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从长满荒草的小路上直奔而下，啪嗒啪嗒地跑向爷爷。那一刻，我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下子就妄想飞回童年。

    然而，童年是回不去了，处于中年的我回不去，八十六岁的爷爷更是回不去了。爷爷坐在古旧斑驳的松木椅上，戴着军绿色的绒帽，头枕着椅背，脸埋在臂弯里，身子弯曲着，像被秋风扑打之后掉了穗子的玉米杆儿，枯瘦，暗黄，孤清。西斜的太阳被我大大咧咧地甩在身后，他却拿整个身子小心翼翼地迎靠着它和它的光芒。

    暮年、光明与生命的集合……

    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紧了！看来，重逢的喜悦完全被最初的预期所夸张了——事实上，我的爷爷再也不能够准确分辨出我欢欣的叫喊。他缓缓地从暗旧的老蓝色中山装中抬起头来，耷拉着眼皮，问：“你是谁？”

    我拉着他的手，说：“我是玉儿。”爷爷慢慢地侧正身子，盯了我好一会儿，直到浑浊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一层暗黄的光泽。

    他哽咽着，皱缩的脸开始抖动。他说：“再不要回来看我了，老这么耽误，单位要批评你呢。”

    嘴里这么说着，他的记忆却分明生动起来，他想起了三个月前我买给他的豆豉鱼。“还没吃完呢，还有好几盒。”爷爷说，“现在吃不下多少东西了，吃多了难受。”他拿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又弓下腰，捋起裤腿，说：“肿了。”

    我用手指一点一点从他的脚踝处按上去，顿时，一个一个的小坑站成了整齐的队列。我明白了，爷爷的身体内部已经先于外部走向了衰竭。我竭力咽下翻涌而起的哀伤，低着头大声说：“没事儿的，按时吃药就好了。”

    爷爷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又开始了每次见面后都要首先谈论的话题：工作怎么样，犯没犯错误，在单位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有没有跟别人闹别扭，是不是经常读书写字……我再次逐一回答了他。他吁了一口气，又问我：“玉儿，你说，斗地主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一时竟解释不上来，就笼统地告诉他，那是一种纸牌的玩法。他点点头，沉思了一会，说：“如今这世道变了。你看，猪啊鸡啊，都不吃粮食，吃饲料，除草不用锄头，打除草剂，庄稼人不下地，经常聚在一起斗地主，像什么话？”我想说爷爷您别操这么多心了，世道总归是要越变越好……但见他不住地摇头叹息，于是我也开始疑心自己语言的苍白，就没做声。后来他叹了口气，自我宽解道：“还好，我们这一支脉总算没有谁这么不务正业。”

    我知道，爷爷的自我安慰，透着无可奈何的悲凉，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他只剩了这么一个“务正业”的要求，至于他的满腹经纶，没有谁会认真对待，更没有谁会传承下去。

    就连我，当时也在心里直撇嘴：什么叫不务正业呢？再说，我们，这些您的子孙们不务正业的时候，您又哪里看得见呢？

    隔了几个时代，就像隔了千重山万重水，爷爷的世界我们过不去，我们的世界他也进不来。

    二

    爷爷从来就不被我们所理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乎我们后辈人的理解。也许他是在乎的，也许是不在乎的，也许他曾经在乎过，后来却放弃了。

    爷爷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上了十年的私塾，当了十二年的教师，然而，最终还是田间劳作耗去了他后来的大半生光阴，我想，这样的起点与归依，必然注定了爷爷会穷其一生进行泅渡和挣扎，以便让自己的精神拴上现实的锚桩。

    对于他的弃学归农，他只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奶奶病了，地都荒了，四个小孩，怎么办呢？”爷爷经过反复的比较，认为自己的那点儿工资，不过是聊胜于无罢了，只有回家种地，才是唯一稳妥的出路，也才能救家庭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爷爷背着一口装满了书籍、瘦瘦长长的樟木箱，挟裹着一身寒风，回到了同样风雨飘摇的家中。

    从此，他一门心思当上了农民。然而，他永远没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这，首先得归因于爷爷对农活缺乏全局式的把握。

    我爷爷总是以教书育人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农活，因此，他不仅不粗放，而且过分精益求精。比如，在风雨来临之前，如果正在打垄，他可以把一晒场的玉米忘在脑后，也不会放下锄头，让那些暴凸的土坷垃继续逍遥；割下的草，他从不把它们大堆大堆地聚拢，以方便收装，而是要一小把一小把地放整齐，偶尔有疏忽，还要调过头去，重新整理。所以，那两年，爷爷家不多的几块地，总是面目复杂：某些会像梳子梳过一样，某些却又芳草萋萋。

    至于后来的集体劳动，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没有人愿意跟我爷爷一块儿干活，生产队长也头疼，暗里对他吹胡子瞪眼睛，明里更是一板一眼地扣工分。

    失去了工资的爷爷，对种地和挣工分也完全不在行，如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与他没有回家之前相比，家里的粮食更加匮乏了。

    他刚回来的那几年，奶奶常常勉强拖着病弱的身躯，亲自到田间地头指导爷爷干活。在奶奶的言传身教下，爷爷终究是掌握了一些干活的技巧。至今还记得，我有时在地里捡石头玩，会听见爷爷感叹：“别小瞧了种田，可是一门大学问呢。”

    一旦把种田当成做学问，田就被种得不伦不类了。爷爷更有一手好书法，稍一沉吟，就能吟出一首四言或五律，对联更是不在话下。他经常会被别人请到家里写对联、碑文或状词，远近地跑。从记事起，春节前后，我最常见的，就是爷爷右手握着饱醮墨汁的毛笔，左手摸一摸半长的山羊胡，微晃着脑袋，默然片刻，然后右手抖一抖，左手拂袖，墨汁就水一样地在纸上流淌开去。

    这种让我惊羡的动作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也拉开了爷爷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当然，距离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无声的动作，更是因为日常那些有声的语言。

    夏天，太阳当头，在地里与村民相遇，总得打个招呼吧。村民说：“死日头，毒辣辣的，跟长了刺一样！”爷爷说：“是啊，要不怎么说锄禾日当午呢？”秋天，晚霞一片，收工回来，互相点个头，村民说：“这霞烧得好看哩，像灶膛里着了火。”爷爷说：“是啊，好景致啊，落霞与孤鹜齐飞么。”

    村民们简直累坏了，他们觉得正是因为在爷爷面前，才好不容易挖空心思这么文绉绉地说上几句，没想到，最后还是跟不上他老先生云山雾罩一样的思维和语言。

    从小与爷爷在一起读私塾的奶奶只好循循善诱爷爷说村话。慢慢地，爷爷不再甩书段子了，他的语言开始变得平白，像走出深山来到平原上的水。可是，水虽是浅了，薄了，却仍然清澈，不浊，始终缺乏泥土的色彩。

    爷爷也从不与人聚堆。有一次，他曾经指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婶娘告诫我：“玉儿，记住，别学她们，人一扎堆，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没个好。”

    他自己当然是身体力行，在我的记忆里，每逢天气不好，下不了地，爷爷就在家看书或写字，也写古体诗。

    然而，他的诗，在1952年3月就戛然而止了。

    三

    那是我奶奶去世的那年那月。

    奶奶家很富有，而且，在那个并不开明的年代里，奶奶却幸运地拥有一个开明的父亲。他不仅没有放弃对女儿的培养，还在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挑选了四个孩童，让他们与自己的一儿一女共同读书习文。

    我爷爷被幸运地网罗进了张家私塾学堂。从此，学习之余，一个青梅竹马的传统爱情故事也悄悄诞生了。

    尽管我爷爷家很穷，但最终，他还是顺理成章地和奶奶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浪漫得让人有些怀疑的故事，以至于每次我在端详爷爷奶奶的照片时，总感到自己就是在端详一幅美丽眩目的剧照。

    奶奶在文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她比爷爷的思维更加敏捷。这一点，我爷爷的嫂兄叔侄和我的父辈们一直口口相传，他们一说到我奶奶，总会众口一词：“漂亮，聪敏，能干，跟你爷爷对诗，就没有她输的时候。”

    众口一词的还有：“这样的人，命长不了，老天爷会嫉妒的。”特别是我爷爷的六个姐姐，每每说到这里，就会叹气，替她们这个最小的弟弟担心：“他怎么过得下去啊，心里肯定是疼死了。”

    爷爷的心究竟疼到怎样的程度，我不得而知。父亲说，爷爷从此性情大变，不看书，不写诗，话说得少，对孩子们也越来越严厉。

    从此，爷爷家的灶台和锅铲，由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的父亲接管了。那时父亲九岁，大姑七岁，二叔五岁，小叔两岁半。没有菜，父亲第一次做的菜，是土豆片煮汤。因为总是担心土豆会被煮焦，父亲就不停地加水，结果，看不见土豆片，倒是煮开了一大锅水。

    爷爷二话不说，把父亲和锅一块儿拎到一间黑黝黝的小屋里，规定父亲必须一个人喝完这锅水，才能走出屋子。最后是二叔偷偷溜进去，憋足劲，和父亲一块儿喝完了那锅水。

    穷也好，苦也罢，即使疼痛到深处，仍然扯不断的，是读书的那根弦儿。自己不再读书的爷爷，对孩子却近乎严苛。没有鞋穿，爷爷就自己打草鞋。于是，一家大小，不分四季，天天都是草鞋垫脚。最苦的是我父亲，寒冬腊月，他的双脚冻得流脓，仍然要在爷爷的盯视下，拿破布粗略地裹一裹，再穿上草鞋，走上十来公里漫漫积雪的山路，分秒不误地抵达学校。

    一年后，爷爷娶了第二个奶奶。这个奶奶丧偶多年，没有孩子，模样也还周正。两人见第一次面，爷爷就只问了一句话：“会不会做布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这个奶奶第二天就在我家住下了。

    可是，爷爷再次犯了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错误。因为对脚下的过分关注，爷爷完全忽略了其他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这个奶奶除了做得一手好针线，其他的，能偷懒的她就绝对不勤快，还经常偷吃。这样一来，父亲们脚下虽是穿得暖和些了，肚子里却更空了。当然，这个奶奶还算是尽心地侍候着爷爷。在喝稀饭的年月，她偶尔会弄来一坨猪油，当着孩子们的面，摁到爷爷的碗里。爷爷不满，教训她应该把猪油放进菜里，让一家人一起吃，她嘴上答应得爽脆，手下却依然毫不留情，菜里面仍然不见半点油星儿。

    时间长了，总看见孩子们黄皮寡瘦的样子，爷爷就起了疑心，他怀疑这个奶奶心地不纯善，更怀疑这猪油来历不明。后来，爷爷的三哥总是念叨自家的猪油去得快，爷爷明白了，一回到家里，就向奶奶发出通碟：“下次我要是再见到猪油，你就别在我家里呆了。”

    这话说完没多久，这个奶奶果真就走出了爷爷的家门。一个大雪天里，小叔半夜突发高烧，要喝水，奶奶赖在床上，连身子也没欠一下，只用嘴喊：“自己倒去。”爷爷“嚯”地就从被子里坐了起来，命令奶奶：“起来！穿衣服！坐椅子去！天一亮就走人！”

    这么一折腾，日子就越来越艰难，爷爷吃上了政府供应。对吃供应这件事，爷爷是愧疚的，他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的表现。粮食供应站在离家近四十里的地方，每个月四次的背供应，爷爷总会半夜就起床，赶早到达。因此，当别人上路的时候，爷爷就已经绕道另一条路，往回走了。这件事情，他跟我讲过，讲到最后，他就说：“做人最光荣的是什么？独立，自食其力，不给社会增添负担。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一听他又准备给我开课了，就赶紧溜到一边丢沙包去了。

    吃了一年的供应之后，第三任奶奶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踏进了我爷爷的家门。这一次，爷爷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他采取了试婚的办法。奶奶开始只是零零星星、隔三差五地在爷爷家住，直到半年后，才正式、长久地住了下来。

    这个奶奶耳朵背，大字不识一个，比我爷爷小十二岁。她勤劳、善良、态度和蔼，对待我的父亲、姑姑和叔叔们，比对待自己的那个亲生女儿还要好。最终，爷爷和她一起，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漫漫岁月。

    这段岁月，往美好与浪漫的份儿上去想，该是无声胜有声吧。但是，父亲说过，爷爷从此吸上了旱烟。我也记得，火塘靠北头的那个角落，一直是他固有的位置，他在那里剔牙、烤火、沉默，更多的，是让旱烟燃着火星，让烟雾罩住头和脸。

    也是在这段岁月里，爷爷积攒了一万二千元钱。就在五一节那天我将要离开的时候，爷爷叫住我，让我扶他走进屋里。

    他从一个掉了漆的木箱底层，掏出两个存折，对我说：“玉，原来是一万二千块，去年冬天你奶奶过世的时候，把工行的那个取光了，五千，花掉了四千二，还剩八百在你二叔手里，现在存折只剩两个了，一共还有七千，等安埋了我，估计还有点剩余，应该不会给他们添麻烦了。”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说到最后，竟剧烈咳嗽起来。

    我流着泪，执意要扶着他上父亲家去，他怎么都不肯，说：“过一会儿就好了，你爸爸他们会不间断地来看我，没事的。”

    父亲和叔叔们似乎对这件事没有什么评述。他们共同的感触是，当年他们各自成家立业的时候，爷爷是逼着他们自己打天下的，一分钱没掏，现在日子好过了，谁也不稀罕这点儿钱。他们叹道：“他要是懂得钱的时间价值就好了。”

    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老人，要怎样懂得金钱以及金钱的时间价值呢？我隐约感到，我的父亲、姑姑和叔叔们，对爷爷的感情，就像那些村民一样，除了遥远的尊敬，似乎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血脉之亲。我的爷爷，凭借他的独立、固守与严厉，虽然跨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却最终没能跨过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那些沟沟坎坎。

    四

    就在五一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六，爷爷永远地走了。在爷爷的葬礼上，没有人哭，包括我的姑姑，他唯一的女儿。

    人群散去，又一座新坟耸立。从我站立的地方往西，依次紧挨的三个坟墓，分别是我的亲奶奶、爷爷和第三任奶奶。

    他墓前的碑文，是他生前写下的。我在心里一一读过那些刻进石头、排成竖行的名字，慢慢地，就有了说不清的感觉，感觉构成爷爷一生的某些部分，像雪一样正在融化，它们似乎逐渐走进了我所能够的理解范围：属于爷爷的爱——父子之爱，邻里之爱，甚至社会之爱，他分明是把它们统统藏在了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海底，一如他短暂却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排在“宏”字辈的后半部分。灵巾嘶嘶啦啦，在迎风飘荡，花团锦簇一样的花圈正包围着坟墓，然而，我的爷爷看不到这一切，他的身躯永远躺在了冰冷的泥土之下……在空旷而阔大的寂静中，我浑身哆嗦，我的腿像被抽了筋断了骨，不由自主就跪了下去！我第一次觉得，属于自己的一些什么，已经活生生地被时间给掳走了。

    哭够了，扶住墓碑站起身，再一次回首爷爷的这块自留地，我仿佛看到了六岁时的我——爷爷正在打垄，我提着一个小竹篮，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丢下土豆种。擦汗的时候，爷爷抬起头，眯缝着眼，问：“‘男’对什么？”我说：“女。”爷爷又问：“‘男同志’对什么？”我说：“女同志。”

    爷爷把腰往上直了直，拄着锄头，眼睛望着远处的山，说：“玉，不对，应该是‘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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