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二十几年前，大姐就有这个动议，那时不过五十几岁，如果能够动笔，显然会容易得多；只是由于我百般梗阻，一直拖到今日。我也曾仔细考究过：她何以竟有如此澎湃的热情、执着的动力？首先，也是主导的因由，是作者与传主之间深厚的友情、深邃的了解。彼此的相知、相重，这应该是大前提、出发点。
再就是，可能由于真实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德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落实到“我的童年”这一个体事物上，按照康大姐的说法，具备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人群的优势——有这么多的“特殊”，作家还能不感兴趣吗？
我也认为，我的童年阅历带有典型性，说是不可复制的绝版，未免夸张了；但在同时、同辈中属于特例，确是不争的事实。说来，很像是清末以前的人和事，可是，居然在殖民地所在的1940年代出现了。我们的见解稍有差异的，是大姐秉持“天才论”，目我为“神童”；我呢，一则不敢当；二则不承认；三是尊重作者的权利。
前面说到“难度颇大”，这是事实。事情发生在七十年前，传主除了提供十几篇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余则举手投降，说：“大姐，你就是把我宰了，我也记不起来了，真是无可奉告。若是袖里吞金，真有干货，我早就写成散文，捞名逐利了。”有时，实在躲不过去，硬是被抓住不放，偶尔挤出些许“轶闻”，距离所需，也实在甚远。为此，我深深地感到衷心歉疚。只是写这么个千字短文，实不足以表达谢意、歉意于万一。
如所周知，我的那些回忆性散文——并非自传，写的不过是一时一事、一感一悟、一鳞一羽，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文学传记则不然，它需要寻根查蔓，连缀成篇，要有故事、情节，要有心理刻画、细节描摹；可是，纪传又要求必须真实。“又要马儿跑，又要不吃草”，这不是逼人于绝地吗？纵令康大姐文名夙著，才气纵横，硬要“戴上镣铐跳舞”，岂不是难乎其难！“防空洞里跑火车”，我真是宾服你了！
其实，作为文学，作为散文，适度的想象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问题。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艺术，而且是写意型的；唯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适度想象的律动。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当然，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水平之高就表现在这里。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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