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兰州是一座神奇的、尚未被国人和世界充分理解的城市。它的神奇何在？首先，从地理位置看，兰州不偏不倚，恰好居于中国版图的中心点。第二，进入兰州盆地就会发现，环绕兰州的群山逶迤如一条巨龙，皋兰山若是龙头，九州台便是龙尾。经科学测量，九州台是黄土高原土层最厚的地方之一，故兰州又有“黄土高原之宗”的称呼。第三点尤为难得，黄河从巴颜喀喇山奔流而下，东流到海不复回，所经城池不少，但是，黄河穿城而过的，惟兰州而已。仅此三点，足可见其造化之巧，难道这还不算神奇吗？兰州的神奇何止这些？兰州的历史甚为悠久。秦置陇西郡、榆中县，汉置金城郡，十六国时期为西秦国都，隋置兰州，清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治，兰州遂成省会，自此成了甘肃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兰州是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最好见证地。兰州得名于皋兰山。匈奴称天为皋兰，皋兰山也确有直薄云汉的突兀感。兰州又名金城，据说依《墨子》“金城汤池”说法得之，因其地形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冲。在历史上，它是胡汉之间的著名驿站。汉代以来，汉民族的中央集权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杀伐征战多从这里引发。经过漫长历史的磨合，兰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虽以汉族为最多，但也有回、藏、蒙、满、土、东乡、维吾尔等民族往来其间，不同信仰的人在这里同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这里并存，于是多民族、多宗教的交融互渗，兼容并包，成为兰州文化与众不同的突出特质。

    我认为，古兰州或古金城郡，其实又是一个文化圈的别称，这个文化圈的圆周还应包括河州、湟州、临洮、循化、榆中、皋兰等青海与甘肃接壤的地带。这是因为，与仰韶文化同期的无比绚丽的马家窑文化诞生于斯。若加细分，又可分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等，兰州花寨子、牟家坪、沙井驿等地就有丰富精美的陶器出土。它们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这里曾创造过辉煌的彩陶文化，它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举世共认。瑞典大科学家安特生在其《甘肃考古记》等著述中叙之甚详。

    到了近现代，兰州作为西北政治重镇和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显要：陇海、兰新、兰青、兰包诸线，均奔凑兰州而来，交会之后又各奔西东。川陕及沿海各地的货物要进入青海、新疆、西藏，或者，青海、新疆、西藏的物产要运到内地，大都必须经过兰州这个“瓶颈”地带。

    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绘过兰州的城市性格：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这里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后者如马步芳集团的所作所为。兰州是封闭的、沉滞的，但又是雄浑的、放肆的。不信，你往黄河老铁桥上一站，南望皋兰山，北望白塔山，下望黄河那并不张扬却又深不可测的浑浊漩流，会感到一种山与河暗中较劲的张力，或蒙克绘画中才有的紧张感……我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触摸到了兰州城独特的个性和深层的气质，但是可以肯定，兰州具有一种内在的复杂的文化底蕴。

    现代以至当代，兰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特点愈益突出了。仅在现当代，兰州就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潮：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支边，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九十年代的西部大开发，使得兰州城市的面孔、色调、时尚乃至服饰、语言，总是那样丰富多彩。某些被“兰州愚昧落后论”蒙蔽的内地人士，到兰州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慨叹，没想到兰州这么“洋气”，饮食文化如此发达，兰州人如此善于享受人生。现在，生活在兰州的土著居民并不很多，“兰州话”也只能作为土著们的精神家园残留着。兰州大多是从各地涌来的大学生、工人、干部、打工者和来开发西部的东南部的商家。尽管“新西兰”的谑称，“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外流现象，一度成为兰州人心中的痛，但是必须看到，建国以来至今，兰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开发上所做出了卓越贡献，所创造的奇迹，足可光耀史册。

    今天的兰州是美丽的，洋溢着活力，用“日新月异”不足以形容其变化之巨大。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兰州物质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精神上丰富的人文资源，都留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大开发的巨大空间。

    愿黄河明珠兰州更加灿烂，祝高原古城前程更加远大！

    2007年7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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