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眼前宽广的道路,便利的交通,南京女知青宁卫百感交集,回眸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送羊经历。那个时候步行三十二天的路程,现在开车一个上午就能到达,时间如果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回忆起那段往事的时候,宁卫格外激动,她说,鄂尔多斯草原是他们南京知青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挥洒的汗水,也有收获的快乐,有过迷茫困惑,也有清醒执着。那里留有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青春足迹,他们的理想信念,甚至生命。他们就像向日葵的种子,蒲公英的花儿,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根上永远带着草原的泥土。或茁壮成长,事业有成。或奋斗一身,穷困潦倒。
1969年10月上旬,宁卫所在的大队接到任务,要送一千多只羊到包头市食品加工厂。送羊的路途全程近千里,全靠人力赶着徒步完成。那是他们这批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插队落户的第二年,十六、七岁的他们热情冲动,一心想着到更艰苦的地方挑起更艰苦的担子,满脑子想着积极表现。于是,十七岁的她,在坚决表示了自己吃苦耐劳和保证完成任务的决心之后,硬是争取到了送羊的机会,成为送羊小组里唯一的女孩,引来许多知青的羡慕和嫉妒。那时的她激动、兴奋、豪情万丈,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怎样的艰辛等待着她。
说是送羊小组,其实只有三个人。除了她,还有一位当地牧民,和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男知青。男知青个子很高,清瘦,肤色细腻,在内蒙草原很少见到那种白。他内向又少言寡语,和女孩说话就脸红,大概因为皮肤白皙,脸红得就格外明显,所以大家都叫他小红花,以至于几十年后的宁卫都记不起那位知青的真实姓名。
小红花的任务是驯服两头驮着他们行李和全部干粮的牛。原来牛也会欺生,居然像马一样不停的蹦跳,把背上的东西全部掀翻在地上。小红花总是默默的,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把行李重新架上牛背。旅程一开始就不顺利,每天要花很长时间不断的重新捆绑行李。三十二天时间里,小红花无数次重复这样的劳动,不求助,也不怎么说话。她去帮助时,他微微红了脸,低声说声谢谢。直到任务结束,也没有真正驯服那两头牛。
行程真正开始,才清楚单靠少年的满腔热情,根本无法支撑整个旅程。一望无际的荒地,了无人烟,目力所能及的尽头和天地连在一起,偶尔有几丛沙蒿。
从天一亮一直走到天黑,才能遇到一户借宿的地方,从早到晚,四野茫茫,万籁俱静,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他们三个人和行走的羊群。牧民老伯和小红花都不爱说话,她的兴奋在三天后化为寂静。每天,除了风声,羊的叫声,大地一片静谧。寂寞像潮水一般汹涌,快要将她淹没,钝刀子割肉一样摧残着她出发前的昂扬斗志。她感到总在行走,一直在走,简单而重复,走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时间比行走还要漫长。
脚上很快磨出血泡,破烂不堪,脚底板钻心的疼,疼痛在行走中逐渐变得麻木。毫无知觉,漫无尽头的行走是不够的,还要照顾好一千多只羊,少一只他们都赔不起。
于是,每天早晚都要数一次羊,始终分辨不出蹦蹦跳跳,喜欢扎堆,长得还一模一样的羊。无论她怎么努力,也无法数清那些羊。她想,即使只给她一百只羊,她也数不清楚。每天数羊的活只能靠牧民老伯了,好在他很轻松,从来都没数错过。
羊也有特殊本领,每天借宿在牧人家,他们的羊和主人家的羊混在一个羊圈里,清晨打开羊圈,不用驱赶,羊们就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几乎没有出过差错。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每一顿都相同。现挤的羊奶和干硬的饼子。一开始胃饿得火烧火燎的疼,既是饿得难以忍受,也不愿意咽下一口干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胃好像慢慢适应了羊奶和干粮,吃饭成为机械性的完成任务,没有一点愉悦之感。
路越来越难走,不是高高的沙丘,就是低洼的荆棘林。沙丘需要翻爬过去,一遍遍赶着羊群爬过去,蓬头垢面,尘土飞扬,嘴巴鼻子全是沙土,几次累得虚脱,在沙地上静静坐一小会,得以缓解。更让人担心的还是钻荆棘林,体格大一些的羊,容易被卡在枝桠间出不来,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得钻进丛林救出每一只大羊小羊。
羊群安全通过以后,他们的衣服和脸颊手臂全都伤痕累累。看着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的自己,觉得特别难受,却流不出一滴眼泪,老伯和小红花比她伤得还严重。只能逼着自己继续行走,不敢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不想迈动脚步,就想嚎啕大哭。他们在日复一日中行走,一直走进深秋里,走到寒风凛冽,河水结冰。
她紧紧裹着光板羊皮袄,在旷野中走得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最难熬的是夜晚,由于只能借宿在牧民家的羊圈里,一宿一宿蜷缩着身体颤抖到天亮。一天晚上,她枕着捡来的一只尿壶,在羊圈里躺下,浑身痛得快要散架,却毫无睡意。羊们在她身上爬上爬下,跳来跳去,这个时候,她清晰得听见羊在她光板羊皮袄上簌簌撒尿的声音,尿骚味浓烈难闻,她努力的睁开眼睛,星星在头顶闪烁,寒风依旧呼啸。她一边发抖,一边无声的哭泣,一路上的坚强终于崩溃。
她想起了南京的家,想起父母怜爱的眼神,想起此时的江南水乡秋意正浓,鸟语花香。夫子庙灯火辉煌,秦淮河桨声如诗,中山陵游人如织,玄武湖碧波荡漾。此时,十七岁的自己却千里迢迢,护送一群毫无章法,低智商的羊。辛苦疲惫,忍饥挨饿,每天睡在羊圈里,任由羊在身上撒尿拉屎。她觉得累,觉得苦,觉得撑不下去了,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天晚上,她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从羊圈里早早起来,赶着羊群继续上路。
那个时候她想,如果这里也像南京一样,通火车,跑汽车,走货船,把羊赶进车厢里,轰隆隆一阵鸣笛,就能到达目的地,这样的理想何时才能实现哩。
快到包头的时候,一只羊的后腿受了伤,行走不便。可是他们不能丢下它,一千多只羊,得一只不少的送到包头,既是病了死了也得送过去。牛已经不能再负重了,于是她扛起受伤的羊向前走。事后回想起来,也许是快到包头了,使她看到了希望,不然很难想象又累又饿的她,是怎样扛着一只羊一走好几天的。扛着羊,还要涉水过河,爬沙坡,钻丛林。河面结了冰,但不足以从冰面上滑过去,冰太薄,一碰就碎。她害怕极了,却别无选择,趟过冰河,上到岸上,裤管上立即结上串串冰珠,冰珠在她走动的时候,发出叮叮铛铛的声音。再后来,行走的热气消散了晶莹的珠子,冰珠化成了水,湿透的裤管沾满黄土。
她一遍一遍给自己鼓劲打气,默默念叨,快到了,就快到了。经过整整三十二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包头食品加工厂。厂里人听说送羊的有个南京女知青,都围过来看稀奇。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一刻,宁卫心情就非常复杂。她说,那一天的形象令她终生难忘。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头发比鸡窝都蓬乱,光板羊皮袄早已经被羊尿羊粪浸染成了黑色铁板,散发出浓郁的恶臭味,鞋子张着大嘴,脚指头露在外面。
带着铁锨跑长途
1980年鄂前旗建旗的时候,全旗连一公里的柏油路都没有,仅有的草原自然路,也常常被黄沙掩埋。后来,有了四公里长的柏油路,给敖镇的男女老幼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再后来,延伸到二十八公里,如今的鄂前旗,形成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不仅全旗四个镇都通上了柏油路,68个嘎查村,村村都通车。内可抵达农牧民家的院子,外可通往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北国风光,还是天涯海角,无阻无碍,畅通到达。
2009年三新铁路通车运营,构筑了第一条铁路大动脉,运输格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目前,正在构筑东西相连,南北贯通的铁路运输网络。鄂前旗通用机场也在紧锣密鼓的规划设计之中。三十年来,鄂前旗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方面尤为突出。
杨海清对此深有感触。
每次奔驰在敖镇开往银川的柏油马路上,杨海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就像尽职的卫士,守护着这条曾经让司机十分头痛的道路。
二十多年前,他从部队复员回到敖镇跑长途汽车,那时从敖镇到银川一天发一趟班车,道路经常被黄沙掩埋,有时车陷进沙窝开不出来。早上七点发车,下午一两点才能到达,要是遇到风沙天气,下午三四点钟到银川也是寻常之事。
从前,每辆班车上必备三样工具,绳子、杠子、铁锨。车被风沙捂住,得先用铁锨清理沙土,再把杠子垫在车轮下,然后招呼乘客用绳子往前拉拽。司机最喜欢跑硬梁地,道路坚硬一些,不容易陷车,心里稍微踏实一些。如果跑进滩地湿地盐湖,自认倒霉。从敖镇跑一趟乌审旗,200多公里的路,跑得两头见星星。从敖镇到东胜,单程得跑两天,来回就是四天时间。当时的人不愿意出门,也出不起门,好不容易出去了,又不愿意回来。
杨海清说,那个时候,跑得最多的是母路,也叫自然路,出了前旗,终于能跑柏油路了,觉得是件稀罕的事。如果跑得更远,到了外省外市,冷不丁上了高速路,看见前前后后车流如河,不知所措,赶紧找出口下高速,下了高速又不知道如何上立交桥。回到前旗给同行炫耀,引来很多羡慕的目光,从外地买回早已过时的东西,前旗人相见恨晚,如获至宝。
杨海清说那个时候虽然车少路窄,交通事故很少发生,要是哪个地方发生了车祸,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同样远的距离,从敖镇到银川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到乌审旗,两小时就能到,当然,这是限速的速度。
达布希拉图陪同我去城川采访的时候,路过珠和苏木,总是说起从前往事,家乡留给他太多记忆,美好的,富庶的,贫穷的,友善的,幸福的,纠结的。每年寒暑假从家里出发到学校的时候,都要在离家不远的梁地上候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头一天如果等不着车,第二天继续等。好不容易上了车,开一路,停一路,车停下来,乘客就得用杠子垫车轮,拽着绳子拉车。从珠和苏木到敖镇,像是出一趟远门。
那次寻访曹扎巴的时候,一不留神,达布希拉图把车开到了乌审旗地界,发现不对,才调转车头。
在鄂前旗的土地上,多次走进牧家,来到嘎查,畅通无阻的交通,平坦宽阔的路面,常常令我感叹。在路上,尤其是清晨出发,总会有被撞死的兔子,我被告知,这是近年来植被恢复,动物增多的结果,如果在一、二十年前,路上可全是流沙。
鄂前旗交通,从驴拉马驮,到汽车火车运输,乃至于以后的飞机,期间也经历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我从一位鄂前旗人的博客中,看到过以下这段关于红绿灯的故事,转述在此,从中可以看出前旗人的变化。
某晚回家,远处一阵红绿灯闪烁,心想什么时候敖镇也有了红绿灯。第二天路过细看,果然属实。
按照增质、提效、扩容的指导思想,今年小镇发生了很大变化,街道景观得以迅速改观,一条非常宽阔的马路由新区大街很牛气地拓展到敖银路。曾经颇负盛名的草原明珠雕塑被搬走,维持过往车辆秩序的转盘被平整为十字路口。于是,敖镇历史上第一处红绿灯亮相。尽管来往车辆不多,以往急驰而过的各种车辆还是能够尊章行事。
正在人们为新鲜事物叫好的时候,两辆车莫名其妙地相撞了。肇事后连交警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违章,因为红绿灯没有配套安装摄像头,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哪辆车违章,哪辆车遵章守纪,事情也不了了之。
此后,红绿灯就停止了工作。人们猜测,安装了红绿灯怎么会撞车哩,不安也罢。于是,横冲直撞惯了的司机又开始横冲直撞,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过了一段时间,红绿灯又亮了起来,人们又开始红灯停,绿灯行。
有一天,两车又撞到了一起,和上次侧撞不同,这次是追尾。交警细问原因,才知道被撞的是一辆外地车。因为一些本地司机觉得安不安红绿灯无所谓,并且习惯了不安红绿灯,没把红绿灯当回事情,红灯照样开行。倒是外地司机看见红灯后停了下来,本地司机没来得及刹车,一头撞了上去。
事后本地司机一个劲地埋怨,红绿灯要有就一直有,要没有就一直没有,被撞的车要是本地的就好了,大家都闯红灯,也不至于发生追尾事故。
枕上飞来三新路
三新铁路是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与鄂托克前旗境内的运煤单线电气化铁路。北端起自东乌铁路三北羊场站,在上海庙站与宁东铁路接轨,是上海庙能源化工基地外运通道之一。2008年5月开工,2009年底建成运营,全长136公里。
在西安中铁一局办公大楼,我见到了前来参加培训的何兴福,他目前在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宁东线路运输公司担任经理职务,三新铁路的养护,就由他们承担。
通过交流,发现何兴福的经历和他们的团队人员构成,都非常专业,从项目经理到技术主管,工长巡线工,都各怀绝技,出手不凡。充分显示出五百强企业,哪怕是基层单位,操作之规范,管理之严格,不愧被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
何兴福是我接触的第一位铁路人,在此以前,曾无数次搭乘火车,天南海北四处行走,便捷又快速。印象中的铁路人,总是行色匆匆,整齐规范,团队意识强。一旦坐下来,静静倾听铁路人的故事,就像普通人对宇宙的认识一样,新奇、陌生、惊讶。
正是带着这份感情,走进了中国铁路人的心声,踏上三新铁路铁轨,走进鄂托克前旗。
何兴福是陕西紫阳人,我去过他的家乡,那里有许多别致的廊桥,木质结构,高低错落,古朴精致,或弯曲,或直接架在小河上,方便两岸行人,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初中毕业以后,何兴福考上了株洲铁路机械学校,专业是蒸汽机车。他像众多青年学子一样,从基层干起,先当司炉,烧了几年火以后,考上副司机,再考上蒸汽机车司机。后来,蒸汽机转内燃机,当了几年内燃机司机以后,进入技术室,干起了技术管理工作。
何兴福参与建设和养护的线路听起来,就像一张中国铁路网络图,有些名字还是第一次听到。西安到延安的西延线,宝鸡到中卫的宝中线,京九线,新疆库尔勒到阿克苏的南疆铁路,西安到安康的西康线,广东梅州到福建永定县坎市的梅坎线,秦皇岛到沈阳的秦沈线,青藏线,内蒙古托克托电厂专用线,连接赤峰、大阪、白音华的赤大白线,三新铁路等等。
何兴福特别强调,秦沈客运专线是全线双线电气化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秦沈线也成为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和装备试验基地,为后来在中国各地修建的高速铁路累积了宝贵经验。
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他们承担的是格尔木到安多之间的路段,他开的是内燃机车,每日在铁路线上奔忙,最大的愿望是开上火车去拉萨,但这个愿望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在青藏线开车,由于高寒缺氧,心总是往下坠,夏天蚊虫很多,有时得带着面罩作业。
何兴福感叹,同京九铁路和青藏铁路相比,三新铁路就非常容易,干起来很轻松。
整个交谈中,他不时提起自己的女儿。他说女儿在修建宝中铁路的时候出生的,那个时候他们住在千河边,妻子从老家来到铁路线上预产,快生的时候,开了两个小时汽车送到宝鸡妇幼医院,如果是男孩,就叫何宝生,女孩子就不能叫这个名字。
女儿一岁的时候,带到京九线上,住在河南黄州。女儿在梅坎线上的幼儿园,由于借住在村子里,与村里的孩子一起乘车到市区幼儿园就读。女儿听不懂当地孩子说话,小朋友也听不懂她说话,何兴福经常充当女儿和小朋友的翻译。女儿还跟着妈妈一起到秦沈铁路、青藏铁路、南疆铁路看望过他。后来,单位在咸阳给他分了一套住房,一家人才算安居乐业,居有定所。
女孩的成长与铁路紧密相连,不由得使人想起二代这个词。近年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诸多新词流星般闪耀,细细想来,哪个行业都有一支庞大的二代,甚至三代四代队伍。
钢铁系统有钢二代,煤炭系统有煤二代,电力系统有电二代,就连军人也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从军。曾经读过一本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品,两代、三代、甚至四代人,同在一个行业工作的家庭比比皆是。每代人的配偶、兄妹、同学,七大姑八大姨全在一个财务室领工资,效益好的时候,十几口人乃至几十口人收入颇丰,风光无限。工厂破产,企业倒毙,一夜之间,家族陷入困顿,人人叫苦连天,生活了无生机。
上世纪某个阶段,实行顶班制度,孩子在其他领域就不了业,父母提前退休,为孩子让出岗位,给孩子一个饭碗。大型国企,央企,垄断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和医院,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等等,毋庸置疑,这种地方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同样也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人类垃圾。
社会上很大一部分终日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厚颜无耻的啃老族。鼠目寸光,自我感觉良好的小男人小女人们,就出自这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借着父辈行业优势这棵大树,从出生到进入火葬场,都比别人流的汗少,受的煎熬少,经历的风雨少,却自大自傲自负,自以为是。
当然,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家庭能承担的责任,而是几十年来中国面临的巨大社会问题,有其宽广的历史原因。靠一个家庭,一个行业,一个智囊团,都是无法及时修复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加强,文明程度的提高,各种各样的二代们,或许会放眼更广阔的世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余轶虎就是一位铁路二代,他是一位优秀的铁路人,少年时期练就了一套在铁路枕木上行走的本领,被人称为“枕上飞”。
余轶虎是中铁一局新运公司三新铁路项目部经理,另外两名主管是办公室主任郭明全和技术部部长李程。他们每人一间房子,宿办合一。前半部分是办公桌电脑,后半部分支一张床。卫生间和洗衣房公用,一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男女共用,家属子女经常小住这里,显得不大方便。我和余轶虎在他房间交谈的时候,几个小孩做着鬼脸,在楼道跑来跑去。
余轶虎生于1975年,老家在陕西城固,父亲从部队转业到铁路系统,修建阳平关到安康铁路的时候,认识了年轻漂亮的母亲。三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了西延铁路,西安到延安的西延铁路修修停停十多年,他就在这条总也修不通的铁路边长大。远离都市,远离人群,没有娱乐场所,铁路就成了铁路工人子弟的乐园。顺着铁路疯跑,在钢轨上行走,一走数公里掉不下来。仰着脖子,踩着枕木一溜小跑,更是不在话下。他对各种钢轨和枕木一目了然,直到现在,依然能在漆黑的隧道,一走十多里,每一步都踩在枕木上或钢轨上。他说,不同等级的铁路,每公里枕木根数不同,在枕木上行走的步幅大小也不同。
他还清楚得记得,这条让毛主席一直牵挂的西延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延安的时候,老百姓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庆的场面。
渐渐长大的他,逐渐明白交通运输对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在工作中,经历过生死,对生命看得更重,安全抓得更紧。
有一次,在青藏铁路施工,早上出发点名的时候,一位同事觉得不舒服,没有出工,下午回来发现他已经不行了,急忙送到海拔低一点的地方抢救。甘肃嘉峪关至内蒙古额济纳旗策克口岸的铁路,被称为嘉蒙铁路,在嘉蒙铁路施工现场,一位职工因为中暑,生命垂危。120车从城市出发,到达铁路沿线,无路可走,停下自己的车,上了火车,赶到事发现场,抢救患者。医生说,那是他们从医几十年来第一次乘火车出诊。
余轶虎说,嘉蒙铁路地处巴丹吉林沙漠,比地处毛乌素沙漠的三新铁路植被稀少。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忽然映现出湖泊、楼房、芦苇荡。有一次他和两位技术员在沙海中找不到回去的路,一直等到天亮,才安全返回。巴丹吉林沙漠经常刮风扬沙,有一次沙尘暴过后,两名工作人员失踪,上级部门请求直升飞机救援,两天后找到两具尸体。
巴丹吉林沙漠也会突降暴雨,坚硬的戈壁滩不易快速消减雨水,有一次洪水冲毁了十多公里铁路,轨排变成了吊桥。事后重新做路基,重新铺轨排,两个月才抢修完毕。这种事故,幸亏发现得早,如果火车正在运行中,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三新铁路刚施工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一阵暴雨,锅碗瓢盆全都漂起来。夏天,他们更愿意住在凉爽的涵洞中。冬天,害怕火炉熄灭,轮流起床给火炉加煤。
我在三新铁路采访的时候,看见工人在清除路边沙蒿,平整轨道两边石子。工人们告诉我说,路边的树木和杂草都会影响司机瞭望,杂草在风中漂浮不定,司机搞不清是人还是杂物。
在榆树井煤矿专用线铺轨过程中,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几个施工队伍同时赶工期。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争取到后期养护权,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做好后勤服务,一位工人要回家结婚,项目部许诺完工以后为他们举办婚礼。项目完成以后,果然请来新娘,在工地上为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余轶虎用两句非常诗意的话,结束了我们的交谈,也道出了千万铁路人的心声。
扯一片白云擦一擦汗,摘一颗星星当明灯。
风吹来的信号
三新铁路项目部办公楼的一楼大厅,前后门都挂着厚厚的棉布帘子,帘子下面压着卷筒状的物品,堵住帘子下方,防止冷风吹进楼内。办公室主任郭明全和技术部部长李程接待了我,他们的年轻令我吃惊。
司机姓王,妻子和孩子都住在这里,最小的男孩虎头虎脑,调皮可爱。李程的妻子刘晓慧挺着大肚子,从陕西老家来这里陪伴李程,相互有个照应。他俩是中学同学,大学考上不同学校,学了不同的专业,刘晓慧在深圳富士康上过班,后来在西安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上班,怀孕以后,辞掉工作,安心养育下一代。
郭明全的妻子孩子还在河南新乡老家,他的电脑屏幕上是他为妻子拍摄的照片,拍摄地是甘肃嘉峪关。
郭明全和李程竟然都参与过嘉蒙铁路修建和养护工作,对那里最大的印象就是荒凉恐惧。郭明全说,茫茫戈壁上只有一条铁路,与铁路垂直行走,离开铁路300米以外,就心慌气短,怕迷失方向。有一次李程和两位同事开车检查铁路病害,一阵风沙过后,就偏离了铁道线。天很快黑了下来,不敢再向前开,怕燃油不够,困在戈壁滩出不去。整整一夜,几个人蜷缩在车里,饥寒交迫,却没有睡意。李程说,那是他长到二十多岁,遇到的最可怕事件,寒星点点的戈壁滩上,除过风声,没有任何响声,除过他们几个,没有任何生灵。寒冷增加了他的恐惧,心里默默打着腹稿,如果真的死去,该给父母妻子怎样交代。
曙光在地平线上渐渐明晰,升腾,给了他们生的希望。在阳光的照耀下,逃离了寂静,奔向有人烟的地方。
2012年隆冬,我随郭明全和李程巡检三新铁路,沿铁路而行的自然路,算不上公路,只能算是搓板路,宽窄不一,高低不平,尽管王师傅车技高超,坐在车上,像是坐在太平洋的小船上。
一边是自然顺畅的铁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冬日的草原同样有冬日的魅力,碧空万里,黄草漫漫。偶尔,苍鹰飞翔的地方,有几只羊出现。再后来,就看见了人,一个人,两个人,十多个人。他们在草原上低头干着什么,身边有高高的草堆。忽然,我想起了电影中出现的画面,人们唱着牧歌,割着牧草,载歌载舞,篝火燃烧。在我的要求下,车停了下来,走近茂盛的草原,走近赋予我想象的人们。
原来他们在割麻黄草,割麻黄草的人不是鄂前旗当地人,而是宁夏西吉人,他们从西吉搬迁到黄河岸边一个居民点。早上七点出发,带上饼子开水当午饭,乘两个小时汽车赶来,每天一个人能割一百公斤左右麻黄草,每公斤牧场主给他们0.8元,一天能挣80元左右现金,晚上再乘车回家。割麻黄草的时间一般在每年白露以后,清明以前。草场自然是鄂前旗牧民的草场,牧场主将麻黄草倒腾出去,每公斤卖两元钱,图了清闲,赚了大钱。怪不得好几个人对我说,鄂前旗的牧民个个都是老板,都不愿意干体力活,请羊倌放羊,请人割麻黄草,看不上挤羊奶牛奶的活,尽着羊羔牛犊吃干吃尽。所以,临矿集团帮助当地农牧民子女解决就业,招了500名工人,坚持到最后的连一半都不到。
铁路沿线有铁丝网拦住,防止人为破坏。每隔两公里,有一个巡检箱,巡道工用钥匙打开巡检箱,填写相关资料,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李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看巡检箱里的资料,检查完以后,也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车继续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司机哦了一声,然后说,羊咋跑上铁路了。
侧目望去,一只山羊果然在铁路护栏内悠闲的吃草,李程爬上斜坡,进到护栏内撵羊。撵了一会,没有撵出来,郭明全和司机齐上阵,羊却跑向轨道另一侧,三个人顺着轨道跑了大约一里地,才把羊抱了出来。一个巡道工正在前方低头查看线路,有时低头拧一下螺丝。
他告诉我早上八点出发,已经巡了好几公里线路了,每天单程八公里,来回十六公里,风雪扬沙或暴雨天气,更得仔细查看,病害容易在极端天气发生。项目部管理比较人性化,冬天气温低,早上出发晚一点。夏天气温高,出发早一些。今天他已经签了三次字,拧了四个螺丝。他是陕西渭南人,妻子在工区帮着做饭,孩子跟老人生活在老家。
过了很长时间,又遇见一位巡道工,说自己每月两千多元工资,只留两三百元零花钱,其他都寄给老婆,寄钱的时候跟着工区买菜车到宁东去寄。一年能回家一两次,一般在农忙季节回去,春节不一定请得准假。每年能打一百多元电话费。巡线的时候不能听音乐,不能戴有耳罩的棉帽子,巡道工是工长的眼睛,得耳聪目明。三新铁路沿线视野开阔,曲线不大,比较安全。几年前,有一条铁路因为山大弯道多,火车迎面开来,压死过一位巡道工。
余轶虎告诉我,有的巡道工和道班工人,为了打通电话,爬上铁路信号塔架上打,一阵风过,有一点信号,再一阵风过,又没了信号。郭明全说,经过批评教育,这种事少多了。项目部给每个工区安装了电视电话,棋牌室里还能打兵乓球下棋打牌,下班后,聚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打打篮球羽毛球,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鄂托克旗境内,一株古榆树巍然屹立,栅栏绕树一周,旁边立有石碑,石碑上用蒙汉两种文字篆刻,表明这株榆树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郭明全说,为了保留这株古榆树,三新铁路在此专门绕了一下道,榆树是当地百姓心目中的神树,铁路人也要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这样才能互惠互利,也保护了生态。
李掌民,退休以前在西安铁路工务段当工长,从退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闲着。
先是被聘请到延安北工务段,那里有一段路,从外表看不出一点毛病,曲线圆顺,方向也对,但过车时空吊严重,轨道上下闪动明显。这条线属于客货两用线,运输非常频繁,每隔几十分钟就要经过一辆车。经过仔细观察,枕木下空,手指能塞进枕木下方。加强捣鼓以后,空吊现象消失,这个工区由原来的受罚工区一跃成为月月授奖工区,李掌民以技术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后来三新铁路项目部聘请了他,三新铁路所处地区不但冬夏温差大,昼夜温差也大,以前是有缝线路,现在改成了无缝线路,最担心的是极热极冷天气,热胀冷缩最为常见,夏天涨轨,冬天缩轨。越是极端天气越要密切关注动向,上紧扣件,平整不直不平线路。夏季正午时分,温度最高,李掌民担心涨轨,便顺着线路查看,耳朵贴着轨道仔细辨别异样的声音,这是他常年养成的习惯。但三新铁路不是陇海铁路,毛乌素草原也不是八百里秦川,久而久之,耳朵患上疾病,听力减弱,见到他的时候,他戴着助听器。
老李不但戴着助听器,枕头上还放着一块光可鉴人的黄色石头。老伴代彩缠坐在被窝里,告诉我说,这块石头就是老李的枕头,耳朵受热,枕上石头会凉快一些。
不知道何种原因,他们的床由一张宽床和一张窄床并排拼在一起。床底下有一个柳条筐子,是老李闲暇的时候用红柳枝编制的工艺品。
代彩缠说,她怕老李在这里受苦,就来工区接他回去,已经来了一年半时间,还没有把老李接回家。
李掌民说,他打算再干两三年才回去。
老伴在被窝里自说自话,这里太无聊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孙子肯定又长高了。
李掌民回忆起在陇海线上发生的一件事时,话语轻松,笑逐颜开。老伴也不埋怨了,帮着他梳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三个孩子当时几岁,自己在家干什么活计。
李掌民说,当时有三条轨道,他们在中间轨道利用天窗点干活。小毛病利用列车间隔时间处理,填大坑抬轨,这样的大活就得利用调度专门留出的天窗点处理,天窗点非常珍贵,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半夜,一般一两个小时。
这一天是白天,李掌民领了四十多个工人正在埋头干活,一辆列车从另一条铁路向前开去,因为是货车,噪音非常大。这个时候,正在维修的铁路上也驶来一辆列车,防护员可能吹了口哨,但四十多个人谁也没有听见。凭借多年经验,李掌民隐约感到轨道在震动,抬头一看,列车正向他们驶来。他飞一般的向火车方向跑去,边跑便喊,下道、下道、下道。
当他跑到列车跟前,火车已经停了下来,轨道上还有三个工人没有下道。
他吓得浑身发抖,爬到驾驶室给司机签字,感谢司机及时刹车,救了三条性命,两三分钟以后,列车疾驰而去,他却瘫倒在路旁。
领导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他一直记着这件事,记着作为一名养护工人,只有认真处理每一个病害,才能保证万里铁路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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