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和绍振国在一个分队工作。那时候分队在川黔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搞磷矿勘探。绍振国是放炮工，分队的人都叫他绍大炮。这个绰号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养了两只母鸡，养得很仔细，给母鸡吃的面条都要用剪刀铰成一公分长，还要煮烂。说是怕鸡吞不下去，咯鸡脖子。他最爱涂红油漆，他用的桌子、椅子、柴刀、拄路杖和放炮用的起爆器，甚至脸盆和筷子都被他涂得红红的。他说主要是它们掉了好找，红色抢眼。油漆是分队的，只要不偷回家，再怎么用都没有人说。他把他的一双反帮皮鞋也涂上了红油漆，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团火，在老远的山坡上走也能一眼认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笑他，说他神。他也忍不住笑，抿着嘴笑，似乎一张嘴那外突的门牙就会飞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看不起他，具体到哪一些事情我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觉得不怎么顺眼。我才参加工作，因此特别积极，像新兵连那种被称为“新兵蛋子”的新兵。有一天绍振国捧了个刚刚生下的热鸡蛋，叫我给他称一称有多重，因为我是搞岩矿鉴定的，我管天平。我也不知道一枚鸡蛋有多重，所以也非常有兴趣地给他称了，六十四克，一两二还多一点。他非常高兴，他说那些农民的鸡蛋要十一个甚至十二个才有一斤。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想知道是比昨天的重了还是轻了。我正忙着，他说就一哈哈（一会儿），就耽搁你一哈哈。一称比昨天那个重了四克，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像多得了四克金子。第三天他刚捧着鸡蛋过来我就故意转身不理他，他涎着脸喊我称我就火了，我说：“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能天天给你称鸡蛋！”他嗫嚅着说：“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我哗啦一下把钥匙砸在办公桌上，要称你自己称。我知道他不会读天平。他灰着脸走开了。几天后赶乡场，分队好几个人下山去买了些鸡蛋，不知怎么来了兴趣，也要称一称自己的鸡蛋最大的有多重。称完后叫绍振国把他的鸡蛋拿出来，看到底重多少，因为他们都知道绍振国的蛋绝对比他们的大。绍振国懒得和他们说，装作没听见。他们用“绍大炮的蛋”这种话来取笑他，他也只是赔笑，不还击也不把鸡蛋拿出来。我知道他在心里忌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心想你放炮的我又不求你。两年后矿区勘探搞完了，分队转移到另外一个矿区，人员重新组合。我回到队办当秘书，绍振国又放了两年炮，然后才回到队部，去看守油库。
绍振国在世时，始终是老实和本分的化身。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绍大炮现在那个样了，他年轻时还红过一阵哩。就是因为有一次单位上搞普法教育，专门去监狱联系了几个犯人来“现身说法”。布置会场的时候，绍振国说了句：“犯人同志们，请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坐好。”就因为把犯人们称做“同志们”，一身红透的绍振国一下子全身透黑。我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过去“红”的时候的一点影子，但始终没有看出来，连说句话都怕兮兮的，像老猫打呵欠一样软弱无力。我便怀疑他真有说那句话的时候和机会。
我在队办当秘书的时候，地质队是最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一年比一年多。那还是198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下岗，更没尝过下岗的滋味。队领导们每年为岗位安排问题都要开特别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完了总是少不了让一些人堵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讲理，理讲不通就大骂大泼。这种理哪有讲得通的时候？软的不行来硬的，威胁说你们一家人出门的时候给老子小心点，要不就故意喝点酒然后扬言要放某某的血。那一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绍振国。副队长老龙说，派一个人去守那些破烂干什么？把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清理出来，能卖当废品卖，不能卖就入库，把地盘租给别人搞其他的，那么大一块地盘，少说一年也要捡个十几万。我刚被提升为队办主任，队长问我的意见，我说派一个人去的确没有必要，一年还要发几千块钱的工资，不过那地方偏僻了点，不一定租得出去。老龙说，绝对能租出去，偏有偏的好处，搞养殖，或者搞污染大一点的什么厂，那块地盘太舒服了，如果我不上班，我一定要去办个养鸡场。于是经过研究决定，让绍振国先下岗。
下岗通知是我去送的。为了郑重其事，同去的还有管人事和后勤的负责人。
油库离大队部三公里，不远，但只有一条便道相通。以前之所以选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是因为油料是特殊物资，当年地质队在采购和存放这些特殊物资时有点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是建立在油料等被称为紧缺物资的基础上。后来遍地是加油站，油料也就不紧缺了，除了人民币别的什么物资也不紧缺。我们的油库也因此失去意义而只能成为堆放旧机器和空油桶的仓库。
绍振国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平时很少有人到油库来看他。但他并没有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去坐，他谦卑地温温地笑着站在门口。
人事科长结结巴巴地把话讲完，绍振国还是那样一副表情。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一时搞得我们几个人有点难堪。直到一只浑身虎纹的猫从他的脚边出来，他才假假地咳了一声。那猫走到一边呜呜地发着威，长长地拉着身子，尾巴像桅杆一样直竖起来。
人事科长慎重而又冷酷无情地说：“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决定，这是队上的决定。”
和他刚才结结巴巴的宣布判若两人。我想一定是绍振国那声假咳使他威风起来的。
绍振国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说。
后勤科长说：“这不是你犯没犯错误的问题，这是队上的安排。”
我立即接过话说：“我们知道你一直干得都不错，我们也知道让你下岗你一时不好接受，这换了任何人都一样。问题是现在这个油库已经没有看守的必要了，单位上另有打算。”
他把脸微微地调向一边，好像在认真听我们的话，又好像自己为什么事入了迷，根本就没听见我们说了什么。
绍振国一声不吭。
我们说完这些就走了。
可绍振国并没有离开油库。我去催了他几次，叫他搬回队上来住。我都是对着房子大声说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每次我都还没走拢他就躲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突然袭击，到了油库后再也见不到他了，门开着，却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怎么喊也不会钻出来。只有那只猫，双眼发着绿光，吃惊地看着我。队上已经把他的工资宰了一大截，只发给他下岗工资。他没到办公室来闹，也不来领。就像他已经从我们周围消失了一样。
而油库的清理工作也一直没有进行，招租广告打出去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感兴趣，轮到要签合同的时候却一个也没弄成，不是嫌租金高就是嫌它离城区太远。
没想到有一天他却自己来找我来了。
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人膏盲。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怙寺。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何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7.21．音．〇〇
1972.8.22．青天．×〇
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们我〇
〇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〇”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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