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传说中的帝尧（约公元前2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司，从事观象授时。那时一年分为366天，分为四季，用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这些都是中国历法（阴、阳历）的基本内容。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中国天文学已经处于从一般观察到数量化观察的过渡阶段。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春秋》和《左传》，都载有丰富的天文资料。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中，记录了37次日衰，现已证明其中有32次是可靠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象记录。当时还有天琴座流星的最早记载，也有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随着观测资料的积累，战国时期已有天文学的专门著作，齐国的甘公（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有《天文》八卷。
和春秋时期天文学相联系的是历法，到春秋后期，采用的历法是一年为365日，19年7闰，这种历法叫古四分历。古四分历比真正的年长度每年多11分钟。欧洲古罗马人在公元前43年，即比中国晚500年的时候才知道采用古四分历。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在春秋战国时期，还逐步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平均15天设置一个节气，这是中国古代的独特创造。它告诉人们太阳移到黄道上二十四个具有季节意义的位置的日期，几千年来对中国农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徽注解《九章算术》刘徽（225～295）刘徽，中国数学家。
中国古代的数学著作相传有10种，称为“算经十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九章算术》，全书分九章。
刘徽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为《九章算术》做注解，于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成书，名《九章算术注》，共九卷。对《九章算术》中的大部分算法一一给出理论上的论证，特别是创立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的方法，含有极限观念，这不仅开创了中国圆周率研究的新纪元，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一项重大成就。他正确地计算出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并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为157／50（约3.14）。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算出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927／1250，等于现在通常计算中所规定的π值，即3.1416。
刘徽对数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求弧田面积、圆锥体积、球体积、十进分数、解方程等问题都有创见。巧戏贪心财主
从前，有一位贪心的财主找到刘徽，求他帮忙，财主说：“我有一口圆形的池塘，现在我想把它租出去，能不能请您帮忙计算一下这口池塘有多大？”
刘徽痛快地回答：“当然可以。不过，你是想让你的池塘的亩数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呢？”
《九章算术》书影财主一听还有这种好事，连忙说：“大一些好，大一些好。大了我就可以多收租金了！”
于是刘徽告诉他，尽量把这个池塘画成多边形，边数越多，池塘的亩数就越大。
财主迫不及待地依计行事。第二天一早，他就跑来告诉刘徽，他画出了12边形，并量出了每边的长度。刘徽马上给他算出了池塘的亩数。第三天，财主又画出了24边形，刘徽一算，果然亩数比前一天多了些，财主就更高兴了。过了几天，他又画出了96边形，刘徽算出的亩数又大了一些。
这样，贪心的财主为了让他的池塘的面积不断扩大，就不停地量呀、画呀，忙得不亦乐乎。而事实上，这个池塘的实际面积要比财主画出的任一多边形的面积都大。
其实，这故事讲的就是刘徽独创的割圆术。
所谓的割圆术，就是在圆内做内接正多边形，然后通过计算多边形的面积来求得该圆的近似面积，并计算出圆周率的近似数值。
发明“割圆术”
有一天，刘徽来到一个打石场散心。他看到一群石匠在加工石料。石匠们接过一块四四方方的大青石，先斫去石头的4个角，石头就变成一块八角形的石头，然后再斫掉8个角，石头变成了16角形。这样一斧一凿地敲下去，一块方石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加工成了一根光滑的圆石柱了。
刘徽看呆了。突然间，脑子里灵光一闪，他赶紧回到家里，立刻动手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然后在圆里面画了一个内接正六边形，用尺子一量，六边形的周长正好是直径的3倍。然后，他又在圆里面画出内接正12边形、24边形、48边形。他惊喜地发现，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它的周长就和圆的周长越接近。最后，他把这种求圆周率的办法称为“割圆术”。
利用割圆术，刘徽算出了圆的内接正192边形的周长是直径的3.14倍，即157／50。
157／50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所求得的比较准确的π值。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刘徽的功绩，就把这个π值称作“徽率”。
祖冲之与圆周率祖冲之（429～500）祖冲之，字文远，南北朝范阳人，中国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的父亲对天文历法有所研究，祖冲之从小就爱好天文历法，并经常观测和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曾历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令、长水校尉等职。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对圆周率的计算十分精确，其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比现在通常计算中所规定的3.1416要精确得多。
祖冲之把圆周率的近似值22／7称为约率，并首先提出另一个圆周率的近似值355／113，称为“密率”（日本数学家称为“祖率”），比欧洲一些数学家早提出1000多年。
祖冲之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叫《大明历》，首次求出历法中通常称为交点月的日数为27.21223日，与近代测得交点月的日数27.21222日极为近似。
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贡献，曾改造过指南车，制造了水碓磨、千里船等。爱探索的祖冲之
小时候，祖冲之最喜欢在晴朗的夜空中数星星，观察星空的变化。他常常问爷爷：“天空中的北斗星为什么一直旋转个不停呢？它怎么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南？”“怎么月亮一会儿弯弯的像镰刀，一会儿又圆圆的像银盘？”面对祖冲之永远问不完的问题，身为朝廷中掌管建筑工程官员的爷爷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给他听。
有一年的8月29日，天空中出现了日食。当时人们并不了解日食是怎么回事，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户外去观望，还有很多迷信的说法。
虽说祖冲之还是个少年，但他已经懂得不少的天文知识。他一边观察日食，一边进行思考，日食只有在初一的时候才会出现，可今天才廿九，怎么提前了呢？会不会是历书出了差错？
从此以后，祖冲之着手将历法推算出的节气同实际看到的天象进行对比。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历法并不严密，必须重新制定。
“历法如果不准确，就要误大事的，有错就得改。”
凭着坚定的科学信念，祖冲之开始了重修历法的艰苦劳动。
白天，他测太阳的影子；夜晚，他观看星宿的移动。当时并没有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有一大堆被称做“算筹”的小竹签。碰到稍大一些的数字运算，那些小竹签就要摆上一大堆。但是，祖冲之没有被难倒。
终于在他33岁那年，祖冲之编成了一部崭新的历法——《大明历》。
为真理而斗争
《大明历》编成以后，祖冲之上表给宋孝武帝，请求他颁布推行。宋孝武帝命令主管天文历法的宠臣戴法兴进行审查。戴法兴的思想顽固保守，他反对改革历法，极力反对《大明历》。
戴法兴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日月星辰的运动，有时快，有时慢，是变幻莫测的。”
祖冲之胸有成竹地说：“其实这些快慢变化并不神秘，通过观测研究，是完全可以推算出来的。”
理屈的戴法兴却蛮横地宣称：“历法是古人制定、代代相传下来的，万世也不能更改，即使有差错，也应该永远照用！”
“我们绝不能盲目迷信古人！”祖冲之理直气壮地反对说，“明明知道旧历法有错误，还要照用，这岂不是错上加错？！”
面对祖冲之有理有据的争辩，戴法兴恼羞成怒了，他拍着桌子威胁说：“谁如果改动现有历法，谁就是亵渎上天，叛祖离道！”
“请不要用空话吓人。”祖冲之义正词严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尽管拿出来，空话是吓不倒我的！”
虽然辩论以戴法兴失败而告终，但是他有权有势，朝廷中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所以《大明历》没有被通过。直到510年，由于许多天文观测事实一再证明了《大明历》的正确，《大明历》才得到正式推行。令人遗憾的是，这时候祖冲之已经去世10年了。
张衡与天文学张衡（78～139）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人，中国天文学家。
张衡曾两任主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衡第一次正确解释月食成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中而产生的。他指出月亮本身不发光，是受了太阳照射才反射出光来的；还根据太阳在天空运行的规律，解释冬天昼短夜长、夏天昼长夜短的道理。张衡总结了当时的天文知识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灵宪》一书，记录了2500颗星，并画出中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不但认识到宇宙无限性，而且还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和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
张衡创制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象”，也叫“浑天仪”，即测定天体位置的一种仪器，构造精细，所示的星图和天空实际情况一样。
张衡创制世界上第一架观测气象的仪器，叫“相风铜鸟”，比欧洲出现类似的仪器早1000多年。
张衡还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叫“地动仪”，制成不久便测出公元138年在洛阳西方的陇西发生的、连洛阳人也未感到的一次地震。可见，它的灵敏度相当高。
张衡对数学也有研究，他算出圆周率3.1466和3.1622两个数值，虽不够精确，但比印度、阿拉伯数学家算出同样结果约早500年。
张衡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所写的《东京赋》、《西京赋》、《归田赋》、《四愁歌》、《同声歌》等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较著名。发明浑天仪
张衡为了更好地解释“浑天说”，同时也是为了掌管天文历法工作的需要，他决定制造一个新型的天体模型“浑天仪”，以此来显示天象的实际面貌。
浑天仪是以一个直径约1.18米的空心铜球代表天球，上面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互成24°交角的黄道和赤道等，黄道上又标有二十四节气。紧附于天球外的有地平环和子午环等。天体半露于天平环之上，半隐于地平环之下。天轴则支架在子午环上，天球可绕天轴转动。同时，又以漏壶流出的水做动力，通过齿轮系统的转动和控制，使浑天仪每天均匀地绕天轴旋转一周，从而达到自动地、近似正确地演示天象的目的。
此外，水运浑象还带有一个日历，能随着月亮的盈亏演示一个月中日期的推移，相当于一个机械日历。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夜晚，张衡把许多对天文有兴趣的官员请到他的官邸来，参观试验他新铸成的浑天仪的运行情况。
张衡让一部分官员到户外观察天象，同时又请另一部分人留在屋内观察浑天仪。这时，满天星斗，皓月当空。一会儿，屋里的官员高声喊着某颗星出现、某颗星在空中什么位置、某颗星不见，报告的情况竟和室外所观察到的一模一样。
到场的官员们不由得信服地赞叹：“这浑天仪真是巧夺天工啊！”
发明地动仪
公元119年，洛阳和附近42个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张衡亲眼看到无数的房屋倒塌、土地陷裂，百姓死伤者不计其数。惨不忍睹的情景大大刺激了张衡，他发誓道：“我一定要制成一种能够测报地震的仪器，让天下老百姓少受灾害！”
公元132年，在他的努力下，一台能测报地震方向的仪器终于问世了。它被称作“地动仪”，是由青铜铸成，形状像个大酒坛，周围还镶着8条倒伏的龙，龙头朝着不同的方向。每条龙的嘴里都含着一颗浑圆的铜球；与龙相应位置的地上都各蹲着一只铜铸的蛤蟆，它们都抬头张嘴，似乎在等待着吞食龙嘴里吐出来的铜球。
地动仪一旦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地动仪中间的铜柱就朝哪个方向摆去，牵动横杆，把那个方向龙头的上部提起，龙嘴就会张开，从而铜球也就自动落到下面蛤蟆的嘴里。这样，人们就知道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
公元138年的一天，张衡正在书房里看书。忽然间，“当”的一声清脆的响声惊动了张衡。他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地动仪朝西北方向的龙嘴里吐出了铜球，铜球落进了蛤蟆嘴里。
“西北方向发生地震了！”张衡心里很激动，这是他的仪器第一次起作用啊！可是，洛阳城里没有人感觉到地震，他们嘲笑张衡扰乱民心，说他瞎折腾，连一向信任他的皇帝这回也半信半疑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甘肃陇西官员就派人骑马赶来向皇帝报告：“陇西子4天前发生了地震，灾情严重！”
这一下，整个京城轰动了。要知道，东汉的陇西距洛阳只有500多公里。
张衡创制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台会测报地震方向的科学仪器，它首开人类科学测报地震的先河。在此之后的1000多年，欧洲人才发明了类似的地震仪。
僧一行与天文学僧一行（683～727）僧一行，中国天文学家，本名张遂，法名一行，也称僧一行，唐代巨鹿人。
僧一行博览群书，青年时就读过十分深奥的《太玄经》，并写了读书笔记。武则天称帝时，僧一行为免遭当权者迫害而在河南嵩山出家为僧，专心致力于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712年唐玄宗即位后，僧一行被召回长安，主持修订历法。为了观测天象，僧一行和机械制造师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两具新的天文仪器，黄道游仪及浑天铜仪。
在僧一行的主持下，全国设立了12个观测站，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位置，以证明恒星在宇宙中的位置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是天文学史上最早的重要发现。
僧一行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第一次测量了子午线长度，他利用自制仪器“复矩”计算子午线长度，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创举。
通过细致的观测和计算，僧一行纠正了过去历法把全年均分为二十四个节气的错误。
在总结前人历法的基础上，僧一行经过近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一部新历书——《大衍历》。这部历书比过去的历书要精确得多，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历法。
郭守敬与天文水利郭守敬（1231～1316）郭守敬，字若思，元代顺德（今河北邢台）人。
中国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的其祖父郭荣精于天文、数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自幼受祖父的培养，后又从刘秉忠、张文谦等学者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为后来的科学成就打下了基础。郭守敬参加了元朝政府修订历法的工作。为观测天象，他制成简仪等13种天文仪器。他所制的简仪，功用与浑仪相同，但结构简单、刻度精密，且装有滚珠轴承。清代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来华，见到这一仪器赞不绝口，认为比西方进步300年，并称赞郭守敬是“中国的第谷”。
在郭守敬的组织下，当时全国设立了22个天文观测站。郭守敬利用各地所测得的数据，经过精密的计算，计算出一年为365.2425日，和地球公转的周期只差26秒，与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格里历（即公历）的一年周期相同。《授时历》于1280年颁行，比格里历早300多年。
简仪（郭守敬设计）在水利工程方面，郭守敬的贡献也很大，主要是修造了通惠河，即通州到大都（北京）的一段运河。该运河全长160多里，通航后与济州河、会通河连接，使南来船舶可直驶北京，这不但解决了运粮的问题，而且促进了南北交通，繁荣了当时的经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
火药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有趣的是，它竟最先出现在炼丹方士的炼丹炉中。
从战国到西汉这一时期，有些人想长生不老，有些人贪求金银财宝。于是有人就把冶金技术运用到炼制矿物药方面，梦想炼成仙丹，或炼出更多的金银。就这样，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产生了。
虽然长生不老没有成功，仙丹也没有炼成，但是，在炼丹的实践过程中，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发明渐渐地萌芽了。在炼丹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硫黄的可燃性，硝石具有化金石的功能，并不断积累了有关这些原料性能的知识，为火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1300多年前，著名药学家孙思邈也炼过丹，他写了一部叫《丹经》的书，书里面提到了一种“内仗硫黄法”，就是将硫黄、硝石的粉末放在锅里，然后再加入点着了火的皂角子，就会产生焰火。这是至今为止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火药配方。这说明我国最迟在唐朝（公元618～907年）就已经发明了火药。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实验，终于有人找到了恰当的比例，进一步把硝石、硫黄和木炭这三种东西混合在一起，配制成黑色粉末状的火药。后来，火药被引入军事，成为具有巨大威力的新型武器，并引起了战略、战术、军事科技的重大变革。
大约在10世纪初的唐代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火药开始在战争中使用。据史书记载，唐哀帝时期（公元904～906年），有个叫郑王番的人去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他命令士兵“发机飞火”，把豫章的龙沙门烧了，他自己带领一些人突击登城，身上也被烧伤。
这里面的“飞火”就是火炮。原来，古代军队打仗，距离近了用刀枪，远了用弓箭，后来还用抛石机，把大石头抛出去，打击距离较远的敌人。这抛石机就是最初的炮。
军事家使用火药后，又利用抛石机来发射火药。郑王番用的火炮，就是用火药包装在抛石机上，用火点着向敌人抛过去的。因此，史书上称为“发机飞火”。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使用这种武器的目的，就是燃烧。从记载中来看，其燃烧的威力非常大。
初期的火药武器，主要是用于纵火。随着工艺的改进，火药的爆炸性能不断地增强，新型的火器也不断地出现。
1232年，元兵攻打金人时，金兵曾使用一种叫“震天雷”的武器，爆炸力十分巨大。
在13世纪的南宋时期，新式的管形火器也出现了。它的出现，表明人类已在更高的层次上了解了火药的性能，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和操纵烈性火药。到了宋末元初，管形火器已先后用铜或铁铸制。大型的叫火铳，小型的叫手铳，已经具备了近代枪炮的雏形。
后来，火药及火药武器随着海上中外的交往和陆上蒙古军队的西征，渐次传入其他国家，从而加快了人类历史演变的进程。
指南针
中华民族很早就发明了航行的眼睛——指南针，有了它，航海、航空、勘察、探险，都迷不了路。
指南针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呢？我们的祖先又是怎样发明它的呢？
在知道了磁铁的特性之后，战国时代的人们发明一种叫做司南的磁铁指南仪器。“司”的意思是掌管，司南也就是专门掌管指示南方的仪器。司南的样子像一把汤匙，有一根长柄和光滑的圆底，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光滑的地盘上以指示方向位置。
这个汤匙是用磁铁制成的，它的磁性南极那一头被雕成长柄以指示方向，它的圆底是重心所在，磨得特别光滑，放在地盘上，只要把长柄轻轻一转，静止下来后长柄所指的方向便是南方。
由于它在使用时必须配有地盘，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罗盘。司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指南针。但由于司南是用天然的磁石磨制成的，在强烈震动和高温的情况下，磁石容易失去磁性，再加上司南在使用时还必须有平滑的地盘，这就显得很不方便。
到了北宋后期（公元11世纪），人们发现钢铁在磁石上磨过之后也会带上磁性，而且比较稳固，于是就出现了人造磁铁。
缕悬法指南针（模型）人造磁铁的发现，促成了“指南鱼”的出现，这把测方向仪器的水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指南鱼是用一块薄的磁化钢片制成，形状像一条鱼，它的鱼头是磁南极，鱼尾是磁北极，鱼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一些，使它可以浮在水面上。让浮在水面上的指南鱼自由转动，等到静止时，鱼头总是指着南方。指南鱼比起司南来，在携带和使用方面都方便多了。
钢片指南鱼发明不久后，人们把钢针放在磁铁上磨，使钢针变成了磁针。这种经过人工传磁的钢针，就是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指南针了。
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记述了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式，其一是“水浮法”，将磁针横贯灯芯草，让它浮在水面上；其二为“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放在手指甲面上，使它轻轻转动，由于手指甲面很光滑，磁针就和司南一样，旋转自如，静止后指南；其三是“碗唇旋定法”，把磁针放在光滑的碗口边上；其四为“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上一根细丝线，把细丝线挂在没有风的地方。这四种方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指南针使用方法的最早记载。
指南针的出现为航海业提供了一件有力的工具，使人们在大海上航行时不再迷失航向、偏离航线，从而避免了大量海难事故，开创了一个人类航海活动的新纪元。宋元时期中国海外交通事业的繁盛，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壮举，都得益于指南针的帮助。指南针传入欧洲后，更促成了欧洲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谱写了世界历史的辉煌新篇。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评价说，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它把“原始航海时代推进到终点，预示了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指南针，就是人类在外旅行时明亮的眼睛。
造纸术
东汉学者许慎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里曾经对“纸”字做过分析，认为纸的最早出现与丝织业有关。“纸”字的左边是“系”旁，右边是“氏”字（古时候，“氏”字是人或妇女的代名词）。这就是说，最原始的纸实际上是属于丝一类的絮，这种絮是丝织作坊的女工在水中漂絮以后得到的。
造纸流程图后来，人们经过不断改进，制成了絮纸。之后在沤麻的过程中，同样得到了由麻纤维构成的薄片，于是又出现了植物纤维纸。
由此可见，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在改进造纸工艺方面，蔡伦的贡献的确非常卓越。
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太监，任尚方令，专门负责监制皇宫用的器物。那时的皇宫工场中集中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批缫丝、沤麻并具有造纸技术的能手。
由于经常和工匠接触，劳动人民的精湛技术和创造精神对蔡伦有很大的影响。在总结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他带领工匠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渔网等原料造纸。他们先把树皮、麻头、破布和破渔网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放在水里浸渍相当时间，再捣烂成浆状（还可能经过蒸煮），然后在席子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下晒干，这样就制成了纸。
用这种办法造出来的纸，质地轻薄，很适合书写，从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再加上造纸的原料来源广泛，价钱便宜，有些还是废物利用，因此纸得以大量生产，造纸术也由此逐渐传播开来。
纸张的大量出现，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书写材料的变革，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交流，造纸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拉伯、埃及乃至欧洲。纸逐渐取代了埃及的纸草、印度的贝叶、欧洲的羊皮等成为了最重要的文明载体，从而大大加速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
印刷术
毕昇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的北宋时期。当时，雕版印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雕版印刷就是根据稿本，把文字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再把纸反过来贴在比较坚实的木板（通常是枣木或梨木）上面，雕刻出凸起的反字，成了所谓的“阳文”，这种雕刻而成的木板就成“雕版”；接着把墨涂在它的线条上，然后铺上纸，用刷子在纸上轻匀地揩拭。这样，便可以印出白底黑字的印刷品来了。
但是，雕版印刷术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首先是雕刻一套版，要花上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耗费的精力太大、损毁的木材太多，而且一本书印完后那些版也就没用了。比如，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有个名叫张徒信的人在成都雕印全部《大藏经》，竟花了12年的时间，雕了13万块木板，几间屋子还装不下，后来不再重印，这些木板也就不起作用了。可见，雕版印刷既费工又费料。更可惜的是，如果雕刻的印版上有了错别字，就得作废，还得重新雕刻整块木板。
毕昇是当时一位熟练的雕版印刷工匠，在多年的实践中，他十分清楚这种印刷的缺点，因此就着手对它加以改进。他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了反复的实践，终于创造出泥活字印刷术。
所谓“活版”，就是将字分别刻在一块块小小的木头上（而不是刻在整版上），再拼成一整块去印刷，印好后把它卸下来以后再用。
可是，怎么使整个活版在印刷时不会松动，印刷后又可将活字拆卸下来呢？毕昇想了个办法，他把木活字放在一块四周有方格的铁框板上，里面填上些松香之类的黏合物，然后搁在炉子上烘烤，于是松香慢慢地熔化成薄薄的一层。趁松香受热变软的时候，他把木活字依次放在铁柜板上。等排满字后，再把铁框板从炉子上取下来，并且迅速用一块平整的木板在上面轻轻一压。等松香冷却凝固后，铁框板上的木活字也就整齐而平整地黏在一起了。等到印刷完后，再把铁框板搁在炉子上烘烤，把木活字取下以后再用。
但是，毕昇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木活字墨蘸多了容易发生膨胀，而且木头的纹理疏密不一，印多了木活字就会变形，有的模糊不清，而且，它也很容易和黏合物相连，取下来不方便。
毕昇活字版又经过一番探索，终于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首创了泥活字，并且成功地进行了活字印刷。他用黏土刻字，每字一印，制成大小不一的薄字印，然后用火烧烤使它陶化，即成坚硬的泥活字。
为了加快印刷的速度，毕昇准备好两块铁板。一块在印刷，另一块就在排字。这样交替使用，印刷起来既快又方便。
在刻字的时候，每个单字都刻几个印，对于像“之”、“也”等这些常用字，则刻多达20多个重复的字。如在排版时遇到生僻的字，可以现刻、现烧、现补。
为了查找方便，毕昇巧妙地利用韵目给活字分门别类，把它们有序地储放在木架上，下次要用的时候，很快就能找到。
这样，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现代印刷术的三个步骤：制造活字、排版、印刷，都源于此。毕昇的伟大发明启发了后人不断地改善印刷术，世界历史上出现了铜活字、铅活字、锡活字、合金活字以及电脑排版，它使人类文化的记录、保存、传播以及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称作是“文明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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