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说：“给你们邱局长打个电话吧。”
年轻的警察不知道怎么办，回头对警车里的人报告：“队长，他说要给邱局打电话。”
警车里下来一人，对男人说：“你到了局里就可以见到局长了。”回头对两个年轻警察说，“走！你们两个上他的车。”自己又回到三菱迷彩上。
男人始终坐在车里，两个警察坐到后排。车子开动了，丰田走在前面，三菱跟在后面。
车开出不远就停下了，那位队长忽觉不妥，给局长打了电话，邱局长一问车号，命令他们就地停下，他马上过来。
不用说，那男的就是阿庆。在出示证件这个细节上，有几种传说，一说他做贼心虚，不敢拿出身份证给警察看，怕暴露身份。一说他想摆官架子，以为一说局长会把警察吓跑。一说他要在女人面前逞能，乖乖地拿出证件没面子。
阿庆自己说，三者兼而有之。他确实没想到会有警察来盘查，不管怎么说，自己与一个女的单独停在国道上总是令人生疑。恐慌之时难免虚张声势，处于劣势的人总爱充好汉，自己也不能免俗。他说那时他是有点失态，才会出现那种局面。但他之所以心虚、失态，全都是为了不让那女的受牵连。他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不能毁了人家的名声。”
说到这里，核心的问题出来了，我感兴趣地问：“她是谁？”
阿庆看着我问：“真想知道？”
“可以的话。”
他想了想，把头扭开，轻轻说：“郭喜春。”
我大概有五分钟没说话，他也一直看着别处。我心里像翻滚的火山，喷涌着要找到一个出口，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个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错了，但心头锐利的痛让我无力和茫然，大脑是一片花白。
还是阿庆先开了口，他直视着我说：“我们没什么，我相信你能理解才跟你说的。”
尽管我想要宽宏大量一点，尽管我坚信他们不会有什么，但他说“我们”时又一次刺痛了我，我尽量克制着把话说清楚：“你把我老婆单独带到郊外去，却说我能理解？”
阿庆耐心地说：“我不是存心要带她的。”他说到“她”时，声音都变了，听得出他内心的不平静，而我更是万箭穿心。
他解释道：“我车开到政府大院门口，正好碰到郭喜春。”这回他说“郭喜春”，但还是显得不自然，“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兜风。她开玩笑说要跟我走，我就给她开了门。”
然后他们漫无目的地瞎转，车开到了国道上。
“为什么停下来？”我神经质地问，问过就后悔了，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阿庆倒是坦然：“也不为什么，忽然发现走得太远了，该回去了。想掉头，但你老婆谈兴正浓，我只好停下来等她说完再征求意见。”
阿庆说话的时候，我头脑乱哄哄地想七想八，自己也很清楚其实没什么，但似乎又希望有什么，到头来好像是我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心里有一个抑制不住的念头，想问：“她怎么样？”话却堵在胸口出不来。
阿庆好像明白我的心思，又说：“你老婆跟没事一样，把话说完了才问是不是该回去了？我说是。”
“后来呢？”
“后来警察就来了。”
好像也能自圆其说，我却不能释怀，很没风度地问：“你们不觉得不自然吗？”
阿庆苦笑了一下说：“我是后来才感到不自然的，但那会儿不会。”
我们又沉默了一阵子，阿庆叹了一口气说：“嗨！这种事，没有先兆，发生了，措手不及。有什么也害怕，没有什么也害怕，但出现在我身上是不应该的。”他看着我，“一念之差，在劫难逃。”
他见我脸上有疑问，又说：“放心，不是对你老婆的邪念，是我自己……”他用一根食指在脑袋边上划圆圈，“突然就觉得脑袋不太好使了。嗯，拐了个弯。”
我不想研究他的脑袋，我心里还有一个疙瘩，就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由谁来告诉，他们之间有默契吗？
阿庆说这也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原因。那会儿，他根本没想那么多，警察来了以后他们就没再说话，因为警察把他们之间很正常的气氛给变得不正常了，两人都感到尴尬。警察放他们走后，他曾想过问郭喜春，怎么跟我解释。“但是，我开不了口，你老婆没有商量的意思。”
阿庆说到“你老婆”时，语气已很自然，我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许多。而且我也清楚老婆的用意，只要他们没有商量对策，他们之间就不存在秘密。
阿庆说：“我等了两天，以为你老婆会跟你说，看来她什么也没说。”
“是的。”我心里也奇怪，老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回家跟她讲阿庆的事时，她还冷冰冰地说：“阿庆早该有这一天了。”好像她跟此事无关似的。而那天阿庆老婆来家里宣称阿庆搞破鞋时，她居然毫无反应。
阿庆把手放进江水里，一下一下地拨着水，慢悠悠说：“不过，这事由我自己来跟你讲，感觉会好一些。”
“你对我就那么放心？”
“是呀，我们是兄弟啊。”
我们默默地看着太阳沉下去，天色暗下来。江风习习，都觉得冷了，就站起来往回走。
阿庆把事情说出来了，好像解脱了，他轻描淡写说这些天他是内外交困，他老婆在家里闹，又到市委组织部去闹，还说要到省里去，不把他的名声搞臭誓不罢休。他说他的竞争对手正好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天赐良机嘛。”
“你怎么办？”我不由得替他担心，“会不会影响你的事？”
阿庆尽量地提起肩膀，又使劲往下一放，说：“我无所谓了。”
“真想开了？”我不太相信。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脑袋开窍了。”阿庆说，他从市委一号楼出来，在听到女人歌声的瞬间，在看着落日余晖的时刻，他的心上好像裂开了一个洞，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对生活、对爱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他说：“嗨，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颠覆了，生活应该从头再来。”
不可思议，一个陌生女人的歌声，一颗每天要落下的太阳，会让意志坚强的黄庆辉走火入魔？我说：“不太好理解。”
阿庆说：“其实也很好理解，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是我们把它过坏了，我不要了！”他说“我不要了！”时，使劲把路上一颗小石子踢出去，石子划了个弧线落进水里。这个动作让我回忆起当年在大学里，他在校园操场的跑道上说“一个强烈而伟大的抱负诞生了！”时，狠狠地踢出脚边的一块小石子的情景。当时他是满怀政治抱负，现在是想要回头，前后也就十几年功夫。
两个月后，阿庆辞去中共山南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到上海接受一家台商的聘用。这在香州官场上又爆出一个大冷门。议论当然很多，都认为跟那次艳遇有关，但普遍认为阿庆太书生气了，为那一点小事丢官，太不值得，多少领导在这方面不检点，脸皮厚一点官照样当，现在这种事也是见怪不怪了。议论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腐败、人际关系、心理问题等等。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阿庆为香州官场腾出了一个令人眼热的位子，不少人都暗中为之雀跃。
阿庆没跟我说此举的原因，但那天在江边说的话，已经是他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他只跟我说：“兄弟，我们上海见。”
吴若龙为阿庆的变故感到挺内疚的，好像他参与了什么阴谋。他几次找我欲言又止，深度眼镜后面白花花的一片。我于心不忍，问他：“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他一直说，阿庆的事是个很难得的题材，他要把它写出来，“批判性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
一说到小说，吴若龙又兴奋起来，贼贼地问：“呃，你知道跟阿庆在一起的女人是谁吗？”
我厌恶地说：“那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不然我的小说怎么结尾？”
我说：“你还有没有一点想像力啊？没有想像力趁早别写小说了。”
“倒也是的。”吴若龙陷入沉思。
由于阿庆的事，我对我老婆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事本来想等她自己跟我说说，但她似无开口的意思，我又忍不住，就找了个机会问她。
她笑起来，说：“你总算开了尊口。”原来她在等我问。
她讲的情况跟阿庆说的差不多，但她说她上阿庆的车纯粹是恶作剧，她以前一直看不起阿庆，为了当官，活得不像个男人。她以为说要跟阿庆一起去兜风，会把他吓死，没想到阿庆真的开了门，就只好走了。其实也没什么，坐着车兜风、聊天也挺好，可恨的是那些狗警察，把好好的事情搞坏了。凭什么车子不能停在路上？法律有规定吗？
“那你过后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老婆严肃地说：“我把机会留给你们了。阿庆如果不对你解释，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你如果不问我这事，我就瞧不起你。”
我心里暗暗吃惊，本来我是无辜的，却被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要是我不问，我与老婆之间会怎么样呢？经过这件事，已经够狡猾的老婆，让我觉得更加难以捉摸，我甚至想到在我之前，她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不知是何等的轰轰烈烈。这样一想，与我紧贴的生活突然撕裂而去，空间骤然放大，人退到遥远的地方。以一个个体小小的眼光看去，天地真大，不免又有某种期待。
此时，阿庆已经在上海干出了一些名堂，他说要让我们大吃一惊。我想他总在让我吃惊，已经不奇怪了。吴若龙的小说也完成了，但没地方发表，人家嫌他落套。他又劳骚满腹，想请我提提意见，我坚持不看他的作品。我老婆仍过着慵懒、淡泊的生活，但我想起那头瞌睡的狮子，心里就会一阵紧张。阿庆的老婆与一个卖鲫鱼的人结婚了，每天干劲十足地在市场上杀鲫鱼，杀得又快又好。郭喜春说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喜可贺。
最后说明一下，吴若龙的老婆并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丑，其实看起来挺顺眼的，也很文静。
责任编辑 陈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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