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9日）

    一

    读书治学这个话题，是高海涛院长提出来的。我认为非常好，道理有二：一是击中了时人的一条软肋。对于我们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青年那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的场景，已成遥远的绝响。现在的人，恐怕也包括一些作家，以上网、玩手机、看电视、翻报刊、侃大山代替读书。网络上的新闻信息极具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能产生知识和智慧，有些信息是无用的。创作不能像经商、炒股那样，靠着资讯过活，需要有新思想、新感悟。二是抓住了当前提高创作质量的一个要害。现在许多写作者，也看书，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一曰浅，浅尝辄止，或者不读原著，满足于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二是乱，“顺手牵羊”，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三是兴之所至，凭兴趣浏览，不能坚持，缺乏恒定性。

    有一种说法，作家靠生活积累，靠感悟，书读多了，会壅塞灵感，就没有灵气了。这话似是而非。写作者在初始阶段，也许还能借助一些灵性和生活积累；若要再上新台阶，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就会显出底气不足，功力欠缺了。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颇有道理，实为悟道之言。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作家要成为思想者。学者也好，思想者也好，都要依靠读书。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需要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作家整天地向外输出，如果不能及时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内耗过甚，必然难以为继。

    从知识分子的定义看。不仅有知，还要有识，否则就不完全。西方定义知识分子，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社会批判精神——我们可以说是责任感、使命感，总之都是一种自我觉醒、自我意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被称为民族的灵魂，他要创造理论，编造幻想，影响人心，提供美感。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依附皇权，又常常跟皇帝闹些小矛盾。皇帝由于实际接触社会矛盾，往往关心当下的事，而优秀的士大夫则相对清醒一些，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自觉意识。

    读书、求知、治学，涉及到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讲五个层次。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生存的需要（吃饭、睡觉），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质两方面），实现自我（创造）的需要。听音乐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实现自我。读书、治学，既是享受，又是创造。

    那么，应该如何读书呢？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氏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劳形苦心，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氏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说东道西，指手画脚，老挨批评。读书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谁都能说个“一二三”，这还能讨好吗？况且，各个人的情况差异很大，很难提供一种普适的经验。所以，在赞赏之余，我又要埋怨高先生了。

    一个较为聪明的做法，姑名之曰“话语策略”吧，就是从宏观上讲，大而化之。这样，我首先要说，读书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学海浩瀚无涯，能够“取一瓢饮”是种福分；能够往里浇注一瓢，是我的愿心。

    我从前读书也是从兴趣出发，比如我喜欢诗词，就看了许多这类书籍。到了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了，才觉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偏颇——对于所谓“国学”有较好的基础，我曾系统地学习过；但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涉猎甚少。为了接上这条“短腿”，80年代后期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读了大量西方文史哲书籍，算是补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后进省委、中央党校，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

    当然，转型也好，补偏救弊也好，困难是很大的。我不懂外语，而且年过半百，长时间读不进去。有这样两句老话，慨叹人生的无奈：“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老舍也说过类似的话：“年轻的时候牙很多，但没花生豆；老了的时候花生豆很多，可是没牙了。”有时想起清人毛俟园的那句诗：“书到今生读已迟。”也往往颇有同感。南怀瑾先生也说，很多奇才颖异的人，能够把上一辈子读过的书都能记诵出来。这简直是近乎神话了。不管何等艰难，我硬是坚持下来了，总算有所收获。

    我觉得，关键在于实际应用。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特别是中国的，我比较熟悉；但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就大有文章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我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还有，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实际上，应该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势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我是紧密联系着人生、人性的，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个天地非常广阔。这里有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它们在我的创作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在文学方面，我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这一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我的想象力也是匮乏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很少看电视节目。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除了从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营养，对于头脑中固有的国学资源，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现代知识、智慧接轨。我尝试着做了“三个划分”：一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同儒家分开，儒家过于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而不重视个体存在；以共性为前提，而不习惯以个性为人生依据。道家与此相异。道家是充满了形而上思维的，而儒家却绝少涉及哲学问题，黑格尔就否认孔子是哲学家。古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上下左右前后叫“六合”。有些民族，鬼神、宗教、灵魂等观念非常发达，想象力十分丰富；而中国儒家把这些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屑一顾。孔夫子说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注重解决人际关系，关心眼前、当下利益，缺乏一种理性主义态度和西方实验科学精神，因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展。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老庄加以区分。庄子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人格，无求于世，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而老子更多的是人生智慧、政治艺术，有时还会给人“功利主义”的感觉，有人尊他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艺术精神。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我们崇尚他的张扬个性与自由精神，崇尚他的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人生。

    二

    与读书紧相联结的，是要敏于思考，善于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看得出来，古代学人一向都是把学与思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为着思考，我在读书过程中总是主动参与，体现主体意志。对于已知结果的，我思考的是所以如此的道理；而于未知结果，则通过想象与联想，做出种种设想。我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其中谈到对于许多政治人物来说，长寿未必都是幸事。我就联想到汪精卫。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我还为张学良设想：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死去，那他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得手了成为一个新的军阀；弄砸了，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在等着他。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逞，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而他却坚定地回答记者：“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壮丽一生画上个圆满句号。

    我在读书思考中，习惯于找问题，找话题，找课题，也就是具有“问题意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有解决的思路；二是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每番思考，我都注意寻找一个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既有文本所展示的自在空间，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结论的多样性。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为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古希腊有个散步学派，我也是常常在散步中进行构思的。我有三种集中思考的时段：最有效的是后半夜醒来时，再就是清晨散步时，还有平时独处静坐时。宋代大儒程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罗曼·罗兰针对苏联艺术家过分强调客观世界的观察，而忽视内心情感的开掘，致使艺术创造的力量只能浮现于客观事物的表面，劝告说：“在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以便集中思想，深入思考。”这个“单房独室”，既包括物理空间，而更多地是心理空间。这样，才会进入“物我神合”的境界，使认识和感受实现形而上的超越。

    我还有一个习惯，几十年恪守不渝，就是读书、思考中坚持记笔记。至今已有七十多本。有位知名学者在文章中讲：进入谷歌时代之后，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盘，人的记忆与记录无关紧要了。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其一，搜索引擎和硬盘固然可以查阅许多资料，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线索，如果你对所要搜索的内容一片茫然，就无法进行；其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需要贯通、联想，所掌握的知识面越宽广，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就越多。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能够进行创作与研究吗？其三，知识有“伙聚性”，掌握的东西越多，像老托尔斯泰说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显现；反之，知识面很窄，只是靠电脑来操作，那你究竟是机器还是活人？

    在消费文化、市场效应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缺乏思考已经成为通病。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技术化、实用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消解与排拒，日益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书写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创作与学术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就是说，人类在迅速伸延生命的长度与宽度时，却丢失了深度——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便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也很难避免出现类似的倾向。有鉴于此，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慨乎其言：“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的。”

    《纽约时报》曾刊载一篇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里面谈道：“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变少了，并非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由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要将其加工升华、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这个思想式微的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欲望，它们基本上不能产生思想，这种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即使是马克思或尼采突然现身，高声宣讲自己的思想，人们也丝毫不会关心。未来预示着信息会越来越多，但没有人会去思考。”

    毫无疑问，一个对思想、思考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有远见的战略家；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地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哄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三

    回首几十年，读书所带给我的益处，难以计数。概言之，有三点。

    一是表现在做人、立身方面。

    前面我说过，读书关系到人生追求、生活目的。开始它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后来贯通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预见性与辨识能力，转化成人生智慧，转化为辩证思维。从小我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包括儒、道等百家诸子，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有其他西哲的经典论述，对我的做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身上，儒、道是互补的，交相为用。既有积极进取精神，又能够知止知足，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无论是进退、得失、成败，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老庄讲“破执”，海德格尔叫“去蔽”。为官与为文，出世与入世，都可以从中悟出妙谛。莎士比亚说，世界只是一个舞台。那么，入世就好比演戏，出世则无异于看戏，演者活灵活现，死去活来，完全进入角色；而观者冷眼旁观，即使悲从中来或喜上眉梢，瞬间也就清醒了，知道不过是在看戏。再深一层探讨，演戏的是行者、活动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观众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学家，任务是评说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罗式的观照人生”。胡适主张西化，但他对孔夫子的进取精神还是肯定的。他有一首诗：“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而五千言的《道德经》，则自始至终是一个沧海惯经的智者通过静观人生所得出的直觉妙谛。前者重执着，后者重解脱。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为酒神达奥尼尔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实现生命的跳动；后者是日神阿波罗，高踞于奥林匹斯峰顶，凭高静睇，照临一切。

    读书使我在为人、为文方面有了标高。这里只讲一点。近年我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我说过，力争一本超过一本。如果哪天发现不能超越了，那就搁笔。我读过英国现代诗人叶芝传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活了七十四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精进不已，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还有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同样令人感奋。人的年龄大了，锐气随之减弱，也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更容易自我陶醉，而看不见薄弱环节；加上，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着实不易。创新就是挑战自我，主动给自己设置障碍。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

    二是养成了分析习惯，提高了思辨能力。

    前段读了一本清初文人程羽文写的《鸳鸯牒》，真是异想天开。书中开列古来著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其另行择配，实行男女强强联合。他以王昭君配牧羊的苏武，蔡文姬配击鼓骂曹的祢衡，朱淑真配苏东坡，关盼盼配白居易，李清照配陆游，代表了后世人的良好愿望。过去说，历史不容假设。实际上，世事如棋，已然的历史如同由棋谱记录下来的事实棋步；而现实可以说是实际棋局，完全可以按照现实要求来作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又不妨假设。在我们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成败是非进行探讨时，已经隐含着关于不同可能性的设想。我曾经设想，行有余力，可以写一本名为《如果……》的书，设想张学良如果不去送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当即把他放回，那他的命运如何？如果当年曾国藩拥兵自立，独霸称王，又将怎样？如果李后主不做君王，只做一个词人，又会怎样？如果李将军（广）遇高皇帝，真的能当万户侯吗？充分进行想象，做出种种假设，一定很有意思。

    朝阳的古生物化石，我在看过之后，情思无限，浮想联翩——

    第一个念头就是，与古生物化石相比，人生太短暂了。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想象：“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只是狼鳍鱼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尘世上每一个人生命非常有限，怎样去支配它？看来，那些俗世纷争实在没有意思，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

    第二层想法是，历史从来不拒绝偶然。自然的演进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它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现象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联系到狼鳍鱼化石的生成，你看：这种鱼类生长在辽西一带的湖泊，是偶然的；而辽西一带火山突然喷发，从而导致这种鱼类在这一地区整体灭绝，也是偶然的；它们灭绝之后，经过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部分形成为化石，又是偶然的；现在，它们有幸在阳光下重新面世，更属偶然。偶然性丛生的地方，就会带来一种神秘感，让人产生无边的困惑。

    第三层想法是：人类没有理由自封为“龙头老大”。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高寿了，在她诞生十多亿年之后，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大自然则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场所。人类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有什么理由自我膨胀，对生态环境肆意进行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灾难？

    第四层想法是，关于永恒的思考。一个人要活得真实而有意义，就必须使自己汇入永恒之中，所以都渴望永恒。而鱼化石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永恒。永恒固然可贵，但当着一个事物进入永恒状态时，它也就失去生命活力了。真正的永恒属于时间。在生命流程中，时间涵盖了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逸于时间。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网络可以缩短空间距离，却无法把时间拉近。

    其他，还有种种想法，诸如运动是生命的原动力，运动停止了生命也便停止了；化石是一扇认识过往世界的窗户，它使人们透过一种虚无进而认识到现实的存在，它是一部线性的史书，从中可以读出进化论来；重压是凝聚、扭曲、摧毁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是检验生命硬度与韧性的一种标尺；化石展现了生命的悲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亿万斯年之后，作为生物演化、地壳变迁这场亘古奇观的直接见证者，它以一种再生精灵的姿态，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无限地想下去。沈从文说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三是帮助我增长才干，学会待人处世。

    比如，我担任过较高的领导职务，从读书中我参悟出许多道理，并把这些认识化为智慧，体现在工作中。我认为，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要靠人格魅力，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树立威信，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

    再者，为政不能带有随意性。严格地说，政治家是不允许犯错误的。搞政治和从事科学试验不同。科学家试验失败一百次，一次成功，可以得诺贝尔奖；政治家成功一百次，一次致命的失败，也许就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因为政治家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领导工作，老话叫“当官”，是一门严谨的、多维的科学。李鸿章说，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太熟谙政治了。一般人这么说，我会斥之为“瞪着眼睛瞎吹”。“事非经过不知难”，不信你就试上一试！诗仙李白的智商不低吧？结果在朝廷上下弄得一塌糊涂，不到三年就被皇帝老倌儿“炒了鱿鱼”。

    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当了八年省委宣传部长，从来不管具体事。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一两天，不处理任何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及本部门处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及时加以处理。实践证明，下面的班子配好了，他们自会抓好工作，用不着上面操心，当部长的可以“垂拱而治”；这比你三天两头去检查督促，耳提面命，像生产队长那样，整天吆喝着催耕催种，效果要好得多。我上任之后，建议省委大力加强宣传思想战线，于是，从各市调来八名市委副书记，相继担任各厅局一把手。他们都有实践经验，协调能力很强，善于把握方向、处理复杂问题，长时期以来，宣传口非常稳定。

    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所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

    一把手要超脱，必须有个理想的二把手。记得斯大林说过，有经验的领导应该一到任就考虑好接班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做到。）在任期间，我的两任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接替他，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里走出来。我说：“你要政绩，我要时间。”我要思考一些全局性的问题，还要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时间。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向主管书记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位副部长都是德才兼优的（其中有两人，先后进入省级领导班子）。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要有足够的自信，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应该说，在同辈中我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心得体会颇具个性化的特征，因而未必存在普泛价值，整理出来仅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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