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灰色的老宅子

    生活已经远比小说更加戏剧化，故事也更加出人预料。

    建军赶到老宅子的时候，正当正午，可是太阳没有露脸，那一条街上就是灰蒙蒙的一片，连墙壁上写的“拆”字都已经掉了颜色。很多房子，被人家拆去了门槛、窗框还有房梁，连屋顶都给掀了，只剩下歪歪斜斜的砖瓦墙孤零零地戳在地面上。老房子，其实没有让人感觉有多少历史的存在，破败的墙皮，歪歪斜斜的阁楼，显出一派衰败。突然，太阳从云层里冲出来，把整条街，照耀得模糊和暗淡，像揉面似的，就搓成了一团。层层叠叠，破破烂烂，还皱皱巴巴的，透过那些窗框，看见一些撕破的领袖画像，还有陈年老旧的才子佳人的年画。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想想爷爷奶奶和大伯，这几代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了近七十多年。

    建军带着哈苏相机，这显然和那个“拆”字非常不吻合，它似乎在跟这个老宅子较劲，看谁更老更有历史。为了找到哈苏的胶卷就花去不少时间，“拆”字是和数码相机同时诞生的。他完全可以拍完照片，在电脑上，把那个“拆”字重新做出浓烈的红色。可是，建军就是不想那么做。他越来越接近那条街时，原先的怀旧的冲动却渐渐消失了。更不会想到，看见老宅子的时候，竟然毫无遗憾，觉得这房子要是早点拆掉，那该多好啊！奶奶活着的时候，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突然就要消失了，连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奶奶当初怎么没有告诉下一代？

    街道上没有人，马路也变得坑坑洼洼，风刮过的时候，就觉得颜色被风带走了，带得那么彻底。过去，这条街叫“瓦厂街”，因为在街的尽头有一个小砖瓦厂，大家搭建屋顶的瓦片都是从那里烧出来的，青灰色、弧形的。屋子的背后是老城墙，站在破败的城墙上，看见的是高低有致的瓦顶，就像看一幅国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深灰色的老城墙边上，一片青灰色的瓦片，齐齐整整地勾勒出一条街道。暗处，简直是国画里很难买到的赭褐色，里面掺进浓浓的咖啡色。太好看了！后来，城市大建设的时候，老城墙被拆掉了，很多人家在半夜的时候，去偷老城墙的砖头，不光是为了多几块砖的缘故，是因为那都是明朝的砖瓦，是用糯米和着泥土烧成的，结实、成色好且耐用。现在，拆迁的时候，老城墙的砖瓦一块都不见了，就连屋顶上深褐色的瓦片也给卸了，于是城外一景，刹那间就消失了。

    奶奶抗战的时候，带着全家，从大别山“跑反”回来，原先在瓦厂街建的两层楼的客栈，已经被日本人烧掉了。但是，宅基地的地契奶奶在逃难的时候，紧紧地贴身藏着。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南京城外变得相对安定点，奶奶什么话都没有说，把自己的嫁妆盘点了一下，拿出地契，重新在原址再建了她的客栈。那时候，奶奶还年轻，刚到四十，她坚持要在老城墙角下再建这个客栈。屋子不远的地方，面对着秦淮河，客栈就是为了让跑山货的人住的。房子其实很简陋，二层楼的板房，是用杉木建的，进门的堂屋是烂泥地，起伏不平；只有进了客房，才铺上薄薄的一层地板，踩在上面还会有弹性。有时候地板烂了，一踩上去就会塌陷。奶奶都是亲自动手修补着这客栈。

    奶奶就生了两个男孩，不是她懂得计划生育，是男人（爷爷）从来就不着家，就她一个女人操持着一切。爷爷说他去闯码头了，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吃在家里呢，总要出去做一番事业回来。爷爷，一去就是数年数月的没消息，带来的消息，就是问奶奶要钱。奶奶总是把手上那点小钱盘过来盘过去，先要把小儿子（建军的父亲）读书的钱存下来，他正在上初中。大伯，已经小学毕业有年头了，奶奶喜欢大儿子，说他读的那点书，已经够用了。就把大伯带在身边管账，这客栈就全是奶奶一手经营，大伯抠钱，然后结结巴巴维持下来了。

    奶奶手头的第一桶金，是曾祖父留下来的，他看自己的儿子不靠谱，就把钱交在奶奶手上，这真是交对了。曾祖父，是跟着曾国藩在长沙参加了湘军，一路打到北方，所以是湖南的姓氏，姓钟。曾国藩打败了洪秀全收拾了太平天国，就裁军了。曾祖父拿到了一笔遣散费，跑到南京老城墙下留下来。他把儿子从湖南接过来，讨了奶奶。奶奶开着客栈根本忙不过来，等大伯上小学的时候，就给他找了一个童养媳，帮着带孩子、帮着奶奶操持家务。不管怎么说，奶奶对童养媳还算不错，等大伯和大伯母都长大成人，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就让他俩补办了喜事，正式娶进了钟家。

    奶奶是那条街上的一个人物，大人孩子都管她叫“奶奶”。小的时候，建军的父亲，尽量不让自己的儿子——建军听奶奶胡说八道，因为奶奶一直会给孩子灌输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直到今天，建军想听的时候，已经再也听不到了，也是在听不到的时候，他才明白，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是叫“传统文化”。空间和时间的经验，给建军的成长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受，走进奶奶的空间，他会充满好奇，奶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在她五斗柜的木抽屉里，垫着一张旧旧的报纸，报纸下面藏着一块已经很旧的红布，好像那红布是从她穿破的棉袄上撕下来的，还可以看见有一块小缎面，闪烁着光泽。红布包里裹着三个孔方兄铜钱，钱币已经被不知道多少双手摸过，上面的黄铜被擦得锃亮锃亮。在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只要有人家的孩子跑丢了，谁家有人生大病了，或者遇上出门办事、婚庆葬礼，还有盖房打地基，总之有大事出现的时候，人家一定是要来找奶奶的。但是，解放以后，这都算是封建迷信。所以，只有很晚很晚的时候，奶奶才让人家躲在楼梯黑乎乎的夹层间，她举着油灯，坐在小桌子前，让对方先安静下来，认认真真在心里把他要祈求的事情，念上三遍。等思绪全部集中的时候，对方要对奶奶点一下头，奶奶就会打开红布包，拿出那三个铜钱，翻开对方的手，将三个铜钱放在人家的掌心里，再将对方的手握住。

    “你在手心里摇一摇，然后把铜钱撒在红布上。”

    撒开来的铜钱，有正有反，奶奶看了看，就在身边拿出纸头和笔，在上面画符号。就这样反反复复六次，奶奶说：“可以了。”她首先把那三个铜钱，迅速用红布收起来，然后，看着那些符号，嘴里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着，对方从来都是默默地看着她，奶奶就伸出她的右手，用大拇掐在其他四个指头上，一会儿掐掐这里，一会儿掐掐那里，最后她就会告诉人家，结果如何如何。她说的话，听不懂，都像是经书里的东西，然后，她就会跟人家解释。记得最清楚的是，街上一个孩子突然跑丢了，那家人都快疯了，慌慌张张跑到奶奶这里，奶奶说，“不急不急，先喝口水，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不知道奶奶跟人家说了什么，总之离开那里的时候，那家人竟然面带笑容，不住地谢谢奶奶。接着又不断地问道：“最晚是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孩子会回来？”“会！不用等到明天下午。”奶奶的口气很大。

    建军回家告诉爸爸，说奶奶真是了不起。可是，爸爸听到了以后就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你奶奶又在搞“封建迷信”，教都教不会。孩子丢了，不报派出所，找她能算出个什么东西？她要有那么大本事，公安局都可以关门了，都让她去破案算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话，爸爸让建军第二天大早给奶奶带话去，不许她继续这样瞎搞，立刻去派出所报案，不要耽误了时机，把人家的孩子真的搞丢了。那会儿，从城里到城墙外的奶奶家，即使坐公交车，下车也要走很远很远，但是建军喜欢往奶奶家跑，从车站沿着秦淮河边走，会看见很多很多的小木船停靠那里，沿河的水上，浸泡着大批从上游运来的木筏子，上面长满了蒿草，木船大小不一，船家的女人就在河边洗衣服洗菜。但这次建军来不及细看，就是着急地往奶奶家赶，到了那里，已经是正午了。只看见邻居带着丢失回家的孩子，坐在奶奶边上有说有笑，奶奶看见建军说：“娃，你怎么来了？”建军愣在那里，半天说了两个字“我饿”。奶奶给建军下了一碗面，里面撒了一点鲜酱油，又煎了一个荷包蛋盖在面上。建军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稀里哗啦一口气就吃完了，奶奶问他：“有什么事吗？”建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早知道你来，我就再给你多加一个菜。”“不要了。”建军抹了抹嘴，打道回府。

    对奶奶的记忆就像这个老宅子，是青灰色的。他的哈苏彩色胶卷变得多余了，整条街，早就没有了颜色，彩色胶卷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完全不能理解，老宅子怎么是这么没有色彩的，可是说到奶奶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现实和记忆隔着一层颜色，随着时间的延续，颜色却在一点一点的褪去。爸爸的世界和奶奶是完全不同的，他怕爸爸，但是喜欢奶奶这些奇奇怪怪，甚至鬼里鬼气的故事。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事情可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建军亲眼目睹的，就是解释不清奶奶是怎么算命的。那条街上的人，才不信什么派出所，出了事，就往奶奶家跑。

    现在，这条街就要消失了，周围的人家都搬空了，建军想跟一些老邻居打个招呼，却什么都看不见。荒漠的街道上飞扬着尘土，钻进老宅子的时候，觉得没有一个角度值得拍摄，原来整栋房子里，最值钱的是那根横梁，是红松木的质地，整整一棵大树横在屋子上，现在房梁不知道被谁拆掉了；房子后面的储藏室的墙壁上糊着报纸，报纸上还有华国锋的照片。那真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一群乌鸦叫喊着，从老宅子顶上飞过，建军低下头，怕眼睛里迷上灰土，他拉起衣服，把哈苏相机包裹起来，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房子。街面上，冷风吹得让人心里都发凉，身后糊墙的破报纸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怎么这个古旧的老宅子，就这么不值得留恋？建军自己都搞不明白在思考什么。

    蓝色的父子关系

    时间，让建军一次一次地停留下来，举起他的相机。他一直认定摄影，就是时间的见证，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和这些照片相距甚远，他在照片里看见的，实际上并不发生在他的生活里，是他生活以外的内容。照片只作为来自过去的信息，在证明着他另外一种生活的现象。在他成长的年代，摄影，本身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读小学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明白“奢侈”意味着什么，会把这念成“奋多”。

    一九八〇年，建军开始干商业摄影了，现在想来，他和他父辈的那一代人，都是在物质非常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商业”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像奢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尤其是商业摄影，全部是在那里参照西方的作品，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自觉的商业意识。这不能怪他，因为消费者都不知道“商业”的品位，大家连“名牌”的概念都没有形成。在那个年代，哪里能看见什么名牌？好在建军能从自己的单位——进出口公司，比国内人更开眼界的地方，看见一些印刷精美的商业年鉴，还有订货广告。这些渐渐培养出他的商业品位和追求的目标。但是大众消费的追求，他还是陌生的，更不知道怎么去引领他们。

    电扇厂通过关系找到建军，问他是否可以帮忙拍一组电扇的平面广告照片。建军带着他的相机、灯光设备，还有那些遮光板，装了满满一大包东西捆在自行车后架上，跑去给人家干活了。其实，那时候的电扇也是很粗糙的，即使你怎么打光，在背景上拉上了红丝绒的大绒布，也不可能拍出什么了不起的照片，就凭你还在用电扇，就够落伍的。但是，在那个年代有几户人家用电扇？夏天的南京，传说中，把鸡蛋放在大马路上，都会被太阳晒得煮熟。紫金山挡住了南风，整个南京就是一个火炉。

    晚上，南京的很多小巷子里，人们早早就把竹篾子的躺椅，板床，从家里拖出来了。男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就直挺挺地躺在上面。小孩也铺着席子，在大人身边睡下。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没有私人空间，就这么赤裸裸地在月光下，熬过炎热的夏天。但是，这次建军不一样了，他给人家拍了电扇广告，厂家拿不出钱付给他，连胶片和冲洗的钱，都要凭发票去报销，个人是没有酬金的。可是，建军整整忙了一天，就是踩着那一车的家伙赶来，也够辛苦的。厂家说：“我们财政里面没有广告费用，你看，是否我们把新出品的吊扇，用出厂成本价卖给你？”“多少钱呢？”“一百元。”建军想了想，放弃了。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六元，三个月不吃不喝换一台吊扇，太奢侈了，再加二十元，都可以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了。可是厂里人告诉他，这个吊扇风力大且省电，是他们最新的产品。没有轻工局计划科的批文，是买不到的。这个吊扇，是厂长特批的。市场上卖三百五十元。这把建军说动了，家里要是有个吊扇，那夏天的日子就好过啦。他还没开口，人家说，那就收你九十五元吧。建军说，那不行，厂长都批了。于是，人家把吊扇用布给包好，放上了自行车。钱，会在第二天去安装的时候付清。

    这对于建军来说，就是大件啦，他也可以为家里配置一个大件，这让他有了一份成就感，工作毕竟也有五年，这是第一次买了那么一个大家伙。他把吊扇扛上门，用他喜欢说的两个字眼形容就是“骚包”得很，进门就展现给父亲。完全没有想到，父亲就朝吊扇瞟了一眼，然后冷冷地跟他说：“拿走，明天给我送回厂里去。”

    “才一百元啊。”

    “你去周围的邻居家看看，有谁家是用吊扇的，用摇头扇的都不得了了。这么贵的东西，我们那么张扬，人家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弄来的。”

    “你儿子，给人家拍广告挣的。谁不知道我是拍照的。”

    “我还在家门口贴告示？”

    “不用算了，吊在我房间里。”

    “什么你房间我房间的，这东西就不能进我家门。”

    “你太不讲道理了。”

    “什么叫讲道理，你拿回家的时候，跟我、跟你妈商量过吗？”

    “那我们现在商量啊。”

    “我就是不同意。你不想想，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怎么一下能买这么一个大吊扇？”

    这就是父亲，那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父亲，到了八十年代，也还是那一套破衣服。那颜色给人陈旧的感觉，一点都跟不上潮流，刻板、迂腐。建军知道一点余地都没有。沮丧透了，拍什么商业照片，连一个吊扇都用不起的时代。他狠狠地把门甩上。走出家门，就在院子里看见了市委书记的儿子大头，他跟大头说：“我有一个新产品吊扇，卖给你吧。”

    “多少钱啊？”

    “一百元。”

    “为什么那么便宜？”

    “你不要管，要不要，不要就卖给别人啦。”

    “要啊，为什么不要啊！能让我看看吗？”

    建军根本不解释，带着大头回家，进门就大叫：“爸爸，吊扇大头家要了。”

    父亲没有搭话，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大头一看电扇，开心得手舞足蹈。

    现在想来，物质的变化，就会渐渐改变人的关系。因为，生活的空间变了，物质要求变了，人，怎么会不变呢？可是，父亲就是不变的，父亲那一代也是不变的。还有对父亲的一份敬畏，也是不变的。一进南京城，父亲是鼓楼区的宣传部长，很快就提到了区委书记，那里驻扎的，都是省级单位；他们区算比较有钱，就把区委唯一的一辆蓝翎自行车分配给父亲，那是英国的老牌自行车，每天，他就是骑车上班。后来，建军理解了，这就是“名牌”。蓝翎是“三飞”自行车，就是，它是有档次的，你可以骑快骑慢，在车的龙头把上，那个“飞”是可以换挡的。深墨绿的车身，父亲总是把它擦得锃亮，钢圈从来没有生锈，不是因为父亲特别仔细，而是因为这是一辆“公家”的车子，所以必须爱惜。“文革”的时候，这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他私人占有了公家的东西，每天上班，竟然就把公家的东西，垫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区委大院贴满了爸爸的大字报，上面管他叫“北霸天”，建军偷偷地问父亲：“那南京城的‘南霸天’是谁啊？”“是你王瞎子叔叔。”

    瞎子叔叔，是爸爸在安徽一起打游击战的老战友，在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个弹片划过他的右眼，把眼睛打瞎了。所以，他在右眼里装了一个玻璃球，看上去有点怕人。但是，瞎子叔叔是特别幽默的人。他是白下区的区长，周末的下午，就会来看望父亲，在家里喝茶磋商工作。他特别有个性，从来不买上面的账，就是要把工作落实下去，做好。他肯定得罪了很多人，到“文革”的时候，就都来找他算账了。家门口被糊上大字报，几乎把门都给糊死了。第二天，那家门口的大字报全被人撕了，造反派一下冲进他屋子，把他拉在院子里批斗。造反派挥动着裹着红袖章的手臂，在他脸上甩来甩去，随时准备出拳打人。瞎子叔叔干脆把那只好眼睛闭上了。

    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把大字报撕了？”

    瞎子叔叔回答：“我没有撕！”

    “那是谁撕的？”

    “你们没有让我给大字报站岗，我问谁？”

    后来他们这批区领导一起给下放到干校，私底下，一直在沟通情报。稍微看管松懈一点的时候，爸爸就会偷偷地跑到镇上买半斤猪头肉，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上的，夜里，一伙人跑到小树林里，拿出了当年打游击的本事，挖了坑，架上树枝，点上篝火，在那里狠狠地吃了一顿烤肉，然后又猫着腰摸黑回到干校，躺在硬板床上，心里那个满足啊。瞎子叔叔带去的是烧菜的料酒，他们就开始互相调侃、互相揭短、互相鼓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到喝红了脸，是酒精的作用，在黑暗中，他们忘记了空间和时间，热血上来了，竟然在那里谈论起中央的人事斗争，说着说着，就怀疑起“文革”的意义。躺在床上，下半夜酒醒了，想到刚才的那些话，爸爸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们中间有谁出卖了大家，就完蛋了。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现在想来，爸爸他们那时候到底还是年轻，瞎子叔叔都不到四十岁，个个都是理想主义的小青年啊。

    “文革”一结束，瞎子叔叔就调到南通市当市长去了。所以，建军去苏北一带搞采风摄影的时候，是一定要代表爸爸去南通看望瞎子叔叔的。但是，那会儿瞎子叔叔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他，建军冲到他的办公室，就跟他打了个招呼，留下爸爸给瞎子叔叔的二两碧螺春茶叶就走了。

    等他踏进家门，还没有来得及跟爸爸汇报时，没有想到瞎子叔叔的电话早就追过来了。瞎子叔叔居然用内部的红电话打给爸爸的，听完电话，爸爸也觉得事情的严重，晚上等着建军回家。那是一九八一年，中国刚刚流行喇叭裤，建军他们这些搞艺术的男孩子，当然是最先赶上时髦的，他的大裤脚管像拖把一样，在地上甩来甩去，还留起了长头发。那时候，生活条件差，也不能天天洗澡，所以那长发一点不飘逸，黏黏糊糊地贴在头皮上，结成一缕一缕的。爸爸，看见儿子出去几个月回来，就成这个鬼样子，又被王瞎子吼了一通，实在没有脸面。于是听见儿子的脚步声，立刻把屋子里的灯都打开了，厉声跟儿子说：“你看看你都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知道，王瞎子说你什么？”

    像小时候跑奶奶那里一样，建军又被爸爸骂得莫名其妙。他没有得罪王瞎子啊。不是得罪，是爸爸的儿子，怎么现在是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

    建军犹豫着，还没有回嘴。父亲又说了一遍。

    “把喇叭裤，给我撕了。”

    建军还是怕父亲的，气得走进屋子，拉出一条皱皱巴巴的草绿色军裤套上。结果，爸爸不依不饶地追在后面：“把头发剪了！”

    建军扔下东西往门外跑，一推门，竟然撞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何群。

    “你什么时候到南京的？”

    “下午到的。你爸说，你晚上回家嘛。”

    那时候他们都是夜猫子，任何时候都可以冲到朋友家里，不要事先预约，也不用打招呼。任何人家的门，对朋友都是敞开的。建军什么都没说的时候，已经看见何群剃的大光头了，就那么贼亮贼亮的脑袋在那里转动。他拽住何群：“走，我要去巷子口的剃头店。”

    学着何群，建军的头发，就像小和尚出家似的，开始飘飘扬扬地落了满地。青春就是沸腾的，随便搅和一下，就把人激化了。这下，让他觉得解恨极了，跨上自行车，让何群坐在书包架上，去火车站接人了。南京的暖风，像一个孩子的小手，在抚摸着两个光头，软软的，毫无目标的，从脸颊滑过又绕到了后脑勺。刚买好五分钱一张的站台票，还没有转身，已经被三个冲上来的站警给抓起来了。这下，何群和建军都疯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察哪里搭理你，死拧着他俩，就给押解进办公室。一路上，他们在那里大喊大叫，车站上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可是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周围这些事情。

    “松手，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是从哪个看守所逃出来的？”

    何群甩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证，建军拿出了进出口公司的工作证。人家还是不相信，建军这才报出父亲的名字。于是，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接过电话，几乎瘫坐在椅子上，怎么会生下这样一个儿子啊！

    旧旧的家，椅子背上挂着父亲旧旧的蓝色服装，似乎就是这颜色把他们的关系浸没了，没有多少诗意，没有多少温情，只有他们的关系。欲望里面，没有历史，没有理解，就是给逼迫得冲进现实，死死抓住向往的一切。

    红色的童年

    如果对颜色有认识，那对于建军这样的“干部子弟”，一定是从红颜色开始的。他就读的“干部子弟小学”，就是听着老师在那里谆谆教导着：“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颠覆的真理，所以当他举起右手，高高地升过头顶，向队旗敬礼。特别是当队鼓敲起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宣誓：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庄严的场面，神圣的击鼓声，虽然还搞不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这些都和“革命烈士的鲜血”联系在一起，就已经感觉到一种伟大，伟大得不可理喻。第一次，建军感觉到心跳的速度，他背着书包拼命往家跑，跑回家要给外婆看，他是少先队员了。

    进门的时候，外婆正和阿姨在拣荠菜，说周末要包馄饨，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伟大，仅仅是随口说：“好啊，你现在长大了。”多敷衍的一句话，然后也没有摸摸他的红领巾，就和阿姨把拣好的荠菜去厨房洗了。建军傻傻地愣在桌子边上，可是内心的激动还没有过去，他大叫着：“外婆，你看啊！”“外婆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红领巾，以后要天天戴的。”说这话的时候，外婆和阿姨一起在那里擦桌子。建军觉得无趣透了，转身把红领巾摘下来，捋平，把它压在枕头底下，然后耷拉着脑袋，出门和小朋友玩了。

    现在，人们会把他们叫成“红二代”，这是建军最反感的，什么二代、三代的，“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红二代。”可是，不管他认不认，他身上的气质就是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为人处世，没有那么谨慎；他们说话的时候，总是非常直接且装着满满的自信；他们学不会看人脸色；特别是建军，他不会撒谎。那时候，在班级里建军功课平平，学生手册上，五分出现得不多。妈妈偶然看到时，会找建军谈话，他就是那么低着头，表示自己学习不够努力，上课思想常常开小差，以后一定改正，一定努力。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孩子的套话，成天成天说，在老师面前说，在大人面前说，说得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为了减少麻烦，学生手册需要家长签字的时候，建军就让外婆签。不管他得了几分，外婆总是会说：“好孩子，好好念书啊！”“知道了！”“知道就好。”话没说完，外婆就已经在右下角的小格子上，签上妈妈的名字。

    童年是快乐的。虽然，建军没穿过什么新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留下来的，然后外婆和阿姨随便改改，就让他穿了。直到上二年级的时候，建军不肯去上学了，外婆居然把姐姐的深紫红的灯芯绒裤子改好给他穿，他坚决不愿再穿女孩子的衣服，都二年级了！哥哥的裤子太大，大，也不穿姐姐留下来的。于是，那裤裆几乎挂到膝盖，裤脚管卷了好几层，就这么不成体统的样子去上课了。他不在乎。他就有那份自信，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

    直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到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大声地欢呼，红颜色突然从颜料管子里裂开了，喷得整个世界都是，整个生活被染得通红通红。橱窗里的陈列品全换成了红语录，小红书是人手几册，还有红色的领袖像章，有人像挂勋章一样，挂得胸前满满的。红旗到处飘扬，还有红色的袖章。你的手随便在大墙下往哪里一抹，一定是沾了满手的红颜料。那时候，墙壁上的糨糊都染成红的。

    那种红色的疯狂，今天的孩子，没有一点想象力是无法理解的。可是建军他们激动有好一阵子，因为学校停课了，不用上学了；学生手册没有了，可以每天每天在那里玩。玩什么呢？开始大家都没有想好，就凭不上学，就够他们兴奋的！然后看见，街道上在剪小裤脚管；有人被拉出来，戴上了高帽子押在大卡车上游街，卡车开得特别慢，几乎是开开停停，有人举着大喇叭在喊口号，街面上呼应的人很少，只有卡车上的红卫兵在那里叫喊。建军他们跑得比卡车还快，为了赶到前面，看清那些戴高帽子的人的脸。可是，有一次就被隔壁的小海给撞了个满怀，小海大哭着往院子跑，为什么啊？建军说，看见那个戴高帽子的是小海的爸爸。

    卡车刷的大标语，那个粗粗的黑色的字体，墨汁没有干透，刹那间，像黑色的眼泪往下淌。建军愣住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院子马上也要出事了，心里不停地打鼓，那份恐惧怎么都掩饰不住，似乎爸爸也要被拉到卡车上去。他跑回家告诉外婆，小海爸爸出事了，外婆说：“不要出去看热闹了，就在家里好好看书。”

    那时候有什么书啊，除了看毛选，建军说：“看不懂。”外婆叹了口气：“可怜，才小学三年级。”“那我也不能一夜长大。”“是，你爸爸当初读书那么好，唉，三年级，也看不懂。”那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看。第一天不让出门，在窗户前几乎站了整整一天，看着太阳晒满窗台，然后移到后面远处的山背后。建军拿着铅笔东敲敲西敲敲，实在是无聊得发慌。这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原来没有书读的日子，会比读不完的书、做不完功课的日子难熬得多。不能听大人的话，还是要和院子里的孩子玩，大家依然是在大街上看热闹，依然爬上墙头看大字报，依然看人家在那里烧书。街道上，已经搭出了舞台，文艺小分队开始演出了。又唱又跳的，尽管跳得乱七八糟，但是热闹啊，一份热乎乎的情怀，是红色的，把没书看的日子，点缀成了盛大的节日！秋风开始刮起来，刮起的不是树叶和尘土，而是那些散乱的传单，还有大字报的碎片，它们直直地像一个巴掌扇在脸上，建军被吓了一跳，撕去脸上的纸屑，就看见保尔对大家说：“他爸爸昨天晚上就被揪出来了。”建军四下张望，不知道他们指的“他”是谁，可是已经有人在高呼：“打倒北霸天！”“踏上一只脚，让北霸天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怎么都不会想到，十年的红色童年，就是在这一个瞬间，突然像天兵天将，挤满了空间，红色变成了黑色。阴沉、寂寞、无聊和苦闷，这些建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受，全部纠缠着，从后脊梁一直爬到胸口，黑色死死堵在眼睛里，什么都看不清了。他缩起脖子，贴着墙皮匆匆忙忙往家走。可是，叫喊声追在他身后，“痛打落水狗！”“北霸天的狗崽子，你往哪里跑？”建军，一句话都不敢回答，越走越快，跑到家的时候，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外婆心疼地说：“不听大人话，让你不要出去跟他们玩的。”

    夜晚降临了，黑得非常真实。已经是八点了，大家还围坐在桌前，等爸爸回家吃饭。外婆给建军盛上一碗，夹了点菜在碗里：“你先吃，吃了好去睡觉。”也就是在黑色涂满生活的那一刻，建军长大了，他说：“我等爸爸回家，一起吃饭。”母亲叹了口气，起身走到门口，从门背后挂的包包里取出一把自行车钥匙。她把钥匙交给建军：“不吃就不吃吧，赶紧骑车去区委看看你父亲！”总以为，这会是最最黑暗的一刻，但是建军抓住车钥匙掉头就往外冲。谁会想到孩子的心思，他快乐得不敢说，可以骑自行车了！

    跳上车子，他疯一般地冲了出去。外面下着小雨，建军也没有什么雨披，就这样顶着湿腻腻的小雨，一直冲到爸爸单位。大门口也不见人，整个院子，不对，是一路骑过来时，整条整条的街，都是黑的。路灯，好像被砸坏了。即使以前对区委大院很熟，可现在也完全懵了，看不见灯光，看不见人，四处贴满了大字报，原来识别方向的标志都被覆盖了，车子在院子后面的小路上颠簸着，不知道被雨淋湿的缘故，还是黑乎乎的院子，越走越瘆得慌，雨水被风呼呼地扇在脸上，街上早就没有人了，盛夏的热闹过去了。现在让他越来越感觉到害怕，浑身哆嗦着。终于看见一栋小楼的底层窗户闪着灯光，简直像童话里的描述，充满了希望，他冲着灯光骑去。突然有人大叫：“干什么的？”建军没来得及回话，已经连人带车翻了下来。“干什么的？”“我找爸爸！”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在变声的小公鸡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太滑稽了，“这种地方，还开口什么爸爸爸爸的。回去划清界限，让家里给他送铺盖卷。”“我，那我跟妈妈怎么说啊？”“说什么，走资派，被隔离审查了。回去！”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大院，完全被黑暗占据了；那些过去满脸笑容的叔叔，现在都变成了凶神恶煞的八大金刚。建军像一脚踩进了庙宇，充满了恐怖和压抑，头上笼罩着杀人的宝剑。第二天早上，不对，是当天晚上，建军和小姐姐，就把铺盖卷给爸爸送来了。雨还在下，妈妈和保姆站在窗户前，目送着他们姐弟俩上路。给爸爸打铺盖卷时，保姆把家里的塑料台布擦了又擦，可是眼泪还是落上去，接着赶紧擦。然后，她抽下塑料台布，严严实实地包在被子外面。外婆坐在自己的床铺前抽烟，她卧室的灯黑着，就看见烟头的红点子在一闪一闪。建军和小姐姐傻傻地站在边上，没有人说话，保姆力气大，把麻绳抽得死死的，将铺盖卷扎紧了。妈妈拿出网线袋子，装上了日用品和搪瓷的小脚盆。

    家，就此沉默下来。

    第二天开始，妈妈给建军和小姐姐安排了一个任务，每天给爸爸送吃的，中午和晚上都要送。妈妈说：“你们两个人都小，他们不敢拿你们怎么样，所以你们一人送一顿。给爸爸送饭！”当时，虽然心里充满了恐惧，可建军又觉得这样很好啊，每天终于有一件事好做了，而且每天可以骑妈妈的自行车了！

    车斗里放着铝制饭盒，外婆在里面放了五只油爆虾，这是他们扬州家常菜，还放了两个百叶包，底下垫着菜心。那时也没有塑料袋，就用报纸包好。外婆是仔细人，她把报纸认认真真前后检查过，上面千万不能有毛主席的像啊，否则会当反革命给抓起来的。军队已经进驻区委，成立了军管会。刚骑到大门口，战士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建军：“干什么的？”“送饭的。”“给谁送饭？”“给爸爸送饭。”“你爸爸是谁？”这时，建军总是用最低的声音报出爸爸的名字，“送什么东西？”“饭和菜。”“还有什么？”“没有了。”“好，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对话，但这是最最恐怖的瞬间，因为你面对的是会射出子弹的步枪，虽然战士没有把刺刀上膛，建军还是害怕，脑子在那一刻，一定是空白的，惊慌得语无伦次。好在那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每天都有人刷上新的内容，所以，事先就会在路上选好一段，更多的时候建军会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与其是背给战士听，建军更是在给自己打气。然后就听见战士叫道：“进去！”

    大院的后面有一个三层楼高的筒子楼，在底层的一面，进了楼道，就看见有人坐在那里监守，每个楼面有五六间屋子，全都关着人。那时候，区一级的干部，都关在那里。每间屋里，关押着三四个人，他们互相不许说话，面壁而坐，不是写检查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审讯的时候，会把每一个人单独调出去。

    饭盒送去的时候，看守把盒盖打开，然后不停地搅动，同时大声斥训着建军：“都是反革命分子，还吃这么好？回去跟家里人说，不准再送这么好吃的。”“噢，噢……”最后，建军捧着已经不热的饭盒，被允许走进爸爸的房间。爸爸从来不说话，接过饭盒的时候，依然专注地看着儿子，这是建军最害怕的时刻，他不知道该如何对视父亲的眼睛。

    一回到家里，妈妈就开始详细地盘问，“你爸爸说什么？”“你爸爸脸色怎么样？”“你爸爸是怎样拿东西的？”“他换衣服了吗？”“你爸爸说话时，声音没有沙哑吧？”总之，妈妈不停地问，就这样每天每天，整整有八个月的日子，妈妈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神神叨叨地问着，且越问越详细。童年时候，有谁理解过父母？建军就是一个字：“烦！”烦死人了。妈妈知道，只有孩子能见到爸爸，就算孩子在甩脸色给她看，她也从来不生气，还是跟在孩子身后，从这间屋子重复地问到另外一间屋子。有时候，建军干脆走进厕所，狠狠地关上门，妈妈可怜巴巴地候在门外问。“说过啦，就跟昨天一样吗！”“那今天，他不是问你要夏季的衣服吗？”“那你送呀，再问我干什么啊！”建军大声吼叫起来。外婆会花五分钱、三分钱，买个纸头的三角包小零食放在建军的枕边，“好孩子，不要火气大。爸爸，看见你们，他就会好好活下去的。”

    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日子，骑上自行车时的欢乐，总是维持在几分钟之内，越来越接近大院的时候，看见当兵的，慌乱替代了一切。直到夏天的时候，长长的一排桌子摆在大院门口，上面写了大牌子，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爸爸的名字也在上面，名字上都划着红色的叉叉，好像要给判刑了，因为接到通知，从第二天开始不用送饭了。妈妈听到以后，却松了一口气，因为爸爸他们被送到干校去劳动了。妈妈说：“那就好，那就好。你爸爸不会出事了。”

    半个世纪快过去了，红色早就被各种颜色替代，直到夜里做梦的时候，在黑沉沉的记忆里寻找，不知道找什么，建军好像把回家的路忘记了，什么都看不见，记忆抹去了边界，连爸爸关在里面的面目都变得模糊不清；可是最初那瞬间的一瞥，那解放军战士的枪口，还有过道上鲜红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他的眼睛灼烧了，一直没有恢复。即使到自己当了父亲，到女儿长成他送饭的年龄时，经过那个曾经的区委大院，建军还是感觉恐怖；而更大的恐惧是时间，时间是永远不会回头的，时间不会有第二次的可能。过去了，就是永远，但是人是需要依靠时间的积累成长的，在成长中成熟，也是成熟之后才会理解母亲，一旦当建军理解母亲时，母亲去世了。这残酷的现实，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

    紫色的母亲

    爸爸妈妈的合影，一直挂在他们的房间里，那时候，他们都是穿着军装的小年轻，部队才开进城，个个都显得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一张薄薄的照片，也不过是一张纸头，却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那里，他们的人物关系，成为永远。这样的照片，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到处都会看见。照片上的背景是黑白的，没有地点，空间可以任意虚构，只给全家留下了时间，为孩子们的诞生展示了证明。不管那军装有多威武，也掩饰不住妈妈的个性，她的朋友都说，妈妈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她像外婆，却没有外婆那样好的脾气，妈妈倔强、说话也冲。那她怎么会穿上军装的？是一九三七年，抗战一开始，十四岁的妈妈就离开家庭，参加了新四军。那可是一个壮志凌云的小女生！

    妈妈是扬州“何园”的后代。今天，建军跑到“何园”时，拿着相机随随便便拍了一些照片，他不喜欢这种庭院式的景色，人工的痕迹太重且门票贵。在进门的铜牌上，写了一点“何园”的历史，说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它被收归为国有。这里算是扬州城的骄傲，类似苏州的“拙政园”。这对建军都不重要，不是因为外婆和妈妈的关系，他不会专程来看这些小桥流水。他好奇的是，妈妈怎么会义无反顾地走出这园子？她又是在新的空间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适应环境，命运和性格又如何被改变的？

    外婆的娘家——何家，是从盐城开始做起，成为苏北一带最大的盐商，然后在扬州发家。直到上个世纪初，上海开埠很久了，和南京城一样开始繁华，何家的人不想再在扬州这样的小地方待下去，于是开始商量分家。一支拿着钱财跑到上海经商，开厂子搞纺织业，买了不少股票；外婆这边的一支跑到南京，主要拿的是安徽那一带的田产。外婆就这样搬到南京城来住了，也许是和安徽的田产有关系，他们和安徽人来往很多，那里的人脉也好，去收租都没有遇到困难。不久，外婆就嫁到了安徽。外公是山东齐鲁大学毕业的，读书人，毕业后又规规矩矩回到老家，在安徽宿松县做小学教员，外公的父亲是宿松县的县长，也是一户乡绅人家。

    妈妈是在安徽宿松县，她爷爷家出生的；后来外婆又怀孕了，生下孩子的时候，外婆没说话，内心痛苦极了，又是一个女孩。妈妈多了一个妹妹。外婆从来没有抱怨，但是她私下告诉建军，她命苦！妈妈出生不久，外公去南京办事出差，谁都不会想到，竟然在小旅馆里暴病而死，是牙齿感染了病毒，没有药，立刻转成了败血病，就这么匆匆忙忙走了。妈妈的记忆里没有父亲。

    外婆一下成了寡妇，还是被人看不起的寡妇，只会生女娃的女人。这日子在婆家是过不下去的，为了孩子，外婆从来没有想到改嫁，她守寡一辈子。带着妈妈和小姨，外婆回到了南京娘家——船板巷。那是有八进的老式厢房，那里住着四十多口人的大宅院。外婆和两个女儿，在二进的左厢房里，占了一间小屋住下。妈妈的身份很奇怪，说是下人吧，她似乎比他们要高很多；说是主人吧，妈妈和妹妹都不姓何，所以和那些“舅舅”“姨”一起长大的时候，妈妈没有少被人欺负。她们都是属于“吃闲饭”的，两张没用的女孩嘴。这让妈妈从小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她读书特别用功，就是要在何家的小辈里成为最优秀的，不能让人看不起。寒暑假的时候，何园的后代，都会跑去扬州，在那里度假。十三岁那年——一九三六年，妈妈考取了南京最好的中学——南京一中。可是一中也留不住妈妈，日子是在船板巷里与何家人一起过的，外婆也不敢多说话，总是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做手工活，她要攒钱给妈妈读书。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打到南京了，外婆让妈妈去安徽宿松逃难，去婆家看看，随后可以带着妹妹一起过来。妈妈和二叔二婶住在一起，二婶把妈妈带去的首饰和一些钱财，都骗走了。妈妈年纪小，说是吃住在二叔家，实际上在他家做佣人，每天早早起来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给二婶带孩子。妈妈什么都不敢说。就在婶婶生下第二个孩子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孩子很快就死了。按照安徽人的习惯，小小的死婴，是要用芦席裹好，放到城墙根下。当时，穷人家和有钱人家，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给月子里的婴儿下葬的。但是，夜晚的时候，婶婶想想不放心，总觉得孩子或许还会有一口气。于是她跑去找母亲，让她赶紧去城墙根下看看，要是孩子还活着，让她赶紧把婴儿抱回来。

    妈妈虽然是一个初一的学生，毕竟只有十四岁啊，加上日本人已经打来了，怎么敢走夜路。可是婶婶就是那样逼着她，妈妈不敢反抗，黑灯瞎火的上路了。从二婶家走到城墙根下，也有很长一段路，跌跌撞撞地到了那里，只看见寒夜里，黑乎乎的芦席包孤独地散在城墙根下，妈妈上前一看，连手都没有碰一下芦席，她就惊恐地惨叫起来，小孩的脸给野狗撕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个眼珠挂在外面，似乎看着妈妈，面目狰狞。妈妈撒腿往家里跑，她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孩子那张撕破的脸，那眼珠子在眼前晃来晃去，最后，已经不是害怕，完全是要窒息了，跑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坐在台阶上，嚎啕大哭。二婶跑出来说：“不要难过了，知道他活不成，你看过就心定了。”

    妈妈什么都听不见，她就是害怕，好像是自己从死亡边缘跑回来了。这时候，对这个“家”，妈妈已经深恶痛绝，再不能待下去了。虽然，只有十四岁，她在安徽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只是悄悄告诉了外婆，就参军上路了。

    妈妈从来不谈她的“光荣历史”，建军也不会想到，妈妈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因为看见了死婴。没有了解真实时间和空间，人的动机常常是可以重新诠释的。妈妈当然不愿意说出真相，也没有一点光荣感。参加革命，真不符合妈妈的性格，她经不起革命的“考验”。一九六九年春天的时候，妈妈被人家从干校送回家了，她病了，最明显的表现，是妈妈竟然在干校动手打了工宣队，妈妈的病是那种……让建军和家里人都很难开口说出来的病，精神病。中国社会，一直对精神病人有一种歧视，所以本来家里就有问题，妈妈又得了这样的病，建军在院子、在学校、在同学中间更加抬不起头。

    妈妈成夜成夜地开灯坐在那里学毛选，她完全不能入睡，有时半夜就在那里大声地唱着革命歌曲。白天的时候，她把家里的钱拿出去，跑到街上送给不认识的人。那时候，爸爸的工资停发了，就靠妈妈那一点点收入维持一大家子，钱被她送掉以后，家里人变得更加紧张，稍微值钱点的东西，就想办法东藏西放，绝对不能让妈妈发现。这时候，妈妈就不停地在家里翻，在找，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你们为什么把东西藏起来？”“我们这种人家，是不要财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是共产党员！”

    历史，冷酷的现实，就这么直直地降临在妈妈身上，她别无选择。连医院都不接受她，说她是反革命，不给阶级敌人治病。爸爸被押在干校劳改，他想尽办法在私底下找朋友，终于托了关系，认识了精神病院的一个老护士。她非常同情家里的处境，妈妈不能去看病，她就想办法给妈妈开药，亲自把药送到家里。外婆，就把药捻碎了，放在饭里让妈妈吃。渐渐地，妈妈终于开始要睡觉了，可是这一睡，又昏昏沉沉地睡不醒，原来已经放大的瞳孔，现在更加呆滞，因为药物的缘故，四肢也不灵活了，常常拿着碗和杯子，却完全捏不住，动不动就把东西砸碎了。

    全家都沉默着，就希望妈妈早点恢复。看见妈妈吃药以后脸色都变了，积郁着青青的灰黑色，动作迟缓地在屋子里走动。家里人都不当面谈论妈妈的疾病，但是不知道是从哪些蛛丝马迹里，建军这才知道，这不是妈妈的第一次发病。

    第一次发病是一九四二年，那时候“延安整风”结束了；但是整风的精神蔓延到新四军，妈妈很快被指定为交代对象，因为她有“何园”的家庭背景，这不仅是大资本家，还是官商勾结的资本家，可是妈妈参军的时候，表格上填写的出身是“城市平民”。这是对组织严重的欺骗行为！

    妈妈怎么都不能理解，怎么可以把时间和空间割裂？她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是一介小学教员，母亲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这与“何园”没有关系！她在“一中”学会的全部能力，就是在她的交待里面，逻辑地把前后的时间、空间的关系说清楚。可是，说得越清楚就越有问题，因为她在那里对抗组织。当组织怀疑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跟组织一条心，一起在这些问题上“深挖”。可是这些“知识”没有人教她，在党章里，在新华社的报纸里，甚至是新四军的任何带字的政策里，妈妈理解就是用事实排列，怎么会是给自己添加罪名？如果是不断给自己添加罪名，就可以“从宽处理”，那也是在后来的运动中，人们开始慢慢地悟出来的有效“真理”。任何一次检查，谁都是在真实地为自己解释，妈妈要把自己这个黑色的“家庭出身”洗白，让自己回到纯洁的队伍里，让自己也变成纯洁的红色战士。

    但是，组织上不会轻易就放过她的家庭问题，在不断地审查中，她的适应性跟不上复杂的要求，怎么解释都是错误的，除非你承认自己欺骗了组织。可是，她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自己没有欺骗，如果从头就有意在欺骗，她为什么还要解释？欺骗，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利益，她对何园没有感情，没有关系，否则她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时间和空间都割裂了，她看见的是那个晃动在死婴脸上的眼珠，黑暗中，有人把她死死地拽住，要她抱起那个死婴同归于尽，她拼命地反抗、挣扎，现在她已经无处可逃，因为她正身处新四军。

    妈妈的神经崩溃了！

    没有想到二十七年以后，旧病复发。好在，遇上一个善良的护士，几乎在一个月里，妈妈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造反派得到消息以后，又将母亲押回干校。那样的环境，重新刺激了妈妈，很快又发病了，再次送回家里。这次来势比上次更凶猛，全家人也跟着陷入恐惧，外婆比谁都更加害怕，她觉得自己老了，赖以依靠的女儿女婿都出问题，以后怎么办啊！冬天降临了，家也变得更加寒冷，厕所里的毛巾，夜里的时候都冻住，变成硬邦邦的板块了。外婆的哮喘发作，整夜整夜在那里喘气，喉咙里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啸声，妈妈被关在另外一个小屋子里，都怕外婆的病情会影响她。一天夜里，外婆没有发出声音，睡得很踏实。清晨，躺在床上的外婆依然是安静的，陪着一起睡觉的大姐很害怕，爸爸还在干校，大哥去插队了，妈妈还在生病，外婆不会出什么事吧？于是让建军又骑上了妈妈的自行车，赶到表舅家，表舅立刻跟着建军来家里看看。寒冷的冬天，带着南方的湿气，把寒冷全部粘在身上。大家都不敢说话，屏住呼吸拼命地骑车，似乎这样可以抵御冬天。

    表舅拿起外婆的手，脸色变了，他轻轻地说：“她的手都硬了，外婆走了。”那个好脾气的外婆，什么都没有交代，就走了。是她，把钟家四个孩子带大的，可是，受到她影响最大的大哥，外婆走的时候，竟不在身边。建军学着表舅，也拉着外婆硬硬的，冰冷的手，眼泪就滴滴答答地往下落，他撇着嘴，不敢发出声音，怕给隔壁房间的妈妈听见，他们瞒着妈妈。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外婆走了，建军一直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

    奶奶的颜色是深墨绿的

    大伯母，是一九六三年去世的，那时候，建军的堂弟才五岁，大伯母是得了肝癌，肚子里的腹水很大，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三年灾害，没有吃的，大伯母身体底子也弱，生了六个孩子，就渐渐地垮下来了；爷爷是一九六五年走的，大家都说他命好，走在“文革”之前，没有吃到苦；外婆是一九六九年去世的；一九七二年，奶奶也走了。那是一个死人的年代，各色人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告别这个世界，家里常常听到死人的事情，那时候的日子没有颜色，没有鲜花，就是不断听到这些让人沮丧的消息。

    爷爷去世时，奶奶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奶奶悄悄地说，不是他本人真的回来，是他的灵魂和肉身，依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回来了。那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不知道，就是快快乐乐又可以再活一世，所以，爷爷必须土葬，不能灭了他的灵魂。这是奶奶关照的。其实奶奶具体只跟爸爸说，要给爷爷入土为安，其他都没有详细地说，她知道，说多了，这个小儿子会反对的。

    周末的时候，爸爸向领导提出申请，借用了单位的吉普，然后和大伯去给爷爷看坟地。车子颠颠簸簸地往郊区开，一直开到雨花台后面的一片墓地，那时候就觉得已经离开南京城很远了，到了那里，跟着一起来的大伯的朋友，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罗盘，像指南针似的东西，对着远处的山峦在那里测试。爸爸一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哪里是大伯的什么朋友，这是一个风水先生。

    爸爸把大伯拖到一边，说：“你搞什么鬼啊，带这么一个人来。”

    “娘，让他来的！”

    “都什么年头了，还在搞这套封建迷信的东西？！”

    大伯不再说话，就是低着头站在那里，爸爸很快就打道回府。可是，这在后来“文革”的时候，作为一大罪状被揭发出来，爸爸被批斗得很厉害，怎么交待，都说不清楚。大家都很奇怪，这是谁去揭发了，不会是大伯私底下在报复爸爸。不是的，爸爸心里清楚，大伯人老实，他是一点坏心眼都没有的人。是那年开车带他们去的司机，他虽然坐在驾驶座上，始终没有下车，但是透过车窗看着，他已经看明白了一切。一年以后，他就检举揭发了爸爸的“两面派”行为，什么“忠孝节义”，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做的事情吗？他用党员干部的身份当幌子，干着封建迷信的勾当。

    现在奶奶死了。这时正赶上“林彪事件”发生不久，整个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父亲这样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很快就被“解放”出来，从干校回到机关，当上了“三结合”干部。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做区长。但是，奶奶的去世，给爸爸带来了障碍，奶奶要求和爷爷一样，土葬！

    这是奶奶死之前关照大伯的，也是她最后唯一的要求，她知道自己死的时辰，她都给自己算好了，在还有点力气的时候，就把最后攒的钱买了黄贡缎的料子，这比真正的绸缎要便宜很多，但是，只要你不去洗它，面料也是闪闪烁烁，发出一点光泽。奶奶要光光鲜鲜地走。她还说，如果土葬，会有来世轮回再投人生的，她不知道是否再会遇到爷爷，对这个她不大在乎；但是还有来世，她就要好好做人了。这辈子活得还是辛苦了一点，下辈子会有好报的。

    爸爸让建军带话过去，土葬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国家提倡火葬，他作为刚刚结合回城的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响应。于是，建军骑上自行车去瓦厂街转告大伯。大伯说：“回去，你爸爸什么胆子？这是我最后答应奶奶的，棺材板子，是她活着的时候买好的，奶奶都认可了。”传话去的时候，小屋后院，木匠早搭好了架子，板子给拖到空地上，木匠把板子举起来，凑在眼前，对着有光的地方看，然后放下把它刨平。建军不敢说话，骑了车又往家里跑。暮色降临了，大伯把家里的老式油灯点上，决定加紧完工，不能让爸爸再来干涉。

    这次，他们兄弟俩开战了。第二天一早，爸爸就让司机开着苏联的大吉普到瓦厂街来了，大吉普开来的时候，把尘土扬得高高的。瓦厂街上的孩子，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车，这样的场面，他们不怕吃灰，成群的孩子跟在苏联吉普屁股后面跑，不停地跑，有的落下了，又有新的人加入进来，车子后面，一直有追赶的孩子。一直看见它停在大伯家门口，街上的大人也出来了，街面上围满了人，当爸爸带着建军走下车的时候，围观者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没有人说话，就是那么认真地看着。那时候的建军，已经不是送饭时的小学生，他窜出了一个头，比爸爸个子还高，他已经十七岁了。看见他们父子的时候，邻居开始窃窃绰绰在那里议论，建军低着脑袋，像被人拉出去批斗似的。爸爸已经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了，他不管那么多，大步走进大伯家里，家门就让它敞开着，四周的邻里都能看见这对兄弟的战斗。

    奶奶还躺在自己的屋子里，已经换上了黄贡缎的寿衣，人直挺挺地躺着，身上什么都没有盖，脚上穿了一双缎子的绣花鞋。脸上和手上的皮肤都已经皱在一起，可是她穿得那么漂亮，寿衣上的光泽，把脸照亮了。老，变得一点都不可怕。原来到最后的时刻，每一个人都是顽固地想留住青春。窗户上围着很多孩子，他们趴在窗缝里往里看，屋子里，没有窗帘，报纸糊住了窗户的下半部，于是有的孩子就爬在树上，还有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大家都要看看奶奶是什么样的。

    客厅里坐着大伯、爸爸和建军。这里是轮不到建军说话的，第一次看见那么老实的大伯在那里骂人、发火。

    “你真是孽子，干得出这样的事，对得起母亲吗？”

    “今天过来，你以为是我要摆威风？”

    “母亲为我们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那么一点要求都不能满足？”

    “是军代表让我坐大吉普来的，军代表代表组织，不同意土葬。”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土葬的！”

    “我们现在除了服从组织，没有什么祖祖辈辈的说法。”

    爸爸老的时候，说到这事，也是叹气：“有什么办法啊，军代表在那里，你敢不服从吗？我带着你去，就是做给大家看的，要有一个见证，不然又像给你爷爷找坟地，说都说不清。现在好，门开着，街坊邻居都看见，都听见了。”

    爸爸和大伯吵架的时候，木匠来上班了，他径直走到后院，看都不看爸爸一眼，拿出家伙就开始刨了起来，那刨花在院子里飞舞，爸爸走过去跟木匠说：“不做了！”

    大伯大声地吼道：“这是在我家，我说了算！”

    “是听你的，还是听组织的？”

    “母亲尸骨未寒，你想干什么呢？”

    木匠一手举着刨子，一手拿着木板，不知道是继续干活，还是放下家伙。

    “加紧干！”大伯说。

    “停工！”

    那架势，兄弟俩都要开始动手了。大伯家的孩子，那些日子早早就出门，都不敢在家待着，建军躲在墙角边上，就是那么傻愣愣地坐着。为了是做一个见证。

    大伯也不会真的动手打人，于是兄弟俩谁都不说话，坐下。木匠，拿出他的烟袋，开始点了几朵刨花，开始抽烟。阳光直直地照进院子，可是家里却一片阴霾，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午饭的时候，居然有端着饭碗在门外，一边吃着一边还站在那里等着看结果。爸爸带来了烧饼，从书包里取出两个交给建军，父子俩就那样，就着白开水吃着烧饼，把午饭解决了。大伯气得直叹气，他咕噜噜地喝着自己大茶缸里的茶叶水，也不吃饭，就这么陪爸爸坐着。一直等到天黑，木匠师傅站起身，收拾了家伙，朝大伯走来：“今天是干不成了，我明天还要来吗？”“来！今天的工钱，我会付你的！”爸爸全当不听见，低着头不说话。等到木匠师傅离开以后，爸爸带着建军坐上了苏联大吉普。

    第二天，所有的情景再次重复，大伯也不放弃，就是那么陪爸爸干坐着，兄弟俩就用沉默死掐！直到第四天的时候，奶奶的身上，开始散发出不大好闻的味道，大伯让堂哥和堂姐留在家里，用蒲扇给奶奶扇扇子，说那样可以降温，实际上是太多的苍蝇，围着奶奶的尸体在飞。大伯让孩子，糊了几碗稀稀的糨糊放在奶奶房间里，苍蝇飞到那里，就被粘住了。等面上粘满了苍蝇，就把糨糊搅和一下，又能粘住新的苍蝇。

    爸爸，全当什么都没有看见。只要开口，就说：“火化，必须火化！”大家都在等待，等待着什么？谁都说不清楚，至少爸爸坐在那里，大伯就不敢做棺材，木匠不来了。说是等你们兄弟俩吵明白了，他再来。这种钱，实在是挣得太辛苦。一周到了，该是做七的日子，可是，兄弟都不说话，大伯伤心得一个人躲在二楼哭，老泪嵌在大伯皱皱巴巴的皮肤上，不是那么顺畅地淌下来。大伯看了看窗户，外面的阳光刺眼，楼下奶奶的尸体已经臭了，他在二楼坐着，打开的窗户都会把那股死尸味道飘进来。邻居都在那里议论，大伯知道自己败给爸爸了，他必须把奶奶送去火化，否则放在棺材里很快也会腐烂的。

    苏联吉普车开回去了，爸爸和建军还是坐在屋里，深夜的时候，司机开着一辆207军用小卡车来了。建军和堂哥一前一后，抬着臭气浓浓的奶奶到卡车上。他们连担架都没有，用一床薄棉被裹着奶奶，凭着自己的力气抬着。大伯在卡车上用扫帚又扫了扫车板，怕弄脏了奶奶黄贡缎的寿衣，他把奶奶安放好，大伯爬下了卡车，建军和堂哥把奶奶送去了火葬场。晚风吹来，吹散了腐臭味，但是，站在奶奶身边，建军还是惧怕，他趴在卡车铁栏边上，当卡车开动时，低低的梧桐树枝，抽打在建军的脸上。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些红色的情结没有了，心里充满了苦涩，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土葬啊。

    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变成深墨绿的，那似乎是奶奶的颜色，有一点亲情有一点威严，还有一点神秘。奶奶的灵魂和着那腐烂的臭味，一点一点往上升，卡车颠簸着开往火葬场，建军趴在车栏杆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多想像小时候，外婆去世时的那一刻，默默地哭泣；可是现在，他就是哭不出来。胸口堵得慌，几乎是被疲惫压迫着，他不停地喘气，不知道怎么办好。从外婆去世到现在，才过去三年，可是建军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在颠簸的卡车上，他发现自己从童年一步跨到了成年……

    五颜六色的家族

    奶奶喜欢大伯，但是爸爸一直是她的骄傲，钟家的光荣。爸爸从小就会读书，人也聪明，外面的事情都让爸爸去打点、处理。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抗战开始了，奶奶让爸爸赶紧去大别山看看，如果那里安全的话，全家就去那里逃难，他们管这叫“跑反”。爸爸去探路挤上了逃难船，上船第一眼就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太太、小老婆，他们穿着貂皮大衣都带着家眷也在“跑反”。船舱里挤满了人，根本没有空隙，可是这些国民党家属，占了很大地方堆放东西，他们带着金银首饰、细软不算，竟然把马桶都带上了。这对爸爸简直是一个刺激，中国人连命都没有了，他们还要带上马桶，生活还是那么奢侈，这和整条船上的穷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一次爸爸看见了贫富差距，原来这个社会竟是如此地不平等，说国民党的官员腐败，没有想到可以腐败到这种程度。那个愤怒，就这么在爸爸心里扎下了根。

    一九三七年冬天，爷爷奶奶和大伯一起“跑反”到大别山的潜山区，等到有人带消息来，说南京城稍微安定时，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全家人下山回到了瓦厂街。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年代，各种抗日的工作团在招人，学业结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去国民党的部队，还是去共产党的部队。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国民党，因为他们是正规军，待遇好；但是，爸爸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虽然国民政府确实在浴血奋战，可是，像爸爸这样的学生，更清楚看见的是蒋介石的独裁，“跑反”船上那些肮脏的国民党官员，而共产党所有的宣传，都是追求“自由、民主”，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那时候，还听说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里人人平等、幸福。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一切都是绚丽的，像大浪过后，刷洗了海滩，生活会全部改变。苏联的美好，遮蔽着斯大林的残酷和恐怖，爸爸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只是用自己生命去追求美好的理想，追求共产主义，虽然对这些事情的本质，他还没有搞明白。

    当一九四九年，跟随部队南下进城后，爸爸留在了南京。这是爷爷奶奶觉得脸上最有面子的地方，那条瓦厂街，当年走出去不少人，有的去了台湾地区，留在大陆的家里人，就过得很苦；有的国民党里的人留在大陆，那就更惨，是全家人在吃苦；只有像爸爸这样的人，带着“成功”回来，于是爷爷奶奶有了自信抬头做人了。他们不知道，爸爸的成功，最关键的是，他是从学生到共产党，历史简单，人生不复杂，没有“污点”。从新四军转成“三野”，爸爸跟着共产党政权一步一步往前走。

    奶奶的骄傲，现在想来，不完全是因为“体面”，而是因为父亲，让他们没有吃到运动的苦。在抗战之前，也就是爷爷去“闯码头”的日子里，爷爷也有过很“骚包”的日子，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了一个小官，带着一个警卫回到瓦厂街上晃悠了几圈，听奶奶说，爷爷身上还有枪。但是，这个日子不长，当爷爷再回瓦厂街时，早就身无分文了，只好和奶奶一起带着全家“跑反”。即使在那个时候，爷爷还在偷偷地抽大烟。到了解放以后，爷爷不再炫耀他的过去，和奶奶一起，他努力掩饰着这一段经历，他们认定自己就是城市贫民，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爷爷终于把大烟戒了，爷爷说：新政府是很严厉的。直到爷爷去世，都没有经历运动的折磨，过上了小日子。爸爸像一圈光环，罩着钟家。

    刚解放，爷爷和大伯，还有妈妈家的亲戚都找上门来，希望爸爸给解决工作。因为社会刚走上正轨，很多单位要人，爸爸都帮他们解决了问题，爷爷去看门，大伯去一个小学当会计。但是，好景不长，他们都不适合在体制里工作，那些会议和学习，遇到“三反五反”，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即使你没有问题，都让人有犯罪感，连大伯那么老实的人，都觉得干不下去了。爷爷和大伯都离开了单位，大伯在城边上，开始给农业供销社拉板车，做销售。这一干，就干到他退休。

    爷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爸爸每个月要负担他和奶奶的生活费三十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一笔钱啊。有了这钱，爷爷和大伯家一起过，就变得理直气壮了，顺便还贴补了大伯一家。每月的十三号，爷爷拄着拐杖，穿着黑布鞋，一身利落干净的长褂坐着公交车来了。外婆，早就在家里等着亲家来拿钱，在窗户前看见爷爷的身影，外婆就会给建军两毛钱，让他赶紧去巷子口，给爷爷买吃的。外婆拿出小酒盅倒上一杯，放上一小碟花生米，爷爷就进门了。一会儿，建军拿着热乎乎的荷叶包，里面是一小包切好的南京盐水鸭。爷爷乐呵呵地拍着建军的头，然后就在桌子前坐下，嘬一口小老酒吃一小块盐水鸭。建军，就会靠在椅子边上，粘着爷爷。爷爷知道建军的小伎俩，于是就会从荷叶包里，取出一小块鸭脖子，放进建军嘴里。这时候外婆就说：“可以了，爷爷难得来。你天天有吃的，管自己去玩吧。”建军吃了一块鸭肉，就蹦蹦跳跳地跑一边去了。爷爷那里非常享受地吃着，外婆在边上抽着烟看他吃。这盅小老酒，爷爷是可以喝上一个多小时的。时而他们会聊上几句，问问爷爷大伯的孩子好吗，奶奶在忙什么啊；时而，他们也会怀怀旧，外婆都说了好几次了，可是还在说，当年妈妈和爸爸穿着军装进城了，他们先跑去船板巷看外婆，敲门以后，来开门的是老管家，一看是两个当兵的，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再一看，“嗷哟，是三小姐啊！”掉头就往院子跑，大声叫着：“三小姐回来啦。”

    每一次，外婆都会点一下手上的烟蒂，和爷爷扬起脖子在那里哈哈大笑。建军就会傻傻地看着他们，因为，这个笑话他听了无数次了，怎么他们还会笑呢？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开场，然后爷爷在爸爸家吃了午饭，外婆给爷爷泡杯茶，喝了茶以后，爷爷就会打个午觉。到下午三点起来，谢过外婆以后，拿着三十块钱，用报纸包好，解开自己的裤腰带，把钱放在裤腰的内兜里，然后扎紧了裤带就走了。外婆，拉着建军把爷爷送到门口，不停说：“路上小心了。”“谢谢，留步留步。”“有空来玩！”“会的会的，留步留步了。”

    外婆为人好，这哪里像爷爷来拿钱，简直像来送钱。

    可是到“文革”一开始，爸爸被揪出来了，工资全部停发，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着，那时候爷爷也去世了，爸爸拿不出钱给奶奶，三十块钱的故事到此结束。大伯全家陷入了困境，大伯来问爸爸要钱，爸爸拿不出钱。大伯不相信，说你还有存款呢。爸爸说，存款没有多少，现在也被单位冻结了。一点收入都没有。兄弟俩又吵起来，大伯实在气得走投无路，跑到爸爸的单位里去了，可是一个“走资派”的兄弟，谁都不搭理他。大伯真是绝望了，奶奶没有工作，家里还有六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拉板车的，三十五元的工资，怎么活啊。

    大伯逼着爸爸给钱，可是真的没有钱啊。家里的家具都是单位，是公家的。你说，你要什么，能拿的，就拿吧。外婆在大伯离开的时候，把家里大半个月买菜的钱抠出来，私底下塞给他三块钱。

    所有“文革”的记忆不论是大伯，是外婆还是爸爸妈妈，都成了黑色的，大人在房间吵架的时刻，再也不会顾及小孩在边上，就像院子里的大字报，随时就可以贴到墙上，墨汁不知道怎么就可以那么任意地泼进来。那是家里最坏的时候，爸爸和大伯、奶奶一家关系非常紧张，看见大伯来讨钱的时候，建军就往外跑。

    一直到后来，爸爸的工资恢复了，又开始接济大伯的时候，关系才有改善，但是那些年吵架说的话，互相的伤害，都在心里埋下了仇恨。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老干部处的车子开着爸爸去瓦厂街，他还带了一点水果。大伯也老了，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看见爸爸的时候，他说：“今天怎么有空来家里坐坐啊。”“离休了，有的是空啊。”兄弟俩哈哈大笑起来，大伯接过水果，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话好说，兄弟俩就是摊开了棋盘，在那里默默地下棋。爸爸棋术很糟，上来就输。爸爸又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再来。

    门，还是开着，让太阳照进这老屋，客厅还是泥地，桌子变得更旧了，开裂了，裂缝里有吃饭掉进去的残渣剩饭，大伯也没有精力打点这些。孩子都大了，老大在四川结婚成家了，这老屋变得很冷清又寂寞。爸爸的车子停在屋门口，瓦厂街没有小孩来看热闹了，现在到处都是车，时而邻居会往屋里探个头说：“老弟来看你了！”“是啊！”两个和气的老人对坐着，在他们中间就是那副旧旧的棋盘。这是爸爸和大伯最好的日子，他们互相往来，大伯也会坐着公交车去看爸爸，也是坐在那里下盘棋，然后爸爸依然输给大伯。他们嘻嘻哈哈笑着，把棋盘收了。爸爸从来不留大伯吃饭，因为大伯总是说：“回家吃。早点回去，天黑了，走路不方便。”“下次就像爸爸一样，上午来，在这里吃了饭回瓦厂街。”“吃饭不要紧，就是来看看你。在家待着也无聊。”“是，常出来走走。”

    大伯和爸爸互相没有走动多少年，到九十年代底的那会，爸爸就开始老年痴呆了。大伯是二〇〇二年去世的，走的时候，爸爸已经完全不省人事。大伯也老了，不能去医院看望爸爸，但是，兄弟俩没有了积怨，时光过去了，洗刷了照片上的颜色和那些轮廓，但是仔细看看，还是会在老照片里找到了细节。人的关系，会因为时光，变得模糊，也会在模糊中看见温馨的记忆，就是在照相机快门闪动的那一刻，那个记忆，就在那里定格了，成为永远。

    白色，爸爸的晚年

    母亲是一九九六年去世的，那时候她才七十三岁，按照现在标准看，母亲去世得早了。父亲没有思想准备，人，似乎就在这个瞬间衰老了。

    从小到大没有听见父母吵过架，退休以后，他们俩一起上街买菜，一起洗菜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看报纸。然后，周末的时候，建军开着他的越野吉普，带上女儿和爸爸妈妈去玄武湖、中山陵转上一圈，现在想来，那是和爸爸妈妈走得最近的一段日子。

    女儿很小，整个是个小不点，穿着酱紫红的大襟棉袄，一排小扣子从脖子上斜着弯曲到腰间，最后在下摆处停止。爷爷奶奶都很喜欢小孙女，可是小孙女不要爷爷奶奶抱，她就是死死拉着建军的手。女儿单纯的目光，像建军照片里的湖水，清澈透明。看着孙女，父亲就有一种满足，不让抱就不抱吧。

    父亲和母亲退休以后，也不雇一个保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他们觉得身体很好，能自己动手还是自己动手好。冬至的那天，南京突然下雪了，这么早就下雪了。爸爸和妈妈说：“你待在家里，我出去买菜，一会儿就回来。”“没事，一起去吧。”“下雪天，路上滑，还是在家待着。不就是买个菜吗。”因为下雪，菜场上突然就没有什么菜了，空空落落的菜场，地上的积雪变成黑色的，爸爸提着菜篮子很快就转身回家。他敲了敲家里的门，却没有动静，于是他使劲地敲，还是没有动静，可是妈妈在家啊，他就叫她的名字，还是没有人应。那时候，他们住在一楼的平房里，爸爸赶紧跑到外面，扒着窗户往里看，一直转到边上的小窗户上，隐隐约约看见妈妈躺在地上，爸爸赶紧往N大的老干部处跑。学校跑来一群人，把家里门给砸开了，就看见妈妈那样直直地躺着。校医院的医生说，不行啊，因为已经没有呼吸了。立刻通知了救护总站的车来了，那里的医生走下来，翻开妈妈的眼睛，看见瞳孔已经完全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做了抢救式的人工呼吸，还是不行，医生说：“是突发性，心肌梗死。”

    那些日子，是爸爸最艰难的时刻，他走不进家门，所有妈妈留下的记忆都在那里，甚至屋子里还弥漫着妈妈身体上的气息，可是人，怎么就不在了。爸爸，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们那一代人视“坚强”为一种很高尚的品质，所以在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表现得非常坚强，他，没有掉眼泪（至少在孩子面前，他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过）。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紧紧地和亲人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怀念的时候，我们长久地注视着亲人的照片，似乎目光的拥抱，也能给爸爸带来最后一丝温暖。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爸爸很快就病了，一直咳嗽，感冒。他不说话，他不愿意和孩子回忆以往和妈妈在一起的岁月，他什么都不说。父亲离休前的最后十年，八十年代初，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就接到国务院签署的任命书，去N大做副校长，管理后勤。其实父亲心里是清楚的，让他去那里是为了建“中美研究中心”。这涉及到鼓楼区的地皮，大家都知道他是那里的老区长，人缘好，这事情只有他能搞定。上任了，父亲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但是家里人都知道，爸爸不快乐，他不喜欢去大学工作，那是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特别是离休以后，有人说，爸爸是副厅级的干部。爸爸会非常恼火地纠正道：“副厅级，还需要国务院签署吗？”开始的时候，建军不理解爸爸怎么变了，也开始讲究这些措辞，副厅级就副厅级，需要解释吗？你要更正这些地位、名誉有什么必要？这不像过去的爸爸了，怎么老了，会变得如此虚荣？

    可是，看见他工作回家后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建军才明白，爸爸不是要强调那个级别，爸爸是心里有怨气，他找着茬在那里发泄。他不喜欢在学校工作，但是他们那一辈的人，一切都是“服从组织”，再说，做N大的副校长，是对他的提升，有什么可以不快乐的？爸爸自己也说不清楚，下意识里，他更喜欢下到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当晚年，爸爸和大伯坐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了爸爸身上的贫民气质，他的温厚和淳朴。

    妈妈去世后，爸爸的沉默，让孩子们都很着急，小姐姐的好朋友听到以后，想把自己的母亲介绍给爸爸，她母亲也守寡很多年了，曾经是做会计的。解放前，在《大公报》做事，上海人，也是读书人，资本家出身。总之，听上去还是挺不错的老派人。孩子们商量以后，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否愿意找一个老伴？女方，是小姐姐好朋友的母亲，这个好朋友，爸爸是看着她长大的，想想也是知根知底的人。于是，答应了。父亲还是那么老派，要求认认真真去民政处办理结婚手续，名正言顺地把女方接进家门。可是结婚不久，邻居看见老太太的时候，大吃一惊，对建军说：“你们这些孩子，在干什么啊？这女的凶得一塌糊涂，在家就是天天跟孩子吵，他们家的子女都受不了，这不，正好就扔到你们这里了？”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邻居虽说是好心，说着说着，还是忍不住要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可笑过以后，又非常同情钟家。家里人都很恼火，关你们什么闲事，爸爸和老太太处得好着呢。其实，家里人是不说，嫁过来不久，老太太就在家里摊开了麻将桌，爸爸在屋子里，听见那稀里哗啦响不停的麻将，在那逼仄的小屋里转圈子，不知道怎么办好。建军回家劝她不要在家里搓麻将，因为妈妈在的时候，家里没有搓麻将的习惯。这下完了，终于开骂了，这一开始，就把整个家庭和爸爸拖向死亡。她嗓门极大，频率高，语速也快。没有人可以插嘴顶住她，你不爱听什么，她就骂什么。爸爸吓坏了，劝建军赶紧走，他在边上听了血压都上去了。后来，小姐姐、大哥、大姐回家，她也是骂，说他们都是看中“老东西”的钱，逢年过节就来骗钱了。原先那么安静的钟家，那么和睦的家庭关系，突然成了战场，兄弟姐妹见面像做贼一样，要约在外面，还要想办法怎么把爸爸骗出来。因为老太太把爸爸看管得很严，怕他出去花钱，怕他把钱交给子女。

    当时，爸爸已经搬到N大的院士楼，看见吵架害怕了。老太太吵得四周谁都能听见，爸爸要面子，跟孩子说：“不要回家，不要回家。这样她就没有理由跟你们吵架了。”爸爸自己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尽量不要和老太太照面，尽量回避战争，尽量让屋子安静下来。可是，保姆来了，老太太又跟保姆吵，家里永远不能安宁。爸爸出去走走，回来看见老太太在想办法开爸爸的抽屉，想看看你这个N大副校长到底存了多少钱？偏偏爸爸是个贫民校长，除了工资，没有一分钱的外快。当初来找他办事的人，只要是带着礼物上门的，全都被挡在门外，这是爸爸的口碑和为人。老太太不相信，还是要检查爸爸的存折。

    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爸爸好言好语地求她：“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我全部负责。你回自己家住吧。你这样大声地吵架，我心脏受不了。”可是老太太的儿子也绝，就是不让母亲回家，说是户口都迁走了，你都嫁人了，怎么回家住？爸爸说：“那就离婚吧，你把户口迁回去，我依然每个月付你生活费！”听说离婚，这不翻天了，刚逮到爸爸这样一块肥肉，老太太怎么能放手？当着父亲的面，她开始在屋子里找绳子，说：“你要离婚，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吊死给你看。”

    外人听见这些细节的时候，都是捧腹大笑，实在是忍不住啊。说是你们钟家中头彩了。可是日子，是要爸爸一天天在那里过下去的。爸爸像得了自闭症似的，听见老太太一叫，整个人就开始哆嗦，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他怕朋友来，他怕老太太吵架，他怕听见她像金属般锐利的摩擦声。不久，爸爸忘记回家的路了，没有想到，曾经那么有权威的父亲，有一天会走丢了。兄弟姐妹都在报警，满街的找爸爸，终于看见父亲坐在离开菜场不远的街边，那是他和妈妈常去的地方。

    不久以后，爸爸住院了，他再也没有回家，再也没有离开医院，他似乎用遗忘来抵御老太太的折磨。一天夜里，父亲在噩梦惊恐地叫喊着说：“不能杀人，不能杀人啊！”“我没有罪，我终身为革命献身！”总之他叫喊得非常惨烈，陪夜的建军使劲地摇晃着父亲，他就是在噩梦中半天醒不过来，终于把他摇醒时，父亲张开恐惧的眼睛，瞳孔放大了，呆呆地看着前方，他什么都没有说。护士来了，给他吃了安定，护工为爸爸擦去满头、满身的大汗。

    建军问他：“爸爸，你现在好点吗？”

    爸爸不说话，眼睛渐渐由恐惧变得茫然，依然是呆呆地看着前方。直到这一刻开始，建军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过去总觉得对父母不错，一直关心他们，特别是妈妈，送她去医院，按时给她吃药。可是，看见父亲这样喊叫的时候，他才扪心自问：怎么从来没有和父母好好聊过，从来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从来不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更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有时，偶然会听见，母亲跟父亲说：“你这一生，总算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爸爸回答说：“是啊，那么多运动，走过来了。”那时候，听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觉得他们特别平庸，真想问爸爸，你走过来了，但是在历次运动中，你作为领导，你整过人、害过人吗？你怎么没有反思？

    可是当父亲这样叫喊的时候，建军才知道，不敢反思，他早就被整治得谨小慎微，他们对上面的指示不敢反对，唯唯诺诺地服从，这就可以不被人整治。这些，与最初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这个当初毅然选择参加共产党的小伙子，他选择了危险，选择了奉献，最后，他们身上的这些追求，都上哪里去了？人，怎么可以改变得那么彻底？一步一步走过来时，他没有意识，可回头一看，现实已经改变得很多很多，最初的起点，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歪歪斜斜地，几乎走到了起点的对面。让爸爸再沿着老路走回去，看清自己是怎么走错的，他会害怕，他没有这个体力，他不会应对，更怕在老的时候，对自己年轻时理想的否定，他不敢面对一个失败的人生。在医院的日子，躺在安静的病房里，噩梦纠缠着爸爸，煎熬着。

    只是有一次，跟爸爸吵架，建军再也忍不住了：“你当区长的时候，给鼓楼区做了什么？就是修了一条街。”那是爸爸最大的业绩，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上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口号，为了给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爸爸在鼓楼老区，请出了民间的老手艺人，集中在街上，修伞的、补锅的，还有修补脸盆脚盆，连修补衣服、鞋子的，只要和生活用品有关的，那些小店面开得应有尽有。街变得很兴旺，充满了生活乐趣。建军不理解爸爸，他以为“新”以为“大”就是进步，爸爸怎么就会做这些“旧”东西？

    建军说得很恶毒，这真是伤了爸爸，他低下头不说话，第一次在和建军争执的时候，爸爸沉默了。在那个时候，爸爸是努力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鼓楼这样的老区，不能建厂，不做这些手艺活，能干什么？父亲，也许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不是会深刻反思的老一代；但是，现在建军明白了，父亲是一个为老百姓、为城市贫民做官的人。他的理想主义落实在日常的层面，他懂得如何与街道、居委会的人打交道，他会认真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一点一点改进。

    父亲，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变得越来越白，上面的影像都消失了。医院的白色把记忆一起涂抹掉，像显影不足，当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爸爸身体好一点时，建军扶着他去院子里走走，爸爸走得很慢，人，是呆滞的。建军问爸爸：“你现在好点吗？”爸爸点点头。“你认识我吗？”爸爸摇摇头。建军说不出话，紧紧拉住爸爸的手，那手心里渗满了汗水，他也把儿子的手抓得很紧，唯恐失去他一样。带着爸爸又走了一圈。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可是直到这一刻，建军才意识到，生命在于记忆。没有记忆的日子，让人活得失去了尊严；没有记忆的昨天，他无法认识自己，父亲像一张惨白的纸头，薄薄的，在风中颤抖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变得如此地脆弱和单薄。

    爸爸。

    记忆，与其说是对过去的思考，不如说是让未来在延续时，找到依据。

    人物生辰年表：

    爷爷（1890年—1965年祖籍湖南）

    奶奶（1895年—1972年江苏）

    外公（1895年—1926年安徽宿松）

    外婆（1900年—1969年江苏扬州）

    大伯（1916年—2002年祖籍湖南）

    大伯母（？—1963年江苏）

    爸爸（1919年—2011年祖籍湖南）

    妈妈（1923年—1996年祖籍安徽）

    建军（1955年—江苏南京）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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