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公报》停刊三天
每年1月是重庆最冷的时候，1943年亦复如此，天天阴天，整月不见太阳，不过毕竟地处南方，再冷也冷不到哪里去，所以大街上的路人不过穿件棉袄，南山上的树木依旧碧绿，红岩村的千万株红梅开得一片灿烂，长江和嘉陵江绿波荡漾，白帆点点，自然没有封冻的事。
外国记者招待所位于重庆市区两路口的巴县中学旧址。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处也在这儿。抗战爆发，国府迁渝，中国各大新闻媒体及英、美、法、苏、德等国在华通讯社、报刊随之来渝，如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纽约时报》等。
2月初的一个周五，国宣处照例举办每周新闻发布例会。主持人是国宣处长曾虚白，请来的发言人是最高统帅部军事发言人和几个部会的代表。常驻重庆和过境外记二十余位应邀出席，有路透社赵敏恒，合众社王公达、费思尔，美联社慕沙，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纽约时报》窦奠安，哈瓦斯社潘少昂，塔斯社罗果夫，英国、美国驻渝新闻处官员等，济济一堂。
发布会照例先由主持人先作简单介绍，然后分别邀请军事发言人和其他部会代表就预约题目发言，之后由记者提问、有关人员作答。发布会进行到最后一项时，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一位戴眼镜、矮个头、圆脸、宽额头的年轻先生，举手提问。国宣处长曾虚白点头同意。白修德站起来说：“请问宣传部代表，听说重庆《大公报》因为前几天发表《饥饿的河南》文章受到当局处罚，有这事吗？怎么处罚？为什么要处罚？谢谢。”
一个多月前，1942年12月，《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到河南采访。他从四川出发，经西安到洛阳，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途中，他亲眼看到河南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有孩子饿死，有村民吃有毒野菜全身浮肿，有县乡政府逼农民纳粮。张高峰依此写成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发表于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通讯开头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
这篇通讯具体介绍说：“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112斤要900元，高粱一斗640元，玉米700元，小米10元一斤，蒸馍8元一斤，盐15元一斤，香油也15元。”
通讯最后说：“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第二天，《大公报》发表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同时转发中央社新闻：“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当晚，政府新闻检查所来人宣布，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王芸生去找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问究竟，得到的回答是，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这就是白修德提问的背景。
宣传部代表回答：“谢谢提问。据我所知，有这回事，处罚是停刊三天。至于原因嘛，是言过其实，不负责任。据中央社消息，河南灾情是很严重，但得分地区，有的严重，有的轻一些，而河南人民正在克服困难，积极纳粮，支持抗战。”白修德听了直摇头，总觉得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众，可自己并没有掌握河南灾情的第一手材料，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作罢。
新闻发布会结束，白修德回到宿舍。外国记者宿舍就在发布会楼房不远处的草坪上，是一幢由旧房子改建而成的长方形二层小楼，上下共有13个房间，两人一间，住了二十来个外国记者，被称为外国记者招待所。抗战爆发，许多外国记者来到重庆。为了解决他们的住宿、采访、发电报，也为了国宣处便于管理和定期向他们发布新闻，特于1939年7月建成这个招待所。这里设有坚固的防空洞，附近设有邮电局、新闻电讯检查室，外国记者送检、发电、寄邮都很方便。英国驻渝新闻处在附近礼园。美国驻渝新闻处在附近美领事馆内。
白修德躺在床上大口抽烟。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走进寝室招呼他说：“喂伙计，怎么闷闷不乐？还在想《大公报》的事吗？别想了，走，吃饭去。”招待所提供住宿和一日三餐，收费低廉，每月房租法币40元、伙食费法币20元，相当于4美元。白修德说：“到吃饭时间了吗？那走——”说罢起身。餐厅设在招待所边上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国宣处的官员也在这里用餐。每天吃饭时候这里谈笑风生，很是热闹。
白修德和福尔曼坐在角落桌边吃饭。白修德说：“我总是怀疑中央社的消息不真实。什么叫‘罄其所有，贡献国家’？你知道中国这个‘罄’字的意思吗？”福尔曼摇摇头说：“不清楚。我可比不了你，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通过中文考试的本科生。”白修德哈哈笑说：“这不是夸张。你是知道的，当时哈佛的老师觉得汉语太难，提出‘本科生不适宜学汉语’的劝告。所以我们这届学汉语的本科生只有两个，而毕业考试很难，另一位学生最后放弃了，我则一考即过。”福尔曼笑笑说：“别自夸了，快说‘罄’字啥意思？”
二人边吃饭边聊天，因为说的是河南灾情话题，自然引来其他记者关注。路透社记者赵敏恒端着食盘走过来说：“中央社的消息信不得。”美联社记者慕沙在另一桌大声说：“你们不能攻击中央啊，曾处长有意见了。”国宣处长曾虚白与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外事科长季泽晋、对敌科长崔万秋、编撰科长沈剑虹等一桌吃饭。曾虚白笑着说：“别扯我啊。”大家哈哈笑。
吃完饭，白修德与福尔曼出去溜达，出得招待所便是两路口。两路口地处重庆新城。抗战爆发，随同国民政府迁渝，大批人员迁来重庆，重庆人口迅速由30万猛增到100万，自然引来城市扩容，而扩容之处便称为新城。两路口地处城郊结合部，往上出城，翻浮图关，即是老成渝公路，往北通曾家岩，国府所在地，往南是中山路进城，通精神堡垒。
白修德和福尔曼出门往北走，说话间过了特园、上清寺，到了牛角沱。白修德说：“离《大公报》不远了，我们去会会张高峰如何？”福尔曼同意。于是二人沿嘉陵江公路迤逦来到李子坝。1902年，《大公报》创刊于天津，1938年12月迁入重庆开办重庆版，位于李子坝正街102号，是一幢近40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三层小楼。
白修德和福尔曼来到《大公报》社。接待他们的是总编辑王芸生。王芸生时年42岁，天津人，圆脸，戴眼镜，目光严肃。他告诉二人，张高峰不在重庆，被河南当局拘留了。白修德和福尔曼大为惊讶。白修德问：“张高峰被拘留了？怎么会这样？王先生你能说说具体情况吗？”王芸生说：“行。你们请坐。”又提高声音叫役工上茶，然后向二人讲起张高峰报道河南灾情的事。
张高峰1918年生于天津宁河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张信儒是县学教师兼书法家，父张继北京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张家后来家道中落，张高峰13岁开始半工半读求学。长大后，他课余到一家通讯社刻写钢板，学习跑采访、写稿件。七七事变爆发，张高峰结识著名记者范长江，担任国际新闻社特约记者、湖南《观察日报》特约记者，加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40年，张高峰考入武汉大学（时迁四川乐山）学习。其间，《大公报》来武汉大学招收通讯员。他被录取。1942年秋，张高峰被《大公报》派往中原任战地记者。
王芸生讲到这里，嘴角浮起微笑，说：“我知道他，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坚持原则。这是我录用他的原因。”白修德问：“他去河南采访的事你清楚吗？”王芸生说：“这……我还真不清楚。你们想知道吗？那好，我找个人告诉你们。他刚从河南回来，是张高峰的同事。”
不一会儿，这人来了，风尘仆仆的样子，虽然已回重庆几天了，似乎还没恢复疲劳。他姓程。白修德、福尔曼叫他程先生。程先生说：“先说个小插曲。1942年冬，报社本来准备派我去河南。这时张高峰在武汉大学出了点情况，被学校勒令离校。他找报社申请也去中原，得到批准。于是我们结伴而行。按照王芸生总编的意见，中原分属第一、第五战区和鲁苏豫皖边区，是军事重地，与日寇必有恶战，派驻记者十分必要。”说到这里，程先生拿出一张地图，指着中原那一大块给白修德、福尔曼看。
他继续说：“我们从四川乐山出发，翻秦岭到陕西再去河南洛阳，稍事休整，从洛阳出发到豫东、豫西和黄泛区进行采访，一路所见，灾情的确相当严重，有成群结队的灾民呼天抢地，墙角有饿死的灾民和弃婴，还在一个地方听到人吃人的故事。”
白修德插话问：“你知道灾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程先生说：“严重的旱灾。去年夏天，河南很多地方赤日炎炎，滴雨未落，直到冬天也没下过透雨，造成许多土地绝收，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福尔曼说：“你们都发了哪些消息？”程先生说：“我主要是照相，发消息是张高峰的事。我们在叶县逗留了两天，那里离平顶山不远，盛产岩盐。张高峰伏案写了半天，写成一篇通讯，题目叫《饥饿的河南》。他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从叶县寄回重庆报社。我记得时间是1943年1月17日。”
白修德掐指算时间，说：“《大公报》是2月1日刊登的这篇文章，路上不是走了10天？”福尔曼说：“这还算好，还没死在路上。”程先生笑着说：“河南过来这一路交通不便，邮件转车转船耽搁得多，所幸没有弄丢。后来重庆的事，你们比我清楚。”白修德说：“这篇文章在2月1日登出，题目改成《豫灾实录》。请问王总编，为啥要改题目？”王芸生说：“还不是考虑怎样躲避新闻检查？当局要求‘题目不可过于刺激’。结果好，还是难逃一劫。连我第二天写的短评也连带遭殃。你们说公理何在？”这正是白修德和福尔曼要问的问题，这会儿却从王芸生嘴里说了出来。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反映的是河南遭灾的真实情况，而且还只是灾情中的一小部分，哪里用得着当局大动干戈？不过《豫灾实录》的开篇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听起来是有些毛骨悚然。
白修德问：“你们遭到停刊三天的处罚，报社情况怎样？”王芸生笑了，说：“出乎预料。停刊前，日销6万份，停刊后日销增至10万份。”白修德和福尔曼一脸惊讶。福尔曼问：“怎么会这样？”程先生插话说：“停刊时间是2月3日到5日，适逢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和正月初一，就当报社放假。市民听说《大公报》被查处，都争着打探情况，到处找《大公报》，不少人赶到报馆营业部订阅。报纸复刊，销路大增。我们和当局都没有想到。”王芸生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结束采访，白修德和福尔曼告辞而去。回到两路口外国记者招待所，二人还愤愤不平，都觉得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他们在草坪上遇到一批外记在喝啤酒，有人问他们这半天去哪儿了。路透社记者赵敏恒听说他们去了《大公报》社，问他们知不知道张高峰的情况？他们摇头说不知道，问了他们报社的总编，也不清楚。赵敏恒说：“这简单。今晚的啤酒，白修德你请客，我马上告诉你确切消息。”白修德说：“你算了，有了机密消息还肯公之于众？”《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喝得满面通红，指着赵敏恒对白修德说：“他知道。我敢打包票。他要扯谎由他请客。大家说好不好？”草坪上横七竖八坐着躺在的十来个外记异口同声：“好——”白修德对福尔曼眨眨眼，掉头对赵敏恒说：“一言为定。”赵敏恒告诉白修德和福尔曼，重庆当局处罚《大公报》后，河南当局立即响应，豫西警备司令部在河南叶县逮捕了张高峰，罪名是“共党嫌疑”。白修德和福尔曼听了大为惊讶。草坪上的外记也愤愤不平。白修德问赵敏恒：“接下来呢？出狱了吗？张高峰现在在哪里？”赵敏恒问：“还想听啊？”白修德说：“想听。”赵敏恒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了。你请客吧。”白修德气呼呼说：“啊？一句话让我请客啊？”大家哈哈笑。笑声把草坪旁大黄角树上一群麻雀惊得噗噗乱飞。
第二天，白修德去了一趟美国驻华大使馆，找到一位熟悉的外交官打听河南灾情的事。这位外交官说有这回事，河南去年的确发生了大面积旱灾，并从抽屉取出一封信给白修德看。这封信是洛阳天主教会托马斯·梅根主教写来的，说洛阳、郑州灾情十分严重，农民没有粮食，开始吃草根、树皮，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案。
白修德根据这个情况，立即写了篇通讯发往美国予以报道，题目是《十万火急大逃亡》，开篇写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上千万人面临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影响不大。白修德和福尔曼商量决定，悄悄去河南灾区看看，作进一步深度报道。
二、坐手摇巡道车去洛阳
2月底的一个清晨，绕城而行的嘉陵江和长江升起浓雾，遮天蔽日，把重庆城裹得严严实实的，分不清何处是山何处是水何处是城。白修德和福尔曼疾步跨出外记招待所，一头钻进雾里不见了人影。他们从两路口去下半城储奇门码头，乘船过长江，到南岸海棠溪，在那儿乘长途汽车离渝赴豫。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去前线，一是坐船沿长江而下到湖北三斗坪，二是坐车经成都翻秦岭去陕西，三是坐车经贵阳转湖北。白修德和福尔曼走的是川陕公路，准备从宝鸡、西安到河南洛阳。
大后方汽油十分紧张，民用长途汽车分配不到汽油，只好烧土制酒精，速度缓慢，特别是遇到上坡，更像老牛拉破车走不动。白修德和福尔曼坐在去陕西的车上，开头还兴致勃勃，谈天说地，要去河南弄到真实消息，要去营救张高峰，大半天后便口干舌燥，没了精神，便各自闭目养神。酒精汽车跑不起速度，跑一天才跑200公里，天就黑了，于是停车住宿。白修德问司机：“这是哪儿？”司机回答：“内江。”内江是一座小城市，位于重庆与成都中间，盛产甘蔗，人称甜城。第二天，酒精汽车继续前行，离开内江，一路摇摇晃晃，过资中、资阳、简阳，开往成都。
白修德和福尔曼在车上昏昏欲睡。昨晚上白修德没睡好，这会儿睡意盎然，上车不久便酣然入梦。睡梦中的白修德嘴角浮着微笑，似乎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历历往事。
1915年，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俄国明斯克移民，律师，但因为热心救济他人，弄得自家经济困难，在白修德17岁时因心脏病去世。母亲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白修德考入免费的波士顿公立拉丁文学校，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做过报童、自行车修理工、教希伯来语，挣钱供养母亲和兄弟姐妹。1932年，白修德从波士顿公立拉丁文学校毕业，考上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220美元、报童基金180美元。这两笔钱正好支付他哈佛大学一学期学费。
读大一期间，白修德爱上中国文化，想学汉语。哈佛老师觉得汉语太难，提出“本科生不适宜学汉语”忠告。白修德考虑再三，在大一结束时决定学汉语。大二开始，全系报名学汉语的本科生只有两个，白修德是其中之一。汉语学习的确很难，致使不到一年后，另一位学生放弃了学习。白修德坚持学汉语，最终通过考试，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汉语考试的本科生，并转入该校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为此，白修德获得哈佛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青睐，在大三时成为费正清的学生。费正清对他的评价是“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也懂得现实世界谋生艰难的道理。”
1938年夏天，白修德从哈佛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得哈佛给的1500美元旅游奖学金。他想去中国，想找一份驻华记者工作。这样的工作不好找，他没有从业经历，最后勉强找到个事，获得《波士顿环球报》一份合同，同意他做该报远东通讯员，但没有薪金，按用稿计酬。
离开美国前，白修德找到他的哈佛老师费正清，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费正清时年32岁，牛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留学生，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送给白修德一部旧打字机，给他写了6封推荐信，把他介绍给费正清认识的中国权贵。
1938年，白修德离开美国，10月到达伦敦，11月到达巴黎，随后前往中东。他在那儿写了第一篇通讯，是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被《波士顿环球报》采用，得到8美元稿费。就这样，边玩边做事，1939年3月，白修德到达香港。这时，经过近1年的旅行，除了8美元稿费收入，白修德没有分文进账，而1500美元旅游奖学金却所剩无几。行走在香港街头，白修德发现一则招聘启事，中国政府国际宣传处招聘外籍编辑，月薪65美元，怦然心动，于是前往应聘。主持招聘者是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他看了白修德的简历和费正清的推荐信，答应录用白修德。
1939年4月，白修德从香港来到重庆报到，就任国际宣传处职务，同时以《波士顿环球报》远东通讯员身份开展新闻工作。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白修德获得《时代》周刊驻渝记者约翰·赫西青睐。赫西认为白修德衣着普通，不好打扮，朋友如云，精力充沛，整日忙碌奔波，无事不晓，就连双倍于他年龄的记者都要找他核对采访事实。于是赫西对白修德说：“我想请你为《时代》兼职写稿，虽然没有固定薪金，但你的稿子我给你发回国，按用稿计酬，你会多一份收入，何况……”白修德喜不自禁，打断他的话说：“我愿意、我愿意。”
于是白修德开始大展拳脚。他在重庆刚稳定下来，6月去新疆，9月去山西，采访写出了许多新闻稿，陆续在《时代》《波士顿环球报》等国外报刊上刊登出来，赚了不少稿费，同时名声鹊起。与此同时，白修德的社交也越发广泛。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重庆官场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很多，甚至比华盛顿官场还多。每当他自我介绍毕业于哈佛，他们都说他们也是哈佛生，于是便有了一大帮校友。白修德与他们往来多了逐渐成为朋友，便应大家要求，出面组织了中国哈佛俱乐部，成为重庆哈佛生交流的组织。1940年，白修德结婚，竟意外收到宋美龄、宋子文赠送的象牙佛像和宋代古画。
时间转眼来到1941年暮春，当重庆南山万紫千红之时，白修德迎来了一个事业大发展的机会，他的老板、《时代》周刊总编卢斯受中国政府邀请，1941年5月7日，携夫人来华访问抵达重庆。这位美国报业大亨与中国情深意长。他的父亲曾是在华美国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并在这儿读小学。他十几岁回到美国，考入耶鲁大学，1920年毕业，1923年创办《时代》新闻周刊、《生活》画报和《财富》杂志，成为深刻影响美国舆论的人。卢斯这会儿40岁，高鼻梁，宽额头，眼里含着中国式的慈祥微笑。
卢斯抵达重庆当天，前往黄山官邸拜访蒋介石夫妇后，召见前来拜访的白修德。他询问白修德在重庆的情况，希望白修德带他去重庆四处看看。第二天，卢斯和白修德从宾馆出发游逛市区。走累了，白修德招来两辆黄包车，一人坐一辆，乘黄包车继续东游西逛。他们来到重庆最繁华的都邮街，下了车，随便与市民交谈。卢斯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已经忘了说中文。他结结巴巴地与中国人交谈，因为语言不通而遇到阻力，就不断对白修德说：“快纠正我、快纠正我。”
在接下来的日子，5月13日到16日，在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带领下，白修德陪同卢斯夫妇离开重庆，乘飞机去陕西潼关前线采访。来到潼关，他们走出营地，来到黄河边上，近距离观察一河之隔的日军阵地，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陪同卢斯会见国府要员，参加5月19日晚，宋美龄为卢斯举行的饯行晚宴。卢斯在重庆对白修德产生极大好感，认为他不仅是《时代》周刊的好记者，还是《时代》周刊远东新闻的掌舵人。这天晚上，他们从宋美龄晚宴回到住处，白修德正准备告辞回家，被卢斯叫住。卢斯用他那习惯性的高傲的、结巴的语调说：“你……能否收拾行装，准备进行一次48小时……旅行吗？”白修德愕然不解，反问：“卢斯先生，您的意思……要我回美国？”卢斯微笑着说：“是的，准备跟我回国吧，我想让你做《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顿时喜出望外，立即答应道：“谢谢！我不会让您失望。”
5月22日，白修德陪同卢斯夫妇，在中宣部官员的护送下，乘车来到市区珊瑚坝机场——长江中的一块大坝子，起程返美。飞机起飞，在重庆上空稍作盘旋。白修德望着地下两江围绕着的像一片树叶的重庆城，对两年的重庆生活生出万千感慨，心里默默说道，再见重庆，再见中国。
然而一年多后，白修德重返重庆。1942年8月，白修德奉命代表《时代》周刊去印度采访，在新德里突发异想，还是去中国好，便给卢斯发去一封电报：“我喜欢中国。请您允许我重返重庆。”卢斯回电说：“去吧，有机会代我去蓬莱看看。”这一年白修德26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回中国大干一场。
回想到这里，白修德在梦中笑出声来。突然，酒精汽车一个急转弯。白修德猝不及防，身体失去重心，不由自主随车势倒在福尔曼身上，差点把福尔曼挤倒。福尔曼急忙使劲推着他的身体说：“干啥？干啥？白日做梦啊？”
白修德揉揉眼睛，掉头眺望窗外，原本波浪般起伏的川东丘陵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马平川大平原，生长着绿油油的麦子和金灿灿的油菜花。白修德惊喜地说：“到什么地方了？好漂亮！”福尔曼说：“成都平原。”重庆到成都不过400公里，因为弯多路窄，路面凹凸不平，酒精汽车跑了两天。
第三天，酒精汽车继续往北行进。从成都往北是大巴山、秦岭，再往北便是渭北平原，便来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发源地宝鸡。宝鸡地处陕、甘、宁、川结合部，有陇海铁路经过，可以沿铁路去西安、洛阳。白修德和福尔曼在宝鸡下车，稍事休息，打听得知近日没有前往西安的火车。他们不想耽搁，便去火车站找人商量，说是可以搭乘铁路员工手摇巡道车去西安，便花钱定下这事，乘坐手摇巡道车离开宝鸡，沿陇海铁路逶迤往东前往西安。他们计划从西安进入河南，第一站到洛阳。
三、郑州采访陈司令
白修德和福尔曼到达洛阳火车站，立刻被所见景象惊得口呆目钝，只见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夜幕中钻进闷罐车皮，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满满的，谁也不能动弹，车站弥漫着刺鼻的屎尿臭和尸臭，火车站外的地上坐着躺着很多面色黑黄、衣衫褴褛的难民，儿童和妇女在哭叫，男人在发脾气。
走出车站，按照在重庆获得的地址，白修德和福尔曼穿街过巷，找到洛阳老城自立南街68号天主堂，敲门求见洛阳天主教会米干主教，被守门人迎进会客室。洛阳天主堂是洛阳唯一的天主教教堂，创立于1929年，叫洛阳监牧区，1935年升格为洛阳代牧区。
不一会儿，从里间走出一位中年神父，体魄健壮，步履有力，经介绍，这便是米干主教。米干主教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好，请他们就座，吩咐伺者上茶。米干的英文名为Thomas Megan，有的叫他梅根主教，1899年生于美国爱荷华州埃导拉镇，这时43岁，1926年来中国河南传教，1936年任新乡监牧区监牧，1942年底任洛阳教区代理主教。
白修德和福尔曼向米干主教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洛阳的目的，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米干主教一口答应。他得知他们还没吃饭，便叫人立即准备饭菜。米干说：“你们来得正好，好好看看河南的惨状，真的到饥寒交迫境地了。我们教堂稍微好一点，储备了一些吃的，招待你们吃饭没有问题。”
侍者送上面包、蔬菜、咖啡、两片熏肉。白修德和福尔曼早已饥肠辘辘，说声谢谢，便吃喝起来。他们边吃边问洛阳的灾情。米干主教和两位传教士便向他们讲述这儿的情况。保尔教士说：“难民没有粮食吃，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就买树皮树叶，和着一点粮食吃。”白修德问：“树皮树叶还要买？自己去剥去摘不行吗？”保尔教士说：“榆树皮磨成面粉当粮吃。榆树皮全被剥光，树就死了。能吃的树叶都被人抢着摘光了。有人有富余的树皮树叶，就卖一些换钱买粮食。”福尔曼问：“怎么卖法？”保尔教士说：“打成捆卖，一块钱一捆。”米干主教插话说：“树叶苦涩难吃，大人勉强吃一点，孩子不懂事不吃，饿得腿脚发肿。这还算好的。前几天我去访问一个村庄，听到一个悲惨故事。一个老汉把残存的一点食物找出来，让婆姨做了饭菜给一家5口人吃。吃完后他对家人说：‘这是我家最后的晚餐。我在饭里放老鼠药了。大家上床等死吧，总比饿死强。’一家人抱头痛哭。”白修德和福尔曼听得心惊胆战，怔怔无言。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说：“前庄发生一件真实的事情。30来岁的赵嫂带着3个孩子出门乞讨，走到半道实在饿得寸步难行，就叫两个5岁、7岁的孩子去前面庄子要吃的，自己带着婴儿在树下休息。俩孩子讨得半个馍回来，高兴叫娘吃馍，却久喊不应，原来娘已经饿死，婴儿在她怀里使劲吮奶。两个孩子扑在娘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白修德和福尔曼听了鼻子发酸，嚎啕大哭。米干主教和两位传教士陪着抹眼泪。
白修德抽泣着说：“我刚才进来时看见几个中国小孩子，是你们收留的吗？”米干主教说：“是的，后院还有很多。”福尔曼说：“满街都是流浪儿，你们收养得了吗？”米干主教说：“所以我们不敢公开收养，一般夜晚出去，收养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要是公开收留，害怕许多难民父母会把无法抚养的孩子扔在教堂门口。”
这天夜里，白修德和福尔曼听米干主教和两个教士说了大半夜，对洛阳灾情有了大概了解。他们请米干主教明天带他们去四处看看。米干主教答应，叫来侍者，要他准备3匹马。第二天一早，米干主教领着白修德和福尔曼骑马走出教堂。白修德发现，薄薄雾气中，教堂周围坐了许多妇女和孩子。这些妇女见教堂大门打开便从远处涌过来。白修德十分不解，掉头问米干主教：“这是干啥？”米干主教勒住马小声说：“每天早晨遗弃在我们这里的婴儿太多，大大超出我们孤儿院的收容极限，没办法，只好不开大门。趁她们还没围上来，我们快走吧。”3人掉转马头朝没有难民的地方跑去。
在洛阳采访了两天，白修德和福尔曼决定去郑州。洛阳离郑州100多公里。他们想采访沿途的灾情。米干主教愿意做他们的向导。第三天，他们3人搭上去郑州的军车，离开洛阳，逶迤向东，直奔郑州。一路上，从城镇到村庄，所见灾情惨况越发不堪入目，很多村庄因为村民都离乡背井，远走他乡，竟空无一人，只有一群骨瘦如柴的野狗乱窜狂吠。
他们在走出离洛阳1小时的地方，白修德发现远处雪地上躺着1个人，忙叫停车过去看看。3人走近一看，是一具年轻女尸，脸已经萎缩，身体的皮肉已被乌鸦和野狗啃去，露出骨头。福尔曼取出相机准备拍照，突然蹿出一条野狗啃吃女尸脑袋。3人赶紧吆喝赶走野狗，并刨雪掩埋尸体。
他们一路行走一路考察，到达郑州已是黄昏时分。雪又下起来，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街道房屋白茫茫一片。米干作向导，把白修德和福尔曼带到郑州天主教会住宿。郑州教会穆萨主教热情地接待他们，给他们弄来吃的，一点黑面包和茶，情况似乎比洛阳还糟糕。穆萨主教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吃完所有东西，还望着自己，十分愧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没有吃饱，但这些都是我们几个人明天的早餐，而明早我们吃什么，用句中国话说，吃了上顿不管下顿，明天再说吧。”白修德3人面面相觑，怔怔无言。白修德想了想说：“我们真是无地自容。这样吧，从明天开始，我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穆萨主教一脸愧色，耸耸肩头说：“非常遗憾，只能如此了。现在是郑州的非常时期，任何人要想活下来都得努力找吃的。据我所知，郑州城有12万居民，这大半年下来，因为大量人员外逃，加上每天死亡150多人，现在只剩下3万多人。不信你们明天去街上看看，关门闭户，空空荡荡，哪还像个城市？”
第二天，米干、白修德和福尔曼一早离开天主教堂，没有惊动穆萨主教。米干熟悉郑州道路，带着白修德和福尔曼穿街过巷，来到一处宅子，敲开门，报上自己姓名，求见宅子主人。不一会儿，管家出来。他认识米干，对米干说主人不在郑州，问米干有什么事。米干顿时很尴尬，结结巴巴说我们从洛阳来这儿。管家一看他的样子明白了，请他们进去吃饭。他们客随主便，自然不客气。
吃了饭走出来，他们在郑州大街小巷溜达，查看这儿的灾情。他们走了很多地方，所见所闻都离不开“饥饿”二字。有人告诉他们，乡下情况更糟，不光饿死人，还有人吃人。白修德大为惊讶，问：“哪儿人吃人？”那人指指东边说：“我也是听人说的，说是那边一个村庄。”白修德3人租了3匹马，决定去那边乡村看看。他们骑马走了一些乡村，所见十室九空，一片萧条，但都说不知道人吃人的事，还说怕是谣言吧，政府的救济已开始发放。白修德发现，公路上的确有军用卡车拉着粮食在跑，有的村庄有工作人员在作发救济粮的调查统计。
他们继续赶路。米干说，河南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对他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但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结果饿死500多万人，而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饿死1602人。
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大雪刮起大风，大团大团的雪花被凛冽的西北风卷得漫天飞舞，打在白修德的脸上，疼得他直叫唤，赶紧用手捂住脸转身躲避。
当天黄昏，他们来到一个镇，路过驻军司令部。白修德灵机一动，凭借外国记者身份，上前联系住宿，竟得到允许。那位少将陈司令热情接待3位外国朋友，亲自出门迎接，把他们请进屋里。屋里生着炭火很暖和，点着蜡烛半明半暗。勤务兵送来热茶。他们顿时感到温暖如春。不一会儿，陈司令请他们去食堂吃饭。他们随陈司令来到一排平层木屋，里面摆着十几张方桌，桌边围坐着百十个官兵。他们走进食堂。执星军官一声吼：“全体起立！”所有官兵唰的一声站起来。陈司令领着白修德他们坐首席。桌上放着四菜一汤，一荤三素，一盆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吃完饭，陈司令请他们去会议室说话。正说着，副官进来对司令耳语。陈司令听了说：“让他们进来直接对外国记者说。”不一会儿，门外边出现凌乱的脚步声和咳嗽声，只见门帘一掀，传来“陈司令好”的说话声，随即出现5位先生，一概长衫马褂，年纪都不小了。于是陈司令客气让座，勤务兵上茶上烟，相互打招呼，稀里哗啦，一番胡乱应酬。
大家坐定后，陈司令一一介绍，来的几位都是河南地方官员，有县长、专员、省府科长，每人手里拿着一叠文书。陈司令对白修德等3人说：“我们这些地方官有话要对你们说。”说罢掉头对官员说：“你们谁先说？”站起一人向白修德等3人一一鞠躬。白修德他们急忙起身还礼，因为隔了茶几不能握手，行注目礼。陈司令说：“客气啥？都坐下说话。”于是大家坐下。
那人说：“我是中牟县长。这儿就是中牟县域。我们中牟是个好地方，有贾鲁河、小清河，有陇海铁路，气候暖和，雨量充沛，是东汉末年官渡之战古战场。因为去年夏天开始的旱灾，收成大幅减少，百姓粮食极度匮乏，但应缴公粮却颗粒不少，致使全县15万人，竟有11万人没有粮食吃。据县府调查，我县最近灾情特别严重，每天饿死700人，惨不忍睹啊。听说诸位来自重庆，又是美国新闻记者。我们相约前来，有乡民请愿书拜托，请你们带去重庆转呈蒋委员长，反映民情民意。”说罢，也不等白修德等人同意与否，中牟县长便走过来，双手递上一叠请愿书。这令白修德等人很感意外。白修德想了想，这不正好是有据可查的资料吗？便接过请愿书，随意翻了翻，大概有几十张，每个请愿人一张。
接下来，其他几位官员也纷纷发言，说的都是灾情的事。白修德问中牟县长：“你有土地吗？”他回答：“有20亩。”白修德问：“每亩收入多少？”他回答：“150块钱。”白修德问：“交税多少？”他回答：“130块钱。”这时陈司令突然发话：“你说的情况我怎么不知道？怎么不先向我汇报？”中牟县长嘿嘿笑，忙说：“给陈司令也准备了。”说着从提包里翻出一叠请愿书，双手递给他。陈司令接过请愿书看也不看就揣进口袋，然后对白修德说：“对不起，没有经过本司令审查的东西不得带走。你收的那份给我吧。”
白修德一脸惊愕，下意识捂住口袋说：“没关系，我只是作参考。”陈司令说：“作参考也不行。拿出来吧。我们审查后会给你正本。”白修德说：“不不，我就要这份。”陈司令立刻严肃起来，豁然起身说：“这儿十几个县都归我管。我说交出来你就得交出来！”福尔曼和米干示意白修德服从。白修德耸耸肩头，极不情愿地交出请愿书。
这几位地方官员告辞之后，白修德问陈司令：“陈司令，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陈司令为了缓和气氛，微笑着说：“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提问。”白修德说：“据我所知，中国政府在1942年10月决定免除河南征税。请问河南为什么继续收税？”陈司令淡淡一笑，成竹在胸，说：“先生你可能弄错了。中央政府宣称免于征税的是1943年的收成。去年10月，河南地方已经征齐了当年秋收的税粮。”白修德问：“听说中央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2亿元法币，有这事吗？你们这儿接到赈灾款了吗？”陈司令脸色骤变，支吾其词说：“这个……这个……”随即掉头问副官：“有这事吗？快去查查！”又掉头对白修德说：“有中央政府赈灾款当然好、当然好。”白修德和福尔曼又问了一些问题，陈司令尽可能给予回答。
此刻已是夜深人静时，西北风在屋外肆无忌惮地咆哮，远处响起几声狗叫。陈司令抬腕看表说：“过12点了，可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咱们这样……”说着掉头对副官说：“马上准备宵夜。”又掉头说：“今晚高兴，我请你们加餐，有问题咱们边吃边聊。”
陈司令带着大家来到司令部小餐厅。饭桌上摆了很多的饭菜，有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煎鱼、春卷、莲子羹、热馒头、大米饭、馅饼、羊肉汤、青菜汤。白修德看了对福尔曼、米干伸颈咂舌，画外音是：军队伙食怎么这么好？
四、洛阳电报发纽约
1943年3月中旬，经过两个星期的奔波，白修德和福尔曼结束了河南之行。他们在米干主教陪同下回到洛阳，准备原路返回重庆。来到洛阳，住进天主堂，白修德和福尔曼好好休息了一天，这半个月的连续奔波，吃不好睡不好，已让他们精疲力竭。
白修德开始写采访稿。他提起笔，脑海里便浮现河南灾区悲惨的场面，婴儿在已死去的母亲怀里使劲吸奶，大片大片荒芜的土地和成千上万逃难的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他奋笔写下通讯的题目：《等待收成》。
白修德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一天，中饭是送进房间吃的，直到喝下午茶时才出来。福尔曼问他怎么样。他说大功告成，说着将通讯稿递给他看。福尔曼边喝茶边看稿，看一页递给身旁米干主教看。福尔曼和米干看了都说行。
第二天，白修德和福尔曼与米干主教依依惜别，离开天主堂，起程回重庆。他们走在洛阳的大街上，路过一个电报局。福尔曼说：“怎么办？要是回到重庆再处理这些东西”，他拍拍皮包，继续说：“怕是为时过慢，被别人抢了先。”白修德说：“不回重庆怎么处理？你不是不知道，所有发往海外的稿件都要经过重庆新闻检测所审查放行，谁敢擅接电稿？”福尔曼皱着眉头说：“我知道啊，可洛阳回重庆千里迢迢，交通不便，起码得走好几天，不是耽误发稿了吗？我的意思是……”福尔曼指指电报局。白修德掉头看看，门牌上挂着“洛阳电报局”字牌，生意萧条，门可罗雀，暗自一笑，说：“你的意思是进去试试？”福尔曼诡秘一笑。
二人走进电报局。这是一间老式电报局，成立于1924年，现在情况也很糟糕，不能对境外直接发报，若是需要，只能通过其他电台转发。电台台长是位年轻先生，和蔼可亲。白修德对他说：“我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他边说边亮出记者证。台长并没接他的记者证。他已经从他的长相知道来的是两位外国人，便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会说英语。白修德说：“我们在河南采访了两周，亲眼目睹了这儿的灾情。看来，河南需要帮助。美国可以提供帮助，还有英国。不过美国人并不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明白河南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得尽快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尽快地行动起来。也许，要不了多久，大批粮食会随陇海线的火车源源不断运来。”
福尔曼从旁相助，说了很多类似的话。他们希望以此打动这位台长。台长说：“可是先生，不是我不想帮你们的忙，而是帮不了，我们的电台只能发到国内，要发往国外，比如你们需要的纽约，得找大一些的局子，比如重庆，好像成都也行。”福尔曼说：“那……只好发往重庆。”那台长说：“这行。你们的电稿呢？”白修德递上电报稿，厚厚的一叠，20多张。台长说：“啊？这么长啊？”
台长开始发送电报。白修德突然觉得不对，忙制止他说：“不不，我们不发重庆，发……发成都。对，请你发送成都。”台长说：“发成都可以，只是，你们清楚吗？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电台，发报速度快、质量好，而成都只是一家商业电台，不能与重庆比。你们想清楚了吗？”
福尔曼小声说：“我们还是发重庆吧。”白修德冲他眨眼睛，说：“还是发成都，成都比重庆好，不明白吗？”福尔曼没明白，正要固执己见，突然感到衣角被白修德扯了几下，再看白修德挤眉眨眼，豁然明了，赶紧点头说：“发成都、发成都。我们不是先去成都吗？”
台长看着他们的双簧戏暗自好笑。他何尝不明白，中央早有规定，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审查后再发出，绝对不允许直接往外发，若有违背，很难逃脱军统的监察。他之所以答应替他们发往成都，是对中央和河南当局不能及时救灾心存不满，就是想把事情捅到纽约去。他显然也在钻这个空子，当局是允许发往成都的，至于成都收到如何发往纽约，听天由命。
随着一阵阵滴答声，白修德的长篇通讯《等待收成》发往成都。成都商业电台一看这电稿需要发往纽约，以为已经洛阳审查，便毫不犹豫地发往纽约。纽约《时代》周刊总部收到这份电稿喜出望外，立即送到总编卢斯手里。卢斯正盼着这份电稿，一目十行一番浏览，便签字发稿。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登出白修德的《等待收成》，迅速发往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全球成千上万的读者争相阅读《等待收成》。
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我的笔记告诉我，我报道的内容都是亲眼所见或亲自证实的：野狗在路边啃着尸体，农民在夜色的遮掩下寻找死人肉，无边无际的荒村野岭，乞丐聚集在城门口，弃婴在路边啼哭死去。没有什么能够描绘出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情形。讽刺的是，青绿的麦苗本来是庄稼丰收的指望，现在却等不到两个月后成熟收割。最恐怖的是，你知道这样的灾荒本来可以避免。
一、难民逃荒
我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了一个叫做董辛店的小镇，难民从这里逃出河南。这些难民挤上了货车、平板车、旧马车，人头攒动。他们争相爬到火车顶上，火车开动的时候，老幼妇孺拼命抓住任何能抓的地方。在寒冷中，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住边沿，从车顶坠落。火车永远不会停下来。
1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伤者——有个农民倒在路基上流血不止。几个钟头前，他从难民火车上摔了下来，车轮压断了他的双脚。他孤零零地大哭，断肢还留在铁轨上。他的腿骨露在外面，像是细瘦的白色玉米秆。我打开了医药箱，给他一些磺胺药物，我们赶快跑去让人送水、请医生，不过走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医生。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有多少难民死在逃荒的路上。据说从去年秋天起，已经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了出来，现在每天大约有1万人向西逃亡。河南省有3400万人口，我们估计其中有300万名难民。此外，在新庄稼收获前，还会有500万人被饿死。
二、沿街乞讨
在洛阳，我们拜访了来自爱荷华州埃尔多拉的米干主教，他是位好心肠的爱尔兰神父，他用美国援助的资金建起了诊所。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难民向我们涌了过来，在我们身边跪下，拱手向我们乞讨。第二天，米干神父陪着我们坐军用卡车向东行驶。路边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农民把榆树皮晒干捣碎，磨成粉做熟了吃。他们还吃树叶、草根、棉籽和芦苇。我们骑着军队的马匹继续向东走。在寒冷的暮色中，我们看到了第一具尸体——有个女人死在路上。她至少在地上躺了一夜。
三、遍地死人
我们进入郑州的时候，白雪覆盖了街道，人们穿着风吹抖动的灰蓝色破衣，像是游魂走在泥泞的路上。难民从小巷里窜出来，冲着我们叫喊。他们把手缩在袍子里取暖。有些人躺在污水里，有些人倒在沟里，听天由命地死去。我们摇动一两个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这里的救灾委员会几乎都接受了美国的援助。这笔钱来自美国援华会，他们在难民营里收留了一些妇女儿童。第二天，我们看到救灾委员会发放的粮食，只有6袋麸皮。
四、盛情款待
离开郑州的时候，我们对河南的情形有了大致的了解。1940年后，庄稼的收成不好，弄得青黄不接。在这个重要的战区，军队的补给完全靠当地按照征粮政策收来的粮食，文职官员每个月领取粮食配额。政府人员本来希望小米、高粱等秋季作物填饱农民的肚子，但是1942年几乎没有下雨，秋天几乎颗粒无收。由于惊人的计算错误，本来应该准时送到灾区的粮食，到了秋天也没有发放。现在，除了美国援助的资金和物资外，饱受战争折磨的中国内陆省份似乎没有希望得到足够的粮食，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在我们离开郑州前，政府官员宴请了我们。我们喝了2道汤，吃了炒藕片、辣子鸡、荸荠炒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鸡和鱼，外加3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白修德的这篇文章打动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
读者的反映，远在回重庆途中的白修德自然一无所知。他正与福尔曼坐着一辆绿色邮政车，他们幸运地联系到顺道去重庆的这辆车，喜气洋洋，为侥幸从洛阳发出去纽约的电讯而弹冠相庆。
五、电台台长被枪毙
回到重庆，白修德向驻渝美国将军史迪威和美国领事馆作了汇报，还拜会了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孙科、张群，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他给《时代》发行人卢斯写信说了去河南的情况，感慨地说，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他想拜会蒋介石，但申请交上去杳无音信。他联系上宋庆龄，恳请她帮助拜见蒋介石。5天后，由于宋庆龄进言，蒋介石答应接见白修德和福尔曼。
白修德、福尔曼拜见蒋介石只有短短20分钟。他们给蒋介石汇报了在河南灾区所见所闻。福尔曼出示他在灾区现场拍摄的照片。有一张叫“狗吃尸体”，解说词写道：“我们看到一块被翻开的墓地，森森白骨和残破的布片散落在四周，显然，一个饿死的难民被匆匆埋葬在这里，又被狗挖出来啃了个干净。”蒋介石看了大为吃惊。
福尔曼被称为“现代的马可·波罗”。他在河南的采访日记和486多张照片，现在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家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图书馆，供人查阅。
会见之后，白修德发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通讯，《时代》周刊的报道，正在发挥作用，火车正将粮食运往河南，政府的2亿法币救济款陆续到达郑州。更让白修德欣喜的是，几个月后，他收到米干主教来信，说河南的情况正在好转。白修德知道，米干主教只在洛阳待了5个月，正是他和福尔曼采访河南期间，他们分别后不久，米干主教便调离洛阳去了其他教区。白修德在给他的信中说：“你是上帝专门派来帮助我们的。”
米干主教给白修德的信说：
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只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尽快在洛阳把粮食卸下来。这应该算第一次得分，至少可以说是个“本垒打”。省政府也忙碌起来，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上述几点措施都是我亲眼所见，它更证实了我从前的观点：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只要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你的来访和对他们的激励取得了成功，将人们从浑噩愚顽中唤醒，并让他们投入工作，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说，这是《时代》杂志的力量。你将会永远被河南所铭记。
这封信令白修德欣慰，不过另一则消息却令白修德万分难过：据说，洛阳电台台长因叛逆罪被当局枪毙。
参考书目
1.张威《光荣与梦想》，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鲍威尔［美国］《我在中国二十五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3.哈雷特·阿班［美国］《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保罗·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
5.《抗战人物纪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
6.西里尔·珀尔［澳］《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端纳［澳］口述《端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8.朱华丽《史沫特莱》，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9.赵敏恒《采访十五年》，上海龙文出版社，199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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