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建多年来一直从事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以理性分析见长，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思辨能力；现在，又郑重推出了特质为形象化、艺术化的诗作，而且已经是第二部了，这令我在惊异之余，十分欣慰。此其一。
其实，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融合，这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古人讲究“通识”，文史哲往往萃于一体。比如，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诗文均称上乘，而他的论文更是出色当行；还有宋代的大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留下了大量形象生动、哲理深刻、脍炙人口的好诗。这种现象，现当代也时有所见，但相对地要少得多。原因在于，术业专攻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毕竟使二者兼容存在着实际的矛盾与困难。尤其是文学创作，作为创造性的劳动，有着多方面特殊的要求。若要臻于至境，学识之外，还须有很高的悟性与才情，需要有足够的文学艺术修养。当然，这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的，至于一般性的涉猎，普通的业余写作，那又是另一码事。
其二，廷建同志善于学习，勤于思索，知识面广阔，对于古典诗词更有特殊的爱好。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且又注重心灵的发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学是人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尤为可贵的是，无论是感兴、抒怀、纪游、咏物，其间都洋溢着丰富的情感，正如古人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那些在诗稿中占相当大比重的抒写亲情、友情、爱情的篇什，灼灼真情跃然纸上，更为真切感人。与那种虚声造势、无病呻吟、刻意“作”文章的不同，他的吟咏、放歌，全都源于一种内在的心灵驱动，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体现出“情生文”的本真质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是富于情感的理性动物。尽管自己搞了二三十年的社科理论研究，却并没有在理论思维中完全淹没自己的形象思维，当它们涌动出来之后，不禁勾起年轻时的情采，想要把它展现出来”，“这些体物赋形，寄意抒臆的东西”，“虽诗味不足，却也是真实的心灵展示，相对于奉命之作，公文之类，它们更是纯然于我的直接对象化的世界”。
其三，这些诗作出自一位党政领导干部之手，有它的特殊意义。长期以来，对于所谓“官员写作”，政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往往啧有烦言。目为不务正业者有之，斥为附庸风雅者亦有之。我则异于是，就是说，不但不予指斥，而且秉持着高看一眼的态度。
实际上，“不务正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广义地说，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都可称之为“正业”；若从狭义上讲，既然是业余时间，那也就不存在“正业”与否的问题了。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那么，下棋搓麻、请客喝酒呢？至于有些文学界朋友讥讽官员写作是“附庸风雅”，同样也没有道理。风雅，并非某个行当的专利，也不是哪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由于它有价值、有足够的吸引力，谁都有这份资格与权利。而传世与否，也无关乎你是正宗嫡传还是旁门别支，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的水平。
最后，想说一点，也是我在多种场合反复说过的，喜欢写诗（尤其是古体诗）的朋友，不妨尝试着写些散文。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有“多写散文少写诗”之说，不失为悟道之言。叩其原因，无非是写诗绝非易为之事，常常是枉抛心力却难以讨好；而且有其局限性——由于字数、格律、音韵的限制，一些复杂、细腻、婉曲的情愫与思绪很难“尽意”。近读作家陆文夫的散文《梦中天地》，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小巷子里一天的生活也是由青年人来收尾，更深人静，情侣归来，……钥匙声响，女的推门而入，男的迟疑而去，步步回头；那门关了又开，女的探出上半身来，频频挥手。这一对厚情深意，那一对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男的手足无措，站在一边，女的依在那牌坊的方形石柱上，赌气、别扭，双方僵持着，好像要等待月儿西沉。归去吧，姑娘，夜露浸凉，不宜久留，何况那方形的石柱也依不得，那是块死硬而沉重的东西。”拟态描情，曲尽人意。若是以古体诗形式表现，怕是难以留给读者如此深刻的印象。
廷建同志在两部诗稿中，写他的爱女佳佳的诗不下十几首，从呱呱坠地写到呀呀学语，从书包斜挎，小鸟依人，写到初解世事，而中学，而大学，写到发表论文、评晋职称，新婚宴尔，买房购车，成家立业。我想，如果能够以散文形式写下来，刻画细节，描摹心境，肯定会更加生动感人的。
古时比武，讲究“十八般兵器，件件皆通”。写作也是如此，掌握多种手段，总比单一操作更有成效。廷建，勉乎哉！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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