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接下来又说：“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简直太哲理了。比如对于她的《论语》心得，我们别无选择，不读都不行。居家，于丹先生正在电视里声情并茂地揣摩孔子的思想；上班，公司统一购置的《于丹〈论语〉心得》就在案头脉脉含情；在路上，“于丹说”也是直灌耳鼓。这样一来，果真就应验了易中天先生的“灰色的孔子，普适的理论”之论断了。

    我不知道孔子有多快乐。但于丹的立论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以我的浅薄，是读不懂《论语》的，遑论知晓它的真谛了。但在我极有限的理解里，《论语》的真谛绝不会简单如斯，或者说，绝不会如此普适——仅仅只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论语》是儒家思想精华之汇集，它是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文化正统，且不说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治天下”（就连于丹自己也讲过，谁谁谁说过的，凭“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么），即便依了于丹之言，那么，站在封建统治至高点的每一任皇帝，岂不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可历史却告诉我们，皇帝不开心的时候并不少。

    由求得“心灵快乐”这个立论展开，于丹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挖掘，每一“道”都直指当今世人的心态，每一“道”都贯穿着“快乐”、“简单”、“当下”、“实用”、“顺应”等等语句与思想。在这里，于丹运用了一个技巧，以“顺应现实”作为理想的起点和终点，只谈“心灵”，不说行动。从这一层面上来讲，确实有点儿委屈了孔子他老人家。

    众所周知，孔子一生大多数美好的时光都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载：“孔子贫且贱”，有好几次都差点丧身，乃至临河而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但是孔子从不气馁，仍然为他的思想身体力行，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不仅是一个思想的圣人，更是一个在其思想的指引下积极行动着的圣人。

    心灵是什么？它是一个人思想与精神的内心世界，是私化空间的指称，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是谁也说不清摸不透的原生地带。《论语》影响人的心灵，在于《论语》其本身，而非某一种解读。何况，《论语》本身就是哲理，各人有各人的思考，各人有各人的解读，硬要把一己之读铺天盖地地倾倒给众生，恐怕很有些霸道的嫌疑。再者，即便是往昔大师们对《论语》的解读，也多半是止于集注而已。

    比如，同为解读《论语》，李叔同就与于丹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见地。李叔同与夏丏尊对话于白马湖畔时，夏向李请教澫益大师所注解《论语》之《颜渊问仁》的具体内容，李叔同说：“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就是说‘仁’就够了，和你所见到的惟心净土说一样。但是颜渊还要‘请问其目’，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实行的项目。‘克己复礼’是理，‘非礼勿视’等等是事。理是可以顿悟的，事非脚踏实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应，才是真实工夫，事理本来是不二的……”事实上，澫益大师并未作过如此注解，相反，他因注解不下去这一章而出家做了高僧。这段话完全是李叔同自己的解读，是针对夏丏尊只奉行“惟土心净”而提出的劝勉与忠告。而即便是如此即兴的解读，李叔同也没有忽视孔子对“行为”的推崇；即便是如此客观的解读，李叔同也没有弄成一部人人都要手持一卷的“心得”，他只是说给彼情彼境中的某一个人听。

    因此，于丹果真是为普通大众着想的话，还不如写一部以《论语》为指导思想的“快乐行动指南”，把普通人怎样去寻找快乐列出个一二三四，怕是更为实际和实用吧。

    于丹还说“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可是她好像忘记了，看心灵乃是一种境界，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与道德修养才能做到的。比如，孔子如果不睁眼看外界，如果没有那些马不停蹄的劳苦奔波，我们今天能否有《论语》可捧读，就不一定了。退一步，假如我们闭上眼睛，不多看看《论语》等等所总结的大千世界，又怎么去看自己的心灵？关键是，如何看得清楚明白呢？

    易中天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序言中，谦虚地总结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可是，话又说回来，于丹作为一个当代教授、学者兼文人，置传道、授业、解惑等基本的责任于不顾，而一味地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就如此简单地去解读儒家思想之精华的《论语》，去解读本是学者、历史与真实的孔子，这，又是在怎样审视自己的心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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