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市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文化定位问题。西安市号称十三朝文化故都，它的定位应该是汉唐文化；一提起南京市，人们立刻会想到六朝金粉、金陵王气；而开封市——也就是东京汴梁，无疑就是宋文化了。那么，沈阳市呢？她的历史文化定位，恐怕应该是清前文化以至整个清代文化。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北京是明清故都，清文化是其基本品格、基本特征，但清前文化则非沈阳莫属。

    以史为鉴，资政育民。对此，中央非常重视，从现在开始，要用十年工夫编纂一部大型《清史》，三千万字，规模接近“二十四史”的总和，被学术界誉为“当代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文化建设中的三峡工程”。过去有过一部《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组织编写的，主笔者大多是清朝的遗老，他们同情清朝，把辛亥革命骂得一塌糊涂，把革命烈士秋瑾就义说成是“伏诛”。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因此，几十年来，中央一直在考虑重编一部清史。解放之初，首先是董老提议，并得到毛主席原则上同意，但当时限于各方面条件，没能动手。1959年，周总理找到吴晗，要正式启动这项工程，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被迫停了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对范文澜谈起自己想多读一些清史的想法。1965年，中宣部受周总理委托，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修纂清史的问题，决定成立编委会，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可是，会后不久，姚文元抛出批《海瑞罢官》文章，“文革”开始，重修清史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1981年，经小平同志批示，编修清史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后因资金等方面原因未能继续。这一次，党中央下了决心，周密筹划，功在必成。确实是可喜可贺的。

    修史，有个抓住最佳时机的问题：如果修早了，当事人仍然生活在当时的现实氛围中，对历史没有形成距离感，容易褒贬失当，形不成比较客观、中立的看法；而修晚了，时过境迁，难以准确描述。现在，应该说是时机很好。修史也是文化建设，意义实在重大，它对于振兴学术事业，推动历史研究和文化发展，展示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全面了解祖国历史，正确认识国情，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清王朝对于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抵南海诸岛，东到台湾及其所属的钓鱼岛。这一疆域，除了外蒙独立和沙俄从我国东段、东北段边疆侵占了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基本上同我国现在的疆域相同。因此说，我国的疆域基本上定于清代。这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朝是距离今天最近的历史朝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如果把入关前两朝算上，就是二百九十五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现实接近。当代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民族、宗教、边疆、生态等众多问题，都要追溯到清朝才能了解根由，洞悉始末。而对于东北、辽宁，尤其是对于沈阳来说，关系就更为密切与直接了。清代第一个都城是沈阳，当时叫盛京。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龙兴重地”，既是清政权的摇篮，又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

    清朝皇帝的祖先属于女真人。女真人分为两种，未被辽朝同化、停滞在渔猎与游牧阶段的，叫作“生女真”；被辽朝同化、进步到定牧生活与农耕生活的，叫作“熟女真”。金朝和后来的清朝，两朝皇帝的祖宗都是“生女真”，所以，努尔哈赤称帝，名为后金。清朝的开山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于1370年，出生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村。由于“七姓野人”的侵扰，孟特穆由牡丹江、松花江汇流处迁到朝鲜境内图们江右岸的镜城；在明宣德八年升迁为右都督，后在一场战事中遇难，葬于朝鲜会宁南二十公里处，后人称之为“猛哥洞古坟”。其残部由弟弟与儿子率领，再迁于镜城东南的茂山，三迁至于今宽甸与新宾一带，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城。后来，新宾兴京陵（即永陵）始建，即移葬肇祖（衣冠冢）于此，并追封为肇祖原皇帝。从孟特穆率众南迁，到他的六世孙努尔哈赤起兵，前后历时二百余年，才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并开辟了大清的二百年基业。

    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王朝的将领，后在一次战役中被李成梁的大军误杀。对此，努尔哈赤耿耿于怀，待到手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起兵复仇，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国（亦称后金），建元天命，后来又将都城迁到辽阳，尔后又在1625年迁到沈阳；第二年他就病死了。他的继承人皇太极，改元天聪，1635年，他正式宣布族名为“满洲”，以之代替女真，标志着满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年（天聪十年），他接受群臣劝进，定尊号，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七年过后，1643年8月，皇太极在一次盛大的欢庆晚宴后，突然暴亡于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据分析是死于脑溢血。他的儿子六岁的福临在沈阳故宫的大政殿登基，这就是顺治皇帝，一年以后进了北京，又第二次登基。盛京改为陪都，但清廷仍是十分重视它的特殊地位。这里不设行省，而设盛京将军管辖，属于特区性质。由顺治定制，东巡谒陵祭祖，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总共东巡祭祖十次，若是算上雍正（他在登基之前，曾随父皇康熙帝参加过一次），那就是五个皇帝，每一次都必到盛京。每一次来都要对这里的名胜古迹、帝王陵寝、庙宇、城楼进行维修、扩建，终清之世，对沈阳故宫共维修、扩建达五十余次。

    说到沈阳故宫，人们都很熟悉，但是，恐怕未必了解它的独特价值和特殊形制中所体现的政治意义。由于地域、民族、政权管辖范围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清沈阳故宫的主体部分——入主中原前的皇宫建筑，与明清北京故宫相比较，有许多鲜明的特色，它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皇宫建筑群，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罕见杰作。整个沈阳故宫格局，由东、中、西三路组成。努尔哈赤草创了“汗宫”和大政殿等东路建筑，大政殿坐北朝南，两翼有十王亭，由北向南按地位依序排列。后金政权初始，在确定军国要事时，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讨，先议后决，这里面留有原始氏族公社军事民主思想的残余。它也带来了权力分散的局面，有绝对权威的首领在世还好办，否则，必然造成权力分散，削弱统治力度。皇太极即汗位之后，续建了皇宫的中路建筑，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崇政殿的功能相当于金銮殿，内置龙纹透雕宝座，正中一组丹墀有二龙戏珠浮雕，都属于皇权的象征。议政时，大汗在这里南面独坐，体现出一国之君的帝王气象。故宫的其他建筑是乾隆八年东巡盛京后增建的，包括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共抄了七部，分别储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四部为正式的；另有三部分别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现在，只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分别储藏在北京、台湾和甘肃；一部残存的（文澜）。

    文溯阁这部书，本来在我们沈阳故宫，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迁到大三线去。现在人家扣往不还，还说文物是国家的，为什么非得归还沈阳？这是似是而非的。这部书绝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是清代帝王放在老祖宗这里的镇馆之宝。没有了这部《四库全书》，沈阳故宫就是不完整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工程，如同西安的碑林、雁塔一样。你把碑林、雁塔移出西安，随便放个地方，能行吗？

    盛京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为统一全国提供了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对保持满族的民族特色、典章制度、文化遗产、风俗习惯等文化积淀，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清代帝王除了扩建沈阳故宫之外，康熙十九年，还在盛京的长方形内城外面，增筑了呈椭圆形的外城，使城市面积比明代的沈阳中卫城扩大了十六倍。可见其对陪都之发展的重视。当然，事物都有两重性，正由于盛京为王气所锺的“龙兴故地”，受清王朝不得惊动龙脉、保护国粹的观念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的开发建设，限制了发展的步伐。

    三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是极有特点的。首先，对于清朝入关，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持积极拥护态度的，这既表明了他们对清中央政权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满族统治者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一向有着深谋远虑。其边疆民族政策包括下述内容：一是加强中央的权力，维护中央的权威，而又采取灵活的措施；二是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三是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四是移民开发边疆。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统治，是和它注意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能够直接影响它的政局的蒙古族和汉族的长处，善于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由于当时蒙古族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满族统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关系，从创业开始，就采取争取蒙古、笼络蒙古的政策，成为有清一代民族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满蒙联姻是清代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亲关系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政府接受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所谓“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策略，并逐渐制度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向蒙古科尔沁部提出“聘女为妃”的请求。皇太极登基后，在盛京故宫中册封了五个后妃，住在清宁宫的是中宫皇后，其他四个妃子分别是东关雎宫宸妃、西麟趾宫贵妃、东衍庆宫淑妃、西永福宫庄妃，她们全部来自蒙古。与此同时，清代帝王还向蒙古贵族下嫁公主，到乾隆时期，皇室中有六十九人嫁到蒙古部落。他们给蒙古亲家以高官厚禄，享受只有满族皇室才能享受的特权。由于世代通婚，亲连亲，亲套亲，起到了极大的笼络作用。朝廷还规定，蒙古王公可以定期入京朝觐，每次都能得到丰厚的赐予，满载而归，从而大大加强了怀柔和控制。定都北京之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和掌握北部边疆的动向，从康熙开始，实行“木兰秋狝”，巡行塞外。到时节，蒙古贵族也都随驾参加，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对蒙古王公的笼络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蒙古族组成的大军是它进入中原最雄强的劲旅，而且，终清之世，蒙古地区成为最可靠的大后方。清朝统治者对于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减轻赋税，实行屯垦，发展贸易，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政策，同时尽量扩大宗教的影响，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各族政教首领也从怀柔和利用出发，予以足够的优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帝王清醒地看到，这种羁縻政策也有弊端，就是少数民族首领权限过大，容易形成割据，建立独立王国，于是，采取了“不变旧制，因势利导，集权中央”的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与此同时，实行毒辣的一手，在各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实行种族隔离，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之互相仇杀，不能拧在一块。如在回疆，分设汉城与回城，回汉之间严禁往来。又规定蒙汉民族不能通婚，即使已经嫁娶，也要迫令离异。在蒙古地区，将蒙古族人民分割隶属于二百多旗，旗和旗间不准越界放牧。大家都看过《苍原》这个戏，讲的是清代早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奉行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渥巴锡的率领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摆脱了沙皇统治，回归祖国的事迹。根据清廷安排，渥巴锡一行到了承德之后，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贵胄都受到了优厚的赏赐，部众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赈济与抚恤，体现了清政府的收抚政策。但是，乾隆皇帝对于他们还是存有戒心的。在向他们颁发官印时，安排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六个地区的盟长，分散到遥远的边疆，彻底改变其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割据、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的结果，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任何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都必须进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手段有两种：一是行政管理、法律等刚性社会控制手段；一是道德、宗教、习俗等弹性社会控制手段，这是通过渗透人的心理而发生作用，控制作用是间接的、稳定的、长期的。宗教的作用可不简单，它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人类生活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地区的热点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能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宗教背后，起根本作用的是经济和政治因素，宗教冲突一般都源于经济、政治的冲突。一切宗教的根须都深深扎在现实社会之中。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如马克思所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使是这样，这个意识形态也“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决”。

    列宁说过，“政治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成为创造宗教的出发点”。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足资利用，诚为安塞固疆之良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不仅为藏族所信仰，而且为蒙古族所遵奉。本来，满族早期是信奉萨满教的，后来，努尔哈赤为了结好蒙、藏和安抚汉族，便改为注重汉族信仰，尊崇喇嘛教。在赫图阿拉一次便修建七座汉藏寺庙。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清王朝就开始实行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策略。崇德三年，为纪念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统一，在沈阳修建了实胜寺，又称皇寺，为清入关前盛京最大的喇嘛寺院。转年在沈阳四门分别建永光寺、延寿寺、广慈寺、法轮寺，每寺建白塔一座。顺治十年，清政府册封了达赖喇嘛五世，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由于那些宗教首领具有代皇帝统驭其地其民的实际作用，因此从康熙开始，便在热河避暑山庄外围相继建立了十五座大型汉藏寺庙。利用宗教稳定边疆的做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少数民族中僧侣势力严重膨胀，不事生产和生育的喇嘛人数过多，社会人口结构呈畸形状态，非生产人口比例过大，抑制了边疆地区人口再生产，减少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积累。

    综观清代的边疆政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夷之辨”的界限，加之清朝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与少数民族比较接近，因此，获得了比以往各朝代都成功的效果；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片面地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了社会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四

    清入关前的统一之路是以武力开拓的，努尔哈赤以其赫赫的武功，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但就在这种情势下，仍然可以见到文化在凝聚本民族中所发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当时女真族的固有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全民族认同的指导思想。为此，他们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武进取精神，坚持实行奖勇罚怯的物质刺激政策，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尚。达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悦，惟以多得财物为愿”的景象。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倾向是向蒙古族文化靠拢，而对汉文化则采取疏远和戒备的态度，甚至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加以疯狂的屠杀与迫害。然而，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汉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朝廷内外也积累下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在皇太极当政时期，出现了文化倾向的转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

    如果说，他们对于蒙古族主要是着眼于借重武力的话，那么，对于汉族则重点放在笼络知识分子上。他们承袭明末以来用八股文取士的做法，把应试者（囊括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轨道，完全局限在“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范围之内；把知识、思想、信仰范畴的喧哗与骚动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现成的语义之中。应试者只能鹦鹉学舌般地编串经书，不能联系社会实际，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渐渐地成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见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就这样，清代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笼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再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

    开始于顺治一朝的清代文字狱，延续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只要发现思想、言论上有越轨的，不管有意无意，或是或非，立即以重罪论处，轻者革职，重者立斩、绞杀、弃市、寸磔，还要祸延亲族，已死的也不放过，要开棺戮尸。这种对思想文化的严密箝制，到乾隆朝达到顶峰，乾隆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七十余起。许多读书士子因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灭。一时，阴风飒飒，杀气森森，朝野上下到处充满了血腥气味。“避席畏闻文字狱”，确是最典型的概括。时政不许议论，夷夏之防不许涉及，连纂修古史也都会触犯时忌。以致明史诸传，不敢具实录事，有的只好记下一串空名；为诗文者，大多只是歌功颂德，或者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严重窒息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俗话说：“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正是那位大兴文字狱的康熙皇帝，在清代首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那些自负才高，标榜孤忠，或不屑参加科考，隐居山林，又确实有些声望的文人、逸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荐上来，经过皇帝直接面试，再分别情况授予爵禄。消息传出，全国震动，吸引了许多士人，连有些称病在家、一旁观望的硕学鸿儒也都报名应试。正像一首讽刺诗所写的：“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实际情况也是，凡前来应试者都受到了特殊的优渥。皇帝亲自设宴招待，摆放高桌五十张，布菜十二道，并两番赐茶，待酒足饭饱之后，再继续答卷。最后，一百五十多人中，有五十人得中，都获得了高官厚禄，自然是感激涕零；三分之二落第者，也不再好意思继续以遗老、孤忠自命了。

    由于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出现了大量被强制迁徙至边远之地以服劳役，借以专政与实边的一种客籍居民。在历史上，他们通称为“流人”。沈阳是清代初年最主要的一处流放地点，所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人文化”。这些流人在沈阳以至东北地区的开发史上，曾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并非清代才开始出现东北流人，史学家考证，沈阳有流人出现，始于三国时代；到了辽代，出现了流人的第一个高峰；明代的流人更多，主要是充军，大都发配到辽东，个别的在辽西，总数在二三十万人左右。清初曾有四次远征之役，清军共俘获关内人民一百一十万人，再加上一些因罪流放的官吏和读书士子，人数就更多了。所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人士半辽阳”，正是真实的写照。他们除了一部分成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大多用于编庄生产，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奴。

    皇太极天聪五年，清军在大凌河俘获了守将张春，把他囚禁在盛京三官庙里，他至死坚贞不屈，这是清代东北流人的第一人。清廷入主中原后，以文字狱案被流放到沈阳的第一人是僧人函可。他是广东人，因一部记载南明史事的《再变纪》下刑部狱，最后将他和徒弟五人流放盛京，先后在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等七大寺宣讲佛法，被当地人奉为开宗鼻祖。他还组织冰天诗社，著有《千山诗集》。死后建舍利塔于千山。不料，一百一十六年后，乾隆年间，他的诗集又被查抄，连同碑刻、字迹全被焚毁。生前死后两次遭受文字狱，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还有个陈梦雷，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流放盛京期间，编纂《盛京通志》、审定《海城县志》、《盖平县志》、《承德县志》。他还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这也是一部大书，共一万卷，另有目录四十卷。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里，也有一部，和《四库全书》存放在一起，现在也在甘肃。

    五

    在谈到清代沈阳名人时，恐怕首先应该说一说范文程。他原是旗下家奴，随着他为皇太极出力献策，逐步提高了身份地位，起到了“运筹帷幄”的重要作用。顺治年间，他的仕途步入高峰。为了争得关内士民的拥戴，他建议清军入关，一定要改变过去烧杀掳掠的方针。入关的进军途中，当听到崇祯自缢的消息后，他马上向摄政王多尔衮献计，变伐明为讨“贼”，这样，就等于从农民军手里夺取天下，而不是取自大明，有利于争取民心，笼络汉族上层知识分子。他说服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发丧，招揽亡明故吏，竭力笼络人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朱家面，李家磨，磨了一个大馍馍，送与邻家赵（肇）大哥。”讲的就是明、清、李自成三家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范文程曾经向清朝主子进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这就为争得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打下了思想基础。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由于范文程建议皇太极使用反间计，使明朝自毁长城，诛杀了大将袁崇焕。应该说，他的这几招儿都是非常高明，又非常毒辣的。

    松山战役中，明朝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起初骂詈连声，惟求速死。皇太极派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本进士出身，虽然久在兵戎，读书不废。范学士便围绕着出处、进退之类的话题，同他出经入史，谈古论今。经过一番艰苦的心灵驯化，洪承畴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谈话间，忽见梁上积尘飘落在袍袖上，他随手拂拭两下。机敏的范文程注意到这一细节，马上报告给皇太极，说：“皇上请放心，洪承畴不会死的。连身上的衣服都那样爱惜，何况身躯呢！”果然，没过多久他就降服了。“大清”的国号也是范文程帮助起的，《诗经》中有“维清缉熙”一语，“熙”与“明”同义，“缉”有整治的意思。还有年号“崇德”，也是范氏的佳作：你明朝崇尚祯祥，我大清崇尚道德，计高一筹。

    我这里只是随便举出几个清前期与沈阳关系密切的名人，至于整个清代，沈阳的历史名人更多，应责成专人加以梳理。

    说到满族的文化与名人，我想提一下颇具特色的满族民间曲艺——子弟书。它兴起于乾隆年间，是鼓词曲艺的一种。因为最初在八旗子弟中传唱，所以叫“子弟书”。原来，清代自康熙以来，特别是乾隆年间，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他们又有较好的文化素养，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尤为盛行。满族聚居地的顺天、奉天一带的众多八旗子弟，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子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了一些专门的诗社。“子弟书”文词典雅，音调沉郁、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在奉天流行的主要是东城调；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主要流行于北京。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子弟书在奉天的流行，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高潮。这里要说的是，子弟书的三大主要作家都与辽沈地区有直接关系。韩小窗，祖籍开原，满族旗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演唱《红楼梦》故事的《露泪缘》；第二位是鹤侣，常住沈阳，早年曾当过道光皇帝的宫廷侍卫，所以对侍卫生活极为熟悉，深知其内幕，这成了他创作讽刺题材的主要内容；第三位是喜晓峰，出生于新民县的辽滨塔，他当过知县，代表作是《忆真妃》。梳理沈阳的清代名人时，不要忘记了他们。

    六

    与旅游、开发活动联系起来，我觉得最应注意的是满族的民风民俗文化，这里面包括服饰、饮食、体育游艺、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节庆等诸多方面，都是极有特点，而且颇具吸引力和研究价值的。特别是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游艺文化和居室文化，极富开发价值。满族的男女服饰非常有特色，像旗袍、马褂、坎肩、套裤，靰鞡、寸子鞋，等等，有的在今天仍然普遍流行。再如饮食，花样繁多的各式饽饽，什么萨其玛、芙蓉糕、绿豆糕、凉糕、豆面卷子（驴打滚）、马蹄酥、豌豆黄、牛舌饼、菠萝叶饼、炸糕，数不胜数，至今人们还喜欢食用。其他像各种熬粥、烧烤乳猪、白肉血肠、七星肘子、满汉全席和下火锅等等，都是最受人们喜爱的食品。应该在旅游活动中积极组织开发，以吸引广大游客，扩大商品资源。

    满族的体育、游艺活动极具特色，像围绕着骑射习俗，可以开展赛马、射柳、击球比赛；围绕着冰上活动，可以开展冰滑子、冰车、冰尜（陀螺）、溜冰等各项比赛。满族统治者极为重视冰上运动，把它称之为“国俗”。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戎马倥偬之中，曾亲自主持在浑河搞冰上赛跑，踢形头（冰上足球运动）和滑冰比赛。入关之后，他的后继者每年阴历冬月，都要在太液池（北海）的冰上，检阅八旗兵丁的滑冰技艺。至于满族的游艺活动就更是丰富多彩了。从小时候就玩“嘎拉哈”、“卡巴车”、拔河、跑马城、堆雪人、打雪仗、打草把、“老鹞子捉鸡”，女孩子玩“翻绳”、“掷猪趾”、“跳方格”。这些富有情趣的游艺活动有益身心健康，可以在一些旅游景点有选择地组织开发。

    现在有一个奇特现象，清代帝王戏、宫廷戏、清官戏，甚至包括清前民俗文化，在影视业都很火，带动了图书出版业也跟着火起来；可是，唯独文化景观、文化旅游不火。这当然和观众与游客的文化层次有直接关系。其原因，一是娱乐功能对庄严的消解，影视剧的制作以观众的好恶取代了艺术的准则。在许多编剧、导演看来，只有票房价值和收视率高低之别，而没有艺术的优劣、雅俗之分；二是宫廷神秘对群众好奇心理的迎合；三是明君塑造与传统文化的趋同，它在唤醒沉睡在国人心中的奴才意识的同时，又培植了人们的新的奴才心态，由此看出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入进行反封建的必要；四是宫廷的权谋斗争对现实紧张人际关系想象性的纾解；最后一点很关键，就是大众整体审美素质的低下，如果观众整体审美素质很高的话，那些编剧与导演也就无所施其伎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宫廷戏普遍泛滥的现象了。

    我这里想到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这种文化潮流面前，设法使沈阳这条清前文化风景线同样火起来，调动起游人“因蜜寻花”的热情。不光吃蜂蜜，还要去寻花；不光吃鸡蛋，还应该到这里来看看老母鸡。我们要下大力气运营好这条清前文化旅游风景线，把文化旅游搞起来。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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