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解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国学都涵盖哪些内容？
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是表层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属于最深层次；制度、体制，介乎两者之间。而就民族文化传统来说，应该包括图书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这两大类。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所以说，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
中华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儒、释、道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的话，大体上不错。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靠固有的文化来体现的。国学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何谓“国学”？它是相对于“西学”、“新学”而言的，清代末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称为“国学”。顾名思义，所谓“国学”，就是一国固有的学术，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现在，人们往往将国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起来，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传统文化”的范围十分广泛，它里面不仅涵盖了观念、风俗、习惯等范畴，还有些器物文化也包括在里面；而国学的范畴就要固定而狭窄一些。以学科分，国学包括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
国学是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开放，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它的价值与意义，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层面来阐释：在哲学层面上，学习国学可以领悟古老的智慧，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历史和文化艺术。在历史层面上，学习和研究国学可以把握历史的脉搏，总结历史传统。在文化层面上，可以感受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艺术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塑造民族灵魂；提高民族素质；开拓视野、扩展胸襟；提升自我修养、培养高尚情操；增强自立于社会、解决问题的本领。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认为，可以这样归纳：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国学，不仅作用于本民族；在世界上，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对于传统文化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诸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崇尚人的价值，注重和谐稳定；道德价值至上，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观整体思维，实行辩证分析等等，都是思想的精华。具体说来，像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学习而且时时作自我调节的态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宣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还有老子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庄子关于人怎样才能达到“与人和”、“与天和”的论述等。当然，由于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打上封建意识的烙印，像宗法观念、等级意识、封闭保守、人身依附、缺乏民主法制、轻视科学等等，就属于落后的糟粕，应该加以抛弃和改造。正确的态度，是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破除文化保守主义。
第二个问题：现在提倡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提倡研究国学的呼声比较高，这种形势的出现，有怎样的时代背景？有什么深远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曾经有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力政，合纵连横。知识分子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思想自由，涌现了春秋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战国时期以孟子、庄子、荀子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伟人，也产生了一批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煌煌巨著。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思想自由度较高，学者们或参与朝政，或著书立说，或设坛授徒，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以及诗歌、雕塑、绘画等诸多领域建树颇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巨匠。第三个浪潮在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清帝国覆灭，学者们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再加上五四运动以及西学东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涌现了诸如章炳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一大批国学大师。目前大家都在说“国学热”，我看国学还没有真正热起来。小学生开始背诵《弟子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电视上给公众讲传统文化，那都是“国学热”的表征，但是，国学要想真正地热起来，应该是广泛地对国学的钻研和热爱，目前，这方面显然还很不够。
刚才提到先秦时期一批文化巨人，他们的出现是带有世界性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一个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二世纪，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在今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他这样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看，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传统传承不绝。但是，到了上世纪中叶，特别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期间，传统文化和国学遭到了惨重的摧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老子有一句名言：“反者道之动”，也就是物极必反。面对现实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广大有识之士共同反思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中华民族向来号称“礼仪之邦”，人民的气质一向温柔敦厚、注重礼义廉耻，讲究文明风尚，为什么现在竟然呈现如此严重的“戾气”，一语不投就拔刀相向，在个别人看来，杀一个人就像宰一只小鸡那样简单；有些人不懂孝悌为何物，不知荣辱、羞耻，甚至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实际是做人的底线。现在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人到世界各地旅游，表现出种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我们整个国家在世界上声名显赫，堂堂正正，可说是吐气扬眉，可一些游客竟然干出那么多令人厌弃、令人嗤之以鼻、令人脸红的事。过去说非洲人不文明，现在，这个“之最”的帽子恐怕要戴在中国人头上了。
梁启超说，国学是关于德性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学问。国学被抛开了，自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当然，这种“乱象”的出现，还和世界范围内“文明异化”有直接关系。商业理性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盛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道德危机日益加剧。市场经济下，货币拥有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功能，这是过去未曾遇到过的，也是一些官员顶不住诱惑的原因。这种诱惑力，不是一两句“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就能抵挡得住的。他要风光、要享受，就免不了攀比，人性中原本被禁锢的欲望得到了释放，这样一来，货币标准跟人的欲望实现了契合，就出现了人性异化。而社会上，越是浮躁、功利，就越缺失道德；而越缺失道德，就越是浮躁、功利，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从根本上加以救治，必须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改变人的不平衡的心态；同时，还需要通过接受、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头脑里扎根，致力于道德重建，此乃固本培根之举。
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高福利生活和由此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传统的过度流失、人类本性的摧残所引发的对于现代化的反思；针对科技在迅猛发展中带来的负面效应所引发的对于科技战略、科技思想的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所引发的对于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现在，就世界范围来说，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
因此，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西方学术精英，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庄子倡导的自由精神——摆脱功名利禄、金钱权力等外在的种种束缚而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超越；老庄共同提出的无为思想——抵制统治者对民众、对社会、对自然的过度干预，特别是“顺物自然”、“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都是极富现实针对性的。
现在，我们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今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还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这些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个问题：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学，博大精深，应该如何把握，具体从哪里入手？
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整个学术界都在思考，力求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我这里只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做法。传统文化与国学，有如汪洋大海，浩荡无边，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必须理出一个头绪来，否则“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在学习过程中，先是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从源头上往下捋，一步一步地学习、钻研。我以为，学习传统文化，不妨根据以下“三个划分”来加以把握。
第一，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划分清楚儒家和道家。儒家看重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调适协作，强调社会责任，习惯以共性（用现在的话说，叫团队意识或团队精神）为前提，它强调的是有为。道家，强调人的内部自身协调，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提倡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宇宙、看待事物，以提高心灵境界为前提，强调无为。
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之中，概括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庄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第二，关于儒家自身的划分。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但接下来分了两支。一支是孟子，强调“性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理论；另一支是荀子，强调“性恶”，是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儒学到了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国学大师冯友兰将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之为新儒学。宋代以后，儒学又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由程颐创建，由朱熹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一是由程颢创立，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发扬光大，称为心学。
第三，是道家的划分。我们把道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并称为“老庄”，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总体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称庄子是老子的门徒，这并不准确。孟子有言：“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说，他未能亲登孔子之门，只是就学于子思之门徒，作为隔代的“私淑弟子”，得闻孔子之道。而庄子却从来没有自称是老子的传人；从他的著述中也看不出来他是如何师承老子的。我们只能说，在继承、发展老子思想过程中，由于同时还接受了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加上他的独创性的天才发现，通过新的整合、新的改造，从而奠定了他在道家学派的崇高地位。
老子以道入世，谈的是入世之道；庄子之道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自由；老子以哲人的身份论道，侧重于思辨，侧重于理论分析；庄子更多的是悟，也就是依靠生命体验而并非诉诸客观认知。很多都是通过直观的形象化的意象来表达的。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与老子及其他哲人不同，庄子很少真正讲“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心的另外一套；他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与身心问题，这是庄子思想的实质。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得更干脆，“庄氏之学，与老子相似而实不同”。
老、庄都属隐者之流，但两人阅历不同，所处时代、身份背景差异很大。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史官，熟谙自古及今的治乱兴衰、得失进退之理，因而《道德经》中谈政治原则的内容较多；《庄子》则异于是，见不到正面言说政治原则、政治方略、政治观念的内容。在对待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上，对于强国与弱国、贵族与平民、都市与乡鄙、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看法上，老、庄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统治者，老子的基本出发点，是关切，是维护，是补台，他告诫人君要具备远大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应该效法天地，把治国理政看成是自己的本职，不能居功，不能太看重个人的享受，而要顾念天下百姓，关注民生疾苦。他还深刻分析了造成民众现实艰难处境的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老子还特别提醒执政者，必须有预见性和洞察力，做到见微知著，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指出：“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特别是老子还亮出了战胜攻取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总之，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社会政治，对治国安邦提出了一整套方案，目的是使矛盾不致发展、转化，从而维持周室的统治。
庄子则不然。作为徜徉于政治泥淖之外的逍遥哲人，在他的心目中，那些“暴君昏上”、贵族政客等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即便不是罪魁祸首，起码也是政治帮凶，都是一些残民以逞的无耻之徒，其灭亡迹象已著，不可能加以挽回。出于愤激，他不但不肯帮助他们拾遗补阙，给予救助，甚至抱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仇恨心理。老子更侧重功利的角度，他说“无为无不为”，因此有人说他是“政治艺术之父”；他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的统治术；他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子、吴起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而庄子更强调独立人格、个性自由、诗性人生。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儒道兼容并蓄，出世和入世共有的。比如诸葛亮，他高卧隆中时，肯定是“出世”的，但他若没有“入世”之心，又怎么能有“隆中对”呢？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其实在民间，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靠着“因果报应”的信仰，约束人自己的行为，心中有个基本的敬畏。
国学的代表性著作，一般讲：“三玄”（《易经》、《老子》、《庄子》）、“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就更实际一些，他要求人们读完“诗、四、观”：《唐诗三百首》、“四书”和《古文观止》。吴教授认为，要打下国学基础，首先要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
上面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学习钻研层面上说的；其实，传统文化以及国学，还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实现现代化转换问题。篇幅所限，只好留待后日专题阐释了。
为了避免空洞说教，下面我想结合实际，具体加以剖析——以庄子为例，“解剖麻雀”，展示标本，达到直窥国学堂奥的目的。
二
庄子时代，在战国的中后期，晚于老子和孔子一个多世纪，大约与儒家的亚圣孟子为同时代人。他出生在宋国国都商丘东北部的蒙地，现为河南商丘市的郊区。他一生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只当过为时不长的“漆园吏”——大体上相当于一个规模不大的林场场长。除了从事生产劳动，养家糊口以外，生前主要是授徒、讲学、著书；活动范围，大体上在今豫东、皖北、鲁南地区，享年八十四岁。
庄子是一个平民思想家，富有人情味，有一颗平常心。他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那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庄子是货真价实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有时揭不开锅还要出外借粮。庄子对于贫民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鸟、钓鱼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
他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了。庄子的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他曾说：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嚼子，毁掉笼头，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
对于人情事故，庄子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他说：“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从父母角度讲，舐犊情深，人情之常，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还说，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妻子在半夜生下小孩，他就急忙取火点亮，心情忐忑地观看孩子的长相，唯恐他会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
讲得更为深刻的是：“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但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后盾，会能体察得如此深刻。
庄子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说，用瓦块作赌注的，心地从容应对，毫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联系到国际间的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似乎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仿佛一场球赛打赢还是打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的事例：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作手术，尽管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看来，面临重大抉择时，往往失手，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败在了内心的“在乎”。
普通人，平常心，家常话。这是庄子哲学的一道亮色，也是庄子的人生本色。
庄子是一个喜欢敞开自我、袒露襟怀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翻开他的著作，就会觉得一个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却又鲜活灵动、血肉丰满的哲人形象，赫然站在眼前。连远哉遥遥的欧洲作家王尔德都说：庄子是“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其实，庄子本人也曾有个自画像——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第二号代表人物，开创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以自由精神、人格独立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一种超越功利、浮云富贵、远离官场、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一种淡泊无求、知足知止、韬光养晦、“善做减法”的处世态度，一种登高望远、摆脱重重束缚、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的全新视角与思维方式。
下面，就展开说一下庄子其人其文的四大要点。
其一，庄子为后世树立了一种以自由精神、人格独立为旨归的价值……取向。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受空间、时间限制，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脱离现实，不问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他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他所追求的目标只是真正的自由、自主；他的理想境界不过是做一只全靠自力、无恃无待的草泽里的野雉，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物，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尽管生计艰难，但它绝不冀求被畜养在笼子里。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是以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为宗旨的第一人，是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是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是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其二，庄子实际践行了一条超越功利、远离政治、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人生道路。
庄子向往自由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不肯屈身作吏，觍颜事人；他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期望。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庄子》书中记载：这天，庄子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表达心意，说：“我们的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为什么决不当官呢？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熟知各国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孔丘恓恓皇皇，席不暇暖，历经十四个春秋，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一路上，饱遭讥讽、批评，甚至被嘲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其所推行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却最终也找不到买主。到了战国时期，商鞅以刑名、法术之学取悦于孝公，变法图强，卒成霸业；但他自己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好运，最后的下场是：“作法自毙”，惨遭“车裂”，分尸示众。如果说，这场惨剧远在西陲的秦国；那么，发生在宋国都城的两场宫廷血腥政变，他是亲眼目睹的了。因此，决意远离政治这个是非坑。
其实，即使不存在这类杀身之祸，就庄子的天性来说，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拉他从政，无异于套狗耕田，不仅官当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吃苦遭罪。无分中外古今，基本上可以肯定，哲学家成就不了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所拥有的，是一颗整天都在思索问题的无比沉重的大脑，一颗时刻都在滴血的敏感的心灵，他们把灵魂受难看成是精神享受；他们可以有洞见，有卓识，有妙赏，有深情，却缺乏政治家所断不可少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魄力，更不具备杀伐决断的手段、覆雨翻云的权谋。难怪古希腊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执意要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并且说：“宁愿跟小孩子一道掷骰子，也不去摆弄政治。”
庄子以极度的清醒和超凡的远见，洁身自好，特立独行，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同其他的先秦诸子，在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那种社会昏暗、政治污浊的环境中，绝大部分读书人，都迷失了自我，摒弃了生命价值，莫不“危身弃生以殉物”。对此，著名学者陈鼓应有个解析：“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于仕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
他为了在政治上傲然独立，绝不苟活以媚世，在生活上选择极度简单的方式，坚持自食其力，靠着编草鞋、钓鱼虾来勤俭度日，维持低标准的生存状态；这样，在人格上，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与高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社会集团的控制与影响；精神上，潇洒、超拔，营造一种从容、宁静、宽松、淡定的心态。正由于他终身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官本位文化”坚定的反叛者，从而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轻松感，“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其三，庄子奉行一种淡泊无求、知足知止、韬光养晦、“善做减法”的处世态度。
庄子的思想、学问、功力，主要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庄子明确地揭示了人生的有限性，从根本上阐释戒除贪欲，知足知止的道理。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不会处处与人攀比。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可是，世上的常情却与此相反：“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
说到庄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上。在先秦诸子中，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天才，注定要为其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常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包括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中国的嵇康、李贽，西方的布鲁诺、伽利略，弯起指头来可以数出几十个。可是，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庄子却能养性全生。应该说这得力于他的“散木情结”。庄子曾经列出两组鲜活的事例进行对比：一组是，“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另一组是，栎社之树、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得以免遭砍伐，白颡之牛、亢鼻之豚、患痔之人因不宜祭神而终其天年。前者表明：有用则自戕，有用是灾难；后者揭示：无用则无患，无用有大用，不材可以自存，无为、无求能够免除祸患。两相对照，得失立见，道理至为警策。
庄子反复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张退隐、藏锋、遁迹、避世。庄子指出，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庄子提倡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
第四，庄子为后世提供一种登高望远、以道观天下、摆脱重重束缚、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的全新视角与思维方式。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它的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庄子谈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使两岸和沙洲之间，远远望去，分不清是牛是马。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却看不到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改变了原先得意的脸色，望着海洋，面对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现在，我总算目睹了你的难以穷尽的广大。”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谈海，因为它受到空间拘束；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它受到时间限制；浅薄之士不可以同他论道，因为他受到礼俗的束缚。现在你出乎河流，观于大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同你谈谈大道的条理。”这段对话说明了：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哲学研索本身，就有一个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庄子的视角，广博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这样，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从而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宏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高寿了，在她诞生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只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可是，后来人类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生态环境遭到惨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种种苦头。
在古代的思想家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具有非概念、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作为哲学元典，《庄子》很少运用逻辑论证、推理的形式来阐发固定的结论；而是采取形象的类比的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论者一般都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也就是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体察事物的内在本质。庄子是艺术家的气质，他并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而看重主体内在的感受；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感受；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表述，而看重直觉的体悟。应该说，这类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
《庄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寓言”形式与叙事策略。他特别擅长把某些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所要表达的“道”，巧妙地糅合到一起，然后以说寓言、讲故事的形式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你难以将形象和哲理截然分割开来。其鲜明的特点，庄子笔下的寓言故事，多出自个人虚拟，凭空结想，靠的是出神入化的狂想，玄虚幽邈，荒诞不经；庄子讲故事，往往并不明确点出所要说明的道理，不是靠着雄辩滔滔、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特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有趣的人、奇突的事，自然地展现出来，说完了转身离去，掉头不顾，“白白了”，或者袖手站在一旁，听任读者去恣意猜想；所讲述的内容，富有哲学意蕴，有些是人们习常见惯的事情，却含有深邃的道理。
《庄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高妙、精深的哲学名著，又是一本泽流万世、传之无穷的散文精品。面对《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流连忘返。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其为“天下第一奇书”，还把它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现当代中国两位大文豪鲁迅与郭沫若，对于庄子的文学成就，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说：“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重点放在当时；而郭沫若则着眼于后世，他说，“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如果把视线扩展到域外，那么，同样会列出一大串金光耀眼的名字：美国作家梭罗、英国作家王尔德、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墨西哥诗人帕斯、苏联时期文艺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大腕”，竟然都是庄子的崇拜者。
三
最后，说说庄子这位不是医生的“医生”——他是一位高明的“心理医生”。
已故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满有风趣地把儒家文化比作“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认为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而“道家文化则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
说到就医求药，早在宋代，诗人李洪就有“《南华》（即《庄子》）一卷是医王”的说法。到了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又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十年前，他连夜失眠，严重咯血。这时候他想起了《庄子》中说的：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国君王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王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纾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医生诊脉，大感惊异，说：你的病好了！他说：此乃《南华》之力也。这年六月，他又病倒了，便在医院里读《庄子》，心中无所挂恋，也无所畏惧。由于放宽了心，去掉了心理负担，逐渐得以康复。他说，《南华》一书，五十年间，相伴终始。
诚然，说庄子能够疗疾治病，不要说别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没有救死扶伤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颠踬磨难而豁然开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从《庄子》那些警策的教示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它使许多身处困境的人群从中悟解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从而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心理医生，当不为过；用医学术语来表述，也可以说，发挥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战胜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不要说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乱世，人们的心灵饱受创伤；即便是太平年月，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摆脱心灵的困境。人生多故，世事沧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处无二三。”荣与辱、顺与逆、成与毁、得与失，相伴而生，随时为变。每一番颠折的结果，带来的都是痛苦与烦恼。在有生之年，谁也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苦痛；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纵使自身未曾面对生死大限，亲人、友好间的生离死别、浮沉聚散，也依然会带来愁苦悲伤。这还不算，佛家还有“人生八苦”之说。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四种苦情：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喜欢的得不到）、五蕴盛（涵盖了人的身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有这么多的苦相伴，难怪大作家歌德说：“这一辈子，快乐兴奋的日子，前后算起来不足四个星期。”
那么，如何才能消解与摆脱这些内心酿造的苦闷与忧伤呢？这就用得上《庄子》了。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现在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二是以理化情，顺应自然。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顺乎自然。大学者冯友兰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从而化解许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说：“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
三是认识人生的有限性，构成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经常想想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戒贪限欲，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懂得了这一点，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痛苦。
四是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一个木桌制成了，从家具本身看，这是成功；可是，站在树木、木材角度看，这是损坏，是毁灭。古书上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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