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以《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为代表作，揭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同步进行，是两个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过程；研究探索国人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素质，实现着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是一部以现代文化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以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意义网络和全新的视角与文化眼光构成思考的基本方式，从人格角度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问题的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学术……著作。
关于文化社会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代表性著作为近二百万字、三卷本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在这部体系完备、材料丰富、涉及到多领域、跨学科的史学著作中，作者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呼应、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从历史的发展中体认中华文化的本体特征，探索东西方文化发展、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所显现的一般性规律。此外，关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先进性与特有的魅力，关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及其性质、特点与区域范围，关于儒家文化在文化传播、交流中地位、作用与效应等诸多课题，都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很高的学术水平。
如同对于作家、诗人的研究，首先应该着眼于他的作品；我们要探索一位学者的成功道路，当然也离不开对于他的学术著作的剖析与阐扬。因为学术著作，这是一位学人登上学术殿堂的入场券和身份证。但这决不等于说，可以忽略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对于他的治学门径、思维方式、方向选择以及师门学养、学术背景等方面的探索。我们应该把对于著作的研究与对于专家、学者本人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在我国是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的。古人一直强调“知人论世”；亚圣孟子也曾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说，著作、作品的问世，主要是反映学者本人的才智、修养与天赋，许多方面是具有独特性的，而且，随着专业的不同，人们的关注程度也会出现种种差异。比如，武斌先生完成一部《现代中国人》的论著，并非其他学者都能胜任的；而且，它对于从事其他学科（比如考古学、文物鉴定学、古文字学）的专家，就未必有更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而于治学门径、成长道路、成功经验则不然，这些是带有普适性、规律性的，它的一些基本经验，可说能够适用于任何学者，可以使有志于学术研究者从中大获教益。
诚然，钱锺书先生曾经调侃过那些既研究著作又要求见本人的研究者：“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非要见那个老母鸡呢？”这番话听起来很有风趣，也颇有道理，但仔细地加以琢磨，又会发现，它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这也属于那类“片面的深刻”吧？鸡蛋与鸡蛋的质量不一样，有的营养更丰富些，成分更复杂些，起码蛋壳的厚薄还有差别吧？这些都决定于下蛋的母鸡。为了提高产蛋率和鸡蛋的营养成分，单是研究鸡蛋而不琢磨老母鸡是不能奏效的。同样，同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甚至同是南开大学毕业，为什么武斌竟有如此过人的才智、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的学术爆发力那么强？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心理动力与灵感之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些疑问，也即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就颇有必要认真探索他的成长道路、治学门径，以及思维能力、学术定位，等等。
我与武斌先生虽然相知相重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还缺乏深入的交流，对于他的学术著作也领会得不够全面与深入，特别是对于他所专注的西方哲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这里仅凭借一些感知的印象，谈谈纯属个人的看法。
首先，最深刻的一点，是他的哲学修养。我以为，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是同他的哲学基础有直接关系的。记得钱锺书先生在谈到个人的学术道路时曾经说过：“一生为学，得益于黑格尔、老子的辩证法者甚多。”这是老一辈学者。年轻的学者中，有两位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位是孙郁。这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特别是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及其学术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成功的建树。他本来是学中文的，硕士学位是中文；可是，他在三年进修中，他说，极少接触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解中外哲学著作。再就是这位武斌先生。他的学术成就，令我钦佩。我说他主要得力于哲学，并非简单地就他的有关哲学著作来说的，也不是单纯地说他以哲学为基础，连类而及其他跨门类、跨学科，从而获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我想说的是，他从哲学中获得了一种现代的、全新的、开放的思维方式，获得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有效的综合、分析能力，或者说一种观察力与统摄力，从而打通学术径路一武器，做到一通百通，触类旁通；从而能够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制高点，以新的思路、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此作为研究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人的指导与借鉴。不然，怎么说哲学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呢！当然，这也不是任何人随便都能一蹴而就的。记得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反过来同样可以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通常说，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听起来很玄妙，实际上，正是哲学规定了以什么样的观点、方法，以如何的视角去探索对象客体，并做出准确而深入的解释与论证。这有赖于形而上的思辨能力和涵盖中外古今的学术视野，而全新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十分有助于这种能力的形成，从而使武斌先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深度追求。他在一篇哲学论文中，以探索生活方式为例，说明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不同着眼点：“哲学工作者对生活方式的研究，要提供一个与社会学家不同的角度，即哲学思考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生活方式，就不能限于对生活方式的类型、质量或现象状态的分析，而是要概括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揭示出决定生活方式的根本因素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规律，说明人们采取何种生活活动形式以及持何种生活态度，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把握一条指导性的线索。”
哲学帮助武斌先生把大量的知识化为人生智慧。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西哲四百年前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一直被奉为不易之理。其实，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其值得珍视的，还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智慧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曾经把哲学形象化，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精神武器，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则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古希腊的哲人把哲学说成是爱智慧。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运用于实践中的哲学。武斌先生的悟性是很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善于将知识化作对生命的观照能力、创造能力，它与内在生命感悟和创造性思维有关。记得金克木先生讲过，我国记录哈雷彗星的出现，始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613年，一直到清末1910年，两千余年从未间断过，总共出现过三十一次，每次都有记录。这可以称作“世界的唯一”。但是，记是记了，却没有人对它进行思索、研究，不知道这出现了三十一次的彗星竟然是同一个。到了187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没有掌握这份天文记录的情况下，只是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言了它出现的周期——每隔七十六年就会回归到太阳身边一次。可见，信息、知识重要，而运用知识、从知识出发使之成为智慧，化作规律性认识，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新的思维方式为他提供了一种统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于庞大的信息资源的把握整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武斌先生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为了撰写《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史》，他竟然参阅了四百七十多种书籍。他的本事在于，能够把这些养料化为一种鲜活的知识能源，使“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有些人却不是这样，做的是死学问。同样也很渊博，但食古不化，吸收不了。颇像一个电脑的硬盘，存储量很大，装了很多文件，可是，操作起来不能为我所用，关键时刻，一个也调不出来，显得十分笨拙。而武斌先生却不是这样，资源到了他的手中，一切都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灵活贯通，纵横捭阖，浮想联翩，得心应手。显然，这是充分借助于超常的综合能力与联想能力。
其次，武斌先生的文化坐标，是建立在中西会通的基点上。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文化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生活空间、文化情境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世界文化也走进了我们。要求今天的学人的认识形成多维的高层次的网络体系。也就是说，再不能把自己禁锢在一种固定的范式之中，必须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思维方式，树立开放的、多维的思维方式。而这恰恰是武斌先生之所长。他以哲学为专业，而哲学，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向来都是打通文史哲的界限，超越中西的町畦的。从他受学、问学、治学的经历看，显然，南开大学兼重中西、以博雅为尚的教育模式，自始就为他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使他在学术研究中，掌握了中西会通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以哲学为根底，尤其是以西方哲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尔后再通过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发展到极致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获取视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资源，在中外古今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旁搜博采，这是他的基本治学路径。这样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宏阔的视野，为他从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又使他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和理解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把握与理解我们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形象和位置，从而为他会通中西文化创造足够的条件。
武斌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侧重于人的现代化与人格的选择的，总地看，是重视对于人的研究。一般地说，中西哲学对于人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视的。但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儒家哲学，偏重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团结合作、和谐共处；而西方哲学则偏重于自我，偏重于研究个人的权益与对自由的追求，偏重于研究自我的生命价值和自我的本真状态，强调自我奋斗，开拓进取。我们对于现代人的研究，包括对于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应该是多维视野下的“文化通观”，全方位的自我观照。而中西哲学的全方位把握，为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一个观照世界的多维视野。这些都是他在中西会通的文化坐标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效保证。
第三，关于他的治学风格与学术定位。这篇文字的最初命题，是“谈笑间笔底千花怒放”。说的是他的“才子习气”与文人情趣。这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知识、信息的积累，往往是基于个人的性情而加以去取的。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可以借用钱锺书先生一句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他把学问跟自己的性灵融合起来。每一个选题，每一个论据的把握，以至每一个琐屑的事例，都是经过他的心血的沉浸滋养，可以说是通了神经、联结着脉络的。这样，学问到他手里就显得十分鲜活，富有情趣。另一方面，表现为才华横溢，潇洒、雍容。这一治学风格，无论是从他的著作的旁征博引，舌灿莲花；还是从他撰著过程中的任情适意，从容不迫，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他，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握着手机，纵情谈笑，四座风生，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放就放，该说就说。从来不现窘促、尴尬之态；社会活动，接访交游，登高作赋，面壁穷经，闲情逸致，应有尽有，尽管占去了许多时间，但对一位人文学者来说，恰恰是获取资讯与灵感的资源，提供一种外在的活力。
关于他的学术定位，我想用两个关键词：一是通才；二是人文学者。武斌先生属于通才，他有多方面的知识资源、学术背景和文化修养。他不同于那些在某一门类钻得特别深邃、特别冷僻的专家型。说他是人文学者，意在区别于社会科学学者。社会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二者相通相融，但又是有区别的，主要反映在思想上超越与否，学术上如何取向。一般地说，人文学者在实践知识分子的职能方面，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精神结构，着眼于精神的救赎，也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学者大多指向具体的社会建制，着眼于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生。当然，这只是就专业分工而言，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我的印象，大体上就是这些。既嫌抽象，又恐怕未必准确。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读者，有时对于文本的解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文本的原意，但却未必不符合情理，未必没有道理。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在我来说，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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