产的事物上。休闲的价值与数字毫无关系。休闲在价值上应和人们所感知的强度成正比，也应和它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程度成正比。照此看来，依赖机械的休闲活动顶多是索然无味的消磨时间罢了。

    机械化的消遣娱乐已经占据了十分之九的山林。剩余的十分之一应该献给荒野’这也是为了对少数派表示起码的尊重。

    为科学所用的荒野

    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持健康，即在内部自我恢复与自我更新能力。

    两种有机体的自我更新过程会受到人类的干预和控制，一是人类自身〔通过医药和公共卫生〕，一是土地（通过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

    人类控制土地健康的努力目前未见成效。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土壤不再肥沃，或者流失的速度超过其恢复的速度，或者出现不正常的洪涝或干旱’那么土地就得病了。

    人们同样也看到了土地其他方面的失调现象，但却没有将这些视为土地生病的症状。尽管人们已采取措施努力保护，但某些动植物还是不明原因地消失了；尽管人们已努力控制，某些害虫还是泛滥成灾。我们对这些现象无法做出简单解释’因此必须视之为土地有机体生病的症状。这些情况频频发生，我们无法把它们归为进化的正常现象。

    我们对土地病症采取的主要还是局部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的片面认识。土壤若是没有了肥力我们就施以肥料，或者最多改变所种植物和所养动物的品种。我们从未想过，构建土壤的野生动植物对于保护土壤可能同样重要。例如，最近人们惊奇地发现，优质烟草的收成取决于土壤此前是否生长过野生豚草。我们并没想到这种生存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

    土拨鼠、黄鼠或田鼠增殖成灾时，我们就把它们毒死，而不去寻找引起它们数量激增的外部原因。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动物造成的麻烦都应归咎于动物。尽管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植物群失衡是啮齿动物成灾的真正原因’可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在许多人工林里，原本生长着三四棵树的地方只能存活一两棵树。原因何在？善于思考的林务官知道，原因或许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群。与土壤中的这些微生物群被破坏的时间相比，要恢复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自然资源保护的解决方法多数都是敷衍的、表面的一控制洪水的大坝和引发洪水的原因不相关联；拦河堤坝和梯田并未触及土壤流失的根源；维持猎物和鱼类供应的保护区和养殖场，解释不了为何时常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土地和人体一样，病症发生在某个器官，而病因可能是在于另一个器官。我们采取的自然资源保护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部缓解生物体的病痛而已。这些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能够治愈疾病。我们在积极推行土地治疗术，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健康学还未产生。

    土地健康学首先需要的是土地常态的基本数据，需要作为有机体的土地的健康示意图。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考的范例。一是东北欧，尽管人类已在那儿居住了几百年，那里的土地机能仍然大体保持常态。据我了解，那里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而能吸引我们进行研究的区域。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荒野本身。古生物学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荒野一直自给自足地维持着自身的生态平衡，灭绝的物种不多，荒野的自然状态也没有失控，气候和水形成土壤的速度与侵蚀土壤的速度大致相当或是更快。因此，荒野作为研究土地健康的实验室，具有出人意料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在亚马逊河流域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生理机能。每个生物区都必须有其自身的荒野，供人们对使用过的和未使用过的土地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如今除体系失衡的荒野外要挽救更多的东西已为时过晚，而残留的荒野也过于狭小，土地各方面的常态已经得不到全面的体现。即使那些占地一百万英亩的国家公园都不够大，无法满足食肉动物掠食的需要，也无法控制家禽牲畜带来的动物疾病。于是，黄石公园失去了狼和美洲狮，导致那里的植物群正在被赤鹿毁灭，特别是冬季的植被更是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疾病也造成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急剧缩减。

    尽管面积最大的荒野地区也出现了部分失衡的情况，生态学研究者1·凡韦弗仅观察了几英亩的野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草原植物群比取代它们的农作物更耐旱。韦弗发现，草原植物在地下进行“团队合作”，用根系覆盖土壤各层，农业轮作的植物则把根系过于集中在某一层土壤中而忽略其他各层，这样就会出现缺水现象。韦弗的这一研究揭示了重要的农业耕作原则。

    同样，也只是在几英亩的野地中，研究者托格瑞迪亚克发现，长在田地里的松树永远无法像原始森林土壤上生长的松树那样高大且不怕风吹，因为后者的根是沿着古老根茎的路线扎下去的，因而能扎得更深。

    在很多情况下，除非把荒野和患病的土地进行对照，否则我们很难了解健康的土地会有多么出色的表现。根据大多数早期在美国西南部旅行过的人的说法，山中的河流本来非常清澈。但人们对此仍然怀疑：他们是否只是偶尔在某个最好的季节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土壤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数据，直到有人在墨西哥奇瓦瓦地区的马德雷山发现了这样的河流。因为害怕印第安人，这一地区从来没人放牧或从事其他活动，河水在最混浊的时候也只是淡淡的乳白色，完全能看清抛下的鳟鱼鱼饵。河流两侧的堤岸布满了青苔，而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这类河流则大多布满鹅卵石，不长苔藓，边上没有土壤也不长树木。一个值得考虑的睦邻合作计划是，通过建立跨国性的实验站来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的荒野，并以此为治疗美墨边界两边土地的试点。

    总之，所有的荒野地区不论大小，都可以成为土地科学研究的标准。它们的这种价值表明，为人提供郊游休闲并非荒野的唯一用途，甚至不是其主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要保护大型掠食动物的生存繁衍，只靠国家公园是远远不够的。看看大灰熊的濒危境地和已经没有了狼的公园吧。同样，国家公园也无法保护大角羊的生存，大多数羊群的数量都在减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的很清楚，有的则模糊。对于像狼这类活动空间广泛的动物来说，国家公园当然太小了。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奥秘，很多动物似乎无法作为孤立的群体繁衍兴旺起来。

    国家公园周边多是比较原始的国有森林，让这些森林也成为濒危动物的保护区，似乎是扩大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些区域一直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灰熊的情况就是悲剧性的例子。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西部时，在每个主要的山区都能看到灰熊，却

    有可能连续数月都看不到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员。现在几乎每一丛灌木后都有某个自然资源保护机构人员。尽管这样的机构在不断地增加，可最雄健的大型哺乳动物却数量日减并且撤到了美加边境。据官方报导，美国境内还有六千头灰熊，其中五千头在阿拉斯加，其余的则分布在另外的五个州。或许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想法：只要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存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好了。但我不这样认为。阿拉斯加的熊是独特的物种，把灰熊放逐到阿拉斯加如同把快乐逐回天堂，那可能是我们今生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拯救灰熊需要大片远离公路和家畜的地区，或者已对家畜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修复的大片地区。创建这类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但是，尽管地方政府愿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创建保护区的可能，但保护部门在这方面的成效还是不明显。林业部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个灰熊养护区，可又在犹他州的山区牧场鼓励养羊业，全然不顾这个地区是该州唯一有灰熊幸存的地区。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地区当然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要有极大的热忱，不但需要对自然资源保护的远见卓识，还要具备对历史的洞察力。只有那些能观察到生态进化全貌的人，才有可能珍惜荒野这一生物进化的载体，才能懂得爱护进化的杰出成就一这也是灰熊的意义。然而，假如我们的教育真能起到作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正是古老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将来的年轻人会像探险家路易士和克拉克一样在密苏里河上扬帆，或者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样登上内华达山。并且每一代人都会问：白色的大熊在哪里？如果回答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没留神它就消失了，那将是多么令人汗颜的答案。

    荒野的扞卫者

    荒野这种自然资源只会萎缩不会增加。人们可以防范或减缓对荒野的侵犯，使之成为休闲消遣的去处、科学研究基地或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一个荒野保护项目都是防护行动，把荒野的萎缩尽可能降到最低。1935年成立的荒野协会“旨在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塞拉倶乐部也在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

    然而仅仅有少数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能只因为国会制定出一项荒野保护法令就心满意足。除非所有的资源保护机构中都有人在关心荒野，否则，这些团体可能永远无法及时发现新的侵害野地的行为，而只有等到这些侵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才会醒悟。同时，全国各地为数不多的具有荒野保护意识并关心野地的公民必须密切观察，保持警觉’随时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勇敢地进行斗争。

    在欧洲，荒野已经退缩到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个头脑清醒的保护论者都会为之叹息。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能保留的这种土地奢侈品很少，但是那里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项拯救半荒野地区的活动，尽管这活动来得迟了些。

    总之，能否看出荒野的文化价值，归结起来是一个知识修养的问题。忘了土地之本又肤浅的现代人自以为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整日空谈着自认可以延续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明白’历史是由从单一起点展开的旅程连续建构而成的，人类一次次回到这起点，又再次出发，寻求另一套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如此反复。只有真正的学者才知道，为什么原始荒野才是赋予人类事业内涵与意义的源泉。

    环保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还没有哪种活动能与所谓户外休闲的嗜好相比。它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可以有各类参与者，或是个人欲望与利他主义交杂的矛盾体。人们通常都认为，回归大自然对人有益。但益处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鼓励人们去追求这一目标？如果你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困惑，只有那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不会心存疑虑。

    在老罗斯福的时代，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开始被重视起来。当初把乡野与城市截然分开的铁路又把一批批的城里人带到乡间。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走出城市的人越多，人均能享有的宁静、幽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风光就越少；要想得到更多只能走更远的路，去更远的地方。

    一开始，这种尴尬情况的发展是局部的、缓慢的。汽车的增加则使之扩展至宽阔公路最外围的地方。这使得曾经遍布于偏远地区的那些原始生态随之变得稀缺。但人们仍然需要这些事物。周末度假的人就像喷发的太阳粒子一样涌出每个城镇，一路上产生着热量和摩擦。旅游业负责提供食宿，吸引着更多“粒子们，’尽可能快、尽可能远地去享受大自然。岩石上、小溪边的广告会告诉你，除了最近才遭践踏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有新的幽静圣地、优美风景、猎场与垂钓场所。公路局修建了一条条通往更偏远的山野地带的道路，然后买下更多的偏远地区，让更多的人沿着道路加速涌入。制造业生产的小型机械冲击着原始的大自然’木工技术成为使用这些机械的技术。加在金字塔塔尖的最庸俗的事物是汽车拖挂的房车。有些人试图在森林和山野中寻求的，只是那些在旅游或打高尔夫球中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眼下的这般状况可以接受、无可厚非。但对于想寻求更多东西的人来说，休闲娱乐的真正意义已被机械化社会破坏了，而这种寻求娱乐的过程也成了一无所获的自我毁灭的过程。

    依赖于各种机动车的现代旅游方式使得荒野逐渐萎缩，这并非局部现象。哈德孙湾、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南非都在“让路”，之后就是南美洲和西伯利亚了。摩霍克河畔的击鼓声，已被世界各地汇聚于此的汽车喇叭声取代。人类不再漫步于葡萄藤或无花果树下。他们在汽车油箱中装入无数生物贮存起来的动力，在漫长的岁月里渴望前往新的牧场。他们像蚂蚁一样挤满了各大洲。

    这就是最新模式的户外娱乐。

    如今谁是这些户外活动的主角？他们从中追寻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下列几个例子中找到答案。

    首先看一下鸭子栖息的沼泽，停泊的车辆把它团团包围。所谓的社会精英蹲伏在芦苇茂密的沼泽边上，手持自动枪，扣住扳机的手指迫不及待地想要射杀鸭子，全然不顾政府和公益的限令。这些人已饱食终日，却仍然贪婪地向上帝索取肉食。

    另一个精英在附近的树林里漫游着，他正在寻找罕见的蕨类植物或林莺。这不需要窃取或劫掠，因此他看不起那些猎杀者。不过在他年轻时十有八九也是个动物杀手。

    在附近某个度假胜地还有一类“大自然的爱好者”，他们在桦树皮上写下拙劣的诗句。此外到处都可以见到驾车旅游者，这些非专业人士以累积里程为乐，一个夏天就可以跑遍所有的国家公园。现在他们正向南前行，出征墨西哥城。

    最后是那些自然保护专业人士，他们借着无数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的名义，满足追逐享受大自然的民众的各种需求，或者促使民众对他们能提供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需求。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要把这些有差异的人归属为同一类型呢？因为，他们虽然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猎人。然而他们为何又都自称是“自然资源保护者”呢？因为他们所需求的并不能轻易地在自然中获取，于是他们希望能借助某种漏洞百出的法令、拨款、区域规划、部门重组或其他代表民意的形式，把这些需要猎取的对象留在原地供人们消遣。

    一般来说，休闲娱乐常被当成经济资源。参议院委员会用确凿的数据告诉我们，大众在这方面花的钱是多么可观。休闲娱乐确实有经济性的一面。提供垂钓湖畔的一间小屋，或是沼泽地上的一个猎鸭点，其成本不亚于运营附近的一个农场。

    休闲娱乐还有其伦理准则。在寻找未遭破坏的大自然的过程中，相关规则和戒律便产生了。我们都听说过户外注意事项；我们教育年轻人；我们印制《户外运动概念》之类的小册子，我们愿意把这类册子发给那些能为此宣传付一美元，为弘扬此伦理观作出贡献的人们。

    但事实上，这些经济和伦理的表现只是休闲这一原动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想接触大自然，从中寻找乐趣。这就像在歌剧表演中，经济机制的作用是维持歌剧的再创造和维护表演设备以及演员们的生机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不能说二者的基本动因或存在理由是经济性的。埋伏的猎鸭人和舞台上的演员虽说装束不同，但都在做同一类事情，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再现日常生活中固有的戏剧场面。二者归根结底都是美学实践。

    关于户外休闲的公共政策非常具有争议性。有良知的民众在这种活动的定义以及怎样维护其资源等方面，有可能持不同观点。比如，荒野协会试图禁止修建通往偏远地区的道路，而商会组织则主张延伸这些道路，二者都以户外休闲之名展开博弈。动物饲养者用猎枪杀死鹰，爱鸟人拿着望远镜保护鹰，前者是为了饲养和贩卖，后者是喜欢观察鸟类。两派人经常互相攻击、诋毁，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从各自的角度考虑户外休闲活动形式而已。只是这些活动内容的特点或性质差异甚大，因此一个既定的政策可能适用某个方面，却背离了另一个方面。

    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将这些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剥离开来，重新审视每一种活动理念的特点和性质。

    让我们从最简单、最明显的户外休闲组成部分着手，即户外活动者可能会搜寻、发现、捕捉并带走的东西。这类物品包括：猎物和鱼等产自野地的东西，以及鹿角、兽皮、照片和标本之类的纪念品。

    这一切属于“战利品，’的概念。它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在于或是应该在于寻找与获得的过程。战利品是份活动完成的证书，不论它是一颗鸟蛋、一堆鲈鱼、一篮子蘑菇，还是一张熊的照片、一朵野花的标本或一张塞进山顶石堆的字条。它证明战利品的拥有者曾到过某个地方做过某件事情，曾在征服、智胜或占有等古老技艺中运用了技巧、毅力和鉴别力。附加在战利品上的内涵意义，往往远胜其物质本身的价值。

    但是，在追求战利品的数量上又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繁殖或管理增加猎物和鱼的产量，让一个猎人收获更多，或让更多的猎人收获相同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野生动物管理行业出现了。一些大学在讲授这类专业技巧，并且研究怎样得到更多、更好的野生动物。但是，物极必反，这种增加产量的做法，最终受制于报酬递减律。集约化的猎物或鱼类管理使它们变得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战利品的单位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把人工养大的一条鳟鱼放入过度捕捞后的溪流。溪流里已不再有野生鳟鱼生存。溪水已遭到污染，要么由于乱砍滥伐和过度践踏，要么被淤泥堵塞，要么温度升高。没有人会认为，这条鳟鱼与从高高的落基山上某条天然溪流里捕获的野生鳟鱼价值等同。尽管捕捉这条人工饲养的鳟鱼也需要技术，但它的美学价值会大打折扣。（据专家的说法，鳟鱼的肝在孵化饲养后会退化，因此可能早夭。）不过现在，一些捕捞过度的州几乎完全依靠人工饲养的鳟鱼。

    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工饲养情况，只是当这种人工饲养的密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把全部自然资源保护技术推向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所有“战利品，’的价值。

    为了保护这些人工养殖的、昂贵的且多少有些无助的鳟鱼，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需要杀死所有光顾养殖场的苍鹭和燕鸥，以及所有放养在鳟鱼的溪流上的秋沙鸭和水獭，似乎这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对于牺牲一种野生动物换取另一种野生动物，钓鱼的人或许无动于衷，这对他们没任何损失。但是鸟类学者会因此愤慨不已。实际上，这种人工养殖管理，是以另外一种或许更高级的休闲娱乐为代价来购得捕鱼权，就像是拿所有人的股本给一个人付红利。这种生物学上的商业冒险活动在猎物管理界已经盛行。长久以来，在欧洲一直保存着猎物捕获量的统计资料，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找到猎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兑换率”。例如，在德国的萨克森尼，每捕获七只鸟就等于杀死一只鹰，每捕获三只小型猎物就等于掠杀一只肉食动物。

    人工化的动物管理通常会导致对植物的损害，例如鹿对森林的伤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德国北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凯巴布高原，以及其他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区。鹿在失去天敌后过度繁衍，它们所食用的植物则难以继续存活或繁殖。处于人工管理下的鹿威胁了植物的生存，这些植物包括欧洲的山毛榉、枫树和红豆杉，美国东部各州的平地铁杉和北美香柏，西部的短叶紫杉和蔷薇。从野花到林木，组成植物群的所有成员都渐渐枯竭，而鹿也因营养不良而变得瘦小。从前，雄鹿的角曾经装饰过封建帝王的城堡，现如今，在各大树林里，已经看不到雄健美丽的鹿角了。

    在英国的石南荒野，在繁殖鹧鸪和雉鸡以供人们捕猎的过程中，兔子受到了过度保护，因此新的树木难以生长；在许多热带岛屿上，为了肉食和狩猎而引入的山羊毁掉了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人们很难估计，失去天敌的哺乳动物和失去天然食用植物的牧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相伤害。陷入不当生态管理的农作物，只能依靠不断的补贴和带刺的铁丝网来补助。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大量追求“战利品”的过程中过度使用人工化手段，会降低猎物和鱼等生物战利品的价值，同时对其他生态资源造成伤害’包括其他动物、天然植被和农作物。

    至于照片等间接获取的战利品则不会造成同样贬损情况的出现。一般地，即使每天都有一群游客对着一处风景拍照，或者一处风景被拍过无数次，风景本身不会因拍照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相机工业是依附于荒野的少数的无害产业之一。

    因此，我们对大量追求这两种被视为战利品的实物的反应是十分迥异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户外休闲娱乐的更为微妙复杂的方面：在大自然中独处时的感受。有关荒野的争论表明，对一些人来说荒野具有受到高度重视的稀有价值。根据官方定义，荒野地区是没有路的，道路只能延伸到荒野的边缘。于是，野地被宣传得新奇独特而无与伦比，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很快小径就挤满了人，坐飞机来的人也不少，偶尔突发的火灾使好端端的荒野不得不被一分为二以修建运送消防队员的道路。宣传造成游客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促使导游和行李运输行业趁机涨价，让人感觉荒野政策并不民主。对于把偏远地区正式划归荒野的新奇做法，当地商会最初不以为然，但在从游客带来的利益中尝到甜头之后，它们就只想着赚更多的钱，而并不关心此地是否还是荒野。来自人

    类的压力与日倶增，吉普车和飞机也竞相上阵，彻底剥夺了人们在大自然中享受孤独的机会。

    简言之，在广告和促销的推动下，荒野地区越来越少，这使得任何想阻止荒野范围缩减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

    无需多言，事实已很清楚。人们一窝蜂地拥入荒野，只会减少在大自然中幽然独处的机会。就此而言，在我们把道路、营地、小径和洗漱间当作娱乐资源发展时，就已经犯了错误。这类为游客提供的便利设施没有保护、创建或发展任何自然的东西。相反，修建这些设施就如同往已经很稀的汤里掺水。

    让我们把所谓的“呼吸新鲜空气和转换环境，’的方面与独处的方面进行一下分析对比。这个方面很简单但是很独特，对此的追求不会破坏或冲淡其价值。走进国家公园游玩的第一千位游客和第一位游客呼吸的空气几乎相同，得到同样的独特感受。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群体的户外进发加强了这一对比。因此我们可以说，新鲜空气和转换环境这一方面与照片这项战利品一样，在人类蜂拥而至时，大自然可以不受损伤地予以提供。

    我们再来谈另一个方面：对自然过程的感知。土地和寄生在土地上的生物通过自然的过程获得了独特依存的形式，并以此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前者是进化，后者是生态。被称之为“自然研究，’的东西尽管令人感到艰深，但的确是大众对感知自然进行的初步探索。

    感知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会消耗或削弱任何资源。例如，有人把鹰从高空扑向猎物视为生物进化戏剧中的一幕，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是对他煎锅中食物的威胁。生物进化戏剧的这一场景，可能会让上百个观众感到兴奋；被视为威胁的这一场景，只会让那个举枪把鹰打死的人兴奋。

    户外休闲项目中唯一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方面是增进对生态进化的认知。

    这个事实非常重要，但是人们对其在“改善生活”方面的潜力还没有清晰的了解。拓荒者丹尼尔！布恩进入最初被称为“黑暗血腥之地”的森林和大草原时，所体会到的正是当时“户外美国”的本质。他并未提到“户外”一词，但他在野外所发现的正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并在此谈论的事物，而非如何命名。

    休闲娱乐并非“户外”这个词所表达的意义，而是指我们对户外的反应。丹尼尔！布恩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他所看到的事物的品质，也取决于他用心灵之眼观看这些事物的素养。生态学让我们的心灵之眼产生了变化。当年布恩只是看到了事实的表层，生态学则揭示了事实的起源和功能；当年布恩只是看到了生态进化的某些属性，而生态学则发现了其中的机制。对于这些变化，我们没有任何衡量的具体标准，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与当今博学的生态学家相比，布恩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对于动植物群落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对于当时正值花样年华的美国，对于美国这一生态有机体的内在之美，布恩和今天的巴比特一样，既看不到也不了解。而美国人对自然认知能力的提高，才是美国休闲资源发展唯一真正的标志。其他以“发展”为名的行动，至多是对这一过程的延缓或对休闲资源稀释的遮掩。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巴比特必须拿到生态学博士学位才能“看清”他的国家。而有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和处理丧事的人一样，对他周围的神秘世界麻木冷漠。和所有真正的心灵宝藏一样，感知可以分割成无限微小的部分，却不丧失其本真。城市里某一块草坪上的野草地与森林里的红杉可能会传递出同样的信息；而在南太平洋考察的科学家则可能无法感受到农夫在牧场上看到的事物。总之，我们无法用学位或金钱来兑换感知，无论是在本土或是异地的感知。感知无处不在却各有不同。生态学文盲和博学的生态学家一样可以尽情开拓对生态的感知空间。对于寻求认知而言，一窝蜂地追求户外休闲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是第五个成分，即妥善管理。那些只是通过投票参与而不是亲自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户外活动的人，是不了解这一成分的。只有在具有生态感知力的人把管理艺术应用到土地使用中去时，这一成分才能在具体实施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享受这一切的是属于那些穷得付不起休闲活动费用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具有敏锐目光和生态理念的土地管理人。而那些花钱旅游的游客，还有花钱请州政府或聘用下属为其看管猎物的户外活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成分的存在。政府以公有制经营取代私人经营的休闲地，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许多想要提供给公民的东西转让给了负责该地区的官员。从逻辑上讲，我们这些林务官和狩猎管理者应该为管理野生生物工作支付费用，而非领取报酬。

    农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运用于农作物生产的管理意识可能和农作物本身一样重要，但自然资源保护领域尚未意识到这点。美国的户外狩猎者蔑视苏格兰荒原和德国森林中的集约型狩猎。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欧洲的土地所有者在耕作、狩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管理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很重要，但我们仍然不具备这种意识。当我们断定必须用农业补贴来吸引人们开发森林，或用猎场收费权来吸引人们饲养猎物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但农场主，就连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荒野资源管理的乐趣。

    科学家有这样一种说法：生物个体的生长发育重复着种群的生长发育。这就是说，每个生物个体的发展不断重复着其种族的进化史。这种说法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是正确的。寻求战利品的人是再生的穴居人。寻求战利品是年轻人或年轻种族的权利’大可不必为此歉疚。

    但如今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寻求战利品的人从未成长过，在他们身上，享受孤独、感知生态进化和进行智慧管理的能力非但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有的已经丧失了。他们像机动化的蚂蚁一样，没有学会观察好自己的后院，就涌向了各个大陆；他们只知在户外活动中消耗资源以获取满足感，却从不会为户外活动履行义务。为了他们，休闲业的策划者稀释了荒野的价值，使战利品人工化了，却还坚信着自己是在为大众服务。

    在休闲娱乐中寻求战利品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而这些特质会以微妙的方式造成他们无法成功地与自然共存。他们为了享受，必须占有、侵犯或盗用。对于他们无法亲临的荒野，他们并没感到它们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们的观点是，未经利用的偏远地区对社会是没有贡献的。对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地图上的空白之处是没有用的荒地；对具有想象力的人而言，这些荒地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在阿拉斯加所能享有的东西，是否仅仅因为我永远到不了那里，就真的没有价值？我是否需要一条道路，让我能够看到北极苔原、育空河的大雁栖息地、阿拉斯加灰熊及麦金莱山后的绵羊草原？）

    总之，低层次的户外活动似乎会耗尽其资源基础，而高层次的户外活动可以在很少或不消耗土地与生命的前提下，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自身需求的满足感。让休闲过程有变质崩溃之忧的是，交通运输发展了，人们的感知能力却未得到相应的提高。要发展休闲娱乐，不是要去修建美丽的乡间公路，而是要让还不够纯美的人类心灵有能力感知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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