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小曼这样知名的人，也是有自己的学生的，只是数量不多，仅仅二三。据小曼的外甥写文章回忆，她收学生也没进行什么正式的礼仪，只是“叫一声‘陆老师’，小曼也便点头同意了。”这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说，陆小曼并没有真正收过、传授过技艺的学生。”
其中的一位学生，便是陆小曼的朋友、上海治印好手陈巨来介绍于她的，名字叫作王亦令。此人也是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化学工程师，母亲则在戏曲学校图书馆工作。王亦令先生解放前毕业于上海孙约翰大学，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曾在中华书局工作。妻子与他同校毕业，后来在上海师大担任英语老师的工作。
会见陆小曼之前，王亦令已经有了很深厚的英文、古文底子，但在认识小曼之后，却对她产生一层敬意，渐渐认识到，小曼的英文功底确在自己之上，于是从此有任何翻译问题，也都喜欢去找小曼帮忙解决。俩人的友谊便越来越好。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亦师亦友。
之后，两人合作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和艾米丽·勃朗台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等著作。但中途因为王亦令的一些个人原因，而导致著作未能及时出版。时间久了，王亦令也经常向自己的妻子朱琴提起陆小曼，使妻子也与小曼结下深厚的情谊。
王亦令的才华很得小曼的认可，但他的德行却一直为小曼所不忍。小曼的外甥曾在文章里披露王的生活作风不好，以至常令夫人伤心：“朱琴常常把这事告诉小曼，小曼总是好言相劝，才帮助他们维护好家庭（因为王已有三个孩子）。”但最终王亦令还是出事，与朱琴离了婚。对此，小曼常对身边人说：“一个人德和才都重要，但德比才更重要。王亦令早晚有一天要毁在他的德上。”不得不说，这也是她对这个学生的一种扼腕叹息。
除了王亦令，陆小曼还有学生名为张方晦、展望之等三位青年。他们经常结伴去小曼家，写了诗请小曼当面指导。有一次，还曾拿了一本抄印得很考究的小集子，要小曼在封面题字。因为他们是三个人，小曼便题写了“岁寒集”（“岁寒三友”之名）。
小曼与学生的交流很简单。她没有收学生的“功利”想法，大抵是从心里认为自己没什么光辉伟大的技艺可传授人的。小曼的谦虚，在此可以一探究竟。而这几位学生也很知趣，每次来也只是用简短的时间交流问题，问题一解决便结伴离去，从不多占用小曼休息和独处的时间。当然，他们也从未在家中留过饭。
多年以后，学生张方晦在一篇名为《温故》的文章中，回忆了他与小曼最初相识的场景：“1955至1956年间，正读初中的笔者由金石篆刻家陈巨来推荐跟陆小曼学画，由此结下了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也见证了晚年陆小曼的点点滴滴。那时，上海人家居处都不宽舒。陆小曼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后又被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所住是原来的旧居，楼下已是别姓人家。她的房间虽不算小，但会客、作画、寝息均在其中。我见到陆小曼女士的时候，她只不过50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形象反差实在太大。十三四岁的我，顿时为岁月对人之磨蚀感到无比悲凉。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儿之后，那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徐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众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文中还多次提到当天俩人相识的细节，小曼的表妹吴锦拿来水果招待他，自此他便成为小曼家中的常客。他回忆：“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宽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点。”具体表现是，她对待所有的来客全部一视同仁，从来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而个别对待。
因为翁瑞午当时跟小曼同居，所以其私生女儿的生母也常来府上探望女儿，甚至还有翁瑞午的其他成年儿女。小曼对这些人，均没有为难过，都是以礼相待——可见其气度。
除了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人物，张方晦在这篇文章里还特别提到了当时负责照顾小曼起居生活的女佣桃桃，以及小曼生前相交甚好的一个朋友陈巨来。
想小曼自小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府上的佣人自然是不会少。即便到后来生活困顿，她也早已习惯有人陪伴、服侍的生活，有一位女佣照料也并不为奇。
陆小曼对待家里的佣人一向很宽容，哪怕是在日子最为困难的时期，月钱也都一概照付，从不赖账。佣人也知晓她的难处，“投桃报李”，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咦？我忽然想，这会不会是佣人的名字之所以叫作桃桃的原因呢？
关于主仆相处融洽这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小曼的外甥曾在文章里记录下一件事：“一次，佣人毛桃妹整理、打扫房间的旧东西，把放在亭子间的折好的一叠咖啡色的粗格图形纸用水洗了一下，想不到成了纸浆糊。后来，小曼知道之后说，‘啊呀，可惜，这是泰戈尔送给志摩的包书纸，虽值不了几个钱，但很有纪念意义！’毛桃妹说：‘啊呀，我闯祸了！怎么办？我赔都无法赔啊！’小曼笑着说：‘您一定把它当成了被单，倒还真像！算了，不知者，无罪。怪我，没有给你们讲清楚。以后凡是洗什么东西，都要搭我讲一声！’此事也就解决了。”只是他也很为这件有纪念价值的文物就这么被毁了而感到心痛。
看小曼1957年与翁瑞午并坐在一起拍摄的黑白照片，她的容貌虽已改变，但是眼神仍就明朗，依稀可寻当年清亮天真的模样。她如此安静地坐着，嘴角一抹淡淡浅浅的笑容，也使我隔着电脑屏幕，感觉到她那种暖意的问候。
小曼的另一位好友，陈巨来先生，原本两人是有着三十多年交情的老友、同事。前面提到的小曼的两位学生，还是经由他的举荐才拜认小曼做老师。
1949年以后，小曼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有老友来拜访，也只谈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当时，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陈巨来闻讯将自己存录多年的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年以后的作品，包括“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等，但后来他稍觉不过瘾，便临时追加展示出“蒋中正印”“程潜之印”等。结果，因为反右运动的开展，他被押送劳动教养去了。
小曼因为是其相交多年的旧友，也因此被连累务必要对陈巨来进行发言批判。几年以后，陈巨来获得自由，竟因为小曼的作为而与之绝交。小曼的学生张方晦深知其中的误解，在心里为小曼的遭遇打抱不平，因此找到陈巨来老师，亲口向他证明小曼的清白。他说，小曼也是迫于形势无奈，才那样做的。陈巨来不认，仍然为小曼“背叛”朋友而感到气愤。张方晦反问他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那一套的厉害？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仍不能令其满意，因为小曼也算他的忠贞老友，却想不到竟揭发他的“罪行”多达十八条！这一说倒是给张方晦提了个醒，他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才让陈巨来沉默下来。张方晦又趁机接着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
此时，陈巨来才闪动着泪花向苍天大叫道：“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两人一同前往小曼住处，陈巨来声泪俱下地向小曼道歉，二人才算就此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1960年之后，小曼的身体状况愈发不好，可怕的气喘频频发作，连累她也不能再去画院工作，只能硬硬地躺在床榻，苦捱时光。此后，更是常往医院跑了。
后来，小曼病故，几位学生也早已成人多年，在各自的领域有了不同的建树。张方晦还和展望之合作，出版了一本纪念诗人徐志摩的书籍，名为《飞去的诗人——徐志摩》——那时候，他们是很喜欢研究徐志摩的诗歌并且仿照其风格进行创作的。彼时的他们，一个在美国结婚生子，生活安逸，一个在上海某所大学任教，也算幸福安康。
一个人未来的命运，究竟谁又能说得清呢。小曼恐怕当初豁出一切嫁给徐志摩时，一定也未想到是她独自一人苦熬了后半生。或许，人的命运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是可以自己掌握的，而大的方向则早已注定。但小曼也从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她几经浮沉，终于活成一种通透的模样，不算长的一生中，经历过欢乐，更有许多坎坷与悲伤。但老去之后，一切也都风轻云淡，不再回响。
她待人一向诚恳，而不看对方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正遭遇何种境况。估计用现在的话来说，要算是“实诚”“没心眼”。倘若她泉下有知，知道自己的这两位学生都成了出类拔萃的好青年，想必一定也会感到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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