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没有记录下孩子在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时心理准备的情况，不过，这种记录（如果有的话）会帮助我们解释孩子成年以后的行为。这种“新环境的测试”当然比一般的学校成绩更能揭示出这些孩子的情况。
当一个孩子上学时，学校对他会有什么要求呢？他需要和教师合作，和同学合作，同时还要对学习科目产生兴趣。
一、老师对孩子的影响
学生是否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教师的兴趣。促使并保持学生的专注，发现学生是否专注或是否能够专注，这是教师教学艺术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学生不能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他们一般是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一下子被学校里这么多的陌生人吓坏了。如若教师又较为严厉一点，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似乎记忆力欠缺。不过，这种记忆力欠缺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那些被教师指责为记忆力欠缺的学生，却能对学业之外的事情过目不忘。他们完全能够精神专注，但这只有在溺爱他们的家庭情境中出现。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被宠爱的渴望上，而不是集中在学校的学业上。
对于这些在学校里难以适应、成绩不佳和考试不及格的孩子，批评或责备是没有用的。相反，批评和责备只能让他们相信，他们不适合上学，并对上学产生悲观消极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种孩子一旦获得教师宠爱，他们通常都会成为好学生。如果学习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当然会努力学习；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受到宠爱。如果他们转学或更换了教师，或他们在某一学科（算术对于被溺爱的孩子来说永远是一门困难而危险的学科）上进步不大，他们就可能突然裹足不前。之所以不能勇往直前，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别人把他们所面临的每件事都搞得轻松容易一些。他们从未被训练去奋然努力，也不知道如何去奋然努力。对于克服困难，对于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勇往直前，他们没有耐心，也没有毅力。
绝大多数孩子的学校成绩总是变化不大：他们要么最好，要么最差，要么居于平均水平。这种变化不大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如说反映了孩子心理态度的惰性。它表明了儿童自己局限自己，经过若干挫折后便不再抱乐观态度了。不过，有些儿童的成绩会不时出现一些相对变化。这一事实很重要：它表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并不是命中注定，一成不变。学生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教师也应该教育他们懂得实际运用这个道理。
教师和学生都要破除这样的迷信观念，即把智力正常的儿童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特殊的遗传。这也许是儿童教育中最大的谬误，即相信能力是遗传的。当个体心理学率先指出这一点时，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乐观之见，并无科学依据。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病理学家开始相信我们的看法。能力遗传的说法太容易被父母、教师和孩子用作替罪羊了。每当出现困难，需要人们努力加以解决时，人们就搬出遗传原因来推卸责任。但是，我们没有权利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永远对那些旨在推脱责任的任何观点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自己教育的价值的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教育可以训练人的性格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能毫无逻辑矛盾地认可能力遗传的观点。我们这里并不关注身体上的遗传。我们知道，器官的缺陷，甚至器官的能力差异是可以遗传的。不过，连接器官的功能和人的精神能力之间的桥梁是什么？个体心理学坚持认为，精神也在体验和经历着器官所拥有的能力水平，并且也要顾及到器官所具有的能力。不过，有时精神对器官的能力顾及太多，器官的缺陷吓坏了精神，以至于器官缺陷消除之后，精神的恐惧却还会持续很久。
教师应该清楚不佳的成绩单带来的后果。有些教师以为，如果学生不得不把欠佳的成绩单向父母展示，那么他会因此更加努力。不过，这些教师忘记了有些家庭的特殊情况。有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极为严格，甚至严厉。这种家庭的孩子会对是否把不好的成绩单带回家而犹豫不决。结果，他可能根本不敢回家；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会由于恐惧父母责备而绝望自杀。
教师自然不用对学校制度负责，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同情和理解来缓和一下学校制度非人性和苛刻的一面。教师可以对那些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宽和一点，鼓励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赶上绝路。那些成绩老是不佳的孩子会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别人不停地说他是学校最差的学生，结果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喜欢学校。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受到批评，成绩不好，并丧失了赶上其他学生的信心，那么，他自然就不会喜欢学校，自然会设法逃离学校。因此，一旦遇到这种孩子逃学旷课，我们也不用感到惊奇。
德国没有上门给孩子家教的制度，我们似乎不需要这种教师。公立学校的任课教师对孩子的了解最为清楚。如果他懂得如何正确观察，他就会比其他人更了解班级的实际情形。有人会说，因为班级人数太多，任课教师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生。不过，如果我们从孩子一入学就开始观察他们，我们就会很快认识到他们的生活风格，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后来观察的困难。即使是班级很大，这也能做得到。显然，我们了解这些孩子要比不了解会更好地教育他们。班级人数过多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应该加以避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最好不要每年更换教师，或像有些学校那样，每隔6个月就更换教师。教师最好是跟班，随学生进入新的年级。如果一个教师能执教同样的学生2年，3年或4年，这会大有裨益。因为这样一来，教师就可以有机会密切地观察和了解所有的孩子，就能知道每个学生的生活风格中的错误，并能加以矫正。
总之，理想的教师负有一种种神圣的、激动人心的使命：他铸造学生的心灵，人类的未来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不过，我们如何从理想过渡到现实呢？仅仅建构理想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推进理想的实现。寻找的结果就是在学校里建立教育咨询诊所。
诊所的目的就是用现代心理学知识服务于教育系统。诊所会在一定的日子举办咨询活动：有一位不仅懂得心理学、也了解教师和父母生活情况的杰出心理学家和教师们一起参与活动。教师们聚集在一起，每人都提出一些问题儿童的案例，如懒惰，扰乱课堂纪律，小偷小摸，等等。有个教师描述了一个具体案例，然后由心理学家提出他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并开始讨论，其中包括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出现？应该怎么做？这需要对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整个心理发展史加以分析。最后把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儿童做出一个具体的矫正决定。
这个孩子和母亲参与了第二次咨询活动。在确定对母亲做工作的具体方式以后，先是和母亲商谈。这个母亲听取了他的孩子遭遇挫折的原因解释。接着，由这位母亲讲述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再由心理学家和她讨论。一般来说，母亲看到别人对她孩子的案例感兴趣应该很高兴，并乐于合作。如果这位母亲不够友好，并富有敌意，那么，教师或心理学家还可以谈论一些类似的案例或其他母亲的情况，直到她的抵触情绪被化解为止。
孩子们在这种咨询活动中得到双重的收益：原来的问题儿童恢复了心理健康，他们学会了与人合作，恢复了勇气和自信。那些没有去咨询诊所接受咨询的学生也获益匪浅。当班级个别学生出现潜在问题的时候，教师会提议孩子们对此展开讨论。当然，教师在对讨论进行指导，孩子们参与讨论，都有充分机会各抒己见。他们开始分析某个问题的原因，比如个别学生的懒惰，最后会得出结论。虽然这个懒惰的孩子并不知道他就是讨论的话题，但仍会从众人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这个简短的总结显示了把心理学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心理学和教育是同一现实和同一问题的两个方而。要指导心灵，就需要了解心灵的运作。只有那些了解心灵及其运作的人，才能运用他的知识指导心灵走向更高、更普遍的目标。
二、竞争训练
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我们通常都会发现当孩子开始上学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便远较对合作的准备为充分。在学校生活中，对竞争的训练又一直持续未断。对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不幸。假如他击败了别的孩子遥遥领先，他的不幸并不见得少于屈居人后而万念俱灰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将不会是奉献和施舍。而是夺取能供自己享用之物。正如家庭应该团结一致。各成员都是团体中平等的一分子一样，班级也应该如此。只有依此方向施予教育，孩子们才会真正彼此感到有兴趣。并享受到合作的快乐。我看过许多有毛病的儿童。在经过和同伴合作并分亨乐趣之后，态度便完全改变了。我可以特别举出一个儿童为例。他出身于一个他觉得每个人都与他为敌的家庭。他以为在学校里大家也会和他作对，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差，当他父母听到消息后，便在家里“修理”他。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孩子在学校里考了一张坏成绩单，挨了一顿骂。把它带回家后，又再受到处罚。这种情况一次便已经够叫人气了，连续两次惩罚简直是恐怖之事。这个孩子因此在班上调皮捣蛋，成绩也始终不见起色。最后。他遇见了一位了解这种情况的老师，他向其他的同学们解释这孩子为什么觉得人人和他为敌，他要求大家帮助这孩子，让他相信他们是他的朋友。结果这个孩子的行为便有了出人意料的转变。
有些人会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能用如上方式来教导孩子了解别人并帮助别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孩子经常是比他们的长辈更善解人意的。有一次。有位母亲带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2岁的女儿和一个3岁的男孩到我的房间来。在母亲不注意时，小女孩爬上桌子。母亲吓了一大跳，她怕得动也不敢动，只是大声叫道：“下来！下来！”小女孩理都不理她；那个3岁的小男孩说道：“不准动！”女孩子马上就爬下来了，可见他比母亲更了解她，也更知道该怎么办。
有人主张团结和合作的最好方法是让孩子们自治。但我认为这种尝试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小心进行。并且必须先肯定他们已经具备此能力。否则，孩子们对他们的自治并不以为然，他们只把它当作一种游戏，结果他们可能比老师更严厉、更苛刻。他们可能利用班会来争权夺利，攻击别人，排除异己，或争取优越的地位。因此，从开始起，教师就应该给予注意和劝告。
三、心态平和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儿童当前心智发展、性格及社会行为等各方面的标准，我们便无可避免用各式各样的测验办法。如智力测验之类的测验，也能作为救助孩子的工具。有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成绩很差，老师希望让他留级，经过智力测验后却发现他其实是可以升级的。一个孩子未来发展的限度是绝对无法预测的，智商只能够用来帮我们测定一个孩子的接受能力。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当智商显现出某人并不是真正的心智低下时，只要我们找出正确的方法，便能使他的智商再发生质的改变。我发现，只要让孩子们玩智力测验，并增加实际考试的经验，他们的智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智商不应该被当作是由命运或遗传决定儿童未来成就限制的因素。
儿童本身或他的双亲也都不应该过分探究其智商。他们不知道这类测验的目的，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最后的判决。在教育中出现最大难度的，并不是儿童本身的各种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所受到各种限制。假如一个儿童觉得自己的智商很低，在教育时，我们应该全力设法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并帮他消除对生活的错误理解。为自己能力的发挥订下各种计划。
对于学校的成绩单也应该如此处理。当老师给某个学生一个很坏的成绩单时，他相信是在刺激他发奋向上。然而，假如学生的家里对他要求很严，他可能就不敢把成绩单带回家，他可能涂改成绩单，有的孩子甚至会自杀。因此，教师应该考虑这些后果的可能。他们虽然不必负责孩子的家庭生活以及它对孩子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应该将之列入考虑范围之内。如果父母望子成龙之心甚切。当他把坏成绩带回家时，可能就会受到责打，假如老师分数打得稍微宽松一点，儿童可能会受到激励而继续努力直到获得成功。当孩子成绩老是不理想，其他的同学也都认为他是班上最糟糕的学生时，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然而。即使是最坏的学生也会有进步的可能，在许多名人中，我们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学校中屈居人后的孩子是可能恢复其勇气和信心，并达成伟大成就的。
有趣的是孩子们不凭借成绩单，对彼此之间的能力也会有相当精确的了解。他们知道在数学、书法、绘画、体育各门里，分别是哪一个人最拿手。他们最常犯的错误是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步了，他们看着别人遥遥领先，认为自己永远无法追能。假如一个孩子对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他会把它移转到以后的生活环境中。即使在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也会算计他的地位和别人之间的距离，以为自己必须永远留在这一点之后，大部分的儿童在班上不同的各学期间。大致会保持相同的名次。它显示出他们为自己订下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他们的活动。名列班级之后的人应该也能改变他的地位，并取得惊人的进步。儿童们应该了解这种自我限制所犯的错误，老师和学生也都应该放弃“正常儿童的进步和其天赋能力有关”的迷信。
四、先天不足与后天培养
教育界所犯的各种错误中，迷信遗传会限制儿童发展的思想，是最糟糕的一种。它让老师和家长们对他们子女的管教无方，有借口逃避责任。他们可以不必为他们对儿童的影响负任何责任。像这类情况都应该及时予以纠正。从事教育的人假如能够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全部归之于遗传，那么我便看不出他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还能希望完成些什么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他看出他自己的态度和措施能够影响孩子，他就不能以遗传的观点来逃避责任。
器官缺陷的遗传是无可否认的。但我相信，只有在个体心理学里，才能真正了解这种由遗传而来的缺陷对心灵发展的影响。孩子在心里会体验到他器官功能作用的程度，他会依照他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来限制自己的发展。因此，假如一个孩子蒙受了器官缺陷之害，他便特别需要了解，并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智力或性格方面也会受到限制。我们已经说过，同样的身体缺陷，可能被拿来作为更大努力，及求取更高成就的刺激，也可能被当作是注定要妨碍发展的一种阻碍。
最初，当我发表这个结论时，有很多人都批评我的观点不科学。他们指责我主张的只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个人信念而已。然而，我的结论却是从我的经验中精炼出来的，有利干它的证据也愈累积愈多。现在，有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都殊途同归地获得了同样的看法，认为性格中过分强调遗传成分的信念只能称为迷信而已。这种迷信已经存在数千年了。当人们想要逃避责任，并对人类行为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时，性格特征是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提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有逃避责任的欲望很强的人才坚持它。“善”、“恶”，像其他各种性格的表现一样，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中和同类相互切磋所得的结果，它们蕴涵了一种判断——“顾全他人的利益”或“违反他人的利益”。在孩子降生之前。他并没有这一类的社会环境。出生之后，他的潜能使他往任何一方向发展。他所选择的途径决定于他从环境和从自己身体所接受的感觉和印象，以及他对这些感觉和印象的解释。此外，它还要受教育的影响。
其他心理功能的遗传性也都是如此，虽然它们的证据没有这么明显。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我们已经说过，能够妨碍兴趣的不是遗传，而是自己灰心或对失败的畏惧。不用说，大脑结构是由遗传得来的。但是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而非其根源。而且，假如大脑的损伤尚未严重到我们目前的知识无法挽回的地步，它也能够接受训练，以补偿其缺陷。在每种异乎凡庸的能力后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异乎寻常的遗传，而是长期的兴趣和训练。即使我们发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代都产生天赋甚高的人才献身于社会，我们也不认为它是出自遗传的效果。我们宁可假设：这个家庭中某一分子的成功，可以刺激其他人奋发向上，而且家庭的传统也使得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继承先人的志趣。比方说。当我们发现大化学家莱比是药房老板的儿子时，我们也不必想象他在化学方面的能力是得自遗传。我们只要知道他的环境允许他发挥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孩子对化学仍然一无所知的年龄，他对这门学问的许多部分已经相当熟稔，这样便已经够了。莫扎特的双亲对音乐很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才能也不是由遗传得来的。他的父母希望他对音乐产生兴趣，特别鼓励他往此方向发展，从他幼年时代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了音乐。在杰出人物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开始”：他们或者在4岁便开始弹钢琴，或者在很小的时侯就为家里的其他人写故事，这种兴趣是延续而持久的。他们所受的训练是自然而广泛的。他们一直勇往直前，不犹豫，也不退缩。
假如教师相信发展有固定的限制，那么他便无法成功地除去儿童为他自己的发展所订下的限制。假如他能对孩子说：“你没有数学才能”，他的处境便轻松多了，可是。这样做除了使孩子泄气外。便毫无作用了。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验。我在念书时，有好几年都是班上的数学低能儿，我也十分相信我是完全缺乏数学才能。有一天，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会做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目！这次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整个态度。以往，我的兴趣完全没放在这门功课上，后来，我开始以它为乐。并利用每个机会来增加我的能力。结果，我在学校里成了数学佼佼者之一。我想，这次经验在帮我看出特殊才能或天生能力理论的错误时，也是很有益的。
五、区分不同模式和类型
任何在了解儿童方面受过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区分出不同的生活模式和类型。要看出一个孩子的合作程度，可以观察他的姿势，他观看和聆听的方式，他和其他孩子所保持的距离，他是否容易与人交友，以及他专心注意的能力。
假如他老是忘记做功课，或丢掉书本，说明他对课业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对学校丧失胃口的原因。假如他不参加其他孩子的游戏，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孤独感和他对自己的兴趣。假如他总是希望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缺乏独立性和他想得到别人支持的欲望。
有些孩子只有在受到嘉奖或赞赏时才肯工作。有许多被宠惯的儿童只有在老师对他们格外注意时。他们在学校功课的表现上才特别优秀。假如他们失掉了这种特别的关怀，麻烦就出现了，如果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的兴趣就随之而止。对这些儿童，数学经常是他们的弱项。当要他们背出公式或规则时，他们会毫无困难地说出来但是要他们自己解答一个问题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这似乎是一种小瑕疵，但是对我们共同的生活却会造成最大危险，就是这些终日要求别人注意和支持的孩子。如果这种态度保持不变，他在成年之后的生活里也会时刻索取他人的支持。当他面临问题时，他就会作出强迫别人代他解决问题的行动。他会终其一生对人类幸福毫无贡献，而且是做别的永久负担。
另外还有一种孩子，他们决心要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假如不能如愿，他们便会制造恶作剧，扰乱课堂秩序，带坏其他孩子，使得人人为之侧目，责备和惩罚都改变不了他。他宁可受痛打，也不愿被忽视。他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而已。对许多儿童而言，惩罚只是视其能否持续其生活模式的挑战，一场比赛或游戏。结果他们总是赢的。因为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有些喜欢和老师或父母作对的人，在受到惩罚时，不但不哭，反倒会笑。
懒惰的孩子除非是对双亲或老师的直接攻击。否则他们几乎都是野心勃勃，而又怕遭到失败的打击。每个人对“成功”一词理解都是不相同的。当我们发现一个孩子把什么当作是失败时，不必惊讶万分。有些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认为自己失败了。即使他们很成功，但他容不得有人比他更好。懒惰的孩子则从未尝过被击败的滋味，因为他从没有面临真正的考验。他对眼前的问题总是尽量逃避，也不肯轻易和人一较长短。别人都会以为，假如他不是这么懒的话，他一定能应付他的困难。他自己也在这种想法里找到了“护身”之所。当他失败时，他会以此自我解嘲，并保持住他的自尊。他会对自己说：“我只是懒，不是无能。”
有时候，老师也会对懒学生说：“假如你再努力一点，你就会变成班上最好的学生。”假如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此殊荣，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冒着被人重视的险？别人会以他的成就来评判他，而不再重视他可能达成的成就。
懒孩子的另外一点好处就是：当他做了一点点工作时，别人就会夸奖他。别人看到他好像有洗心革面的意思。便急着想刺激他痛改前非。同一件工作，假如是勤快的孩子所做的，便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重视。懒孩子便以此方式生活在别人的期望里。他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从婴孩时代起，他便学会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期待别人帮他完成。
孩子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我们丝毫无意主张他们应该被塑造成一种固定的类型，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面向失败，这在儿童时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果它们未被纠正。它对成年人生活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严重，而且有害。儿童时期的错误和成年后的失败是一脉相通的。没有学会合作之道的儿童，很容易变成神经病患者、酗洒者、罪犯或自杀者。焦虑性神经病患者幼时多害怕黑暗、陌生人或新环境。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期望接近每一位父母帮助他们避免错误。最需要给予忠告的父母都是最不肯接受劝告的父母。然而，我们所有的老师，经由他们来接近全部学生，矫正他们已经造成的错误，并训练他们过一种独立、合作和充满勇气的生活。依我的看法，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保证便在于这种工作中。
六、顾问会议的重要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约15年前，我便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提倡“顾问会议”，它在维也纳及在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实有相当的价值。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自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空谈理想也是没有用的。经过这15年的实验之后，顾问会议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是处理儿童问题并使儿童成为健全个人的最佳方式。当然，我相信假如顾问会议是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的话，它会更为成功。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和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该和各不同学派的心理学设立联合机构，然后再比较各学派所获得的结果。
在顾问会议的方法中，要由一位训练有素，对教师、双亲和儿奄的研究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们一起讨论在教育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他到学校时，教师便向他描述某一儿童的事例以及其特殊问题：这个孩子也许很懒，也许好争论、逃学、偷窃、功课落后。心理学家要介绍他自己的经验，并和教师展开讨论。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和发展都应加以重视，发生问题的前因也必须特别注意。教师们应和心理学家一起研讨造成孩子发生问题的可能原因，和制定如何处理它的方法。由于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很快获得一致的结论。
在心理学家到校之日，孩子和他的母亲也都应该到校。在他们决定要怎样对孩子的母亲说话、要怎样才能影响她、并让她明了这个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再请母亲进来。母亲会透露出更多的问题，和心理学家互相讨论，然后由心理学家建议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孩子。母亲应该是很高兴有这种协商的机会，并很愿意合作的。如果她的态度游移不决，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开导她，从其中引申出她可以用于孩子身上的各种结论。
最后，才将孩子叫进房间，让心理学家和他谈话，谈的不是他犯的过错，而是他眼前的问题。他要找出能有助于这个孩子正常发展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他不注意而别人很重视的信念等。他不能去责备孩子，只是和他进行一种友善的谈话。给他灌输另一种观点。假如他想提及孩子的错误，他可以将之置于一个假设中，征求孩子的意见。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在看到孩子很快便能由坏变好时一定会非常惊讶。
曾经在这项工作上受到我训练的教师们，对如上的教育方法都很感兴趣，并觉得非常实用。这个方法使他们在学校中的工作更为有趣，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它经常在半小时内便解决了困扰他们经年累月的问题。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提高了，经过一段时间后，严重的问题也不再发生，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毛病需要加以处理。教师们事实上都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已经学会了要了解人格的整体及其各种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我们的愿望是：如果教师们都受了良好的训练，心理学家也就不需要了！
比方说，假如班上有一个懒惰的孩子。教师就应该为孩子们筹设一次关于懒惰的讨论会。他可以用下列题目作为讨论的题材：
懒惰是怎么来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肯改变？
它为什么非得改变不可？
孩子们讨论后，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个懒孩子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讨论会的原因，但是这属于他自己。他会对它感兴趣，并从其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受到攻击，他必定会一无所获，但是假如他肯虚心聆听，他就会加以深思，进而改变自己。
没有人能够比在生活起居上不与孩子们在一起的老师更清楚地了解孩子们的心灵。他看到了孩子的许多层面，甚至和他们建立起交情。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所造成的错误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被纠正过来，完全是掌握在教师手上。教师像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保证，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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