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黄旭升的诗歌是包容与大度的。朗诵也好（如《感动荆门》），默读也罢，在他的语言向度里，叙事性的抒情、口语化的表达、寂静式的扩张总是优雅地流淌着。
“在飞走的前夜，浏河岛秋风送爽/蝴蝶坐在花朵上，我坐在草坪上/面向城池，身后是弥漫着昏暗路灯的夜色/不远处，月光在舞蹈，与蝴蝶对峙/交谈，它迅速地成熟衬托出我的缓慢衰老”（《蝴蝶飞走了》），多么美丽的讲述！相逢对坐曾有时，把酒问月谈笑间，一个路过的生命被记取，实际上是被那个坐在草坪上的生命所镂刻了。可是，“蝴蝶终究还是飞走了/我不能靠近它”，于是担心产生了：“明年它还会飞回来吗？”但诗人相信：“我想会的/只是飞回来的蝴蝶不是属于我的那一只”，一波三折的讲述，演绎出一种淡紫色的忧伤，面对“它迅速地成熟”，诗人却“始终回忆那一刻对它来说的幸福”，“我的缓慢衰老”完全是因为珍藏了一种记忆。
把一种路过当作生命的细节保存，情感的细腻与周到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一种天生的悲悯情怀。
同样的情愫还在《这个秋天》里有着更确切的阐述：“我想起了那位远亲——一条随天气变化而慢慢风湿的跛腿”，“秋天的夜黑得太早，在你趁着夜色离开时/我还留在原地，将回忆组装成许多玩偶/然后抄小路返回”。
这种对记忆的无比吝惜，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诗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眷恋与热爱同悲悯一样，仿佛与生俱来，与他的骨骼一同生长和茂盛着：那个促使诗人“在三十年后，必须从原路返回”的人，正“在平原的一隅，隐居”，深深的悲切一经冷处理，就成了夜幕下无声的泪水，更令人神伤，因此，诗人要挣扎：“从平原的封面到丘陵的封底/我所走过的路程/只不过是从一株水杉/到另一株水杉的距离”（《隐居平原》）；在《乡村：春与夏的岔口》中，诗人用油菜、镰刀、风车、稗穗、草要子、炊烟、牛、水蛇、布谷、坟冢、艾草等一系列乡村物象，阐述了对乡土炽烈的追忆情怀——诗人是如此清晰地记忆着乡土的一切，是如此怀念万物勃发的春与夏的岔口！当这些物象把诗人的情感推向高潮时，我相信，做为阅读者，自然就会被他的思绪所牵引，暂时陷入对城市的遗忘：“燕子衔新泥加固它的旧巢/被燕尾剪去的除了冬天的记忆/还有城里音乐厅里那位指挥的服装”。
这种遗忘只是一瞬，不过是乐而忘忧的一种极致的表达方式，并不代表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冷淡与置疑。在《城市：春天的门童》和《一张豆皮的诞生》中，诗人秉持着对现实生活理性而深沉的爱，坐在城市中心的餐桌旁，对诞生于城郊的一张豆皮耐心地咀嚼着，用十分的虔诚、深切的关注和认真的揣摩的态度咀嚼着，这些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投入还是显得不够，诗人还要全心全意把持住居住城市的春天。
然而，做为一个生命的个体，总有许多是我们所把握不了的，黄旭升同样表达了这种惶惑，比如《时间的刻度》：“时间的刻度在一本印刷品里来来往往/我断章取义，也找不到你返回的迹像”，在这里，时间的刻度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它来来往往，随铁轨蛇行，背着行囊，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它铬刻着岁月的沧桑：“从一座城市到它毗邻的城市，从模糊的异乡到清晰的故乡”，诗人是多么想把它留住，用动听的诺言，用甜蜜的蜂巢，用俯首的姿势，然而，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去记录，也只是一种人为的美好愿望，它所记录的只是一个空壳，是人类自己的一厢情愿，车厢终究着晃动着远去了，当诗人看到记录本身的疲乏以及面对时间人类的无奈时，那种若有若无却十分肯定的忧虑像远行的车厢与铁轨，弥漫开去。
黄旭升就是采用这些不同风格的表述，把一些个人经验成功转化为我们共同的情感，读出来是好，不出声也是好，一样都是触及心灵的诗意的文字。
他的诗歌风格是不固定、非唯一的，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他在努力接近生活的本质与真像，同时也透露出，他不愿意为自己的诗歌做一种刻意的定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随机选择着多种表达方式？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因为他的诗歌真正脱胎于千变万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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