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却有着相反的意见，向来讲究“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个人是拥戴后一种主张的。因而也就习惯于把作品同作家联系起来。既然，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一部作品又怎么能同它的作者截然分开呢？
我与石杰女士相知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她写过一部研究我的作品的专著——《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篇径直题为《我所认识的王充闾》的随笔。从书名、文章题目上可以看出，她是把人和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她还写过大量评论我的作品的论文。我们经常交谈、通信，讨论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比较起来，关于其人其文，没有像她那样写得很多；但我自认，还算得上是深知深解的。
她的艺术感觉很好，富有灵感、悟性，尤其注重非理性因素，包括直觉、灵感、错觉、假象、潜意识、偶然性、心理意象的模糊性和不自觉性，等等。但是，她与其他那些凭灵性写作的女作家不同，她是把生命投入到创作里面去，绝不是玩文学，拿起笔来，像做人一样，劳神苦思，一丝不苟。严肃的创作精神在她那里，既是关注人生、探索生命、解读苦难的一种武器，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于是，在这种审美情感中积淀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并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她对于哲学有着特殊的偏好，在她看来，深与新与美是同义的，深度追求就是她的审美期待。近年来，她读了西方几乎所有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书中有得，功力所至，这从她的小说、随笔、评论中，看得清清楚楚。
也许和形上思维、直觉思维、神秘意识有直接关联吧，她十分崇尚原始思维、原始意识形态、原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为这是美的所在。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理想之国。她钟情于人性的力量和勃勃的野性生命力。这也是她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鲜明特点。无论是从区域文化角度，还是从作家心态角度分析，这都具有作为历史标本的价值，是颇富典型意义的。可惜，论者在这方面关注得不够。
她的文学追求与审美崇尚，自觉不自觉地张扬那种恬静、幽僻、独特、粗犷的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人性的魅力，也包括一些民族、地域的独特风俗、独特情感、独特性格。最可贵的是，虽然她已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滔滔尘世、滚滚人潮中，每日所闻见、所接触的全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现代化的事物，浮躁的、趋时的、表象化的习俗与心态，但是，她始终葆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底层社会人群的朴实、粗犷、真诚、善良的优良质素。她对于艰难的人生和悲剧性的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照和深邃的理解，这也许和她的崎岖多故的经历、艰难凄苦的际遇，特别是孤僻、敏感、倔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长时期的艰难、苦涩、沉重、孤独的生活，像夹壁一样，把她挤压、折叠得过久。她挣扎着打开，而留在心灵深处的伤痕，宛如水成岩形成的皱纹，已经遍布整个身心，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心理防护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敏感。她自尊、自信而又自卑，心境敞开而又封闭，个性极强，自卫意识非常鲜明。在她的生命历程里，孤独、凄苦的心境，奇崛、偏执的个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追求和正直、善良、重义轻利的优秀品质，以及孤高的格调，冰雪般的纯洁，相傍而生，结伴而行。这是她历久弥新的人生主旋律，也是她赖以生存并支撑着创作信念的内在动力。
她已经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部，学术专著四部，学术论文一百篇，散文、随笔近五十篇，就中以研究张爱玲、贾平凹、史铁生的作品为多。她的小说创作，淡化人文背景、情节结构，而强化神秘性、传奇式色彩，认同底层文化，认同质朴、纯洁、真实的人际关系，认同原始的人性和回归自然的思潮。她对于本地文化的残缺的、几乎停滞的、带着原始色彩和素朴的人性气息，感到一种特有的亲近，从中体验到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当然，这种认同是情感上的。在理智上，她对于那种古老的惰性、麻木的灵魂、卑琐的心境以及由于贫困、落后造成的人格的退化、人性的弱点（亦即“国民劣根性”），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悲戚，常常在作品中血呼啦地加以展现。在这方面，有些类似鲁迅。她也是寓冷峻于温情之中，寓批判于关怀之内。因此，可以说，她的心态是复杂的、矛盾的、多维的。
石杰的三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姊妹篇”，都写苦难、写人性、写人生命运，但并不重复；而是有新的探索，有升华，更侧重于对苦难背后的东西的发掘——人性的复杂变异、人的命运的荒诞、生存的无奈与困惑。歌德老人说：“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重要的；在那些事情之间有一条道路，这道路是由心中的块垒敷设而成，由泪水浇灌而成，而路面上空飘浮着叹息的微风。”石杰同样也有心中的块垒，“苦闷的象征”。创作是其长期压抑的宣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一种积极的挫折防卫机制。
以其研究方向、个人喜好来说，她更倾向于哲学思维，更趋于理性化；但写起小说来却能够形象鲜明，叙述生动，富有可体验性、直觉性。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在我国的张扬，直觉似乎成了一个贬词，往往和浅显、直露相联系。可是，写小说又绝对离不开直觉，直觉是一种逼近事物现象与本质的重要通道。这是石杰的一个显著特长。
石杰的小说有些是现实主义的，有些是属于现代派的，比如那些哲思小说，更重视主观性和想象力。在那里，情节、事件的真假似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小说中的离奇、诡异往往成为体现艺术之真的一种手段。写作这类小说，可能是她的长项，因为她具有哲学思维，而且想象力也比较强。许多外国短篇小说，哲理性和想象力都极为丰富，她读得很广泛、很细致，很深入。我就非常喜欢这类小说，确实也从中获得很多的教益。
写人性与苦难，石杰跳出了有些作家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复制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的所谓“精神经验”的路子；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身的积累，所以就显得深刻、痛切。当然，还应该再超越一步，精神更博大、开阔一些。扩大精神视野，关注存在的境遇，超越个人的人生阅历，跳出一己之悲欢、挫折，把愤懑的情怀、批判的意向扩大到整个人性、人生的层面，进入整体性关怀的向度。
在评论石杰的文学成就时，除了关注文学创作，还必须提到她的学术著作、文学评论。这方面，她同样是用力甚勤，而且数量很大的。过去，我曾劝说她少写评论（不是指学术著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文学创作上。理由是多方面的，但我并未展开说：一是，精思隽语、奇文胜义，已经被古人说尽了，当代人再翻不出什么新意来；二是，传世作品是天才的产物，非后天所得；易言之，是做出来的，并非评出来的。《诗经》、《楚辞》、《红楼梦》，写作时几曾有人评点过？三是，当前有些评论遭人反感，有些评论家并不认真阅读作品，拿起笔来，无的放矢、漫无边际、“海客谈瀛”般地议论一通，可说句句都对，但都与这部作品无关，或者说套在哪个头上都行；还有的拉开架势，舞刀弄棒，动辄引经据典，而且都是西方的新奇观点，往往论者自己也未能充分消化吸收，却囫囵吞枣、半生不熟地镶嵌在文章里，读来如同走在崎岖不平的石子儿路上，硌脚，很不舒服。当然，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并非整体；四是，我怕她过于理性化，妨碍了形象思维、文学创作；五是，鉴于石杰主观性、自我意识特强，我担心会过于苛刻，不够全面。
对于我的建议，她似乎不以为然，但出于礼貌，也未加反驳。于是，就照样写下去。但是，近日我有意识地读了几篇她新写的评论，感觉眼睛一亮，与过去大不一样，确是应该刮目相看了。总的感觉是，很大气，有大家风范。洗尽铅华，不事雕饰，非常实在；深邃的蕴涵，却以通俗、简约的语言出之；姿态平和，游刃有余，感觉不到吃力，但所谈问题，有创见，针对性强，直抵要害。不像当前有些评论那样惨淡经营，左支右绌，有“举鼎绝膑”之势。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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