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三分人事七分天”
好一个“三分人事七分天”！我很被《题记》中这诗句触动。
真的，三分是人事，七分是天分、天力、天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的。完全靠天？不可能，全凭己心己力，也不成；没有天分是不行的，全靠天分，自己不努力，天分也白搭。虽是大白话，却是真道理。
人的心性、天分，是有先天差别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唯心主义；承认先天决定的因素，是唯物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他还接着说：“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知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天分的差异，只有具有音乐感的耳朵，音乐才具有意义，才存在；对于美术作品的感觉，也是如此。他特别指出，个体的人，如果具有那种能够感知音乐美和绘画美的“耳朵”和“眼睛”，他的这种先天秉赋，就会使他的音乐感知能力和绘画感知能力，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至此，我们还可以延伸补充说，只有具有文学感的人，文学对他才有意义，才能够存在。
这样，落实到王充闾身上，你看，他说得多么好：“我见文学多妩媚”；这就说明，他具有感知文学魅力的先天能力，文学对于他来说，不仅存在，具有意义，而且是个“香饽饽”，是美人香草，具有妩媚的魅力。这“七分天”有了；再加上他自己的“三分努力”即“三分人事”，就成全他、成就他，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了。
王充闾拿“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诗语，来追忆、论述自己平生尤其少年时代事，看来，他就是在大体上“人事”与“天分”、“三七开”的比例上，来述说童年往事的。我很同意他这种认识和态度。当然，所谓“三七开”只是个概数，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比例关系。而在“三七开”中，重点又在“三分人事”即自我努力上。
《第一章 起步（1947-1958）》
27.一位未来作家的“胎息”
这是本章的第一节，即《文学自传》的第一节，所以，所谓“胎息”，就是一位未来作家诞生前的胎息。他实际上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文学讲授和创作训练。他所接受的“胎教”，是《诗经》以及古典诗歌，还有古典文辞，但以前者为主，也是少年文学爱好者所容易接受的。这给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艺术性基础”，既是文学和文化的基础，又是艺术趣味的基础以至创作心理的基础。古典诗词和文辞，成为他尔后的创作心理构成的强项和作品的亮点，不是偶然的，是“童子功”和“少年功—青年功”筑成的。
看他这时诵读过的书目，是相当可观的：“四书”、《诗经》之后，依次讲授了《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而且先生要求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接着，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此时他十二岁。
这个童子功是相当宽泛的，文史皆备，诗歌文辞齐全。这为王充闾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书中还写到先生为他认真仔细地讲析《古唐诗合解》，并且具体而微地分析、诠释了杜甫的《宿府》，讲解了对仗、韵律和“诗眼”（“独宿”）。这是很有学识水平的讲析，也是文学欣赏和创作的训练。诗中“已忍伶俜十年事”句，瞿秋白在他的集唐诗句的诗作中，着重引用过。确是名句。
少年王充闾受到了严格而具有较高层次的诗学与艺术的训教。
而且，他这时就已经接受诗歌创作和文章写作的训练了；这也是童子功的一部分。
他写了记实文《灯笼太守记》，还有纪事诗。这首诗，今天看来，也颇为可观：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这种“胎息”，预示了一位作家的将会诞生。
可见，起步之前，他已经筑下了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比一般同龄同学要高出不止“一筹”。
他的创作心理的文化构建，是以传统国学奠基的，这是他日后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产生的滥觞与前识。这同他的同龄辈的中国作家的以五四以来产生的新文学奠基，是不仅不同，而且是一种优势。
28.“进错了门”吗？
现在，他已经走出旧的“窠臼”，从私塾进到新式学校，学习的内容，从“古典”进入“现代”，而这“现代”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这是“血与火”的战争和斗争刚刚结束，人们正开始高歌猛进建设新中国的时期，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30-4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扫荡旧文学的陈迹，迎接和发展新的人民文学。他就在这个时期，接受文学洗礼，酝酿新的“胎息”。
歌德在他的《歌德谈话录》中，与门生艾克曼谈自己的“自传续编”时，指出：“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是他的发展时期”。王充闾此时，正处在这样的“最有意义的时期”。他的发展是比较顺畅的，也是比较幸运的。
其实，门并没有进错，大率作家都非学文出身，大学更没有“作家系”，现在的“作家班”都是培训性质；鲁迅、郭沫若都不是文科出身。实际上，从“胎息”到师生论文、读文学名著等等，都是在“进修文学”。眼看着一位作家在“错门”里逐渐成长。
教师出身的作家也不少。
这时候虽然觉得当作家是一个好似难于实现的梦想，但写作的欲望却很强烈，“蠢蠢欲动”。这是一种潜在的“创作激起”，是创作心理的一个很好的“苗”。
书中写到《辽西文艺》，写到编辑高柏苍先生。这使我感到很亲切。那时，我是《东北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曾编辑、发表过《辽西文艺》编辑、年纪略小于我的刘文玉的诗作（那是他在地区大报上发表的处女作）；高柏苍先生我也认识，年纪略大于我，后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他来到沈阳，我们时有交往。他是一位深通国学的编辑和作家。他后来的命运好像也不大顺。本书写到的情况，反映了那时刊物编辑的良好作风和文风。
作者后来果然写了作品，并在《辽西文艺》上发表了，并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他已经试笔并取得成功了。一位未来的作家，悄悄地在成长。
文玉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著名诗人。还有胡世宗同志，在小学读书时，我编发了他的诗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后来也成为著名诗人，成就卓著。学生时代，就在省级文学刊物《辽西文艺》上发表作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结出了美丽的花朵。但王充闾却并没有像刘文玉、胡世宗那样沿着处女作的路子，一直发展下去，他没有沿着写通俗文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成为通俗文学作家。这有主观和客观的许多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他本人的心性和艺术才华以及原先的学养所决定，也是他的创作心理的结构所决定的：他必然走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道路，而不可能拘守在通俗文学的格局之内。
《第二章 我生不辰（1958-1977）》
29.“我生不辰”：是“生不逢辰”还是“适逢其时”？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前者，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是后者，是“适逢其时”呀。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什么批俞平伯呀、反胡风呀、反右派呀等等运动都已经过去，风头过后，天清气朗，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蓬勃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盛行神州。《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路的明灯。文学的任务、方向、道路与创作方法，了了分明。人们的精神气质是个个意气风发，高扬理想的风帆，文学是人们最喜爱的文化骄子，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地位显赫。青年学子，许许多多是文学的爱好者，自我心理上的未来的作家。前车之鉴，就在不久前，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一切都准备好了，都给准备齐全了，也都预示警告了，不会犯错误，沿着坦途前进吧。作为一个未来的作家，在这样的条件下起步，发展，成长，是幸运的。君不见，早些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许多都“扑通—扑通”跌进了右派深渊？
当然，具体看，个人的遭际，会有些不如意。
而从历史的，尤其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观来看，更有积极的方面。不过这既是后话，又有恩格斯的明言为我们解释：凡是历史的错误，总是会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这个历史的进步补偿，王充闾也赶上了；而且，他正是在这个中国人获得历史的进步补偿的时期，正式步入文坛，大显身手。
我这样来讨论，不知充闾同志是否同意？
30.“初念”意味着“转念”
我看好似是这样。当然是潜在的、隐约的、潜意识的。
上讲台，下乡，读苏联文艺作品；一方面是“自在”的工作与生活，一方面则是一个未来作家的自为的潜在成长。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写了，而且写了小说。这是试笔，也是初创。没有成功。这是通例。许多中外作家起初都碰过钉子；有的大作家的名著，起初投稿时，多次被退回，有的甚至遭到出版社编辑的训斥：你不是这块料，放弃吧，但他最后却大获成功。
你的成功在后头。
文学的“初念”，是比较狭窄和“天然”的，无非是习见的生活速写、报告式的小说而已；转念则是理智而清醒的，上升性的。现在还只是练笔吧。
31.“鸬鹚的苦境”
这是普遍规律，两个方面：一，文学的路不平坦，文学史上实例多多；二，中国社会和当时的“社境”——社会、政治环境，即如此。
这是当时的政治风景线、文化风景线。
也许有这种“挫折”更好些。免得后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一种社会阅历、生活感受，都有利于创作心理的成长和发展。
这都是就“大格局”、“大形势”和长远效应说的，在当时，在那个年岁和那个具体处境来说，是很伤人的，很令人难于“下咽”的，我想对于当事人的心情的影响，是不可谓不大的。
这种情况好像带有普遍性。我自己最有趣的遭遇是插队十年期间，后来的阶段曾经被“改行分配”（这是那时对于插队干部的处理政策）到旗农业局工作。一位副局长曾任县报总编辑。一次，他要我起草一个积肥通知，我照搬省、盟两级的这种通知，加了一点本旗的情况，交上去，他改后退给我重抄，我拿来一看，全文只剩题前的毛主席语录“肥料是庄家的粮食”，其余，就没有我的文字了。此前，我隐姓埋名写过许多文章发表，写过省报社论，还曾经给省委主要领导起草过文章，一字未改，全文照发。今天，却落得如此惨状。不过我并未气恼，更没有沮丧。我经过风雨了，理解这是“有理说不清”的，也无须说清；需要的只是服从。心境平静如水。不过，说到当时的“初出茅庐”的王充闾，这种刺激、影响和想不通，是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今日以“鸬鹚的苦境”来表述。我拿自己的境遇来相比，是想说说，我们曾经的“文况”，就是如此。
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文人—作家的共同命运”，作为社会现象，倒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32.憧憬……
美好的憧憬；实际的锻炼和练兵。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提炼思想，“培训”艺术，……
许多出色作家出身“新闻门”，或记者—作家；或作家—记者；或作家兼记者。刘白羽、华山、周而复皆是。
新闻岗位锻炼文学人才。这时期，他写下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写这些作品，是一种思想和文学的练笔，正是从新闻向文学的转换进程。
至于文中所做的自我总结，道出了当年的“时代气候”、“精神气质”和“文学风范”。这是任谁也逃不掉的。不过，从他的经历和阅读范围来看，既有那时的“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却也有孙犁；既有《欧阳海之歌》，也有《红旗谱》。“时代”与“自我”、“歌颂时代”与“抒写自我”，都在心理上占据一席之地，明确的是前者，向往的是前者；但心仪散文是后者，潜伏待动的是后者。那个时期，要能够“唱出自己的歌”，也不容易，也容易“跌入歧途”。
这时的未来作家王充闾，阅读范围中，已经包括鲁（迅）、茅（盾）、冰（心）、曹（禺）四大家，甚至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四大流派”，更有苏联文学。至此，可以说，他这棵以国学为根基的树苗，已经接嫁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枝”了。以后，就是不断输送社会生活的营养和文学艺术与文化学术的修习了。
33.十年搁笔胜执笔
十年搁笔，颇为遗憾；历史结账，胜过执笔。
这是那时的中国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也就是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说时代的“精神气候”。不写也罢。不写更好。
但由此识得“社会相”、“人际关系”，却是生活的积累，也是创作的准备。
不过，虽然搁笔，但历经风浪，考验了心性和人生的追求。有机遇当报社的革委会主任，一般人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甚至不择手段，可他却“奉送而来的到手的瑰宝”，坚决谢绝。重要的是在一请一拒中，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心态和人生价值取向：
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朋友赞赏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也适用于王充闾以后长时期的生活经历及其选择与心态表现。应该说，他的文学生涯的成功与成就，也是得力于这样两条。
书中还述及与评书大师袁阔成的交往、友谊，以及袁氏的艺术经验谈，很可贵。它对王充闾的艺术觉醒和尔后的创作，都有一些影响吧。
34.不是“绝望中的希望”，应是“挫折中的希望和收获”
在革文化命的“文革”这样的十年文化浩劫中，却获得了十年的潜心读书岁月；在狂风暴雨的“反修防修”斗争中，却能够得到“封资修”的书籍，而吞食解饥，这真是意外的获得，“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对于王充闾来说，这是偏得。这对于他文化上的发展与成长，以至成熟，至关重要，意义巨大。日后散文大家的成就，此时是关键时期。最初，他当然读的是“毛选”，但还能读到那时很少允许阅读的图书中的鲁迅的著作。他说：
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对鲁迅对“寂寞”的描述，“心猛地一震”，这是当时心情和感受的写照；而重要的是那种对鲁迅的审美体会和心灵感应，那种可贵的“共鸣”：“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这是一种心灵的接受、审美的感化、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魅惑。这对如此感受者的影响，是巨大而意义非凡的。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后来王充闾散文中的，这种影响的表现：那种有时的冷峻，那种广大的同情心，还有深刻的批判性。
这使我联想起歌德的读莎士比亚和对莎氏悲剧的感应，以及所受到的巨大深刻影响。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中，专设一节，以《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为题，他写道：“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无不深获我心，铭刻于我的肺腑之中。”又说：“莎士比亚像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我和鼓舞着我。”王充闾对当时的“读鲁”感受，没有作这样的的陈述，但上述的引证，已经包含了歌德所述的内容；而且，我感到王充闾的“读鲁”陈述，其心灵感应与文学接受，超出了歌德“读莎”的感受——不限于文学手法和表述技巧的接受。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读书人的处境不同。这是在民族灾难、文化浩劫中的读“民族魂”的醒世惊世之作啊。
可惜作者在这里是在陈述当时的“全面状态”，而不是单述“读鲁”；如果他像歌德一样专设一节，如“鲁迅的巨大影响”，那内容定会更丰富得多。
“读鲁”之外，他还“读古”。“《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他还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
他读到了这样的感世咏史的语句，感受到其中的心思浩茫的情怀：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他写道：“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这暴风雨中的冷静的观世与人生体悟，他那时是感到“神秘”、“说不清楚”，但是，后来的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通过评骘历史和历史人物，将之一一表达、诠释出来，并警惕世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他跟随号召读马列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却自行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此外，还自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等。他写道：“西方理论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以后，又借着“评法批儒”的机遇，读《韩非子》，读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记了几本笔记。1974年夏天，一个意外的事故，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在家休整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补上了以前独缺读该书的遗憾。
他还总结了读史的经验和心得：其一，“找熟人，抓线索”。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其三，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
这里不仅有史实，尤其有史识和史德。
这简直可以说是他的史书大阅读、史学深研究。毫无疑义，这段史书阅读，为他以后的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不仅在史实的掌握上，而且是在史识的研习和增进、深化上，还有在历史性的知人论世上，在今古对照、观今思古上，均达到了厚积的程度、薄发的“态势”；从创作上说，是材料的准备和积累、思想的酝酿和锤炼、表达的研习和选取等等方面，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90年代的社会环境、时代需求和文化风范。
这是一位作家的充足准备期：社会体察的准备、生活的准备、知识的准备、学识的准备。其实，还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有用的“挫折的准备”。有这种准备，比没有这种准备要好得多，尤其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反映社会生活为职志的作家，也是更加如此。
后边不是讲“喷涌”吗，现在是积蓄待“涌”。
35.第二章结束：作家的预备期结束
至此为止，作家的“生活积蓄”、“知识储备”、“思想积存”、“情感积累”、“心理构造”：所有创作心理形成的条件，皆已具备，在创作方面来说，只是“整装待发”了。
这位作家的创作心理构成的范型是：东北乡土社会—生活、东北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跨入国学门庭的高文化层次的传统文化、特殊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出自乡土而因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内心情结和心理结构。略微不足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高层次的国学根底，冲击、冲淡、弱化了乡土文化的影响。只在以后的创作中，在积极方面发挥了好的作用。
这是充足准备。
《第三章 劫后复苏（1978-1984）》
36.喷涌：宏才小试施展四方
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调入省委机关工作，三年后回营口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这不仅是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这是文化场地的转换，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未曾变的是作者的那颗不变的“作家的心”。
他以“喷涌”来形容这时期的写作。的确如此。到1984年底，七八年时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了六十多篇散文，近二十万字。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种类型：抒怀感奋类散文；纪事写真类散文；纪游散文；思辨性散文随笔。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但王充闾是以领导秘书、市委领导的身份现身，作为作家尚不为世人所知。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王充闾”暂不为世人所知，但已把文思才情撒向人间，笔锋所向，已经展示学识的积淀、表现观世的眼力，以及表述与描述的根基与功力。我向人间洒才艺，人间未识千里驹。
这是暂时的，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已经有眼力的识者，注意到一颗新星的冉冉然。
37.人间不乏伯乐，千里驹自奋蹄
诸多散文大家、评论家给予好评，伯乐识千里驹。“自觉的文体意识”、“成熟的文体家”、“叙事—抒情—说理”混合雍容。“王充闾的散文文体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充闾的散文吸收了我国古典散文的长处，但又和它们不同，在抒情散文中叙事、说理，在叙事散文中抒情、说理，在说理散文中叙事、抒情，并不把三者截然分开。他在说理时，也并不成篇累牍地讲道理，而是画龙点睛、水到渠成地只说不多的几句话。但就在这几句话里，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却都凝结其中。”这些评论家的评论是准确的，到位的，很有层次，肯定了王充闾散文的成就、优点、长处，以及他在当代散文界的“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的位置。
上了台阶，打了出去，掀开了面纱，站稳了脚跟。
但这还不过是起飞前的展翅。
当然，也有评论指出缺点和不足，予以指导。如说“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就会更好。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也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同时指出：“王充闾的散文文本，确是作者呕心沥血、潜心创造的艺术品，似乎无瑕可指，无可挑剔；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那因之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
恳切地指出了白璧微瑕，也很准确、很到位、很有层次，可以让作者清醒：百尺竿头，还需再进。
记得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总结自己在舞台表演上的经验时，说了他体会的规律是：“少—多—少”。他说，初上舞台，手不知道往那儿放，几个动作一作，就没有了下文，呆在台上了；后来，生活经验也多了，舞台经验也丰富了，于是在台上“手舞足蹈”，花样翻新，动作越来越多，但却影响了人物形象和剧情发展，多而成灾。进而改进，精练，一招一式，有来龙去脉，有目的规范，表现了人物性格和心情。招式少了，内涵却丰富了。这可不可以移过来，考察王充闾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呢？应该还不是“少”的阶段，但也不是单纯无意识、无意义的“多”的阶段，是处于“由‘多’向‘少’”过渡的阶段吧。
他接受了评论的指示，不断在改进提高。“千里驹自奋蹄”。
38.师友唱和显性情，学养才情两优异
这个时期，喷涌的不仅是散文，而且还有诗词。他说这是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他总结说：“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比如那首《攻关颂》（调寄菩萨蛮），是很不错的：“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他说，这首写客观的词，正是他当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这里记叙的与沈延毅、吕公眉、陈怀等老先生的诗歌往还与忘年之交，都属文坛佳话，颇多感人之处。
在散文创作之外，还有了一部《蘧庐吟草》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虽然是“散文之外”，“孪生兄弟附庸篇”，但是可作“诗的散文”、“散文的诗的表现”观；在文评的天平上，散文—诗歌是一体的。
在诗歌方面——这里指旧体诗，展现了作者的诗歌修养；其中，特别是所能背诵诗词非常多、非常熟，随时能够引用，成为他的陈述话语的“自身”。就是古诗词成为他的思想—语言的“血肉”了。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1985-1995）》
39.“自觉补课”——从“传统”到“现代与西方”
这是一种自我进修，自我提升。在文化上，在传统文化的学养基础上，补上了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略微欠缺。一个完整的知识储存、创作心理结构形成了。“翅膀硬了”。从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
这个补课非常重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结合，这是当代中国作家必备的文化修养。作者补上了这一课，就层楼更上了。
他的补课，相当自觉、相当丰富、方面相当广，钻研相当深，所获相当可观，可以说，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历史等等方面，都大进一步、提高很多，他的创作心理的构造进入一个新时期，进入一个高层次。一位散文大家的“阵势”已经布好了。
他从1985年开始，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同时，也读了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这可以说中国美学著述在当时的主要论著，他都阅读了、钻研了。还涉猎了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而在这样广泛阅读钻研哲学、美学著述的同时，为了调节精神，“换换口味”，他还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这种泛览杂研，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
这种自觉补课的自觉性之高，所补方面之广，所受效果之丰厚，都是令人击掌和顿生敬意的。这里表现了作为一位作家的虚心、责任心、拳拳服膺文学与人民的良知与挚情。
他还总结了为学的经验。其一，运用“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
最后，他还述说了一个补课钻研的深刻体会：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加深了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这属于中西比较文学的范畴，是其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表现和体会。以异域的美学—文学的“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传统文论—美学之“玉”，相反相成，所得益丰。
说这次自觉地补课很有意义，还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的表现。作家艺术家的一生中，会有多次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这种“再觉醒”，会带来他的创作上的“变法”。齐白石就多次变法。他老年得陈师曾之指点，实现变法，乃有后来更高成就的齐白石。王充闾的这次补课与人生—艺术再觉醒，使他的创作心理构造，更加完善、更加提高了，即进入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状态。这是他以后创作成就的基础。
这就是很自觉的自我塑造了，是很“自为”的。没有这一步，王充闾的发展，就受到限制，而且是很大的限制，也就没有以后的王充闾。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关于认识、知识积累和创作心理形成的规律之一：相似原理和“相似块”作用。按照相似原理，人们的心理接受—知识进益，总是接受与自己已有的，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前识”，是“相似”的东西；与原有的基础太一致、完全一样，感觉不新鲜，就无接受的兴趣，拒收了，或者如东风吹马耳，一扫而过；完全是新的，很陌生，也会不知其所以然，而忽略，而弃置；只有相似的，又有新东西，这就亲和、喜爱，“似曾相识燕归来”，接受了，汲取了，添加到自己既有的“相似块”里去了。这样，那个原有的知识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的认知心理“相似块”，就一步步增长、发展、成形、定性。成为黑格尔所云“这一个”。王充闾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所形成的知识—理性—情感的相似块是什么情状呢？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国学入门和传统文化基础，诗词歌赋打底。然而现在，这个相似块却增加了新式学校和新文学的文学艺术与文化学术的基质，由于年轻，相似块还远没有硬化更未曾老化，甚至并不那么强势和顽固，所以，在既有的基础上，加进了新文学、新文化学术的基质，于是，他的认知心理的相似块，就由比较单一的国学与传统文化的质地，转换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今更进一步，加入了西方文化学术的基质。一个国学—传统文化—新文学（包括俄苏文学）—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认知—情感相似块，在形成、将发展。
40.美的升华，又不仅是美的，而且是哲理的
这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其中，《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此说，代表了这批哲理性散文的重要意蕴。
这是既在学识上升华，又是在艺术上升华，“由文学而哲学”，向新的境界深化、升华。但不是那么“纯粹”：哲学中有文学、文学中有哲学。“步步高升”，这是终成大器的表现。（许多作家是“到此为止”的。）
“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
达此境界矣。
这使我想起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中所说的话：“艺术不应被看作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真的，哪个作家创作，不是依据某种自己掌握了和信奉的哲学，而且将之注入自己的作品？客观上，就是在宣传一种哲学，“为哲学而艺术”。只是，自觉性的“度”，有高有低，有高度自觉，有毫无自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注入、宣传的哲学有高有低；有的达到“文学哲学”的高度；有的很低，有的简直就是胡扯。
应该说，此时对他的评论，在这方面还未能跟上。
41.游记：读山读水，内外汇融，寄情山水，抒发情怀
且先摘抄一段本人的《读书笔记》：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山水诗的产生、发展、写法以及意境等等……
1.崇敬山，因为山高耸巍峨……山是静的，仁者乐山……
2.从对山水的认识与思考，进到形成‘风景的眼光’，再到对风景的寄情与描述。
3.山与水构成一个动与静结合的万古长存、千古不变的固体的稳固性与流动性并置在一起的“自然”图画，勾起人们对于暂时性与永久性的思考，产生对于山、对于水的种种情感，寄托，话语。
这里，充闾游记散文，不仅是对于山水的寄情、寄托；也不仅是传统“山水诗”的话语与思想范型。已经越过了它们，但又继承了它们、发扬了它们、提升了它们。是“传统山水诗的‘魂’，现代历史—文化散文的‘骨’”。
主要的是：充实了、注入了历史—文化内涵，有历代历朝的历史，有诸种历史英雄人物、文人学士、哲人大师，还有他们的气节、人格、风范，他们的思想、情操。但又不是就历史论历史，而是面对现实，或隐含现实，或品察现实……。
中国向来有“山水诗”一说，又有“山水游记”散文一格。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其专著《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中说，中国在中世纪文学中，在诗歌体裁中，就有单纯表现自然界美的手法，已经形成一个独立领域，到六朝时，特称为“山水诗”。联系到李白，他写道：“复杂多变的自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有的壮丽、优美，有的寂寞萧条，各地有各地的风景。眺望这些，把自己置身其中，李白的感觉，反映得尤为突出、生动。”又说：李白这些山水诗，特点是富有飞跃感和流动感。
游记散文与山水诗，在思想和艺术的韵味上，是相通的、一致的，都是寄情寄兴于自然山水间。游历自然、寓目山水、发掘历史、挥发思想、书写性情。王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也是这样，它与古代山水诗在思想艺术上是一致的、相通的。
应该说，中国的山山水水、自然景物，早在远古时代，就不是自然的“自然”了，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许许多多历史的陈迹、古人的事迹以及民间故事和传说，积尘、附着以至附会在上面。那上面，积淀着无数风云变幻的历史、发人深思的仁人志士英雄美人的故事，还有寄存着中华民族美好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材料，它们既是历史的魅力，又是现实的激励。
松浦友久还有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著作《唐诗语汇意象论》。其中在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中，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时，曾经指出：“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风土”，具有“题材的特性（或者属性）”；诗人可以“在宏伟的时空里浮想联翩”。他在论述中国古典诗词与“史”的关系时，又说：“有两个‘shi’的世界，十分显著地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是读平声的‘诗shi’的世界，另一个是读上声的‘史shi’的世界。对以五万首唐诗为代表的诗歌的爱好，和对以浩博的《二十四史》为象征的历史的珍视，这两点不仅在文学史上，即使从中国文明广阔的背景上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所以引述松浦友久的这些论述，是想借此论充闾的游记散文。
在充闾游记散文中，正是具有“两个‘shi’”即“诗”和“史”的境界。
好个“山水郎”，岂止是山水郎，岂是“山水”了得？
其实，更深层次地讨论，这里更涉及作者在“自然”面前，对于自身的发现、开发、发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客观的境界”与“主观的境界”的互动，而启迪了主观世界。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说：“‘自然行迹’（course）与‘人文话语（discourse）’之间，本文与对本文的阅读之间的关系”：“旅行也是对旅行者的自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心灵历程”。他举日本天皇（曾留学英国）的例子说，天皇说他在欧洲旅行后，对日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欧洲”启发了他对自己“祖国”的理解，从而说出了一番不同于过去的“话语”。这就是“自然行迹”与“人文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现有的评论中，对其中的蕴藏，并没有挖尽。
不过，还得说王充闾游记散文，在继承传统山水诗这一面之外，还发挥了他的现代人—现代作家的优势和特点：还有羁旅异域国外的生活经历、考察阅历以及历史与现实多方面的感受。
42.借机唠几句自然文学的写作
我觉得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虽非有意为之，但确实具有现正兴起的自然文学的韵味和精神，故在此一议，并借此寓提倡之意。
“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的复魅与复兴以及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与研究，是当代世界文坛的一大喜事、也是一件大事，表明了、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觉醒”和“生态文明觉醒”。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范畴，人类就把自身真正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既不是孤儿，也不是主宰。再不会为了开发、发展而去毁坏以至毁灭自然，使自然万劫不复了。
我且抄一段自己的文章，是关于自然文学的，如下：
“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而形成于当代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故应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其特征主要是：土地伦理（landethic）观念，放弃人类中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呼唤关爱土地并从荒原中寻求精神价值；强调位置感（sense of place），生存位置（place），即‘地理上的支撑点’，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以写实方式描述，使用朴实如泥、清新如露的‘褐色的语言’。它具有一种‘荒野意识’和‘对荒野的激情、’对荒野的审美观的文化情怀，而对人类环境则怀着一种‘荒野与文明结合’的乐观态度。（以上转述与引文均据程虹著《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自然文学的精神与意蕴，在当代，正与‘掌控经济发展态势、保护环境、拯救地球和关爱自然的’人类调整文化方向这一总体精神吻合，是人类新文明的助力、内蕴和表现。它的魅力因而复苏，并且更加发扬光大，作家们以新的生态意识更自觉地、在更高层次上从事自然文学写作。
“与自然文学‘血肉相连’的是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创立和开展研究。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存在体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号召建立所有存在体之间的休戚与共的生命关系。人类既不能把自己视为地球的唯一主宰，更不能破坏这个生命共同体、破坏完整的生态系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是醒世的呼号。有论者抨击说，文学长期以来充当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共谋者’，成为‘征服自然大军’中的骑士。现在，人们应该警醒，改变这种错误的态度，纠正不正确的自然观—文学观—审美观，而重视研究—建立—发展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这是人类新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文学与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现在也已经在我国文坛和文化领域传播。比如，自然文学的代表作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均已移译，后者且有多种译本。也有的作家关注或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不过，卡森的名著仅作为学术著作被看重，而后者也尚未作为自然文学的范本而被注目。对自然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是当前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程虹教授的系统化译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将提高仍然未及注重这种新兴创作意识的中国作家，从事自然文学写作和树立生态文学观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彭定安文集•社会与文化转型论•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前沿趋势与意义预示》）
据此，我一方面感觉充闾已经写出了具有自然文学风韵的大散文；另一方面，更希望他以散文大家的身份，属意自然文学，有意识地写一些或者一批“验明正身”的自然文学的散文作品。那也许就是一个发展、一个进步、又一个层楼更上。
43.“梦幻情结”：高级创作心理结构
有见识的评论家、文艺理论家能见及此，是与作者的心灵相通，也是理论卓见。
作家应该是“能作白日梦者”，但这种“梦”，既是具有自觉性的，又是直觉性的，梦游性的，但更主要的是，能够“自我制造”，运用联想、想象、意度【duo】、意念以至灵感，创造之。
这种梦幻创造，必须以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和丰富知识为基底。否则不能为。
作者此处的举例，已经看出这种种方面的积累与沉淀。不然，那些“想象”：在今天的现实中，幻觉出历史的人事与场面，是“作”不出来的。
梦幻情结是高层次创作心理结构的内涵。有的作家终身不具备这种高层次情结。
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列举“创作十魔”，认为它是创作之魔力所在。它被列为第五“魔”。书中有云：“‘魔Ⅴ’：潜意识与梦／……它们的作用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在意识的高压浓缩状态中，‘自发’地工作的结果，是意识在潜隐状态中自动沟通各种心理‘电源’而发挥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非逻辑、非理性、非推理演绎性的，而是跳跃的、越轨的、形象的、情绪的，往往有大量潜在的‘智力图像’在发生作用；综合这一切的能量，它是特别符合艺术创作的特性和需要的。事实上，许多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获得了无意识和梦的帮助的。这几乎成为规律性现象：凡是有无意识或有时候有梦在起作用的作品，大都是成功的或比较成功的”。“把潜意识和梦作为创作之一‘魔’，它们是当之无愧的。”
（啰唆一通，有点班门弄斧了）
44.采风：社会学家的“田野作业”，作家的体察社会民情
实际上，作家每天甚至是时时在“采风”。当然，有专门的、特意的、安排的采风，或者随遇的采风。这就是踏寻史迹、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体惜民情。这大有益于创作。
作者所记，举例而言而已。但所得甚丰，于此可见。重要的是，作家看重这种采风，把游览当作了采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传统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加以“现代诠释”，就更加有意义。……
45.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
这大约可以说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和最终意义。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无论其主题、题材、体裁、创作手法如何，最终都跳不出这个基本母题的圈子。不过深浅、高下、自觉意识如何、意义挖掘和呈现如何等等，却大有差别。充闾是很自觉地如此创作和实践的，其作品均美好地体现了。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思想和思想的进入文学”；他说，不在于思想进入文学而损害了艺术性，而在于思想是否是作家自己的，并且是血肉汇融的，更在于“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思想艺术地进入文学，就不会损害艺术性，而是增强思想性和艺术性。
充闾的例举，证实了这些。比如关于爱情，这是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基本内涵和表现。——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作者就既理性地、又感性地予以阐述，以具体事例陈述，但又不作最终结论。诸多论述，任人选择，供人体察，或结合自身的经历去体味。
作者在这里特别写了一个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读书奋进与休闲娱乐的关系和生之旨趣问题。他写道：“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这是他钟情文学的写照和自白。正是前面说到的“自我写照”：着迷、成癖，“非此不乐”，“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悔。这可不是文学少年的“文学自诩”，这是一位散文大家的自我陈述、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
作家需要的就是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现今许多作家，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为恋诗书断雅缘”。这是充闾的“做派”、生活习惯。他休闲散步，踽踽独行，构思文章，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脑子里却是“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他感觉这种生活，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把别人视为枯寂、难耐的事情，内心感觉是乐趣和诗意，这是怎样的一种感人的文学情怀！
不过，他引述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并作结说：“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却难叫人完全接受。
不，他非西绪福斯；一方面，他犹如西绪福斯，不断地不辞辛劳，推石上山，不辍不止，但他不是像西绪福斯那样，巨石快到山顶，却又滚落下来，于是继续推石上山，而后又在山顶看着巨石滚下，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穷尽。王充闾不是，他推文学的巨石上山，一次次占领高地、山丘、山峰，他已经达到高峰，直到有一天还会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具备西绪福斯那种推巨石上山的精神和意志；但却不是西绪福斯那种悲剧的命运。
他秉承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志向，坚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文以载道”的理念，衔接、融汇于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文学精神，以西绪福斯的顽强坚毅情怀，推文学巨石上山，从少年钟情，到青年钻研，到中年抒写，到耄耋不辍，弃仕途之升迁，创文学之奉献，可敬可佩。
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诞生了。
这种“大历史文化散文”，有其共同的特点，即篇幅长，有大容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总是就某个历史事件、历史时段、历史人物，作独到的诠释，并联系现实，品评解析，议论横生。当其时，产生了一批这种新型散文，作者蜂出。
这也有其时代与历史背景，或者说“文化语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异域文化，中国人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审视，即鲁迅所说的“稽求既往”。——前者是“希求新泉”。两者结合，形成一种新思潮，一种进步的体现现代化情结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进展。
不过，大浪淘沙，潮峰过后，弄潮儿纷纷被淘洗，落荒，浅薄儿终难持久。也有个别有成就者，则每况愈下，步步下滑。唯王充闾，不仅坚持下来，而且愈战愈强，不断攀登，层楼更上又更上，在题材上不断开辟创新，在历史意蕴上，不竭地开掘深挖，既入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又进人物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而终成大家。也许可以说，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既是有意义的文学读物，足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又是历史主义的课本，于读者之知人论世、感悟人生和智性修养，均具有意义和价值。
46.诗话人生
当时，他“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为恋诗书断雅缘”。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文学因缘”。
有一点，似应提出：作者创作这些创新性的散文及以后时，无论从社会角色（此处用社会学术语，不同于一般日常用语，无歧义贬抑）还是从心态来说，正“身处庙堂之上”，但是却能寄情山水、“诗话人生”、“品评世情”，不是一般官员的游山玩水，或“涉笔成趣”，而是“身在庙堂心在‘闲’”，既有其身在高位的立足，又有超脱—超越的心意情怀，故能为此“游记—历史文化散文”。这是超越了当时以至现今的“官场文化—心态”的。令人想起古之范仲淹等。这似乎还可以深究精研。这不同于一般作家。好像还可以加一句：“为恋文学疏官缘”。这是一种很脱俗、非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人生境界。
这里有两点尚可一议。一，继承与创新。他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而又以诗话形式写思辨文章。他既继承从钟嶸《诗品》到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中国传统诗话的学脉，又有思想和形式上的创新；二，这些作品，是在他负责营口市委日常领导工作期间所写。“文章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谢绝了吃请、陪餐、拜年、贺节以及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没有片刻浪费。”正表现了前述的“西绪福斯精神”。
47.“战犹酣”：文学学术战两间，诗情学脉舞翩跹
在文学与学术两者之间，“战犹酣”、舞翩跹，挥洒笔墨，施展才情，“描龙画凤”，或披露报刊，或结集问世；同时，走进学府，登堂入室，讲坛驰骋，学识飞扬。潜在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现在由“潜龙在下”，得到实现，成为事实上的学者—作家、作家—学者。
很突出的表现是：在充实、实在、高层次的国学修养之外，也是“之内”，附丽了西学——包含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等的武装，形成了一个学者—作家的知识结构和创作心理结构以及学术构造。
我敢说，至少是在他的同龄人的作家中，像他这样具有高层次国学修养的绝无仅有，或者是凤毛麟角；而在与他同龄的学者中，具有他这样的文学修养的，也是同样情况。
这是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充实内涵、广博知识、深沉蕴藏、深刻思想的渊源和根基。
我很欣赏文学与学术的联姻结缘。中国的鲁、郭、茅都是作家兼学者。充闾充分具备这种条件，而且是高层次的条件，何乐而不为？当然，事实上已经“为”，并且已经成大器，此处只是期其坚持、精进、提高，创作—学术并进。现在的中国作家群中，缺少这种“跨两界”的作家和学者。
这“战犹酣”，一战就是十年。十年行政高位，十年文学酣战。这实在是不平凡的十年岁月。战果可谓辉煌：五部散文随笔集、一部旧体诗集。但重要的不在数量，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艺术上的进益、增长、提高和发展。大而言之，有两方面的拓展和升华。
第一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他自我表述：“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壮哉斯言，诚哉斯言，美哉斯言。不仅关注时代、社会，而且着眼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理解；自我对人与自然的体验、生命与自然合而为一；总之，人生、文化、自然成为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重点在于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这都是作为作家的最佳心态，高层次文学情怀。文学不仅不为稻粱谋，而且也不为名利忙，不为俗务迁。把文学与人生、文化、自然，“合而为一”，体现了具有时代进步精神的文学体认与创作方向。这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中国人重新塑造国民性的时代思潮，对文学提出的要求。王充闾以自己的认识和文学创作，回应了这个时代要求、民族诉求。
第二个进展、提高，就是向学术的“倾斜”和精进，以及在这方面的“与文学并进”的态势。在这十年及以后数年间，他兼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作了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以准备演讲报告。2003年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还在省内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这展示了学者—作家王充闾的学者与学术的一面。这方面的意义，在于学术推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体现学术成就。
《第五章 挑战自我（1996-2006）》
48.挑战自我
这是新篇章，进到又一个新阶段。步步进展，节节高升。不断在更上一层楼。这是最可贵的精神了。
“挑战自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命题，也是一种价值观，不向自己挑战，至少是停步，“不进则退”，就坏了。现在有的作家就是既不挑战自己，又自我满足，以至自我膨胀，本离大师级远甚，却自认大师，令人可惜。
这是另一种自我塑造，是从“反面”，即“攻击自身”的方面，来塑造自己，你现在达不到，我就把“它”悬为目标，去攻取，去达到，“跳起来”去摘取创作的果实。
49.深度追求
是否可以说，这种深度追求，概括起来是在三个方面：哲学—美学、历史学、艺术学。
但深度的实质，则在于把三者融会贯通，彼分我合，为我所用。
这里重要的是哲学与观世、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相结合；历史学与现实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圭臬，以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为借鉴（现在有一种论说，认为“年鉴学派”已经消失，但不是过时了，而是它已经被广泛接受，融入整个历史观中，“大家都是年鉴学派”，它就消失了），为论史的指导，同时，又将这二者与艺术学相汇融，而成“‘哲学—历史学—艺术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以此，挥洒于散文，讲学于杏坛，乃得新高度、新成就，臻于新境界。
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前者是学养的进取和深化，这里要说的则是学养的“实践”、表现和应用——体现于创作之中的进取和深化。这也是三个方面：进取—展开—回归。向学术—艺术，向思辨和想象的结合进取，向广阔的、深入的、经过广收博取与思索求真结合的思辨，而后以呈现的进取展开；于是向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向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灵人格深处进取而后展开，而成有深度的展开；同时，又有回归，向精神家园的回归。
仰望历史的星空，俯察精神的家园。
他对“深度追求”，有一段很好的表述：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
他又进一步就文学创作来谈体会：
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抒写方式的探索，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
这些表述，体现的不仅是个人感受，而且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社会发展、文化进益的世界的与中国的总体态势与发展趋势的体察，特别是感应和回应。这种深度追求，是作家跟上时代、顺应潮流、体察文化的收获和创作基点。
50.面对历史的苍茫
这是一批成系统的历史文化散文，是集中体现王充闾散文成就的一批佳作。
这是对历史的回顾、探索、深究、品评和诠释。面对历史的苍茫，实际是从现实的立场，面对历史，感悟苍茫。
“历史的苍茫”，含有广泛的、悠长的、深刻的意义。它提供、等待人们去解读。中国历史漫长悠久，史实丰富、内涵深邃，英雄志士哲人大师文化巨人谱系长卷，可写的太多了。
此批散文，处理了相当多的历史片段、品评了一批历史人物。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已经形成；已成大器。
如何解读、诠释、理解和领悟王充闾的这批产生于9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文化散文？
这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课题。以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无法做全面的评析，只可以就自己感触深的几点说一说。
（1）他瞩目于魏晋时代。
我也挺喜欢魏晋。其实，我的历史知识浅薄，说不上懂得魏晋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和鲁迅称赞魏晋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这个论断有关，也同喜读《世说新语》有关吧。还有，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说。他把中国历史分为八个时期：胚胎期——春秋以前；全盛期——春秋至战国；儒学统一期——秦汉；老学期——魏晋；佛学期——南北朝；儒佛混合期——宋、元、明；衰落期——近250年。梁氏把魏晋定位“老学期”，而我喜爱老庄，这也是原因之一。记得美籍华人学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个论点，他说，中国虽然有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和十多二十个的小朝代，但“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无非是“三大帝国”：秦汉第一大帝国，唐宋第二大帝国，明清第三大帝国。这种“历史的大把握”，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舍去魏晋，究竟可惜得很，难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所以我欣赏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瞩目魏晋。
充闾处理、诠释魏晋时代事，并非偶然，盖因缘久矣。他说：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中华乱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这个时期又是如他所说：
“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处此乱世，“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他还说：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这几段“魏晋颂”写得实在精彩，可圈可点，说出了“魏晋时代精神和艺术精华”之所在。在此思想与情感基础上写出的“魏晋历史文化散文”，真是选材得当，抒写得体，论述精辟，发人思索。
（2）他属意辽金。
这一点，值得赞赏。过去，治断代史的辽金史专家，这方面的著述，自然是不会少的；但是，一般谈论历史、写历史文章的人，却在“正史”之中，较少写辽金。事实上，宋、辽、金并存、相尅又相融，是中国历史的完整形态。过去的史书以宋为主体，辽金为辅，负面东西写得多。现今，契丹辽、女真金，于契丹族及其辽代，于女真族及其金代，多所研究，改变了过去的偏向。有的学者已经写出《另一半中国史》的专著，专写历史上各个草原民族—骑射民族的历史。
东北作家写辽金，有责任又有便利条件，王充闾以文学形态来抒写，就更可贵了。不过，更可贵的是，他不是一般地咏史，而是以“文明的征服”为母题，来抒写、探究金的兴衰。这是很有意义的。他在文中，高调论证了文化的意义，以其为金朝之兴衰的“历史之谜的答案”。此论我特别赞同和赞赏。契丹族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善战，在耶律阿保机的统率下，建立了与宋对峙的辽朝；而同样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女真族，又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同样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战胜了契丹族，灭辽建立了金朝。接着又更以铁马金戈、挽弓控弦之力，进而与宋争高下。终竟杀入汴京，生擒宋室徽钦二帝，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而使之偏安临安，建立南宋朝廷。如斯历史巨变，好似证明武力可以决胜历史场，落后的草原文化—骑射文化，可以灭亡先进的农业文化。但是，正如王充闾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又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得到鲜明的证实。
尔后的史实，更证明落后的征服者被较高文明的民族征服的历史规律。
要说契丹和女真，对汉人、汉文化没有戒备和压制，那是不真实的；他们的防范之心甚重，把汉人列为低等臣民，在社会等级和各种制度上，都防范、歧视、统制汉人。但是，落后总是向先进看齐，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追求更文明的制度和更先进的文化，不得不既防又学，从平民百姓到皇室宫廷，学得很认真、很全面，特别是输入儒家经典，学习汉族礼仪，以至通婚。这样，就渐渐汉化了。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和吕思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精审的考据和论证。在这方面，王充闾着重阐述的则是：金人侵宋，是以野蛮、非正义，给中原大地带来灾难，然而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却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异质的文明。这又是文明的征服。他指出：
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蕴啊！
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当然，还需要说清楚，重要的不仅在于说出、证明结论，更重要的是说明和论证的过程，也许还需要补充，更更重要的是，以精审、严密、幽雅、笔锋含情的笔触，委婉曲折、娓娓陈述、细致描绘地、文学地来呈现和寓意于叙事状物中，就是前面说过的考据、义理、词章。
（3）他评骘徽钦二帝。
这是《土囊吟》这篇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所“处理”的一段“痛史”。徽钦二帝，主要是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窝囊废，却又是一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很可以写一写的。不过向来专写他的文字并不算多。而《土囊吟》“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庭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这立意，这首诗，都堪称佳作。但有意味而具有思想性之处，却在于其点睛之笔：
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
总体上，我感受到这里有四个方面也是四个层次的确立：一，历史资料的选择；二，既有历史资料的安排组织；三，主题的确立；四，有意味、发思索、“巧思妙文”的表述。应该说，王充闾这批散文，这几点是都做到了、做得好的。这显示了他在历史知识、史学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综合的、汇融的状态甚为良好，是准备充分、储备丰厚，故而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几十年来，他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情有独钟，童年时代，他就屡屡在自家场院，黄昏时分，听大人讲“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进入私塾，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著他读过《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这些经典，他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更有浓厚兴趣。而且，还受过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的影响和熏陶，而后者称得上是后来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前驱和范本。这是相当充分、相当有层次的准备，堪比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以至研究生的水平吧。
但仅此还不足以取得上述的业绩与成就。
史识和思想，是最重要的。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说，历史都是后人根据史料，在今日的重构。为了阐明已经提炼的主题，需要选择史料，按“己需”，即已经形成的思想主题，加以重构。这一点，王充闾做到了，他严谨地依据史料，巧思精构，重构了关于魏晋、关于辽金的一段历史，以及关于徽钦二帝命运沉浮的索隐钩沉。年鉴学派还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是现在的人同过去时代的人“遥相交往与理解”。王充闾的这批散文，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正表现了，王充闾的创作，确如年鉴学派所说的：历史，是史学家对客体的一种有效把握，是认识主体的精神的积极创造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在史学范围内对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评述；这还只是“一半”；更重要的是，他这一切“史学业绩”，都是以文学的形态表达出来、呈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史学论文”或称“史学的文学作品”。
这批历史文化散文，处理了也是论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可论可述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总合起来，揭示其母题、主旨、意蕴之所在。
这使我想起周扬有一次讲话中，对鲁迅思想作品的概括。他说，那就是王船山所说的“知人论世”四个字。——不知周氏何所据，我后来查检，这话出自孟子的《万章下》。但周氏是如此说法，我没有记错，因为他说时，湖南口音甚重，王船山读为“万传散”，我猜了很久才悟出是“王船山”。——谁说的暂可不顾，只是这“知人论世”四字，用来概括王充闾这批历史文化散文的母题、主旨和意蕴，我以为也是合适的。要说做到这一点，虽然仅仅四个字，其实要达此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它要求作者既掌握历史的准确事实，又要得其精髓，循其规律，具有史识，所谓文章“义理”存焉；还要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人云亦云，味同嚼蜡，则休矣，哪能有引人阅读的引力，而启人遐思？再就是表述的思理清晰、清顺畅达、温文儒雅、词章整饬。就是素来所说“考据、义理、词章”，此三者，王充闾均达上乘矣。
可能是自此时起，有“南余（秋雨）北王（充闾）”之说。记得鄙人当时即发过不同声音：窃以为此说，不是抬高竟是贬低了王氏之作及其成就。盖余氏之作，在文化尤其历史方面的硬伤颇多，学术界微词频频。而王的散文，历史考证精确，史实真确，论证过硬，陈述亦符合中国史学传统规范，又有新的历史观，经得起历史验证、学术考验。而且，文字也规范谨饬，雍容大气，有文学的史学气象。
以后及现在的发展，则是余氏几可说“跌入歧途”，每况愈下，而王氏则层楼更上了。
51.历史只有被赋予精神，才有灵魂
王充闾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还服膺法国年鉴学派，借鉴其历史观念，由此而获得历史灵感和思想火花。本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年鉴学派的理论根源之一，前者影响了后者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国新史学（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少方面有共同之处，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等。年鉴学派的理论前贤克罗齐说得好：“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以，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见魂不见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资源和史学精神，运用于其中，虽不见旁征博引，却得其精魂而应用之，对历史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使得自己的文章，有见地、具史识、蕴丰神，剖历史之真谛、揭古人之神魂、评骘古往今来、含蕴现代批评。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名城胜地载体，诗意运思、直觉领悟，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与禅趣。这些自我评析，都是实情，准确得很。
我集其咏史诗句而成一七律，以概括其文章精神和艺术神韵：
茫茫终古几赢家？帝业何殊镜里花。
血影啼痕留笑柄，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民意分明未少差。
叩问沧桑天不语，邙山高处读南华。
52.王充闾这批散文产生的意义和价值
至此，应该说说王充闾这批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及其意义和价值了。
它们产生于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已经走过了初期的器物层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阶段，在继续深入器物层改革的同时，进入制度层的改革，而且，文化层的改革也已经被提到议论和思考的层面上了。一方面是商潮汹涌，一时间产生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着办”的幽默风趣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议论纷纷，思索当今与历史，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想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现代灵感”，所谓“追往思今”，安排好今后的路。这样，历史的整理与探究，就提到了现实的议程。这正表现出中华民族又一次进入到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的自我认识时期”，也是表现了一个民族进一步达到高一层的成熟阶段。以至“重写历史”的呼声也出现了。在学术思想上，则是“文化热”过后，进入“历史热”、“学术热”。而其“正面的负面表现”，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学术上去了，思想下滑了”；王元化针对此种情况提出颇为人们赞许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宏议谠论。在文学上，在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出现了寻根文学，以及文学多样性的追求。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就产生于这样的的历史潮流中，就出现在这样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状态中，也就是丹纳所说的“时代的精神气候”中。从他的创作成果来审察，这既不是随风跑的“赶浪头”，也不是浅薄的“趋时”，而是感受到“时代的精神气候”，认识到社会之所需，思想文化之大势，所做出的抉择与回应。我没有能够同充闾同志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的交流，向他请教，所以说不准他在这方面的自觉程度达到了哪一步，但却可以断定，他自觉不自觉地是感受到时代的体温，内心又有自己的认识与思索、探究与追求的。这是当时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以此，他的创作这批历史文化散文，是对时代需要的思索与追求、感应与回应，或者叫“文学的应答”。我们看其结果，他的思索与应答，是具有深度的，是时代的精神产物，又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而且是有水平、有意义、有现实价值的。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与当时的“世弊”相反，所作是学术与思想都“上去了”，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不过他是以文学的形态现身。以此，该可以说是历史—学术—文学三个方面的收获和业绩了。
日本著名学者桑原武夫的《文学序说》，对文学有一些独自的见解。他有一个说法：“散文在文学的世界里带上了市民阶层的特色”。我觉得此论有道理，甚可取。黑格尔是最早论述社会现代性的学者，他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说这种市民是“原子似的个人”。综合这些论述，就是在现代化社会里，市民这个阶层个体性、私人性增长了，个人—“我”的意识很强，这是人的进步。因此，个人的表现欲和发表欲也都增强了，也有这个自由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了，自我表现和发表欲实现的客观条件也具备了。这是社会自由度增长的表现。
这在文学界的表现，就是散文的发达。我们现在正在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市民社会”也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着、产生了，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具体的表现。而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写散文的人数众多。专业和“民间”的散文写作队伍，可以说是庞大无比；还有更多的网络文学的散文写作者，更是遍布华夏大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这是时代的文学大浪潮。有思潮和文学浪潮，即“普及”，就会产生、养育优秀的、杰出的代表和领军者，体现“提高”的作家和作品，前者是“水涨”，后者是“船高”。曲高和不寡。优秀的散文作家以至散文大家，就这样产生了。可不可以这样来论述、评价王充闾及他的散文？——他是站在国之散文大潮上的优秀代表之一；历史文化散文花园中挺立的秀丽一支。
53.“事是风云人是月”，评骘人物在见识
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的关系，“风云”与“月亮”，这一比喻所诠释的“历史观念”是很准确的。王充闾就是凭此见解，撰写一批品评古代人物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中写到李白、苏东坡、纳兰性德等名家大师。既显示了史实的精确掌握，又以高超新颖见识予以真言评骘，更以化传统文学话语与现代语言以及“输入”的“译文话语”为“三位一体”的文学话语表达，其语言风韵与处理的史实对象契合，内容与形式汇融，而成恢宏细腻、娓娓叙述、夹叙夹议的体式范文，并透着传统中国散文的骨骼与风韵。
54.女性的赞歌
赞的是女性，显示和潜隐的是对于女性、爱情、人伦的深层评析与诠释。
赞誉了中国古代苦命女性词家李清照、朱淑真，以及生平坎坷的英国勃朗特姐妹。选题、选人皆适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离不开女性，女性也离不开爱情，爱情—女性—人生感悟—生命体验—男性世界—社会离乱等等，皆在其中。所以女性赞歌，同时也是历史—社会—人生的吟诵与思索。
历来写李清照的多，朱淑真写得很少，作者弥补了这个缺欠，为文学史补了遗缺，给朱淑真写一专论，值得，有内容，有真情深意。
这样写英国的勃朗特姐妹的也很少。只是“一夜芳邻”，就伸展开来，敷衍成文，情文并茂。
这里实际上涉及比较文化研究，既有主题学研究，又有平行研究。虽然并没有把三者——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的女作家、诗人，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这样的的比较；但是，三篇文章的内容，成为一组“散文束”，构成了这样的比较文化研究；而重要的是，文章之诞生，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心理中，存在这种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生经历的三位女性作家，写诗词，写小说，经营的文学体裁、题材、社会生活，都完全不同，但是，她们的痛苦经历，她们的不幸，她们文学的情愫和倾诉，她们的心灵的纠结与忧伤，是作为女性的“共同”而存在。而她们的不同经历、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文学倾诉”，却丰富了人性、丰富了女性性格内涵、丰富了文学的成就。
刍议：契丹的萧观音，其才、其命运、其文学成就，均颇为不凡；更因其族属契丹又属辽国，且是皇室至尊，贵为一代皇后，政事、文事两擅长，命运起伏更跌宕，豪放曾经、凄苦终结，大起大落，较之李清照、朱淑真，更具丰富复杂深邃之内蕴，还有民族性，似乎也可以一赞。
由此我还想到，作者可不可以写一组论述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他们是：辽代的萧观音，元代的萨都剌和清代的纳兰性德。他们的诗词，都很具有个性而又具高超的艺术韵味。不知是否可以大致这样地概括：萧观音的悲怆；萨都剌的沉郁；纳兰性德的情爱？
55.师徒•朋友，谠论箴言
选取“师徒”和“朋友”的角度，来审视评骘曾国藩与李鸿章和陈梦雷与李光地，很确当，很有意思，可达历史的深度、人伦的骨髓、社会的腠理。以“用破一生心”来点破曾国藩，也有同样的意义和作用，真是说到“曾剃头”的骨髓里去了。“灵魂的拷问”，拷问李光地的灵魂，也是同样的意义和作用。
读者可以从历史的评析中，听见现实的谠论与箴言。
世人—时人应该好好谛听并思索之！
56.翻开历史篇，清算帝王事
《龙墩上的悖论》，——古今多少帝王事，任人评说论当今。
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很有思想性，也很有创意。
悖论，本来就是一个既吸引人、诱惑人的命题，又是一个令人困惑、难解、迷茫的命题。一切人间事，都存在某种悖论，而在帝王身上，就显得特别鲜明、突出、尖锐，特别纷杂、纠结。因此，拿他们来说事，就显得更加分明、更加凸显，更加令人思索。论说功名事业也好，论说人伦世故也罢，或者论述人生感悟、生命体验，拿皇上来说事，都富有尖锐性，也具有特例中的普遍性，发人深省。
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基本的大概是两个方面吧，一是，他们总希图自己的家天下，所谓帝王之业，能够传之万世，但是事实上总是历经若干世，必然终结，或长或短，终究被他人取代。他越是试图传之万世，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使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便越是无济于事。越想长久，就越是短命。二是，他们总想长命百岁，死神不来光顾。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如此，但是，没有一个长生不死的，倒是短命的多多，长寿的少少。
还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论明朝帝制的衰落时，总结的历史规律，带有普适性。他说，明帝制的衰落经过三个阶段：“政治与军事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和平与稳定的中年时代……继之以孱弱，最宿命式的衰落”。所有帝王，率皆如此，概莫能外。“龙墩上的悖论”！
我这里只是概而论之，事实上，王充闾所写的这些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无论巨细，范畴、论题、诠释，可比我这里的概括，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他对从秦始皇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诸多皇帝，多有具体而深邃的论述，对他们的王业与人生，都有箴言谠论，剖析评判，发人思索与获得启迪。
这样的系列历史文化散文，不仅很有特色，而且，非一般作家所能为。
只有作者这样的具有丰富扎实的历史学养、国学根底和思想高度的作家，方能写出它们。这里远不仅是评骘历史人物，剖析几个帝王及其帝业，而且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史评、性格与命运的剖析，更具有当今时势、世事的评论。
作者总结的“五条”，是很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前述“谠论箴言”此处也深层地显示了。
57.关于作家类型
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作家类型的划分问题；借此议题，我想自己立几个类型划分，即理性型、情感型、综合型。杜甫是理性型，李白是情感型，应该可以成立；现代作家里头，郭沫若是情感型，茅盾是理性型，也说得过去吧，鲁迅就是综合型的。《文学理论》中说：这种综合型，是“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类型”，“这种艺术家终究能战胜心魔，使内心紧张状态达到平衡”。而歌德，以及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于这种类型。鲁迅也是如此。
作这种分类，我是想借机讨论王充闾属于哪种？我的意思是归为理性型，不知确否？当然，这只是说的主要倾向；理性型，并不是就没有感情呵。还有一层意思是，他的文章中，哲思、历史批判、理性分析，多而强。再，就是希望，这种优势和特色，发展下去，不断提高；当然，这并不妨碍文章中情感的飞扬和抒发。而且，还可以向综合型发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论，不知充闾以为然否？
58.“向内转”——“向外移”与“向内转”
这时期，作者退居二线，在职务上是“向外移”，而且，由于作者的心——“创作之心”坚定不移，所以在“二线”上，有意超脱，因而更具“向内转”的向性。“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这个总结，很符合实际，也颇为深刻。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盛年变法”（现今，人到60不为老；作者的心态更不老，故称“盛年”）。也是作家的思想与艺术上的升华、飞跃和进入新的境界。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2007-2014）》
59.杰士大师，矛盾复杂
这里提到所写的三个历史人物：德国的歌德、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中国的瞿秋白。写了他们的杰出，也写了他们的矛盾和复杂。从一般历史评述，到专论帝王的身处“龙墩”上的“悖论”；现在，则书写杰士大师，文化巨人。他们均属不易论的人物。歌德与托尔斯泰，论者多矣，研究者伙焉，属于难处理的论述对象。瞿秋白属个性特出、命短、事迹纷繁的历史人物，也是论来不易的。但作者抓住他们共同的特点：矛盾与复杂。这就抓住了要害关键，论旨得以独树一帜，由“局部”、“一点”而深刻。
这里又一个明显的飞跃：对俄、德文学大师的论述与评骘，笔触伸向异域，进入外国——西方文化领域，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中西文化结合，表现于论述对象和文化界域之中，“国学—西学”汇融，文化—思想—艺术均进入新境界了。
瞿秋白则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不同于歌德和托尔斯泰，除了矛盾和复杂的性格特征与两位外国文学大师一致以外，他就只是他了，是“这一个”。这里写烈士瞿秋白，充满了诚挚的感情，文笔也深沉蕴藉，笔锋含情。他对瞿秋白的终结性分析，是很到位和恰当的：
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这段论述，既是对瞿秋白的性格特征的评述，又是对于他的“绝命书”《多余的话》的精到分析。
这里也同样涉及比较文化研究的母题。西方文化的德国的歌德，不同于属于西方文化却蕴涵东方文化质素的托尔斯泰；东方之子的瞿秋白，就更不同于他们。而且，前两位是作家，后一位是革命家兼作家。他们的心态、思想、灵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民族为人民的命运的心力和献身，以至他们的文学诉求、表现和成就，都有相通之处。王充闾是揭示了他们的“复杂”和“矛盾”这样两个共同又不同的“点”，来做了分别的比较文化研究的。
恩格斯曾经揭示歌德的两重性，即“复杂”与“矛盾”，他指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心胸狭隘的庸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顾问之间的斗争”。关于托尔斯泰，列宁曾经说，他作为作家是伟大的，作为思想家却是渺小的。而王充闾揭示瞿秋白的复杂与矛盾，则是革命家与文人之间的困顿与纠结，就是瞿氏自我解剖的“拿了狗来耕田”。
这样三个典型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是有内容、有思想、有意味的，很值得品味和思索。在我，尤其是注目于瞿秋白。
这种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是对中外杰出人物的心灵解剖，但他们作为伟大的代表，其中存在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集中、突出、尖锐、“伟大”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凡人认识和解剖自己的心灵和心之困惑，也是富有启迪意义和警醒作用的。这应该就是王充闾这些历史文化散文的更普泛的教育意义和现实价值。
60.写少帅之心，又一个升华与开辟
《成功的失败者》——这个命题非常好，准确，实在，独到，“正中鹄的”。作者此见，高于一般。
写少帅张学良者，甚多甚多，无非接班、易帜、双十二、幽囚等等大关节，以生平事迹为主；但此处是写“心”，这就大不同了；尤其如何诠释其“心”，写其“心史”，就更不同了。年鉴学派认为历史都是后人的重构；这里，立足于“心”，重构张氏的历史和其人，就“独树其帜”了。
作者还有一个天然优势：他不仅是东北佬，而且是张氏的小同乡，都是盘锦人氏，而且，两个故家相距不远。
这里除了历史见识、诠释格局、分析意域，大不同于其他写张氏之著述；还有“政见”——政治事件和政治作为的分析诠释，非一般作家所能为。这是作者的政治生涯给予的优势和识见与体察、体验。
作者的立意很明确也很正确：“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他所有意规划的“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记得我在东北大学张学良研究会的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曾经提出过“扩大张学良研究的领域”的建议，得到认同；而充闾则是“反向”而提，以研究和抒写他的内心为圭臬，这是向研究对象的深化，如果前者是“扩大的再研究”；后者就是“内涵的再研究”。这是很可取的，这就决定了这本特殊传记的“成功的一半”。至于写《张学良的人格图谱》，那就更为深入，深入到心理层面、心灵深邃处了。
在写法上，他还师法前贤，向写了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的苏轼取经，学习他的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的匠心独运，从而获得启迪，学到技巧，而运用于自己的写作中。
张氏一生，风雨雷电，大起大落，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成功与失败纠结，荣誉与屈辱混融。既是他造就了时势，又是时势造就了他。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他来说均适合。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作者对张氏心态性格，把握仔细准确，说他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活泼好动，易于冲动，善良果敢、豁达粗犷，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胸无城府，“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历史的吊诡是，这种果敢而粗犷、豪气喷涌而无城府的“玻璃人”似的性格的人，却身居少帅之位，立足历史前端，处理民族生死攸关的鸿图伟业。这就不能不把一己的性格，深深烙印于历史的褶皱之中。
因此，王充闾的“为少帅写心”，写他的人格图谱，就成为同时也是为中国当代史写真。重要的是张学良的可写可说、可圈可点，远不只是他的性格特征的特殊、鲜明、大不同于一般，而是，时势也好，他的英雄之举和英雄气概也好，都很不一般，都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历史关节”紧密相连，和中国现代两大政党的生死搏斗紧密相连，特别是和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命运相连。一个“九一八”、一个“双‘十二’”，沈阳和西安，黑云压城、风云变幻，波谲云诡，都与张学良的一举一动休戚相关，其作为，前者遭国人痛恨辱骂，斥其为“不抵抗将军”，后者为世人盛赞，获“千古功臣”之美誉。而终身幽禁，“幽囚节不变”，又使他博得世人无限的赞誉与同情。
这里涉及一个“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学母题。论伟大人物、英雄志士，躲不过这个母题。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是：
一、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历史需要有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就要创造出来；
三、伟大人物英雄志士的历史行为，或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或者是拉起历史车轮倒退；
四、伟大人物或志士，给历史发展以形式。比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来推行文明；秦始皇是用焚书坑儒来实行统一。
以此论张学良，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吞中国，首先是东北大地，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来实现其罪恶目的，在中国方面，则是以“不抵抗主义”、“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种令人心痛屈辱的方式出现，这个“历史的形式”则是张学良这个个人给予的；西安事变则是张学良以举世震惊的“兵谏捉蒋”方式出现，从而推动实现了全民抗日的民族愿望，这又是张学良给历史发展以“形式”的表现，促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历史前进。他的成功与失败，就是这样地影响历史的进程、给历史发展以“形式”。
王充闾之论张学良的成功与失败，论他的人格与性格，对他个人和对历史与民族的功与过，是在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虽然他并没有引述这些理论，但其中蕴涵着这种理论元素和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蕴涵着这种历史哲学。当然，其中还深蕴中国丰厚的历史学遗产中的史识与史德，“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主义原则。
61.时代精神的产物和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读王充闾这一成系列的历史文化散文，我想到他和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说他的这种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时代的精神产物，一方面又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时代成就了王充闾，王充闾以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这应该看做是一位作家的可喜的成就和奉献。
文学和社会是分不开的，而社会是“时代的社会”，它和时代也是分不开的。我很奇怪的是，前几年在一家党报上，看到几位知名教授大谈什么“文学与时代没有关系”，这论调，使我惊讶不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基本常识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维克勒、沃伦在美国文科的基本教科书《文学理论》中，都突出而详尽地论述过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家、教授的论说呢；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更不用说，是“历史—文化批评”，绝对地肯定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的这个基本论断。再说中外文学史上的事实，在文学史上留下刻痕的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从古到今，概莫能外。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等等，不都是如此，不都是明证吗？你听丹纳说的多么好：
这个艺术家庭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周围合唱。
这段论述所论证的主旨就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代、同同时代的群众，是一致的、相通的。群众和艺术家的作品，在当时和几个世纪以后，都会产生共鸣，都在合唱。他们之间有着音乐中的主调与和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为什么唠叨这些？也是有感而发。因为现在既有上面所说的“教授新鲜理论”；又有作家们的实践呼应。新时期以来，文坛回响着这种声音：“我写我自己”、“我的写作与时代无关”、“离时代越远越好、越高超”，还有什么“下半身写作”、“写下半身”等等；还有什么反社会、反理性、反理论、反传统、反崇高、反审美等等。其实，他们自己的这些“宏论”、“高调”，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是消极的产物而已。想想，上世纪40年代，血与火的时代，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以后的50、60、70年代，以至80年代早期，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产生了，你们能够存在吗？打你个什么分子之类“没商量”。说实在的，这种宏论大作，说是“脱离时代”、“与时代无关”，却正是像鲁迅所讥讽的：是自己拽着自己的耳朵要离开地球。
在这里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要在大局上，肯定王充闾的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品足称“时代的精神产物”，“反映了时代精神”，这是作家的光荣和成功；他的作品，会在后世存在并谛听到群众的和声。
还是桑原武夫的话：“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伴随着无限多的错误与罪恶，但在此过程中，自由的人却在逐渐增多，这个事实可以称之为进步，而文学就反映了这个进步。”他举例说，拿希腊神话《达芙妮丝与库罗恩》和萨特的小说比试孰优孰劣，是愚蠢的；但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反映了人类社会取得了更多的自由，技巧也更进步了”。以此论，来论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大量散文，论述、评骘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专门论及皇帝。这也不是偶然的。从大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来说，他的这么一大批历史文化散文，正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我们的自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文化学术、文学艺术上，也都进步了，连技巧也进步了。王充闾以他的大批历史文化散文及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这种成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进步。他是这种进步的代表者之一。
我唠叨这些，也不知充闾同志是否认可？别人又以为如何？愿听方家指正！
62.讨论“历史意象”及其他几个问题
阅读至此，我以为可以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属于历史哲学的问题；凭此，可更深一层地分析、理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
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起笔于1912年，初稿趋于完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而第一卷出版于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18年。它的问世，不仅震惊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令人瞩目和深思。因为，美国历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至今》出版了。这部巨著，出版于2000年，即20与21世纪之交。作者著此书，30岁时构思、50余年酝酿、85岁动笔、93岁出版。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方的没落》问世90多年后，继其余绪，又一次唱出了西方文化衰落的挽歌。——我特意把两部巨著的著述过程和起笔、完成、出版的年月标出，是想以此将之纳入时代的巨流和历史的大潮中，来思考它们的深沉的历史与哲学的意义以及现代价值，并且提供一个今天“抒写历史”或“历史抒情”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背景，并试图借此来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大背景和现实意义。
斯宾格勒之巨著，从起笔、撰写到出版，均与“一战”之起迄叠合，这不是偶然的；它标示着“一战”之爆发，即开始显示西方文化的下落趋势；而雅克•巴尔赞之巨著，则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和酝酿，切实把握了西方文化的衰落运命，才“横空出世”。这表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从20世纪初到20与21世纪之交，历经百年风雨岁月，终竟到达末期。当然，这都是从最深层的、基质的层面上的观察和结论，而在“外层”上，西方文化虽然衰败其内，目前却依然显其辉煌于世，尤其在现代科技方面，但在人文方面，却衰相败露。
季羡林先生大概未及见到雅克•巴尔赞的原著或译本，但先生早就断言“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没落了；又说：“西方文化没落了，怎么办？有东方文化在，有中国文化在”。虽然有不同意见，他仍然坚持。我是同意季先生意见的。不过，当先生健在时，我未曾就此事发过言，以避攀附之嫌。但先生离世后，我就此问题，详细地发表了同意先生论据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美籍华裔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断，但不仅遭到质疑，而且引起非议。现在，事实证明此论非虚，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就产生了“回眸东方”、重视中国文化的大趋势。
从广阔的视野眺望，历史文化散文的兴盛一时，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在客观上，在文化底蕴上，正是对这种文化大趋势的回应；正是对“文革”历史混乱的拨乱反正，欲以正史“以正视听”，把正确的历史观输入读者群中。而且，也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产生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作家作为时代的感应神经、民族的思考人和发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文学的形式，作出自己或浅或深的反应与反映。
属于这一“文学兴盛”之中的王充闾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意义的蛛丝马迹和深层意蕴，即在其中。
在这里，我再进一步探讨一下王充闾作品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专设第三、第四两章，来讨论“历史和历史哲学”问题，其标题分别为：《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和《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我不可能哪怕稍微细致一点地来简述其极为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却想借此移用三个可取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和命题。一个是“整理历史的材料”，一个是“历史的意象”，一个是“历史”与“现在”的血肉关系。
第一个是“具体的”，但有抽象的内在含义，第二个则是抽象的，但有具体的内容。第三个则是“很现代”的。
我以为，这三个寓意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适用于讨论王充闾和他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散文”。
63.王充闾的三个历史哲学命题
所谓“整理历史的材料”，不是一般地盘点历史，而是有因缘、有机缘、有现实依据和紧迫性，因此也是有目的地，对历史的回顾、思索、考究，欲从“历史的考究和沉思”中，得出“现实的答案”。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出现了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历史材料”的动因、机缘和需求。80年代初，中华民族从“十年浩劫”中苏醒过来，再一次进入黑格尔所说的“民族自我认识”的时期，这种再认识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且长达十年之久？我们怎么就如此彻底地否弃自己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连孔子都否弃于地，并提出要与民族文化“彻底决裂”？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深入思考。于是燃起了追寻历史真相的热诚，提出了整理历史材料的时代要求。一时间，文化热与历史热同时兴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体共存的。没有“没有文化的历史”，也没有“没有历史的文化”。于是出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一股撰写“历史文化散文”的清新之风，人们重新阅读本民族的历史的辉煌和辉煌的历史，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正是如法国年鉴学派所云：历史是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让死去的人重新活一次。
还有逆反的探究心理：你们把中国历史说得那么黑，连红色三十年代的历史，甚至新中国的十七年历史，都是漆黑一团，遭到鄙弃，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就那么坏到底了吗？现在，第二次解放了，且让我们翻开历史来看个究竟吧。而且，还有有识之士，要探究犹然顽固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根底及其现实形态与危害。一个是逆反的心理，一个是反正的心意，合而为“整理历史材料”的思潮。
还有积极的方面，促使这种文化局面的出现。那时，所谓“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四个新兴经济区的兴盛发达。这四个地区，两个属中国领土，两个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它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是秉持儒家文化为根底，取得经济起飞的成效，创获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于是，儒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阻遏现代化而是可以促进现代化的文化，这种论证，风靡全球。正在重新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浪潮的中华民族，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燃起了信心，因此对传统文化、对中华漫长历史，产生了了解和探究的热诚，并萌发了学习应用于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思路。
“整理历史材料”，就是这样兴起的。其时代表现，除了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述不断问世，文化热热遍神州，就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与勃兴了，当然，还有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时期和时代要求下和氛围中，在这一历史文化热潮中出现的；不过他既不是“首义”者，也不是跟风者，他是在这种“热”的中途进入阵营的。这说明这至少是观察和思索之后的作为。文化的现象和潮流，往往是“中途进入”者，方是坚持不懈并取得真成就者。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更深地体察出，历史文化散文的深沉的世界的、历史的、民族的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就王充闾的创作来说，如果说这是“跟”，而“跟”中有“创”；那么，下一个命题，就是“创”了。
这“创”的方面，就是“历史的意象”的提炼和论说，当然，是以文学的形态出现。他所提炼、“锻造”的“历史的意象”主要的有：“历史的苍茫”、“事是风云人是月”、“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人物的）人格图谱”等。这里只是列其要者而言，至于文章中时不时出现的“小”历史意象，就不暇论列了。
“历史的苍茫”，具有一种迷漫隐晦而又颇具意蕴的内涵。它正是面对被搞乱了的中国历史的现状而提出的。这种“历史的苍茫”感，尤其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更加深沉；又尤其是面对被遮掩、歪曲、涂抹、造伪的几千年漫长历史，更是这样莽苍苍，迷乱人眼惑人心，诱使人也逼迫人去一探究竟。而王充闾的一系列抒写“历史的苍茫”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既写其苍茫，又揭示其苍茫中的意义和真谛，虽为一家之言，然而言之有理，启人思绪，抒写博雅，便招人一读为快。
“事是风云人是月”，提炼了一种有趣的历史意念：历史事实好比是风云，而人物，则是风云中的月亮，这比拟，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又各有风采、各具意义的血肉关系。这个历史意象，适用于许许多多“史实”与“人物”关系的认识与分析、解读。
“龙墩上的悖论”这一历史意象，就更具历史与文化的意蕴了。这“悖论”，不是发生在一般地方、一般人身上，而是在“龙墩”上，在“皇帝老子”身上，复杂、尖锐、奇特、诡异，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种特异、个别的悖论，其深层意蕴或曰“说到底的意思”，也有与一般人相通之处。既启人思索皇位、极权、至尊的终极意义，也可发人深思：人生与生命的真谛与价值究竟何在。它是一个既是特例又具普适性的命题。
“人格图谱”意象，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的十分有趣的议题，又是可以使历史与历史人物研究深入究底、触及腠理的“切入角”。多少历史事变与事件、多少英雄的故事、多少奇人异事、多少宫廷争斗宫闱秘史，可以从人物的“人格图谱”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与“解密”。这一“历史意象”，具有广泛而深沉的意蕴，可为一把历史“解密”、“诠释”的“个体—私人钥匙”。
至于“历史与现实的血肉关系”，斯宾格勒解释他提出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时，说道：“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为现在的”。这意思就是，都因为有“历史”为参照，“现在”才成为“现在”。也就是说，只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现在才得以存在，“历史”是“现在”存在的前提。这不仅好像是有父祖才有子孙，而且还因为只有拿“历史”来对照，才能够认识“现在”的性质和意义。那么，上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回顾、述说、论列的是“历史”，诠释、反视、究诘的则是“现实”；特别是此前几十年的历史，以及被歪曲、丑化的历史，并理解、正视、重视当前的“现在”，是沿着正确方向进展的。这就是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即是这种文学大潮中的一朵硕大的浪花。
64.为庄子立传——新创获、新成就、新境界
为庄子立传，本是一个难题。一是生平事迹少，文献记载有限得很；二是解读难。一般为其写文学传记的作家，难于解读，学养难达到；为其撰写学术传记的学者，文学修养不足。本书作者则二者皆具，并且，学养丰厚，文学擅长。
所以，定性：这是一部学术性文学传记，又是一部文学性学术著述。
定位：这是一部优秀的具有学术特色的庄子文学传记；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论述庄子的学术著作。可为“庄学入门”，可做“庄子读本”。
我很欣赏作者定庄子为“性情中人”；这是学术的解读，更加是文学的解读。关于庄子的“五境”、“五界”、“五域”说这种概括，既是学术的又是文学的；关于庄子的“十大谜团”的提出和解读，也都有学术性和文学性。命题本身就如此；而陈述、解读、诠释，学术为骨，文学是血肉。尤其“‘前古典’与‘后现代’”的“首尾衔接”的提出与诠释，是颇为精彩的。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的与老子“殊途同归”性的“学术终结”。——海德格尔说“思中持久的因素是道路。”并明言他所言“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
这些，都具有独到性、独创性，在学术上和文学上皆如此。所以我以为，这部论述庄子的著作、这部庄子的文学传记，可以属于目前学术界新兴的新子学的范畴。
我且尝试归纳言之，约如此数条：
一，庄子传本不好写；但王著写得很好；计有三好：第一，内容丰富。——对于写庄子来说，这是比较难的，因为生平资料少，而过多讲学术，又多“阅读障碍”；第二，诠释准确。这在学术上也是比较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难的；但王著写来显得雍容开阖，说理充分，诠释得体，并提炼、归纳了自己独特的“解庄”范畴、理念和概念；其中既有继承前代学者诸多研究成果的论说，又有自己的理解发挥和解读；第三，表述具有学术与文学结合融汇的特色和胜出亮点。既具学术的骨骼，又有文学的血肉，两者契合无间，是把握了“庄子精神”者，方能为之的。
二，提出了“读庄—解庄”的根本要求，就是：心灵投入；心境契合；灵魂对接。这三条提得很好，很有见地，是读庄、理解庄子的“心之钥匙”、“学术门径”，这也是王充闾的重要心得。如果没有心灵投入，读庄，就总是“隔”的，论述解说，“以学术对学术”，不关心灵，难得其神；而如果没有心境契合，则难免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倘若灵魂不对接，则会在低层次上，与庄子对话，或矮化、世俗化庄子。
三，提出庄子是“性情中人”，是把握庄子精神、理解庄子思想学说的，既脱俗又抓住亮点特色、深层意蕴的提炼。他解读“性情中人”说：庄子“怀有极其鲜明的恨和爱……他在‘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地抽打着生存的现时及其统治者，心中充满着愤懑、恨怨之情，冷嘲热讽，喜笑怒骂，有时还血气贲张”。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情哲学”、“哲学性情”！如此解庄，抓住其特性特色，点其思想—学术之“穴”矣，如此，庶几可得庄子思想学术之“神韵”。
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说的“思”与“诗”的关系，他说“思与诗不可分”、“诗是‘思’之诗，思是‘诗’之思”。海德格尔的这个概括，很符合庄子的思想学说的特色：思与诗的结合。“性情中人”，即二者会合为一了。庄子之文，虽非诗句构成，如海德格尔所论之荷尔德林，而是散文语言；然而，其文气之宏阔飞扬，其文势之恣肆汪洋，其想象之奇诡神妙，其语言之放言无忌、抑扬顿挫、陈义深邃、隐喻比譬、丰富多彩，其故事寓言之充满篇章、随遇而得且寓意奥义，如此等等，不是充满了深沉的诗意，堪称诗作吗？此其为“性情中人”也！
四，提炼出“庄子之‘道’”的“五张面孔”即“五性”：生活化；自然性；游世的心态；心性化；审美化与诗性化。你看，生活→自然→游世→心性→诗性（审美—诗），这是一个完美的系列，发展的路径，思想的脉络，文章情性的理路，一步步走向审美与诗性，起于哲思，迄于诗性。我觉得，这种“庄解”，就是一种对庄子的现代解读、现代诠释。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和继承，是使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换的一种“为”。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原著”总是只提供“原意”，而读者则在文本“原意”的基础上，进行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读者的工作”，从而创造出“意义”来。“意义”，离不开“原意”，必须以“原意”为基础，但又不拘泥于“原意”——“死读”，而是理解、解读、联想、误读（无意和有意）、诠释、发挥，而产生“意义”。此之谓“阅读”，此之谓解读和“解经”。我以为，王充闾走的就是这种正确的“解经”路数，而其学术之成就、文学之创造，正表现于此等处。
五，庄子“十大谜团”的归纳、提炼，实为妙文，令人击掌。而且，其解读诠释，进一步发挥、推进、演绎，颇具深度，引人入胜。以“谜团”的方式来解庄，是一种讨论的方式、研究的方式、启人思索的方式；敢于这么提出问题，是一种学术自信；能够这样解“谜”，是一种启发性、创造性的解读方式。
试看这十大谜团，一个个都挺有“味道”的，——是学术味道、思想与思索的味道，也是研究问题和解析问题的味道。《庄子传》之胜出与优异，这是一个突出表现。
试说一说这十大谜团的“味道”。
简化一些说，十大谜团是：①冷眼／热心；②有情／无情；③权变／游戏；④秕糠富贵／感叹处世；⑤“虚己”／“不失己”；⑥死／生；⑦道可言／道不可言；⑧辩无胜／却辩解；⑨鄙薄艺术／成就艺术；⑩前古典／后现代。
这十大谜团是什么？是人类在认识史上，不断遇到的“天问”即“谜”，人类永远不断地面对这些谜团、解答这些谜团，又否定答案而再续提出、又再续解答。庄子作为伟大的古代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些两相对立的矛盾，反映到他的思想中，就构成他思想上的矛盾，即“谜”；他却又试图回答这些谜团，形成“十个问题”、“十大谜”。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思想中存在这些矛盾，产生了这些“谜团”；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中提出了、反映了这些谜团。也许还应该说，更重要的是“作不是最后回答的对回答的思考”，即提出矛盾、解析矛盾、思考矛盾，留下谜团待解析。
至于王充闾解庄，一方面是继承了前辈学人的种种研究成果，汲取了他们分别提炼出的这些“庄子之谜”，又从而发挥、发展，归纳成为“十大谜团”。同样，重要的不仅在于提炼出“十大谜团”，而是对这“十大谜团”的分析与解读，前面我之所以说这部《庄子传》可视为现今兴起的新子学的一个成果，是因为传统的子学，不是全部，至少是有一部分，把子书作为一种文化化石来对待、来解读，也就是尽力弄清、解析它的“原意”。这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于解读子书，功不可没；但如止于此，却是很不够的。而新子学的兴起，就是要对子书进行现代诠释，发掘和创获它的现代意义及其对现代的意义。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代人对子书的解读和诠释，获得现代人创获的“意义”；第二层意思则是，这种“意义”，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社会—人生的意义。王充闾的《庄子传》，其中许多新意、新义、新解读、新诠释，就具有这样两层现代意义。这不就是它具有新子学创获的意义嘛！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具备相当的学识、相当的文学水准，才能臻其功的。
故此，我感觉这种著述，在辽宁文学界，唯王充闾能为；在全国，不敢造次，至少可说“难觅其二”。我看过一位大作家写的读庄子的著作，也看过一本大艺术家写的关于庄子的别样的著述，恕我斗胆言之，它们有点把庄子“矮化”了，浅薄化了，也世俗化了。也许于普及有功，但使人有“野狐禅”的感觉。
这部传记的学术范型很有创造性，在内容上，有独到处，对庄子思想学说的解读，令人信服。
至此，作者的创作有了一个新创获，取得了新成就，达到一个新境界。
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诗与真》的第二部的扉页，引德国流行的古语：“一个人在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便得到丰收。”这话语所含的真理，颇为适合王充闾。他，确实是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得到丰收了。不过，这句德国谚语，说出的是某种事实和规律，但不是普世的、必然的铁的法则。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完全失望，成为泡沫，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生，世上很不少；真正得到丰收的，只有那些在“三分人事”上，尽心尽力了，付出辛劳了的人们，才会得到丰收。王充闾属于后者。他的文学自传具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在于此。不仅仅是“当作家”，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三分人事”上做得够了，才能老来丰收，否则就会是“少小不努力，老来徒伤悲”。
余论
65.浅见
说“浅见”，好像有点抬高自己；因为既谓浅见，虽说“浅”，总还有点“见”，但我这里只是说一种感觉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见”，所以还是说“几点感觉”比较合适。可是已经敲上“浅见”了，我也就懒得改了。说明一下就得。
对王充闾的早期散文作品，有的评论家曾经指出：“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有的评论家指出：“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而带来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论者认为，“短短三百余字，几乎都是由诗句、故实构成的。虽然博雅、恰切，但终归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这样的语言，毕竟还是隔了一层”。这些评论，充闾都引进自己的书中，并认为是一种“指引”；足见他认同这种评论，也表现了他的“不护短”和谦逊的精神。
我的感觉则是：他有的文章有的地方，有点“浓得化不开”的味道，严重的，有点“粘滞”。
记得我曾经以此为说：鲁迅说文章“删尽枝叶”，就失去生命活气，充闾的文章改进，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些闲枝散叶，使文章多些活气和趣味？引文过多了，有时驱使古典诗文为自己说话，思想、理论、论说、评论过于集中，读起来有时会觉得有些累，而少了一些闲散的欣赏趣味、冲淡了审美的愉悦。
这里有两点：一是，王充闾散文曾经存在这种不足；二是，后来有很大改进，比如在关于张学良的书中，就加入不少故事传闻，而在《庄子传》这样的学术性态很浓的作品中，也时不时，来上一段有趣的历史逸闻或是趣味故事，这些闲枝散叶的插入，就使文章著述，增加了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也使作品和著述更生机勃勃、神采飞扬了。
还有方言土语、俗语大白话、民间歇后语、俏皮话等等的使用，也会使文章增加趣味，读起来有兴味。当然，这要运用得当，不可变成插科打诨。记得充闾有几篇散文，很好地运用过土语俗语，效果是好的。连《史记》那样的正史，都适当用过当时的口语，像写陈胜起义胜利为王以后，其穷时伙伴在王宫拜见，入宫，见殿屋辉煌，惊讶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据说，这就是秦汉当时的口语。鲁迅也说过，“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又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鲁迅是重视取自生活的鲜活口语的。“活人的唇舌为源泉”，“博采口语，来改革文章”，这个方向是值得思考、汲取的。
这也不过是一点想法，未必可取，只是觉得如果这么做，对散文的写作，会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也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充分的现实主义中，加进一定的浪漫主义的元素。王国维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一个是北方的《诗经》，一个是楚国的《离骚》，《诗经》很写实，《离骚》，想象飞扬，香草美人，上天下地，充满浪漫情怀。那就在《诗经》的襟怀中，加进一些《离骚》的风韵。或者换个说法，在“杜甫的风格中，加进一些李白的神韵”。这么建议充闾，能否成立？
再有一个想法是，以充闾的学识、历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完全可以写一写《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题未定草》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鲁迅这些文章，虽然都收在杂文集里，但鲁迅的杂文概念是一个大概念，其实，他的许多杂文就是今天所说的散文，有的还是学术文章。我斗胆说，鲁迅的这类文章可称为“随笔体历史文化散文”，它古今中外，纵横捭阖，行云流水，议论风生，读起来，令人兴味无穷。“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应该备有这样一格文字。那样，会使他的散文大观中，多一道风景线。不知充闾以为如何？
还有一点想法，就是：何妨写一写契丹族和辽代，写一写女真族和金代，写一写满族？其实他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已经涉及这个题材和主题。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不妨试着申说一下。首先，宋、辽、金，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整体；如果抛开汉族历史观，它们三个朝代是并立于中华大地上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论赵宋时曾经说过：“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是，宋朝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的影响，事实上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宋因而分为北、南两宋，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受到消极的和积极的影响。现在，中外史学界关于宋朝都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看法，如《另一半中国史》、《重新发现宋朝》等著作的出版，国外有的史学著作认为，宋代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最早滥觞。其影响所及，不能不引发对于辽、金的新的研究。我想，比如一个“澶渊之盟”，就很有可写头；“靖康耻”，也可以分析探究的吧？
二是，至于辽、金本身可研究者和需要研究者，也都很丰富，有特点。拿辽来说，契丹族就很可以研究，单说胡服骑射，改变汉族的峨冠博带，就是日常而又重要的影响；人物方面，耶律阿保机很可以研究，很可以写；让国太子耶律倍可以写，耶律楚材，一代名相更可以写。女真族和金代、满族和清代，也都是如此，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情况，对于东北人来说，就更应该写了。而且，从王充闾来说，出生地与医巫闾山的关系密切，那儿正是与耶律倍、耶律楚材有历史渊源之处。
基于这些，我觉得充闾可以考虑，写一写他们；也只有他能够写，也能够写好。对于宋史、辽金史和清史，都能写出新篇章，在王充闾的作品系列中，也能出现新篇章。
66.“攀登，苦，并快乐着”……
另外，冒昧提一个不怎么有把握的意见。
攀登，并且快乐，这意思和意境都很好。但是，这一章的题目，可否不采取“苦，并快乐着”这个表述方式？我一直觉得这种表述，不够雅驯。好像是从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的一本书名开始，使用这种“把一个固有名词拆开来，‘夹馅’表述”的方式说事，如“痛，并快乐着”等等。
我觉得，以作者的高层次学术文化修养，可以有更好得多的优雅富诗意的表述，甚至可以以诗句为之。结尾很重要。
附记：接受这个意见，充闾已将第六章题目《攀登，苦，并快乐着》改为现在的：《攀登，乐在苦中》。
67.关于文学的基质和人民性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文学的本性的问题以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曾经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一篇是长篇学术论文：《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即论证文学的“基本质素的社会性”、“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基核”和“必然具有的文化质地与文化含量”。秉此，我提出文学无论什么流派，本质上都是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就是它无论怎样脱离现实，魔幻也好，科幻也罢，还有什么什么奇谈怪论的主义也好，现代派呀、后现代呀，等等，什么只写自身、写内心、写性灵等等吧，还有脱离时代呀、“回到文学本身”呀，等等；可是本质上，客观上，却都是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正确的或者是歪曲的、变形的、侧面的、隐在的反映，都具有一个现实的基质。任何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孙悟空”，其人其文，都跳不出“社会现实”这个如来佛掌心。
还有一篇是短论：《文学的三不朽精魂》，它们是：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从发生学角度来认识和诠释文学，它的本质在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中，就决定了它的本质。这种活动，为了狩猎的成功、部落械斗的胜利、驱魔除病、保佑健康和多生子女等这种生命需求的使命，而请神、通神，顶礼膜拜，祈求神灵、鬼魅、先人，福荫保佑，降祥赐福，其内涵充满人文关怀；而为此，他们迷醉狂放，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情感之激越，达于疯癫迷狂，与神共舞，与鬼同唱、与鬼神同在。自从巫术将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原始科学与宗教，混合一体地创造出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基质，这样三个精魂，就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提高、升华、变形；但“精魂永在”，而葆其基质于体中。不变不易。若有变异、弃置，就失去文学的精灵，而沦为非文学、次文学。无魂无魄。
第三篇是《重提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是周扬称为“伟大的斯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标的，他们以此批评、评价、提携了一批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不朽的作家与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意大利的葛兰西的理论支柱和核心，就是他提出的“文学的人民—民族性”。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引进”了这一文学批评理念，也凭此肯定、提携和评论了一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但是，后来发展出庸俗社会学批评以至极“左”批判，“人民性”异化为打人的棍子；因此，新时期以来，它被废弃不用了。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却逆向地出现了文学背离着发生巨大前进变化的中国社会，背离着人民的生活的负面效应。许多作家的作品，语不关社稷、情不系苍生，他们的作品和言行皆如此。甚至以此为上，以此为荣。文学离开了人民，失去了人民性，就失去了自己。因此，需要重提“文学的人民性”。
总之，文学的本质上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文学的人民性，三者贯通一气，是文学的生命线、存在价值、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的作者和作品的稍纵即逝还是永垂不朽，皆取决于此三者的有无、深浅与厚重、意境之高下。历数古今中外列名世界文学殿堂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既具此三者且为杰出与伟大者。
论列至此，是拟借此品评王充闾的作家生涯与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总体地说，他的创作生涯和散文作品，具有人民性，反映了现时代，即中国急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就“三个惊魂”来说，使命感，在他的几乎每一篇散文中，都是具有的，命题立意，即已具备，而从论题到内容到议论，也都贯穿着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以及它灌注于文章之中的内涵和意蕴，包括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包括从历史—古人，到现实—今人的借古喻今、以古思今，都蕴涵着人文关怀。
他在前节《憧憬》中，结尾的自我总结，表露了其心声和创作的“核心理念”，已经把此处所论包含在内了，这是一段精彩的自述和表白：
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这里，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皆在其中了。
可议可探讨的只是“良知激情”一项。
“良知”毫无疑义地存在。那些品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篇章，都有着“良知”的意蕴，均以“良知”——人类的与中国的“良知”为底里、为内蕴、为根基。只是“激情”二字，尚可一议吧。“情”是有的，故事的述说，有情在，叙事状物，笔锋含情，寄情山水，情意在焉。那么，就在一个“激”字了。“激情”如何？——尚待增进。可不可以这么说？
深流潜在着急湍，浅水泛滥着泡沫。也许，那些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与哲学的潜流里，隐藏着激情之流的“急湍”？我觉得，有这种存在，但不够多、不够经常。是否可以再增加、再丰富、再“激起”？可以考虑吧。但也不能太露，太“激起”，究竟不是抒情散文，究竟不是少年为文。老到、沉郁、深挚，可为“激情”的表现形式。——唉！这种“车轱辘话”，也不知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
只供参考吧。
68.作家—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成长道路
有论者指出，王国维的研究发展路径是：哲学→文学→经史；王充闾则是文学→经史→哲学。这里反映的不仅是学者和作家—学者的不同；更主要的是起步的不同和心性的不同。君不见王充闾是“我见文学多妩媚”，他是文学心性出发、垫底，发展中，向着经史“进军”，以文学的眼与心、见识与心得，以经史为材料、对象，发而为文，知人论世，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而后，更进而向哲学提升，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意蕴均得以深化和升华。我曾论鲁迅与胡适的不同心性：一个是“艺术心性战士身”，一个是“逻辑心性学者心”。虽然鲁迅同时是学者，胡适同时是作家，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和贡献是在不同的领域的。
这里只是讨论人的心性，对他的成长和奉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绝不是拿王充闾来与鲁迅、胡适这样的大师们类比。
69.充闾的“文学城堡”
有人提出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城堡”的概念，我借取这个命题，也来简单说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
先要说一下，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学城堡”的；作品内容的丰富程度、思想的应有高度、艺术性的成就，以及作家本身的思想修养、艺术素养、文学成就等等，都有一个数量指标和水平要求，不达标者，是不足称“文学城堡”的。
王充闾以他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他是筑就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城堡”的。那么，这个王氏“文学城堡”，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其性质吧，它的构成因素吧？王氏文学城堡，是“文学—学术”二重结构的；这是他属于“学者—作家型”作家所决定的。前面说过，他的发展系列是“文学→学术→‘学术—文学结合’”体式。因此，优游这个文学城堡的路径是先接触文学，在文学中获得学术，但又在学术中感受文学。这里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愉悦，是在文学的欣赏中，既有文学的感情感受，又有学术的智性收获。而且，由于其中蕴涵着哲思和史识，并潜藏着或表现了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欣赏者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具有能够接受的接受美学所说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
其次是内涵吧。那是三结构：散文；诗；文学理论与批评。散文就无需赘述了；诗有专辑，且散文中时有诗出现，且有师友的唱和；至于第三种，似乎不明显，但存在，有自评自述、讲演和序跋以及对他人作品的评论。只是前二者掩盖了后者。
行走在这个王氏“文学城堡”里，需要沉思和体悟，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不行；只注重文学，所得受限。文学欣赏与思想体察与学术陶冶结合、浑融，才是“正道”。
现代派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命题：“城堡上的旗帜”，我借用这个有趣的说法，但意思不同，来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上，飘扬的是什么旗帜？可不可以这样说：那里飘扬着“文学—历史—学术”并列的“三色旗”。
王充闾每天就徜徉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学城堡”里。
他读书，研究，思索，写作。他是孤独而不寂寞。而这种孤独，是他的心智所求，是超脱世俗、规避世情的，有意的孤独，自我制造的孤独。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但他又并不孤立、孤寂，他通过现代科技，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与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的交流；他们也会向他汇报、与他沟通；当然，还有书报杂志等等的信息流通。更重要的是，他与政界、文坛、学术界、高等学府的高层知识人士和精英，保持着思想与文化的经常的、深层次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使他保留着、进行着与世界、与社会、与人间的信息交流。但他在“文学城堡”里，既接触社会、“食人间烟火”，又超脱于生活，并超越生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于是才能产生他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提升的文学作品。
祝福他在自己营造的“文学城堡”里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幸福美满！
70.结语
读罢这“一个人的文学自传”，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一种作家成长的范型，一种文学成长的道路。记得我曾经在一次王充闾作品讨论会上，以“散文大家王充闾的诞生”为题，作简略发言，时间与资料的限制，只是要而言之罢了。现在，可以说是材料充分得多了，可以更有依据地申述一下了。请试言之。
前已述及，《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认为，学者、作家的写作，与“出生地塑造”分不开，现在借用他的这个命题，来讨论王充闾的“出生地塑造”与他的成长和日后写作的关系。对于王充闾来说，所谓“出生地塑造”，就是“盘山县—狐狸岗子”对他的塑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塑造呢？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论证来说，就是三个方面即“种族，环境，时代”。以此“代入”王充闾生平，就是东北大地的南大荒，带着浓厚茫荒气息和风土人情的、犹待开发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盘山县—狐狸岗子”，——环境；与满族有着血缘和文化因缘的家族世系，耕读人家的家庭和对他的早期教育及其熏染的意义和作用，——家族；还有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即人民胜利前夕的时代气候与社会环境——环境与时代。当然，不能忽视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他的父教与母教（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母教是人生哲理、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父教则是目标明确的国学范畴的文化传授），还有由父亲、魔怔叔、刘老先生等构成的在蛮荒包围中的一个“文化岛”。少年王充闾就成长于这个家族世系和具体家庭的，以及这座“文化岛”的养育之中。
以后，他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接受新文学，打下了两种文化结合的知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创作心理结构的雏形。
再以后，他自觉“补课”，在对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习修方面，大有进益，并且日渐提升，完善和提高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构成和质素。
尔后，参加工作，历经变异，他在社会生活的熏染、陶冶下，也是他自己在观察、体验、思索的过程中，在他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中，彻底形成、加固、发展了他的创作心理，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与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创作，写出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
在他经历了政界的“浮沉”与“平稳着陆”、文坛的“拼搏”与成绩卓著之前、之时与之后，他一直面对着三种选择也是三种考验。它们是：
1，“止步不前”还是“不断进步”？
2，“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
3，“从政升迁”还是“从文创获”？
他的选择和作为是：从未止步，而是不断进步。在作家群中，包括现今走在作家行列前排的作家在内，不少人是成名就止步了；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都有。有的成名作就是最高峰或“终止峰”，以后的作品，不断地重复自己；有的竟然倒退、下滑。而王充闾相反，是不断地进步，从未止步。只从他所说的“补课”时期开始说吧，他并没有补课之后就终止，而是不断地继续学习，进取，原有的国学基础，不断在增长、加固，西方文化的曾经的缺失，补课了，也没有结束，却是不断学习进展。这些，从他的作品的不断深化、进步上，表现出来了。至于著述和创作上，从“山水游记”，到“面对历史的苍茫”，到“龙墩上的悖论”，到“张学良人格图谱”，再到近年的《庄子传》，一步步，扎扎实实，一步一履痕，一步一提升，一步一深化，一步一升华。那种进步，从作品来看，鲜明、突出、深刻，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文笔，都是如此。
在“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方面，他的作品和著述，从来没有守成，在自己原有的“阶梯”上踏步，在文学创作和思想境界上，也成为拘囿原有的格局；而是不断创新，革故鼎新，开辟新格局，打开新局面。上述的“游记”→“苍茫”→“悖论”→“图谱”→“庄子传”，就是一部一个格局，一部一个提升，一部一个境界。几乎可以说，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时高时低，而是“部部升”。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至于“从政”还是“从文”，他的表现也是突出的，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选择的，说是“不同流俗，不慕荣华”，不为过吧。他在政界，已经进入高位，仕途看好，如果谋求升迁，不是没有奔头的。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使劲，更未曾如一些人所为，蝇营狗苟，经营谋划。甚至在退居二线，可以权重位高时，“保守”为之，在“政”上头未求进取，而腾出时间精力来“从文”。他的一些名篇佳作，皆出自此时期。说是“心事在‘文’上”，可不可以？不谋政界升迁，只求文界创获，惟其如此，方克有成，心性所系，为文是宗。此之为王充闾也。
以上三项考验和选择，他都作出了自己不同一般、特立独行的、不同凡响的抉择。这是一位作家的抉择，是人生紧要关节上的表现，只有这样的抉择，才有他尔后的文学成就。
就这样，王充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的“文学城堡”坐落在政治中枢的左旁，却又与繁华闹市紧邻，同时，还接邻幽静的公园。他行走在三者之间，或通信息，或行交流，或听市声，或察民情，出而接触、理解社会生活，感受现代世情的脉搏；入则读书思考，以现实的、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视野和沉思，酝酿创作的甘泉。他“心远地自偏”，既接触社会现实，又能超出而不拘泥于局部和“细小”的事实，但关怀社稷、情系苍生，从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与思索、考究与诘问中，寻觅真理的端倪，揭示运行的规律、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在他的“文学城堡”的城头，还飘扬着另一面“三色旗”：超然、超脱、超越。
海德格尔曾经拘守在自愿拘守的山上林中小木屋里，一支笔、一张纸，围绕着“存在”这个哲学“母题”，抒写他的旷世的静思与精思，奉献给世人。他这样深情地描写道：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的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一千一百五十米。……狭长的长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清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里描写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心境，也是他的哲思的境界。你听，他说：“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他“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他说：“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的无声的言说”，他下山到大学参加研讨和讲演，他和山民保持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而是“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另一种情形是亦为德国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晚年蛰居乡村。恩格斯说他由于居住在乡间，不能同“与他才智相当或不相当的论敌论争”，并在论争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所以落伍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引用这些海德格尔的言说，引述海德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哲学大师的相同的生活境遇而有一进一退的不同思想状况，是想以此来启迪分析王充闾在他的“文学城堡”里的思想与写作的生活。
他虽然没有隐居，也不是蛰居乡间；但是他确实已经离职退休，居住在僻静的住宅区里，“深居简出”。他本可以在政界走动，成为二线的活跃领导，邀约也不会少，敦请也是频频，但他除了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或活动偶尔参加之外，一般都敬谢不敏，婉拒了；文界的活动、研讨，他作为领导和闻人，希望他莅临指导的邀请，自然是多多的；但他也是有选择地，或是严格筛选地偶一出席。许多娱乐休闲活动，他自然更是“出”者极少，“拒”者居多。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式”，而是“海德格尔式”。因为，他保持了属于“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以至“友谊聚会”的必要的参与，同时，他还保持着属于日常生活的，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而谛听历史、哲学、文化的以及哲人大师们的“无声的言说”。所以，他的“思”与“文”，如海德格尔所说，“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
海德格尔引用他最赞赏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
人充满劳绩，
但还
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然后提升为哲学的命题：“人诗意地安居”。
是的，王充闾充满劳绩和成绩、成功和胜利，但他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文学城堡”里。
他取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层次性梯级心理需要，最高层的需要的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他已实现，在实现，将实现！
向他致敬并祝福他！
本书题名“我见文学多妩媚”，很好的书名，优雅而切实。总体读罢，感喟何限，乃不顾谫陋，无视露怯，胡诌打油四句以咏充闾同志，并为本文煞尾，曰：
一见文学感妩媚，拼将此生紧相随，
为伊憔悴终无悔，经世抒怀识所归。
2015年5-6月初稿
2015年7月1-8月2日补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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