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理性与诗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又恰恰是一个对思想、审美和创新充满渴望与期待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很不理想。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普遍存在着创造力贫弱，诗意失落，动人心魄的思想张力匮乏的弱点。而伴随着散文文体的泛化和创作队伍的无限扩大，特别是网络文学、电视文学的蓬勃发展，文学性的稀薄，艺术审美特征的缺席，思想性的失落，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前散文理论研究，总体上相对滞后，有的失之于观念陈旧、评判尺度混乱；有的是浅尝辄止，零打碎敲；有的重作品评论轻理论建树，总体上处于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的状态。所以，应该大声疾呼：在探索现代文体和重建文学现代化的旗帜下，构筑属于散文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建立一个兼顾基础性与探索性，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诗学内涵的散文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应该以当代意识为基点，体现创造性、开放性、探索性的理论批评视野；应该把散文的文学性——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等审美特征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我在这里想着重谈一下“想象”这一散文创作的审美特征。

    想象，是一切文学体类所共有的本质性特征，当然也是散文诗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可是，长时期以来，这个“当然”却并未获得公认。由于想象与虚构相联结，所以，经常被认作和散文的真实性相对立。长时期以来，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粗加梳理，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这是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所在，因此，必须坚守真实性这块散文的最后“疆界”，绝对不能想象与虚构。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文学艺术不同于新闻报道，想象与虚构是它的本质性特征，散文作为文学的一个部类，当然不能例外。否定想象与虚构，就是违反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散文的本性；而且，极大地妨碍了散文的发展，使散文创作长期以来局促在狭窄的写实空间里难以动弹。第三种意见认为，散文应该容许想象和有限制的虚构。这又可以分作两个层面：部分论者认为，本来，散文作为“个体生命形态的一种实拟”的文体，是不能虚构的，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还有些论者认为，想象与适度虚构有助于散文的创新与发展，可以推进散文的现代化。

    这里所遭遇的，是文学创作中两种常识性的冲突：我们既要维护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又不能舍弃文学创作想象的自由。那么，应该如何调适呢？在我看来，“再现”式的绝对真实这个话题固然诱人，但是，对于实际的散文写作来说，却不过是一种愿望与期待。对于发展、变化了的当代散文而言，想象是必需的，而适度的虚构有时确也难于避免。就散文的本质特征来说，其修饰往往是诗学意义的，为了突出审美特征，为了艺术的真实，它在表达情感、驱遣意象、描绘细节、凸显个性、敷设文采、营造意境等诸多方面，不可能排拒某种推理与虚拟。再者，作为文学创作，作为形象思维，散文离不开两个基石：一是经验，一是想象。就是说，它必然有形象思维活动，也必然有素材的典型化处理——散文中所表达的“个体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经历，它是一种整合，是综合了各种个体经验的艺术化的表达。另外，正如文学评论家陈剑晖教授所指出的，散文创作面对的往往是“过去时态”，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容易造成错位与误置。由于时空的错位，记忆的缺失，主观意识的介入，作家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现既往的真实场景和心理活动。陈剑晖同时指出，随着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与各种新的创作方式的引进，散文也日益变革、开放，“法无定法”，出现了大量敢于“破体”的作品。有些“新生代”散文作家的作品，其虚构与想象成分则……更多①。

    近年来的散文创作，由于“新生代”作者的闯入，小说家、学者的加盟，以及“跨文体写作”的出现，特别是随着散文作家主体意识强化和文体觉醒，他们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呈现出许多建立在艺术感觉上的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现在、过去、未来交错，捕捉偶然浮现的幻觉、潜意识，使散文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具备现代性的品格。这一切，都为散文创作的想象与适度虚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拓展了表现的空间。我就见到过这样的作品：作者虚拟一个自己未曾亲历过的情境，并相应地虚拟出自己在心理上、行为上可能会做出的反应，进而宣达一种“想当然”的人生况味、心灵感悟。对于这种实验性的创作，有些评论家也许并不认可，但是，在文体上总该有个归类吧？就其抒情的非逻辑性和想象的驰骋、意绪的飞扬，倒有些像诗歌，但显然不是诗歌；而由于主体自我在作品中的过分凸显，又不宜划归到小说中去。可见，面对散文创作中虚构与想象的客观现实，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阐释、分析，进一步加以规范的问题。

    著名学者王彬彬认为：“在文艺史上，各种体裁本就是不断演化着的，在相互交融中，便会有新的体裁产生。倘有一种新的手法出现，而旧的名目又无法规范之，那应该做的，不是取消这种新手法，而是给这种新手法取一个新的名字。这正像我们去买帽子，如果店里没有合适的可买，就应该去定做一顶，而不是把脑袋砍掉。”他还举例说，对一些想象、虚构成分特别大的散文，可不可以称之为“小说化散文”？

    二

    从上世纪初开始，散文在我国文学界作为“四大部类”之一，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鲜明的质的规定性的文学样式。所不同的，其他三个部类由于受到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潮的影响，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几年，无论在观念、体式和创作手法上，都曾经历过令人目眩神迷的变化。新时期以来，小说界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唯独散文——这中国文学的“正宗”，却在那里从容、静穆地闲庭信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缓慢向前推进，保留着更多的古典趣味。表面看去，稳定而成熟，实质上显现出封闭与保守。即此可见，确确实实，散文创作面临着一个如何创新，如何适应后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背景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散文的想象与虚构”成为问题之前，有些作家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大胆尝试了。出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著名散文家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可是，许多人都知道，它却是经过想象与虚构，对真人实事进行大胆加工的产物。1956年上海合唱团招考新团员，一名女青年报考，由于考试前夕她在杨树浦参加一场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响了考试成绩，但合唱团还是破格录取了她。何为当时正在医院休养，听家人讲述了这件事，便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出第二次考试的情节，加进了苏林教授这个关键性人物，改换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陈伊玲身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实际也并非如此，是作者为了加强形象的感染效果，从所住医院一位实习医生那里移植过来的。

    这个典型事例说明了，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艺术，而且是写意型的；唯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想象的律动。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黑格尔老人是这样说的：“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作为这种产品，它是为旁人的，为听众的观照和感受的。这种创造活动就是艺术家的想象。”②由于散文是一种侧重于心灵表达的艺术，所以它的创造性想象，还须有生命情调的润泽和情感体验的支撑。所以，黑格尔指出：“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还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感情。”③

    陈剑晖先生认为：“没有想象，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简直是难以设想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想象，也就没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散文。”“散文不仅和小说、诗歌一样需要想象；而且，正是想象才体现出了散文的本体精神和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散文的自由归根到底是想象的自由，散文的诗性智慧从本质上说是想象的智慧。”当然，由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它的想象与虚构，既不同于小说、戏剧，也有异于诗歌。“一般来说，小说的想象侧重于形象系统的创造和故事情节的虚构；诗歌的想象固然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和真实抒情之上，但它更强调抒发感情的非逻辑性和想象的变形变异；而散文因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故而它的想象虽然超越了日常生活，却不能无视日常生活的法则”。特别是，散文不可能像小说、戏剧那样“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限制地想象与虚构。为此，他提出了散文“有限制虚构”的论点④。

    所谓“有限制虚构”，也就是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这是所谓“限制”的一个方面，是就程度与范围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散文种类的限制。比如，有些叙事类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从常情常理出发，像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以及众所周知的知名人士的回忆、纪念性文章，就绝不应含有虚构成分。就此，沈义贞先生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回忆性的叙事散文绝对不能虚构。……这是因为，回忆性的叙事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诚然可以有许多途径，但其所回忆的内容或主体所呈示的人物、事件本身所孕涵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应该说是这类散文激起读者心灵回应的一个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其真实与否，直接影响着读者对这类散文的审美接受。”当然，“回忆性叙事散文也有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因年代的久远而失真，但这种失真不同于虚构。”⑤

    其实，一些记述名城胜迹的游记散文，叙述、描写历史人物、事件的文化散文，在想象与虚构方面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涉及到常识性、科学性的内容，绝对不能胡编乱造。比如，写到杭州西湖的六桥，位置是不容错置的；引述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苛法”，这些内容也不能随意加以篡改。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文学描写的范畴，如果出现错误，那就属于学术方面的“硬伤”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游记散文与历史文化散文就没有想象的余地。据说，古代著名散文《岳阳楼记》，就出自作者的凭空结想。——范仲淹不同于前辈的诗圣杜甫，虽然他“昔闻洞庭水”，但并没有“今上岳阳楼”。可是，写得却像身临、目睹一样。

    至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按理说，必须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实现。“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脱离不了文本性，历史文本乃是文学仿制品”、“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⑥。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作为中国早期的叙史记事的散文范型，《左传》的如此撰作对于后世史传类散文——比如《史记》——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钱先生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某些散文种类容许想象与适度虚构的经典性论述。

    在古代，文学与历史相互混淆、相互交叉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的。今天我们从文体上，对于古代史书中属于文学的散文作品与属于科学的历史著作加以识别，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恰恰是看其中是否存在着较多的合理想象、适度夸张、形容渲染、细节描写这些文学性的表现手法。

    三

    说到古代散文作品中的想象与虚构，人们首先会想到“寓言十九”的《庄子》。这里所说的“寓言”，是指那些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包括那些相关或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学术界历来都承认《庄子》的“内篇”七篇出自庄子之手；可是，我们看其中的《人间世》，开篇就是孔夫子同弟子颜回的对话，接着，是叶公子高同孔子的对话，下面还有颜阖同蘧伯玉的对话。其内容，或抨击时君的残民以逞和绝对威权；或揭示“伴君如伴虎”、知识分子同统治者相处的艰难；总的是描述人际关系纷争纠结、权势结构险恶和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可说是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大家都知道，上述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实有其人的。可是，他们的对话却是除了本书，再也未见诸其他载籍，就是说，基本上都出自庄子的想象与虚拟。

    我们再来看一向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距“鸿门宴”大约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照相机和录像设备，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象。

    文学史上还有这样一个典型范例。读过《古文观止》的，都会记得里面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文中说，在贵州省的水西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水西地区民众的请求，宣慰使安君鸠工庀材，重新修葺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著名学者王阳明，就此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信手拈来；可是，他却大大地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这个人狂傲骄纵，有种种恶行。他老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友爱有加，设法感化他，扶植他。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完全披露真相，又不利于民族团结。经过反复思考，他想出了解决办法：运用想象能力，赋予象与建祠以新的解释。经过想象、推理，他做出象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结论。前段是个恶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后段，由于他的哥哥舜的循循善诱，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能够泽被生民的一位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寄托哀思，建祠祀奉，一直延续到今天。《象祠记》就是经过这样酝酿、写成的。

    其中显然有想象的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手法十分高明，用心可谓良苦，既维护了儒家的道统，又照顾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和信仰，满足了当地官民的要求。

    综上所述，散文的想象与适度虚构，起码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左传》中所追记的真人真事；再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关于“鸿门宴”的记叙，关于“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描写。二是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像何为关于《第二次考试》的构思。三是生面别开，另起炉灶。如王阳明关于《象祠记》的构思与写作。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与路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胪列了。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有一条界限是不能突破的，就是绝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一定要有所依凭；否则，就与小说、戏剧没有差异了。

    对于散文的想象与“有限虚构”的肯定，把想象性作为散文审美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化，显现艺术形式的开放性、现代性、丰富性的一个标志。它有助于摆脱某些传统理念的束缚，推动散文的叙述革命，使艺术思维由原有的平面、单向、直线模式转向多元、共时、复线的模式，进而带动叙述方式的发展变化，为散文注入新的创造激情，拓展多层面的创作空间与阅读视野；有助于增强散文自身的生机活力与竞争实力，可以像小说、诗歌那样，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主流文体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注释：

    ①④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111、119页。

    ②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6、359页。

    ⑤沈义贞《2000年度散文研究综述》，原载《福建论坛》2001年第2期。

    ⑥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5、166页。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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