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9日）

    去年年底全国作代会期间，中信出版社的老总来到驻地，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命运的书稿，并且提出最好能从哲学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答应了下来，春节后就动手撰写，成书后，名之曰《龙墩上的悖论》。书中突出了三点：

    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封建帝王也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三是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某电视剧的主题曲说：“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通过肉麻的吹捧，以博得观众的感动。《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甚至替老皇帝喊出：“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上一直坐到公元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可怕不可怕呀？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大家都看过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而皇帝却作了她的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以她的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从而启示我们，即使在封建重轭下，人其实也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而不必像蛆虫那样，蠕动在粪坑中，相互残杀，相互嘶咬。

    这部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人物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全书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挑出十几个帝王，按照顺序写成十三篇。下面，分五个专题加以解说。

    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看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这个道理世人皆知，并且无不认同；然而，举世却少有自觉抑制欲求而知止足者。关于人的有限性，关于知止不殆、知足不辱的道理，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哲学家老子和庄子，讲得最充分，分析得最透彻，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欲望的神话把他折磨得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作“无奈”。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就在敌方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应以仁义为上，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以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作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䞍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他经常夜不成眠，外出仰观天象，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文章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就说到了宫廷内部的血腥争斗。西晋“八王之乱”，由王室、贵戚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腐朽性全部表现在这场泯灭人性的恶斗中，集中地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场狂杀乱斗，延续了十六年，西晋王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在这场战乱中，当权者晋惠帝及其八个兄弟，这个“血腥家族”，除一人外，有八人死于非命。在他们来说，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却殃及了几十万军民，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广大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祸患与罪恶真是无比深重！

    令人堪资玩味的，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为了揭示历史周期律问题，我抓住抚顺这个地方，写作一篇《东上朝阳西下月》。真是“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同样是在抚顺，开始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尔后，几代皇帝巡幸龙兴故地，祭祀先祖，耀武扬威；最终，末代皇帝溥仪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以囚徒身份回到祖上肇基之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判和改造。正好应了《左传》中那句十分警策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这里，同时又展现了两种判然有别的人生道路：努尔哈赤从被奴役、被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能够自己掌握人生命运的顶天立地的强者；而溥仪则是始终处于被人支配、被人操纵、被人塑造、被人利用的地位，沦为一种行为乖戾、心理畸形、完全失去自我的有声道具和傀儡角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无情，令人齿冷。

    还有南北朝最末一个朝代陈朝。我写了“两口井”，一口井在浙江的长兴，井旁就是陈朝开基创业皇帝陈霸先出生之地；另一口井，在金陵，是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兵败受辱之地——最后跳进胭脂井，了却他的残生。荣辱兴亡两口井，龙头鼠尾一局棋。想那开基创业的陈霸先，南北驰驱，出生入死，费煞移山气力，夺得万里江山；可是，坐上龙墩不足三年，便撒手尘寰。而到了末代皇帝后主手中，什么祖传基业，国脉民心，统统视之为轻烟，弃之如敝屣；整天拥着娇姬美女，伴着文人狎客，沉溺于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骄纵奢侈，荒淫无度，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每时每刻，都以风流才子、浪漫诗人自命，根本就没把君王、国主当回事。在他看来，哦诗度曲才是正业，至于“国家事”，纵不是“管他娘”，至多只能作为“副业”，偶一为之罢了。陈霸先如果地下有知，当会痛悔当初：所为何来？

    说到这里，还应该带上一句：封建帝王同一切读书士子一样，确实也有一个适才适所、才尽其用的问题。前面有个陈后主，后面还有个李后主，再后面还有一个宋徽宗，他们本来都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受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从荣耀的巅峰跌进灾难的谷底，在惨酷无比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磨折，深谙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又人未尽其才、才未尽其用，留下了千秋愧憾，成为道地的可怜虫。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奇想：如果这三个人能够从其所好，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比如，陈后主不是说“哦诗度曲才是正业”吗？那就让他当诗人、去度曲好了，何必“牛不喝水硬按头”，偏要让他当那蹩脚的皇帝！那么，李煜和赵佶呢？前者应该出任金陵诗词学会会长，后者去当宣和书画院院长；或者把权力再扩大一些，让他们分别担任南唐和北宋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适才适所，充分用其所长。那样，就不仅确保其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为泱泱华夏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三个国家也会因为少了一个无道昏君，生灵免遭一些涂炭。有鉴于此，所以，古代诗人就写了：“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五、封建王朝递嬗与文化传承问题

    金人入主中原之前，文化十分落后，可是，却葆有顽强拼搏的蛮勇之气和进取精神，而接受了宋、辽文化的熏陶之后，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国力，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世宗年号）、明昌（章宗年号）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但是，他们在充分享用宋、辽文化硕果的同时，也吸纳了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质素渐渐地丢失掉，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看来，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这种文化里面，常常包含着一种悖论——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地作反向运动与转化，从而使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恰同原初的愿望背反。这里，我想到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帝俄军队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了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撤离法国凯旋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已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城乡中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制度和惨酷的肉刑，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料未及的。

    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比他们的先代要高明一些，但在吸收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方面，大体上走的是相似道路。到后来，八旗子弟不也是重蹈覆辙吗？

    满清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上面这些话，可以看作是《龙墩上的悖论》的内容摘要；或者换个说法，称之为《君王论》，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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