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莎莎

    正如吕进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诗学》导言中所说的："本书具有中国风格。在诗学观念上，以抒情诗为中心；在诗学形态上，注意保持和发展中国诗学的领悟性特征。"可见，吕进诗学对古典诗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诗学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无论是古典诗歌还是新诗，都是以抒情诗为主流，而西方则是以叙事诗为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加上汉语文化的大背景，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论在诗学观念方面相对于西方诗学来讲，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吕进诗学在这丰富的资源中萌芽、成熟，也就必然遗传和继承了中国诗学的基因。

    第一，对古典诗学观点和术语的继承。古典诗学非常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这对吕进强调新诗的音乐性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诗歌的起源开始，诗就与音乐、舞蹈合体而生，音乐性是诗歌与生俱来的特征。古典诗论《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以"永歌"的形式所表达的"诗"之志为最高境界，足见音乐之于诗的意义。

    对音乐性的看重同样也可以从中国诗歌发展史中找到证明，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这些诗歌发展历史上优秀的诗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从"以乐从诗"到"采诗入乐"到"依声填词"都是诗与音乐的完美结合。然而，"五四"以后的新诗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音乐性这一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将诗与散文混同，正如俞平伯所说"白话诗到底是掉了底下一个诗字"。古典诗学对音乐性的重视和传承与新诗在音乐性方面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中国读者对格律体诗歌的鉴赏期待共同引起了吕进对新诗音乐性的重视和强调。吕进新诗文体学体系的核心正是对新诗本质的探讨，认为诗歌的形式本质应该在于它的音乐美，强调音乐美是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的分水岭，是诗的文体特征的关键所在，并在此基础上主张新诗应该向传统诗歌学习，回归诗歌的"音乐性"特征。这些观点正是对优秀的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吕进非常注重对诗歌语言的"弹性"特征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来源于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古典诗论很注重诗歌的"暗示"、"含蓄蕴藉"的特征，有许多相关的论述。比如谢榛《四溟诗话》的"妙在含糊"，《文心雕龙》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还有《随园诗话》的"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可谓都是强调"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这些论述从各个方面述及了古典诗歌"隐"和"模糊"的特征。吕进在这一古典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认为诗的弹性技巧全在"模糊"的炉锤之妙，在于事物之间、情感之间、物我之间的联系与重叠，并从新诗常见的"形象之间的联系与重叠"、"具体与抽象的联系与重叠"、"不同语法现象的联系与重叠"、"词语在语音上的联系与重叠"四种情况探讨了弹性的美学特征。尽管吕进的这些观点已进行了现代化的转换，但在本质上它们与古典诗歌"隐"和"模糊"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虚"与"实"是古典诗学中比较重要的一对诗学术语，同样也是现代诗学中新诗在修辞方面基本的美学范畴，在这点上吕进直接沿用了"虚"、"实"的术语来对新诗进行新的阐述。在古典诗论中，"虚实相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的表现手法，是诗基本的修辞方式。有如："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古典诗歌这种在"虚"与"实"间所产生的妙趣横生的美妙意境使得这一表现手法成为诗歌发展中的一种"常"。但是古典诗论中对"虚实"的论述比较笼统和模糊。针对这一点，吕进对这一"常"在继承的同时，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多角度的研究，他通过虚实形象和虚实手法两方面对新诗的这一美学概念进行了新的阐述。在虚实形象方面，吕进论述了诗歌形象的虚实之分、诗歌形象的基本形态以及诗歌形象虚实的相对性。在虚实手法方面，认为新诗的修辞主要有虚实相生、时空转换、象征、转品、跳跃等五种，并认为这五种常见的修辞方式的美学本质都是虚实相生。这些论述可以说既是对古典诗歌"虚实相生"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概念的论述具有了明显的现代内涵。

    古典诗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吕进对这个体系的继承除了上述在形式上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表达上注重"含蓄蕴藉"，手法上注重"虚实相生"等观念外，还包括在内容上注重诗人的"情志"、语言上注重独特的"诗家语"等等，这些古典诗学观点共同构筑了吕进诗学体系的传统特色。

    第二，对传统诗歌中文化精神的延续。吕进的诗学蕴含着儒家的拯世救民思想、入世情怀和道家、佛家的博爱精神，具体表现为对诗人和诗歌使命意识的重视和强调，这一特点可以说来自于对中国传统诗歌中文化精神的延续。

    在诗歌的文化精神上，中国诗歌延续着一种家国情怀，以国家、集体为本位，中国大量的爱国诗词就是很好的说明。从中国文学较高成就的唐诗、宋词来说，无论诗人、诗歌属于哪种风格，婉约也好、奔放也罢，都是以家国为本位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对个人命运的书写，通常是与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典诗话也强调诗歌"匡时济世"和入世精神，进而倡导"诗品出于人品"之说，特别注重诗人的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追求诗人的理想完美人格。袁枚在《答机园论诗书》中说："诗者由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花草诗与诗人人品的高下雅俗有直接关系，像《而庵诗话》说的那样："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诗如见其人。"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以爱国、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

    中国古典诗歌所传承的这种厚重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审美理想对吕进有很大的启发，使他在自己的诗学体系中多次强调诗歌、诗人的使命意识和时代责任。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社会主义新诗"这个章节吕进提出"通过诗人之情抒发人民之情"，对"人民之情"的重视正是对"使命意识"的强调。在《中国现代诗学》"抒情诗人的修养"这章中强调了诗人的非个人化和使命意识。吕进认为，优秀的诗人总是与时代同步、与民族同心，诗人看重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社会历史也才会看重诗人的位置。在《诗，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等相关文章中也强调优秀诗歌总是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是出世态度与入世态度的统一。只有使命意识而没有生命意识，诗就会从体验世界蜕化为叙述世界；只有生命意识而没有使命意识，诗魂就会瘦弱，诗貌就会猥琐，诗就会变成只属于个人的"玩物"。这些关于诗人、诗歌使命意识的观点和论述体现了吕进对传统诗歌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使命意识作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道德审美理想随着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植根于诗人和读者的灵魂深处，已经成为一种历代读者的审美期待和审美习惯。吕进通过对新诗使命意识的强调来寻找新诗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满足当代读者的对传统文化精神审美需求，来解决新诗面临的现实问题。

    2.诗学形态的影响

    由于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诗学存在很大差异，除了诗学观念的差异之外，中西诗学在形态方面还存在两个根本区别：一是"中国传统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经验性"；二是"中国传统诗学喜欢运用类概念，不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西方诗学总是运用纯概念，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就此来考察吕进诗学体系的诗学形态的话，可以说它较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形态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论著主要是以"诗话"的形式存在，"诗话"是谈诗的"诗"，没有纯粹的概念，往往是诗人论诗，用诗的方式表达。古典诗论除了部分著作带有比较强的学术概念和意义外，其他大都是"诗话"特征比较明显的诗人谈诗的著作。诗学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论(诸如以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的文论)，它的研究对象是最高语言艺术的诗歌，正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文学包括文论都追求诗意、诗化的特征，于是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以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和喜欢使用类概念为形态特征的中国诗话。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以诗人之心论诗"，自然继承了古典诗学的这一形态特征，以不说尽来代替说不尽。

    第一，就论诗的语言风格而言，吕进的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的形态特征。中国诗话大多属于感悟式、印象式的品评，轻逻辑分析，在表述上显得活泼通脱，空灵自在，读文也如读诗；诗话的行文运笔，自由随意，不受任何拘束，始终以论诗为中心。"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话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整体的体验。中国诗学不像西方诗学那样将诗歌作分解的概念剖析，而是力求将诗保持为诗，让诗的魅力在诗话感悟性的诗意语言表述中妙不可言。

    正是传统诗话形态的特殊魅力，吕进在诗学形态和话语方式方面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特征。比如，在对诗的内视点进行论述时，不像西方诗学那样注重分析性、抽象性，而是带有很强的领悟性、整体性特征。他说："内视点文学体验世界、披露心灵世界的精微......内视点将人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带到诗的世界。......内视点给予诗人的是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难以道破，只能会心。就像老子《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那样：道之以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对内视点的论述就是采用这些感悟式的语言，甚至直接引用古典"诗话"的语言去解释，没有直接告诉你是什么，而是通过富于弹性的"诗话"语言让你去感受其中的真谛。除了表述的领悟性之外，采用古典诗话的短小句式，而非西方诗学那样的长篇大论。像"凭借想象力和通感力，使人便飘入主观世界。他用诗的眼睛观看，用诗的耳朵倾听，用诗的心灵感应，于是，从诗人笔下流出了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灵感是生活之花。越是丰富的体味了人生，越有较多的灵感的契机。灵感是艺术劳动之花......"等等，像这样的句式表述在吕进诗学中随处可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吕进诗学中有许多对诗歌作品的解读，这些解读带有传统印象式批评的特征，语言具有模糊性和感悟性的特点。我们顺手拈来一例，如对艾青的《礁石》的解析："他(艾青)推出意象，使读者在'象'中得'意'，在有限里找到无限，在微尘中感受大千，在顷刻间见到千古。小小的平凡的礁石，给诗人以丰富的情思。这情思只有在礁石意象中才能保持自己的丰富与新鲜。礁石也许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险而自信地屹立；礁石也许是祖国，面对'扑过来'的喧嚣，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像这样感悟性、整体性的语言也是对古典诗学语言方式的继承。总之，吕进诗学的语言风格、话语方式都有诗意追求，具有"诗话"的弹性特点。

    第二，就概念的运用而言，吕进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运用类概念这一特征。中国传统诗话一般是回避纯概念的，喜欢运用类概念。皎然《诗式》谈诗的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这里谈了诗的六种追求，都没有用纯概念，没有像西方诗学那样进行一番思辨式的论述，而是用模糊的类概念形象地表达出了其中的含义。吕进在《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中曾说到："我考虑，不能在诗之外谈诗，也不能在诗之上谈诗，不搞高堂讲堂，不玩概念游戏。要抛弃纯概念，使用类概念。要在诗内谈诗。应当这样揭示诗的秘密：不仅不能用枯燥乏味的空论去使寓于这一秘密的魅力消失，相反，经过诗论的照射，这一秘密应当变得更加妙不可言"。

    为了更好地揭示"诗的秘密"，吕进诗学理论较多地使用了类概念。比如，在论述内视点的三种存在方式时就采用了这种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类概念："以心观物"、"化心为物"、"以心观心"。这是根据王昌龄的"以心击物"转换而来。尤其是对于以心观物的解释更充分显示了类概念的模糊性，更接近诗美本身："物被诗人心灵化加工，于是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诗中之物，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之物；诗中世界，是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在论述诗的鉴赏时，用诗味即情味、意味、兴味、韵味来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所体味到的全部的抒情美和音乐美；另外对于鉴赏的方式喜欢延续古典诗学术语，比如："披文以入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文质彬彬"、"博观"等。诸如此类的类概念在其诗学体系中比比皆是，如"无理而妙"、"不即不离"、"诗出侧面"、"诗家语"、"不尽意"与"达意"等等。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量古典诗话原文的引用，使整个论著有着浓浓的古典诗论气息，这些引文在传达一种古典的诗学观念的同时，也将中国古典诗学的气韵、气质带进了论述中。

    (指导教师：蒋登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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