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历十五年》

    ［美］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本书原用英文写成，由黄仁宇本人译成中文。这是一本研究明代历史的专著，篇幅不大，但极有分量。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是极平淡的一年。但作者却选择了这一年作为进入明史、“摆脱人云亦云的束缚”的探讨与契机。

    本书写法非常独特，它讲这一段历史的规律，却随意地截取其中一个非常的年份，而后又通过对皇帝、首辅、官僚、将领和文人等几个人物的生平事略和遭际各列专章叙述。这些叙述的综合便是作者的判断。《万历十五年》描写了中国社会处于16世纪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前的一个侧影，目的在于论证：“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黄仁宇治学严谨，立论警策，但叙述却畅达有趣。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绝无一般历史书那种枯槁乏味。通常说读书是为增长知识，但对于一些名著，恐怕更重要的是学习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若从这点看《万历十五年》，认识历史倒在其次，而我们将从它的从材料使用到切入角度、叙述方式、学术视野，以及创造性的综合等方面得到更为丰富的启示。

    2.《剑桥中国晚清史》

    ［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一百年间，是中国帝制衰落进入共和的历史时期，其间若干重大事件迭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与戊戌政变，以及辛亥革命等。这是中国社会结束近代而进入现代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百年奋斗和苦难的最集中的显示。

    本书作者都是西方学者，他们的论述表现了某种距离法，用的是西方“陌生化”的眼光。他们注重西方文化东渐与中国本土文化冲撞所产生的后果，特别是西方文化受到激烈抵抗的处境。从这种两种文化视野的交汇和冲突来看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艰难的行进，这种比较的历史眼光是新颖的。

    编者在论及现代化观念进入中国时，谈了一段很有预见性的话：“后来的局外人的一种观点--即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在应用到中国时，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近代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而受到损害。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却可能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如果是这样，这应该是暂时的问题，将会随着世界性的文化成长而消失。”可惊的是，为这种“消失”，中国付出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3.《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出版。

    又是一本历史书，而且又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有趣味的书。我建议我的学生多读历史，因为鉴古知今，可以使人变得聪明通达起来。但不是见史书就读，有的史书没有自己的见解，可以不读。读这类书除了知识，还有观念和态度。这不仅于治史有用，也于治文有用。

    本书作者说：“毫无疑问，本书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我在原则上憎恶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而对于这个独裁政权尤其感到憎恶，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眼看到它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丑恶进攻。尽管如此，我在本书中还是努力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让事实自己说话，而仅仅注明每一事实的出处。本书列举的任何事件、场面或引语，无一出诸作者的想象，全部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或者我个人的观察。有五六处地方，由于事实阙如不免有所猜测，但是也作了坦率声明。”这种严肃的精神非常感人。

    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这是一本文化史的专著，被认为是“现存的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这是一本博学、才华、而富于创造性的书，通篇都在回答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亘古辉煌是怎么造成的。书中关于各国君主和统治者们提倡和爱好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强调，使人们对艺术发展原因的理解别开生面。

    作者把意大利自13世纪后期到16世纪中叶300年间的文化发展分成六个方面叙述：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道德和宗教。这种分题叙述的方法，改变和突破了传统的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惯例。因此，本书的功绩不仅是确认了从普通的历史学中专门文化史的分立，而且也体现了文化史著作体系的独创性。

    人们占领博大精深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难点，但如何组织安排这些资料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成果，从而显示他构筑体系的能力，则是判断作者才智和创造性的依据。

    5.《艺术哲学》

    ［法］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这是丹纳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艺术批评专著。他认为作为人类文明表现的艺术的性质、面貌、风格，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显然，这论点不自丹纳始，但却在丹纳手中发展为严密而完整的体系。

    丹纳的理论著作生动、而见解精湛，讲的是理论，却以丰富的资料来论证丹纳艺术学说最动人之处是他的艺术生态观的民主性。他认为，“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流派一视同仁，把它们看作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来越新颖。”

    6.《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俄］普列汉诺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本书现在不大有人谈到了，但却是百读不厌的。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努力实证，不务空言，一种扎扎实实的学风。他说的是理论性的抽象命题，但却说得非常具体。有那么多的事实和依据，使人不能不在叹服他的渊博的同时，钦佩他的才气和毅力。

    不论人们对艺术的起源有多少种看法，但本书作者观念的坚定性以及论证的切实性，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从原始民族的生活、劳动、风习的丰富资料中开掘和辨析出他对艺术产生的观点，他的中心意思在于阐明：人最初是为了实用，后来才有审美的要求；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受制约于社会。他的论著观点鲜明，处处让事实说话。他的治学态度的认真求实和不事虚华，更表明了人格的力量。做学问的人，特别是做美学和文艺学理论批评的人，一般说来，易于夸饰而不着边际。这可以说是思维和职业的特性，但这种风气很容易成为疏懒和虚空的隐蔽所。抽象思维有难度，但华而不实和夸夸其谈做起来并不难。难的却是普列汉诺夫这种在占有材料之上的雄辩和坚定。

    我只想有一个书斋

    前些日子为几只可爱的小鹦鹉买了一只精致的鸟笼。金色的和银色的两色飞檐屋顶，中间垂挂着白色的秋千吊环，三开门。对于鸟儿来说，堪称得上是豪华的住宅了。看到这，心里一阵惆怅，我能为鹦鹉找到这样的房子，却不能为自己！

    我不敢想有一座国外触目可见的教授别墅，我甚至也不奢望有一套可以让全家人都住进来的单元房。我只想有一个书斋，有一张桌，有四壁可以自在地检索的藏书柜。但即便是这样可怜巴巴的愿望，也是一个难圆的梦。

    我的书桌大概是人们想像力难以到达的、最乱也最小的书桌了。桌面原也不小，大约有半平方米。但是堆积了包括来往信件、药瓶之类的杂物，这些杂乱的占领之下留给我的“领土”，狭小得连铺开一张十六开稿纸都很困难。我就在这“不足十六开”的范围内读书、写作和思考。

    这套在北大妄称为“高知楼”的单元房，没有厅，只有三间小居室。一间十二平米的卧室是必须留下的，一间最大的约十四平米的房间除了摞得满满的书籍，就是留给来访客人晤谈的最豪华的空间了。我称为“书房”的那间仅八平方米，其实早已成了贮藏室--为所有无处栖身的杂物提供庇护所--我就蜷缩在这四周物质重压之下喘息着，来进行那个最富想像力的世界的遨游。

    已成年的子媳，他们当了十年的医生，迄今还分不到一间房。而我这位当教授的父亲竟不能在家中为他们提供栖止之所。他们于是只能无休止地漂泊：早晨从西端的古城来到东端的东大桥，晚上再由东向西一个循环。熟悉北京地形的人都知道这两点一线意味着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的日日、月月、年年！

    我的“书房”有一扇窗子，窗子外有一片空地。这空地原先成了附近市集的停车场。市场的嘈杂和肮脏是我眼前的风景。几经争取，这里终于被栽植成了绿地。在无尽的喧嚣和拥挤之中，我为拥有这一片绿色而心存欢喜。

    但欢悦未能长久，从这一片绿色的出现之日起，我的心就开始了不平静。我看到的是旁若无人的肆意的践踏。践踏是全社会的，从无知识的到有知识的。当汽车或卡车在新植的草地上横冲直撞，我觉得那是在辗压我的心。我不得不为这肆无忌惮的蹂躏而揪心。本来就很可怜的“书斋”一角的和平也就最后地被破坏。于是，除了四壁的“物质”重压，我还感到了无所不在的精神的重压。在这样的环境里，欢乐既与我无缘，当然也闲适不起来。

    同辈人的住房条件都过得去，也有做了高官的，也有得了一官半职的，他们都享有受到规定和受到保护的住房标准。一介书生，两袖清风，除了物质的压迫，时不时还有非物质的骚扰，我除了用阿Q式的自我解嘲，什么都不能做。于是，我只能继续在那张杂乱不堪的桌面上进行世界上最艰难的“领土”争夺。我的儿子也只能继续在北京城遥遥的东西两端之间进行永恒的疲劳的竞走。

    这种艰难的处境，我的学生们最清楚。他们纷纷向我许愿，一位说，等我成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一定送老师一部奔驰车；一位说，等我成了巨富，我一定送老师一幢带有游泳池的别墅。这些话当然认真不得，事实上他们把可怜的助学金用来吃最粗糙的伙食都不够。我们也就在这样的嘻嘻哈哈中进行着世上最轻松也最富有的“精神会餐”。“会餐”之后，我依然侧身躲进我的“工作间”。

    我的苦恼无时不来袭我。去年从香港分批空邮寄来的书，全国图书评奖的赠书，如今都堆放在地下。何时能有一间可以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架上的空间呢？我对着我的窗子喘气--而在窗外，那片草坪依旧被那些受过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年青的和年长的、无知的和有知的人们残暴地踩着、踏着。在这时，我的仅有的一丝平静也最后地消失了。前些日子来了位摄影的朋友，他发现了我的“不和平的”一隅书斋，以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的镜头对准了我的窗子和窗子前面的“书桌”，当然，也对准了我的痛苦和不宁，我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摄影完了，还要题字，我写下了如下的一句：“愿天下读书人都有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子。”

    说书“灾”

    这里说的是书多成灾，“书斋”变成“书灾”了。这话出自以书为生的文人之口，很有些“诛心之论”的味道，是对不起书的。都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总是不够用的。人对于书的欲求，也就是对于知识的欲求，从无止境，是永远也不会感到少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灾”了？所有有价值的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同代人和前代人精神劳作的成果。它们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人的精神，给人以智慧，增长人的才干。书应该是愈多愈好，爱它、宝贵它还来不及，恨它、谥之为“害”，却是从何说起呢？然而，在我这里，书却真的成“灾”了。所以说是“灾”，是因为我的住房太紧窄，书们又不断膨胀，扩大它们的地盘，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它们侵占了我的居所，并且反客为主、以不容讨论的粗暴，掠夺我本已非常可怜的生活空间。而且日复一日，没有停歇的意思，是一种不见尽头的压迫和强暴。

    我的工作是写作，却没有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的地方。别说书桌了，即使是安放一张稿纸宽的地方也没有！在我的居室里，最大的一间房子是用来做客厅的。而现在，书们已经蚕食到沙发和茶几的周围了。每次来客人，我都得客气地请它们礼让一下，匀出地方来，好让客人们落座。待客人一走，书们毫不客气，当然是故态复萌，一下子又呼啦恢复了原来的占领。

    我和书们进行着持久的战争：书进我退，我退书进，它进一步，我退两步，不仅是拉锯战，简直是持久战！总结我和书的斗争，虽说互有胜负，但多半书是赢家，我是输家。书们是“真理”在手，勇猛顽强，毫不妥协地步步进逼。而我却是，心虚理亏，心情惶乱，态度暖昧，总是节节败退！

    在这里开展的书与人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中，作为主人的人之成为战败者几乎就是一种宿命--人爱书，尽管他因它的粗暴的占领而“恨”它，但说到底，他却更无法抗拒它的诱惑。人因书本中的无可替代的、神奇而丰富的世界，而无条件地钟情于它，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情人，因爱而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

    于是，人在书的无节制的扩张面前，只能采取守势。从书房退到客厅，再从客厅退到卧室，如今卧室也已部分地“陷落”了，再往后呢？难道是厨房和洗手间吗？

    赠书琐记

    书是供人看的，这人看过了，再转给别人看。书是越流通越能发挥作用。爱书的人讲收藏，更要讲流通，这原在理中，不言自明。然而，事实上书籍之于文人，有点像金钱之于商人的关系，积累和守护的愿望大于施放。所以，所谓流通，几乎就只是纯理论的一个命题。

    但事实上，任何个人在书的收藏上都是有局限的。首先是财力的限制，再就是空间了。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后一种局限更具有普遍性。在大学里任教的人，其住房标准中并没有用以藏书的面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生活用房来当书房。这样，永无止境的收藏而不疏散，再多的住房也是不够用的。

    这就想到了通过卖书以减少藏书量，用这来减轻住房压力的途径。谁知此举却遇到了更大的心理阻碍，即是大多文人、至少在我这里是耻于“卖书”的。这可能与清高有关，但却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从道理上讲，书也是商品的一种。可以买进，也可卖出。有些书眼下不需要了，可以出让给更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卖书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所以，撇开清高不谈，首先是涉及情感。对于文人来说，卖书是一种伤感动情、牵肠挂肚的举动。书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人与物的关系，书涉及一个与人的情感有关的题目。书的主人从书那里得到很多的充实与提高，温暖与慰藉。他深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知识和情感的精灵在说话。那些古今名典，乃是案前榻旁不可须臾或离的良师益友，这些，自不必说了。也有一般的书，甚至也有水平不高的著作，又该如何评估它们的价值呢？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决不会因这简单的原因而轻易地否定那些书的价值。

    因为他们深知，所有的精神劳动都是艰苦的，而且也深知，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抵达这个领域的高处。有的人可以达到，更多的人则不会达到。有了这样的认识做前提，他们就会尊重这种水平未能到达高处的书籍的作者，也就会尊重这些水平不一的精神劳作的成果--这就包括了对它们的体谅、理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当这些书的主人下决心处理、说白了也就是要把这些书卖出的时候，这种来自内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他在情感上过不去，他在反对他自己。

    内心障碍的另一点，也可能是更难逾越的。那就是很多书是同辈或晚辈赠送的，这些赠送的书，都郑重地写着“留念”、“指正”、“赐教”等一类的敬语，也有很正式的签名和盖章。都说是“秀才人情一张纸”，更何况是厚厚的一本书呢！这些书若通过民间收售的方式流入社会，则自然地构成了对朋友的伤害。但在书籍的拥有者这里，明摆的事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不得不狠着心，把这些原先属于自己的、并联结着自己的血肉情怀的书们“赶出门外”。说实在的，是所有的书都值得珍贵，但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够在这里住下去。有的书对你有用，但可能对别人更有用。流入坊间的书，可能会给赠书人造成不快，但若想到书的流通，想到可能对别人更有用，也会释然。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别人呢？那就难说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对此释然的。听说过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作家在坊间买到了一本他送给别人的书，他再次购回，亲自题签再寄送给那人。这当然是很使人难堪的事。要是我也遇到这样的事，今后怎么与他相对？于是，我决心坚守一点（尽管从理智上说，我认为无须这般的坚守），即尽量不使这些书流入坊间市井。这样，就等于断绝了卖书这一条出路。

    书多成灾，又不能有效地疏散开去，就只有采取赠书这一条路了。首先想到的是，送给个人。前几年，一位韩国的教授回国，他也是一位书痴，我送给他一整车的书籍和期刊。他高兴得不得了。“宝剑送英雄”，在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可是，这样来者不拒的接受者是不多的，不少的接受赠送者是挑剔的。他们只挑选那些对他有兴趣的书籍，而把那些对他不需要的书籍留下来--对于这样的接受赠送者，我是并不欢迎的，因为他并不能为我减少书的压力。

    因此想到了赠送给集体。这方面的实践比较成功。我曾赠送给北大昌平园校区图书馆一批图书。我们合作得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要求他们刻一枚赠书章，他们没有做到。为什么要加盖赠书章呢？目的也在于证明这是赠书，而不是卖品。一旦万一这书流落到外头了，人们看到赠章，也就不会见怪。最近一次赠书，是向北京一家私立大学的图书馆赠书。刻藏书章，挂铜牌，立专柜，还举行了庄严的赠书仪式，校长和我都讲了话。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一次赠书。

    书是我的至爱，但书一旦成灾了也使我恨。书多了使我牵肠挂肚，送书又让我寝食难安。这就是我的书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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