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军选择了一个山村，这个山村是本地区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山村，听说工分值只有2角7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强劳力劳作一天，只能挣到2角7分钱。李燕、叶美英、黄超明、江汉夫都跟他一起去。严芳芳不久前和倪为民老师结了婚。当时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许多女知青匆促结婚，种下不幸的种子。但严芳芳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爱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林如茵没有选择和刘铁军一起去，而是选择了一个离我们小城很近很富裕的村庄，从城里坐车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在村口下车。工分值也让知青们十分眼红，1元2角钱，比城里一般工人的工资还高。我自然选择和如茵一起去。
刘铁军他们是打着一面红旗去的，旗上绣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刘铁军他们是在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接受这面旗帜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出发，谢绝一切车辆，打着背包，步辇，迈开双腿走着去。他们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中，再来一次别开生面的新长征。
与刘铁军们的轰轰烈烈相比，我和如茵选择悄然离去。
有一次，严芳芳夫妇来看我们，这时严芳芳的体态已经不同往常，如茵说，是不是快要当妈妈了？严芳芳十分甜蜜地点着头。倪老师对我说，陈友山，你们怎么样？我说我们没那一回事。倪老师哈哈大笑，说这种事，迟早的事。我们是过来人。这时，严芳芳伏在如茵的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便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笑，我只好也跟着笑。这正应了本城一句闽南话，人家笑知道的，你笑不知道的。意思是，你是傻人一个。
我想，我宁可傻，也要坚守我的爱情。
在农村几年，我和如茵的关系似乎绕了个圈子，又回到从前。她和我说话，不看我，看一个我永远拿不准的地方，而且，她和我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除了出工劳动，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古今中外名著。而我，开头有点心神不定，后来也看书，看从家里拿来的医学书籍。有时，她会突然对我说，你的衣服穿少了。有时在劳动中，她会在我感到口渴的时候，给我递过一碗水。当我主动关心她的时候，她却又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在外人看来，我们走得很近，是很般配的一对。然而，我们始终是两条平行线，再近的距离也不可能交叉。对于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我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在弥漫着凄凉的小路上行走。
然而生活是宁静的安稳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特别是在安静的夜晚，每当看到她窗前的灯光，我就有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
恢复高考时，我们同时考上大学，她上的是省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上的是省医学院临床系。临别的时候，她对我说了句，对不起。我说，对不起什么？她说，你知道的。我说，有一问题，我一直藏在心里。她说，你问吧。我说当初你为什么不选择和刘铁军一起下乡。她说你看不出来？我说是李燕？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平静。
刘铁军很快就显山露水。下乡一年，他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他们大队被评为全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他当选为省党代会代表，不久，被保送到省工业大学读书，成为人们十分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考上大学的前一年，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地区制药厂当技术员。第二年，李燕考上地区师范学校大专班，毕业后他们就结了婚，那时，刘铁军已经是制药厂的党委副书记了。
接下来刘铁军更是一帆风顺，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城市经济为中心，地改市，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这个地级市的副书记，然后是市长、市委书记。在他任上，我们家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关于他种种舆论也四处传播。
江汉夫一直没考上大学，1975年办病退回城，在中山公园门口摆水果摊。后来开水果店，再后来水果店变成水果花卉公司，最后做房地产开发。他是刘铁军手中的一张牌，本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纳税大户，市政协常委。
刘铁军在同学中赢得口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黄超明父母亲的孝敬。在乡下，黄超明是刘铁军手下学大寨的突击队长，在一次修公路时，死于炸山事故。刘铁军一直把他的父母亲当自己的父母亲。在当上领导干部有了条件之后，干脆就把他们接到家里，亲生父母亲一样地养着。反倒让自己的亲生父母另住。弄得成了家之后的李燕要两边跑，一个人照顾四位老人，忙得团团转。
叶美英在黄超明去世之后，伤了两年心之后，嫁给一个小她三岁的工人，我们都不知道她爱人的大名，只跟着她叫小崔。小崔为人勤快，对叶美英言听计从，他们生了一个长得十分好看的女儿，并且把她培养成博士，去了美国。可惜小崔没福气，女儿成亲前夕，得癌症去世了。
倪为民后来当了教育局长，人们都说与刘铁军有关系，我看未必。高老师不知为什么卷入派性斗争，“文革”后他被划为“四种人”，开除公职。他不服，一直上访。后来，在刘铁军过问下，他的问题得到澄清，落实政策，以公职人员办理退休。退休之后，他就回乡安度晚年去了。
我后来到美国留学、定居，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在我，我忘不了如茵。她说，连做爱都不专心，我还能希望你什么？所以，当她扔下我们3岁的女儿珍妮离家而去时，我毫无怨言。如茵知道了我的离婚，给我发了一封伊妹儿，表示关切。我让她当珍妮的姑姑，她立即答应，并让我把珍妮的照片寄给她。我们由此有了许多联系。但是，所有的话题都围着珍妮转。我对于她的生活仍然一无所知，她对于我，与从前一样，既熟悉又陌生，正像她当年与我说话时的神态，总是把眼睛看着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当珍妮学会给她发伊妹儿之后，她便只给她写信了。
关于同学们的近况大都是叶美英告诉我的。她三个月来一次美国，与她女儿的婆婆轮流带孙子。她最近一次的消息是，刘铁军出事了，李燕与他离了婚。出什么事她说不清，和李燕的离婚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是李燕亲口说的。没说原因，只说跟着他，太累了。
林如茵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国内很轰动。如茵的事，我在网上得到证实。叶美英说如茵送她一本，她本来想带来让我瞧瞧，可是走得太匆忙，落在饭桌上。下次吧。她说。
刘铁军与李燕的离婚，是个信号，我想如茵将会走进刘铁军的生活，不管他在哪里。这想法折磨着我，让我坐卧不安。一个星期天早晨，珍妮在电脑前高声说，爸爸，姑姑说，她就要结婚了，和一个叫刘铁军的叔叔。她还说，她永远是我的姑姑。
我“嗯”的一声，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奇怪自己的平静。我知道，这一切，从几十年前的那个早晨就开始了的，无话可说。
这一天清晨，我坐在加州家中安静的露台上喝茶，从屋里传出《浏阳河》的歌声。这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老唱片。我对音乐没有爱好，只听红色歌曲。因为这些歌曲曾经伴随着我的青春岁月。我闭上眼睛。
一声清脆的铃响。邮递员送来一个邮件，来自大洋彼岸来，打开一看，是个红袖章。在我们的“长征”路上，如茵为我保存的那个烈属送的红军的红袖章。
红袖章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什么意思？她的主意，还是流脓刘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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