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招之一：派遣王震南下作战
征战经过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局部的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拥有了19个解放区，军队发展到50多万，民兵有220多万，成为一支颇有实力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与日军的战斗如火如荼，日军顶不住美军的立体攻势，连连失利，灭顶之灾正在逐渐靠近。
1944年秋，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设想：派遣一支生力军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通南北通道，以形成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的新四军第5师、南与曾生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片的态势，力求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
1944年11月初，以王震的八路军359旅为主，加一些地方干部，组成了一个5000余人的南下支队，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南下作战任务。临行前，毛泽东分析了南征的两种前途：一种是乐观的，359旅在华南站住了脚，建立了根据地；第二种是不乐观的，或者说是残酷的，359旅有可能全军覆没。
1944年11月9日，毛泽东、朱德检阅了南下支队后，王震率南下支队告别延安，开始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南征。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南下支队的征战非常凶险，一过黄河，就遭到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南下支队一路厮杀，行程2000余公里，于1945年1月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的新四军第5师胜利会师。3月初南下支队抵达鄂南，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系起来了。
蒋介石对南下支队的南征是敌视的，他害怕有一支共产党的生力军在湘粤赣边建立根据地，这样就像有一把利剑顶在自己的胸口上，让他寝食不安。于是，他调动了7个军、21个师共15万兵力，在从鄂南到粤北的1000余公里战线上对南下支队进行大规模的围追堵截，层层设防、步步封杀。南下支队越向南走，战斗越残酷，多次陷入重围。为避开国民党军的锋芒，南下支队于8月17日转入山高林密的八面山中，不料再次陷入重围，全军处于极度危险和饥饿之中。
8月下旬，南下支队再一次突出包围圈，抵达广东南雄县境内。这时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基础不存在了，可以无所顾忌地全力对付共产党，因此建立湘粤赣边五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南下支队奉命北返，沿途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围追堵截，历尽艰难困苦并付出重大牺牲，于1945年10月与新四军第5师、河南军区部队会师于中原的桐柏山区。
南下支队与李先念等部会合后一边休整，一边听候党中央的调令，然而更大的生存危机正悄悄地逼近。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李先念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国民党出动了30万人的兵力围攻李先念的6万解放军，中原军区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分两路突围，此时南下支队恢复了359旅的番号作为右路军向陕北方向突围。
6月29日，359旅突破平汉路封锁线，进入豫陕交界处。国民党出动了刘峙、胡宗南两个战区6个军共10个师的兵力，对不足5000人的359旅进行堵截，359旅再次陷入险境。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王震带着20多人的警卫分队出现在前沿阵地。王震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359旅在崇山峻岭中左突右杀。经过10天10夜的激战，终于跳出了胡宗南的包围圈，由陇东向陕甘宁边区进发。
蒋介石为了除去359旅这个眼中钉，紧急运送了两个师进行截击，并派出4个师在后面追击。359旅以强行军的速度，昼夜兼程向陕甘宁边区靠拢。为分散敌人对359旅的围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了“迎王战役”，牵制了敌人追杀359旅的兵力。在接近边区的最后几天，359旅的官兵已经疲惫至极，全军上下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溃不成军。8月29日，359旅在屯子镇与从延安来迎接的警卫第3旅会师，于是南下支队历时两年的南征告一段落。
南下支队历时两年的南下作战，共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甘等八省，行程万里，沿途作战160多次。全旅5000余人出征，返回时的兵力不足2000人。
点评
从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来看，南下支队转战万里到湘赣粤边建立根据地，看似一着妙棋，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战略目标。我们即便不说是一个败招，但至少没有成功。原因如下：
首先，时机不好。抗战胜利在即，国共合作抗击日军的政治基础将不存在，而此时蒋介石在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种种迹象表明，抗战胜利后内战将不可避免。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取得节节胜利。苏联红军已将德军赶出国境，正在东欧与德军激战，红军已成进攻之势，德军逐步向国境败退；与此同时，美英开辟西线第二战场，给予德军沉重打击。在东西两个战场的夹击下，希特勒的法西斯集团覆没在即。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自食苦果，这场由日本挑起来的战争演变成美国的复仇之战，美军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力与日军作战，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在美军的立体攻势下节节败退，先后丢失许多重要的岛屿，美军的攻势逐步向日本本土逼近。在中国的西南，中美联手发动了滇缅之战，中国驻印军经过兵员的补充已经满员，换装美式装备后军力突飞猛进，经过美军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增强，在美军空中支持下从印度向缅甸推进，所到之处日军节节败退，重新打通中缅公路获得美国的战争物资补给不再遥远。在西南边境，国民党军队接受了部分美式装备，集中精兵组成远征军在滇西对日作战，以策应中国驻印军的对日军作战，战场逐步向缅甸推进。根据国内外的战争形势分析，抗战胜利在即。蒋介石也看清了这一点。国民党军队除在滇西和缅甸对日军作战外，在其他地方都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迹象明显，很显然是要在抗战胜利后将军力放在对付共产党这一边。
其次，蒋军不允。依蒋介石反共的本性来看，决不允许共产党的军队在湘粤赣边活动，必然要围追堵截，南下支队缺乏生存立足的条件。其实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是心神不安的，当年他只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同时他也想借刀杀人，把共产党的军队推向抗日前线让日军加以消灭。但天算不如人算，共产党军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呈星火燎原之势不断发展壮大。在北方他没有能力阻止共产党的发展，但在南方他绝对是不允许共产党有生存的空间，当年他对在江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痛下杀手，一举剿灭了新四军军部及8000余人，可见蒋介石在南方是寸步不让的。蒋介石清楚，湘粤赣边是共产党的发源之地，当年的中央根据地是他的心腹之患，面对逐步发展起来的十来万红军，他经过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五次借李德的错误指挥将共产党及红军赶出湘赣粤，遗憾的是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放任共产党派出一支军队在湘赣粤边建立根据地，那还不是养虎为患，共产党死灰复燃后就难以扑灭。因此，以蒋介石反共的本性来看，即便撕破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脸面，他也要重兵围堵消灭这股共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地域所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主要在黄河以北或长江以北地区，这些区域没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发展才是增强实力的有效途径。八路军的几个主要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根据地以及贺龙领导的晋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集中在黄河以北；新四军建立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如江苏北部以盐城为中心的根据地，李先念的新四军第5师在鄂豫皖边境坚持抗战。因此，要发展壮大军队实力，在国民党力量薄弱的长江北岸和黄河两岸是比较可行的，这里经济基础较好，人口稠密，是养兵的理想之地。1940年10月山东的八路军组成了5000人的南下支队深入华中抗战，这支部队在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第3师，在黄克诚的率领下，抗战胜利后发展到35000人，挺进东北后成为林彪的一支主力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359旅回到陕北，经过休整，分出了一部分兵力到山东，部队得到了发展壮大，这支部队以后也到达东北加入了民主联军。
第四，效果不佳。抗战胜利后的内战绝不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小规模游击战和伏击战，而是国共两个手握重兵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战役较量，在敌占区存在一支万人以下的部队对战役的胜负影响不大。如在广东活动的曾生东江抗日纵队、在海南活动的冯白驹琼崖纵队在解放战争初期战果不大，直到解放军发动渡江作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时才发挥作用。
第五，损失过大。南下支队万里征战，出发时的5000余人，到返回陕北的不足2000人，损兵折将过半。1946年彭德怀仅以25000人的兵力抗击胡宗南的20万大军且取得多次战争的胜利，对于穷山恶水招兵养兵极其艰难的陕北来说，南下支队3000多人的损失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幸，南下支队的领导人王震在红军时期就活动在湘赣边境，当年他与任弼时、肖克领导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历经多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征战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处乱不惊，应对得当，才取得最终的成功。
险招之二：强令林彪进行四平保卫战
战斗过程
1946年4至5月，林彪遵照毛泽东“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指令，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省四平街地区与来犯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防御战役。
1946年1月，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后，蒋介石不承认共产党部队在东北的地位，以“接收主权”为名，向东北大量增兵。东北民主联军为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控制四平这一重要城市，打击和阻滞国民党军的进攻，于3月18日一举攻克四平，全歼窃取四平的匪、伪武装4000余人，俘国民党委派的接收大员刘翰东，为在四平地区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下旬，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11个师，从沈阳地区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动进攻，企图抢占本溪、鞍山、四平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到控制全东北之目的。3月22日，国民党新编第1军侵占铁岭后，蒋介石即令该部抢在东北停战协定生效之前，于4月2日前占领四平。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政治委员彭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兵力于四平地区进行防御，坚决扼守四平地区，给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以配合停战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早日实现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保卫本溪，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主力于四平地区组织防御，阻止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具体部署是：以新四军第3师第10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组织运动防御，迟滞、杀伤北进之敌，掩护第1、第2师，第7纵队，新四军第3师第7、第8旅主力，独立旅等部向四平地区集中，乘北进之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以南满第3、第4纵队和保安第3旅等部担任本溪地区作战；以山东第7师主力等部夺取长春；以第359旅等部夺取哈尔滨；以新四军第3师一部夺取齐齐哈尔。
4月上旬，国民党置3月27日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于不顾，以新1军和第71军（欠第88师）由开原、法库向四平方向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第1、第2、第3师和第7纵队等部，在昌图以北、四平以南地区实施运动防御。8日，民主联军在昌图以北兴隆泉、朝阳堡地区歼灭新1军2000余人；16日，在大洼、金山堡地区歼灭第71军第87师大部。南满部队在保卫本溪作战中，两次击退国民党军进攻，歼其4000余人。4月下旬，按预定计划解放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歼土匪武装2.6万余人。尔后，东北民主联军为坚决扼守四平，相机调整了部署：决定以保1旅组成四平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该旅和第7纵队各一部6000余人防守四平；集中主力于四平以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令山东第7师、第359旅等部南下，令位于南满的第3纵队第7、第8旅和保3旅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
4月17日，新1军进至四平以东、以南地区，18日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对民主联军扼守的鸭湖泡、泊罗林子、三道林子等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民主联军保安第1旅、第7纵队、第3师和第7师各一部顽强抗击，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争夺战。27日以后，战局呈对峙状态。4月底，蒋介石拒绝关于东北停战的谈判，指使国民党军迅速攻克四平，继续向北推进。民主联军为抗击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于5月上旬，调第3纵队主力和保安第3旅由南满北上，第359旅由哈尔滨南下，参加四平作战。至此，民主联军在四平的兵力达14个师（旅）。国民党军为尽快夺取四平，先后将进占本溪的第52军之第195师、新编第6军和第71军之第88师北调增援，共以10个师的兵力编成3个兵团，于5月14日重新发起进攻。左兵团第7l军（欠第88师）向四平西北进攻受挫；中兵团新1军向三道林子等地连续冲击，进展不大；右兵团新编第6军等4个师由东面迂回四平，16日攻取叶赫站，17日占领火石岭子、平岗等地，并继续向四平东北赫尔苏推进，其一部于18日攻占哈福车站后，又配合中兵团新1军占领四平东南之重要高地塔子山。此时，民主联军鉴于部队减员较多，战场局势对己不利，为摆脱被动，保存力量，于18日夜撤出战斗，转移至松花江北岸、东满、西满等地区休整。19日，国民党军进占四平。
四平保卫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也是一次较长的消耗战。历时月余的战斗，东北民主联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0000余人，但最终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未能守住四平。此战过后，民主联军向北经历了长达千里的大撤退，而国民党军则千里追击，占领了大片的地区。民主联军在撤退途中实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部队基本失去战斗力，直到部队渡过松花江后才勉强站稳脚跟，图谋再次发展。
点评
这是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一场“真刀实枪”“你死我活”的较量，是决定谁能占据东北的一次激烈搏杀。双方的主将，国民党军队的杜聿明和共产党军队的林彪都出身于黄埔军校，都是身经百战而战功显赫的将领。双方参战的军队都是各自的精华，从实力上来说，经过整编且换了美式装备的国军实力强劲，而来自于八路军、新四军的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了八年抗战的洗礼，实战经验丰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凭借军队靠近东北的有利条件抢先一步到达东北，招兵买马抢占地盘。蒋介石自然不愿将东北拱手送给共产党，在美国的帮助下紧急向东北运送军队，凭借整编后美式装备的优势及中苏条约的便利，先后占据了沈阳、大连、锦州、营口等大中城市，并一路向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目标是控制整个东北。
东北民主联军虽然由八路军、新四军的精华组成，但从军事实力来说弱于国民党军。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向北一路退却，能够守住四平就有了在吉林省、黑龙江省立足的资本。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是一座拥有10万人的中等城市，处在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铁路的交汇点上，是通向东西南北满的咽喉要地，军事战略极为重要。但从当年东北民主联军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军事实力来看，民主联军并不具备守住四平的实力。
首先，从政治上讲，美、苏、英、法等主要大国均承认蒋介石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苏军在东北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武装东北民主联军，相反还把沈阳等大中城市移交给了国民党；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军一直在武装国民党军队，并帮助蒋介石把军队调往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再说，东北的老百姓当了十多年的亡国奴，只认同国民党蒋介石为正统，一心向往国民党，而对共产党了解并不多，多数人是敬而远之，以致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后，地方富豪纷纷投靠国民党，土匪武装接受国民党的改编，甚至共产党发展起来的新部队也叛变倒向了国民党。在全面内战尚未爆发之前，共产党在没有争取民心之前就与国民党争地盘而大打出手，在人和方面已先输了一招。
其次，东北民主联军所处的经济环境也难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是支持战争的必备条件，民主联军以后开展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如此，到后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也是如此。八路军、新四军刚挺进东北时处境极其艰难，黄克诚当时向中央报告说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时的处境虽然好于刚进入东北时期，但并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新成立的地方政权虽然全力支持军队，但对于一场大战所需要的物资条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明显在东北民主联军之上。从双方参战的军队来看，国民党参战的部队有新1军、新6军、第51军、第71军；东北民主联军参战的部队是新四军第3师、山东部队以及在东北发展起来的新部队。国民党新1军和新6军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发展起来的部队，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后退入印度，蒋介石从国内空运兵力使这两个军齐装满员，新1军、新6军全部换装了美式装备，并由美军教官进行训练，战斗力极强，跻身于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中。1943年新1军、新6军从印度出发杀奔缅甸，一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新1军曾经有一个团因动作过快陷入日军的包围圈，日军动用一个联队的兵力企图一口吃掉这个团，但这个团占据有利地形奋勇抵抗，日军调兵遣将始终无法得逞。当年日军一个大队就敢追击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在缅甸一个联队居然消灭不了新1军的一个团，可见新1军的实力之强劲。而新6军的实力也绝对不在新1军之下，当年在缅甸作战时的战果与新1军在伯仲之间。另外，国民党第51军、第71军是整编军，也换装了美式装备，在抗战时期与日军打过恶仗，其实力在国民党军队中处于中上水平。
新四军第3师、山东部队等是八路军115师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也是林彪的基本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有老红军的底子，战斗作风顽强，善打硬仗、恶仗。但这两支部队毕竟是在抗战时发展起来的部队，武器装备主要靠缴获日军的枪支弹药，并且以轻武器为主，火力明显不如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何况，新四军第3师、山东部队在抗战中一般以游击战、伏击战为主，且战斗规模较小，对大战则缺乏实战经验。新发展起来的部队人员成分复杂，由于国共双方都在抢占东北，双方的战斗频繁，部队缺乏必要的整训，每场战斗的胜负都影响着一些人员的去留，逃跑、开小差，甚至叛变投敌都在发生。
第四，从双方的军事将领比较来看，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在战役的组织指挥能力上更加成熟。战役级是双方大兵团的军事对抗，战线较长，有主战场和辅助战场，两者互相呼应，相辅相成。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个战场失手就会影响全局，导致劣势明显而输掉整个战争。战场形势瞬息多变，因此对指挥员的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要求很高，对各参战部队的协作配合能力要求也很高。
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将领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赵公武等在抗战中多次参加与日军的战役级作战，具备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都参加过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多次残酷血战过，先败后胜，作战指挥能力强。
反观东北民主联军的主要将领，林彪在红军时期指挥红1军团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指挥的也不过是两万余人仅相当于一个军的兵力；抗战时率领八路军115师15000人的兵力对日军作战，他指挥的平型关和广阳战都是旅级规模的战斗，且是出其不意的伏击战，作战指挥的难易程度明显比两个军事集团的决战要低。再者，林彪只打了半年的抗战，1938年被晋军误伤以后就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在东北指挥民主联军作战时他离开军队已经有6年之久，重新出山时指挥明显生疏。东北民主联军的其他主要将领罗荣桓、黄克诚、杨国夫等虽然经历了整个抗战，但在抗战中主要以发展部队、反击日军的“扫荡”及建立根据地为主，所经历的也是小规模的战斗，对战役级的战斗其指挥能力及协作配合能力明显欠缺。
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也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影响造成的。战斗初期，民主联军弹药充足，士气高昂，四平防守稳固。当国民党军队久攻不下四平后，杜聿明改变策略，暂时放缓了对四平的进攻，集中兵力猛攻本溪，而民主联军已将第三纵队主力调往四平参战，致使本溪失守，四平保卫战顿时陷入被动。再则因战争时间过长，民主联军弹药消耗过大，弹药补充逐渐困难。而国民党军依据东北铁路、公路的便利将粮弹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致使战局急转直下，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难以支撑下去。
四平保卫战虽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四平保卫战后，蒋介石判断共产党军队的精华也守不住四平，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远远高于共产党军队，最终下定了全面内战的决心。但蒋介石显然低估了共产党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和战争动员能力。四平保卫战以后，民主联军开始千里大撤退，虽然被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追击时颇为狼狈，但渡过松花江以后，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站稳了阵脚。以后大力营建根据地，到农村进行土改取得了老百姓的拥护，派出小股部队清剿土匪，打击敌对武装集团，巩固了后方，扩充了兵源，部队接近实战的军事训练使其实力大增。半年以后，羽毛逐渐丰满的林彪主动出击，经过夏季、秋季、冬季三个攻势以后，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只守住了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不相连的城市，并日益处于民主联军的包围打击之中，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应该指出的是，四平保卫战期间，国共签订了较为有利于中共全局的“暂停协议”，使共产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应该说在战役上是败仗，在战略上是小胜。
险招之三：率领党中央转战陕北
转战经历
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蒋介石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举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延安、榆林两地。
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军力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等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士气低落。而解放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
3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代号“九支队”）指挥，由任弼时为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4月12日至6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56天，一个新的全国战略部署在这里酝酿形成。在此期间，毛泽东连电前方各战场高级将领，部署各路大军的作战行动，要求各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遵照党中央的部署，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余人。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发起陇东战役，痛击西北二马。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6月16日，党中央由靖边县天赐湾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5天。7月21日至23日，在小河村农家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河会议。会议依据一年来的战况和各战场的形势，着重讨论了战略进攻的部署和解放区土地改革、财政金融工作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计划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同时指出：“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议决定：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陈谢兵团由西进陕北改为渡黄河南下，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改南下关中为独立坚持内线作战，牵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苏；内线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牵制山东国民党军。至此，一个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形成。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8月中旬，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牛鼻子”往北跑，在沙家店一个回马枪，陕北战局翻过了“山坳”；8月下旬，陈谢大军强渡黄河，东逼洛阳，西叩潼关；谭震林、许世友率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转入了内线反攻；9月下旬，陈粟大军分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边。党中央关于战略进攻的一系列构想全部变成了现实。
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在陕北高原一次次转移，与敌人周旋。1947年10月10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22日，党中央移往陕北米脂县杨家沟。12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发表讲话。会后，党中央集中全力解决新形势下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问题，尤其注意纠正党内“左”的偏向。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大兵压境的恶劣环境下，审时度势，坚决留在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以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全国最大的战场，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戏剧般地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
点评
毛泽东转战陕北，既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也是当时一个无奈的选择。
首先，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哪个解放区都没有绝对的安全之处。当时靠近陕北的几个主要解放区是晋绥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各个解放区都是敌强我弱，战火连连，哪里都没有一个安生之处，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即便毛泽东安全转移到哪个解放区，也照样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此外，解放区还要派重兵保护毛泽东与党中央，对于兵力本来就不足的我方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其次，陕北地广人稀，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群众基础好，便于与敌人周旋。对于在井冈山时期就领会游击战精髓的毛泽东来说，陕北复杂的地理特征正是与敌军周旋的最好场所。此外，陕北是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根据地，组织系统齐全，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军队走到哪里都是聋子瞎子，没有通敌分子的通风报信，在地广人稀的陕北要想抓住毛泽东就如大海里捞针。在国民党军队费尽心机寻找毛泽东踪迹的时候，毛泽东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了56天，在靖边县小河村停留了45天，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容地东渡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说明安全保卫工作做得极好。
第三，毛泽东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同时，毛泽东转战陕北，等于向全中国宣告：蒋介石进攻延安的“掏心”战术只不过是自我打气的骗人勾当，二十万大军一年多的时间还抓不住毛泽东，国民党蒋介石无能至极，这种昏庸之辈怎么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对手？从个人安全来看，离开陕北比不离开要好，但是毛泽东没有选择离开，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和伟大的自信。
第四，毛泽东转战陕北，分散了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为西北解放军歼灭敌军创造了条件。彭德怀正是利用敌军分兵冒进，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仅在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就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我军还采取巧妙的周旋、“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的敌军。
第五，毛泽东转战陕北，吸引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减轻了山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到时间，寻找到战机，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
险招之四：指令刘邓挺进大别山
转战经历
抗战刚胜利，毛泽东眼看着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主要在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而长江以北根据地很少。他研究了长江沿线地形，最终惊异地发现，大别山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武汉和南京的正中间，武汉是当时中国的大城市，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如派遣一支部队控制住大别山，意味着东可取南京，西可取武汉，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唾手可得。这一发现，既是改变国共军队力量对比的胜负手，也是一着定乾坤的妙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1947年7月正是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且捷报连连的时候。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29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看完标有3个“A”字的电报后，简单商量了一下，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邓小平明白：三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悄悄地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注定是一着险棋。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个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也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要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真可谓困难重重。
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黄泛区”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积水没膝，深处及脐；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些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进军。
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伯承、邓小平所部是“北渡不成而南窜”，这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惊出一身冷汗，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蒋介石调来整编85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并且以很猛的火力来阻击刘邓大军。前有阻兵，后有追兵。面对此情此景，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野战军先头部队打得果然很英勇，他们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沿途不留一个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8月25日下午，刘邓大军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最后一道险关就是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挡在淮河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得紧急起来，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刘邓大军刚刚冒险渡过淮河，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
经过20多天的千里挺进，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点评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党史、军史都是做的正面评价，这些评价集中起来就是：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把战火烧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根基；策应了全国其他战场解放军的对敌作战，调动了敌人的兵力部署，驰援了山东战场，缓解了国民党军对华中、山东野战军的进攻压力，为其歼灭敌军创造了条件。
但是，纵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对战略全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
首先，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山东和华中的战局并未改观，有时甚至为了支援刘邓还不得不采取支援作战，失去消灭敌军的战机；而刘邓大军如能与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山东和华中的战局改观并非没有可能。当年在关内作战的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大约40个旅25万人左右。至1947年5月，刘邓所部野战军加地方军共有42万，力量不算小。当时华东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至少也有60万，由于我军是内线作战，两军的机动兵力至少有40万。也就是说，关内敌我机动兵力对比是25万对40万，我军兵力有优势。此前，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机动兵力比较分散，我军已经大量歼敌（如华东的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刘邓乘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打的鲁西南战役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已经与一年后我军打洛阳、打开封类似，战争实际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陈粟当时也认为只要再消灭国民党军的一个硬核桃或二个烂葡萄，华东就可以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如果从更大的范围看，这将不仅是华东，而是整个关内战场的转折。如果此时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能进行战役配合，以机动兵力40万对25万兵力优势，加上此时敌人基本以一个整编师为作战单位（直到豫东战役，我军都可以每次歼灭敌人一个整编师）。打一两个胜仗，战局就可能逆转，我军直接转入战略进攻或战略决战并非不可能。
其次，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对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唯一的。有人把淮海战略决战胜利的原因归结于刘邓挺进大别山，因为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不错，此前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后重创了华野和中野，战略上是成功的。但到战略决战时，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却被分散了。战略决战时，华东的国民党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和整编11师均不在华东，但国民党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实际上，蒋介石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民党军再集中到华东与解放军决战，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造成桂系不再把部队派到华东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趁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蒋介石力量的削弱，以逼蒋下台。因此，华东我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来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而不是挺进大别山。
第三，刘邓大军跨越黄泛区时重装备全部丢失，作战实力大打折扣；挺进大别山后，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围之中，人员损失巨大，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才恢复了真正的实力。据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所述，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出征前的兵力统计为124147人，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除去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外不足万人计，刘邓大军尚不足70000人。到了淮海战役时，当年战术素养极高的刘伯承及实力强劲的中野，只能给陈毅、粟裕指挥的华野充当下手打阻击。电影《大决战》中有一个场景：中野准备围歼黄维兵团，一些高级将领担心实力不足打成了消耗战，邓小平政委做工作说：我们即使拼光了老本，中国革命有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说明以中野当时的实力想独当一面歼灭12万人的国民党军一个兵团是有困难的。实际情况是华野派出了四个纵队协同作战，中野顽强拼搏最终才消灭了黄维兵团。
第四，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战场所不在大别山而在淮海一带，刘邓大军只有与华东野战军联合作战才是取胜的有效途径。华东战略决战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华野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但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刘邓在大别山实在待不下去，请求退出大别山，而刘邓大军出大别山后又鬼使神差地靠近了华东地区。同时，粟裕又不愿分兵去江南作战，这才使两大野战军有了联合作战的可能。但话又说回来，以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以后的实力，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或一个军尚可，对付一个兵团则很难啃得动。看看华野初战淮海吧！华野准备拿黄百韬兵团开刀，黄百韬见事不妙拔腿就跑，华野一路追击，硬是把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圩，消灭黄百韬兵团一部后暂时按兵不动，目的是想再钓一条大鱼。而淮海附近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面对蒋介石的严令也不敢全力救援，始终不肯脱离徐州保全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好命令远在南阳的黄维12兵团千里跋涉去救援，而书呆子气过于浓厚的黄维居然敢在四周随时有共军出现的地方长途跋涉，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如果刘邓大军当时不依托华野联合作战，实在想不出解放战争刚开始就首战全胜出手不凡，给予蒋介石当头一棒的中野还有多大的作为。
第五，毛泽东还一度设想让华东野战军一部过长江挺进国统区的心脏作战，由于粟裕的劝阻，毛泽东才放弃了这一决定。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是有稳固的后方支持作战，以解决弹药补充、军需物资补给、兵源补充和伤员的救护，这些在解放区是能做到的。但深入国统区作战，这些条件基本丧失，刘邓在大别山的作战，损兵折将之大，除国民党军实力强劲之外，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支持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粟裕也正是看到了这个短处，再联想到刘邓大军进出大别山前后的实力对比，才得出不愿分兵去江南作战的决定，而事实证明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刘邓挺进大别山并不成功。
从毛泽东老想着分兵到敌后方作战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维还停留在抗战时期，总想着到敌后去扩大地盘，这种想法已经落伍了，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已不是单纯的争地盘的事了，而是谁能消灭谁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有百万之众，民兵超过了两百万，拥有几十个解放区和上亿的人口，与国民党决战的时机正在逐步形成，有了充分的决战条件而不去运用，将优势化为劣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在不是高明的办法。
刘邓挺进大别山，毕竟是进攻战略中实现战略转换和战略发展的一个奇招，在打乱敌方部署、进行战略策应、拓展有利战场、集聚战争力量、形成规模效应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至于是否堪称中外军事史上的杰作经典，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险招之五：谋划林彪攻打锦州
战役背景
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经过夏、秋、冬季三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国民党军38.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30.7万平方公里。到1948年8月，东北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03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共54个师7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包括二线补充兵团）33万人。各部队开展了大练兵和新式整军运动，军事和政治素质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东北国民党军遭到人民解放军连续打击后，处境非常困难。其总兵力虽然尚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孤立地区内，欲守无力，欲撤难舍。由于北宁铁路（今北京—沈阳）若干段及营口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对此，其统帅部深感忧虑。为保存实力，曾考虑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铁路，将主力撤往锦州，以便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但又顾虑将会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未敢贸然决策，于是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卫立煌决定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方针，企图保住现有占领区，以支撑全国战局，一旦形势不利，再经北宁线从陆上或营口海上撤退。
整个形势表明，东北战场作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国民党军，军队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占优势，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条件已经成熟。据此，毛泽东根据全国军事形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在东北战场上同卫立煌集团首先展开决战，并为东北野战军制定了南下北宁线，将卫立煌全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对此颇为顾虑，徘徊于打长春或南下作战之间，到7月20日才初步确立南下北宁铁路作战的决心。但到8月份，仍以北宁路附近敌情严重、供应困难等原因而未做出南下作战的部署。经中央军委批评后，9月3日林彪才上报南下作战的大体部署。9月7日，中央军委就东北的作战方针发出指示，强调必须确立攻克锦（州）、榆（山海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必须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集团来援时敢于同其作战；必须有“攻锦打援”的通盘部署，既攻克锦州，又歼灭沈阳援军；必须据此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据守辽宁省锦州的国民党军进行攻坚战役。
锦州西距山海关近200公里，东距沈阳230公里，是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与华北“剿总”连接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部及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余人，固守该市待援。
为增援锦州，蒋介石从关内紧急调第39军、第62军、第92军第21师、独立第95师，海运至葫芦岛，连同原驻守锦西的第54军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沈阳调新1军、新3军、新6军、第49军、第71军等共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夹击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主力，首先攻占锦州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决定，以5个纵队16个师和炮兵纵队主力夺取锦州；以2个纵队8个师在锦西以北塔山、虹螺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击“东进兵团”；以3个纵队11个师置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组织运动防御，节节阻击“西进兵团”；以1个纵队主力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
锦州攻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扫清锦州外围据点。9日，外围作战开始，经过激烈争夺，至13日，由第2、第3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炮兵纵队主力组成的北集团攻占锦州城西北的合成燃料厂及黑山师、团管区，城北的配水池、亮马山；由第7、第9纵队和炮兵纵队一部组成的南集团攻占罕王山，前出至女儿河北岸；东面其他纵队攻占大、小紫荆山、百官屯、北大营。防守上述据点的国民党军一部被歼，大部退守城内。在外围作战的同时，攻锦各纵队进行了攻城准备，将交通壕一直挖到守军的阵地前沿。第二阶段，总攻锦州城垣。14日10时，东北野战军集中火炮360余门，向锦州城发动猛烈轰击，为步兵突击扫除障碍。11时左右，突击部队迅速突入城内，在打退守军的多次反扑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后梯队及时投入巷战。15日拂晓，攻城部队胜利会师，歼灭范汉杰指挥所和第6兵团部。此时，残余守军约1.6万余人退守锦州老城，企图凭坚顽抗。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由南门和城东南角突破，第2纵队由城西北角突破，并迅速攻克该城，至18时战斗结束。
此战，东北野战军伤亡24548人，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俘范汉杰以下官兵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解放军迅速攻占锦州，使东北战局急转直下，对国民党军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点评
辽沈战役中置沈阳、长春之敌不顾，而集中兵力攻打锦州，这是战史上的神来之笔，但也面临极大的失败风险。锦州战役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打援，即阻止来自于营口和沈阳的国民党军“东西对进”的救援部队；二是要求攻锦的部队攻坚能力相当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锦州。否则拖延了时间，国民党军“东西对进”一旦突破阻击线，战局将急转直下从而不可收拾，参加锦州战役的东北野战军有被国民党军队合围歼灭的危险。
在战役决战之前，林彪犹豫不敢打锦州是有道理的。一个军事家，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战胜敌人，也一定要避免大败，特别是在有利的形势下更应如此。林彪如果不打锦州，没有大胜，也无大败；如果攻击锦州不利，则有可能大败。事实上，在此之前，东北野战军还从没有攻克过重兵把守且有近代防御工事体系的大城市。如果林彪不加权衡就冒险同意攻打锦州，起码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事家的表现。后来，当东北野战军的实力极大增强后，林彪感觉有把握才同意攻击锦州，这也正是一个军事家应有的谨慎态度。
在确定攻击锦州并开始行动后，林彪又曾犹豫过，这多被人们所诟病。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敌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影响战局的胜负，对于全权负责指挥这场战役的林彪来说，在没有想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之前停止下一步的行动，这是一个将领的正常表现。
林彪开始行动准备攻击锦州时，敌情的突然变化是：蒋介石为了挽救在东北的败局，决定在林彪攻击锦州的时候与东北野战军实行战略决战，分别从营口、沈阳两个方向组成救援兵团，实施“东西对进”，并与受困的锦州国民党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攻锦的东北野战军。
那么，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否就是一厢情愿呢？答案是并非如此。
首先，林彪部署攻锦的兵力后，负责打援的兵力不足，并且打援的部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守住阵地。锦州守敌有10万人，又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林彪布置了5个纵队16个师攻锦州，以2个纵队8个师阻击敌“东线兵团”，以3个纵队11个师对付敌“西线兵团”，另外机动兵力只有1个纵队作为攻锦的总预备队。从以上部署中可以看出林彪再无兵可用了，能否阻止“东西对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就只能寄希望于打阻击的部队了。而作为阻击的战场，锦西的塔山和锦东的黑山其实都是石头小丘陵，几乎无险可守。甚至在阻击部队到达塔山的时候连修工事的土都是紧急从附近的农村运来的。如果这两个小山头一旦失守，则东野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
其次，负责“东西对进”救援锦州的国民党军队实力强劲，突破防线并非没有可能。从沈阳出发增援锦州的西线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其机动兵团由国民党两支王牌军新1军、新6军加上新3军、第49军、第71军共11个师组成，随时可以向锦州攻击前进。而以廖耀湘机动兵团的实力，如果像由蒋介石亲自督战的西线兵团那样孤注一掷地猛打猛冲，负责打援的我方3个纵队11个师能否顶得住还是一个未知数。正是廖耀湘的犹豫不决以及攻下彰武以后干脆按兵不动，才使西线兵团没有对我方阻击部队形成较大的压力。敌东线兵团由第39军、第62军、第92军第21师、独立第95师及原驻守锦西的第54军共11个师组成，在蒋介石亲自督战下救援积极，开始攻打塔山的只有3个师，以后又不断地增加了攻击部队，任凭怎样疯狂的进攻却始终攻不下塔山阵地，但仍然给予阻击的东野部队以巨大的杀伤。如果不是打阻击的部队作风更加顽强，抱着拼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必死决心，塔山阵地也有可能丢失。
第三，国民党军队一旦切断了东北野战军的运输线，攻锦时粮弹供应不上，有可能拖延战局的进程。西线兵团在廖耀湘的指挥下攻下了彰武，已经切断了东北野战军的运输线。东野通往黑龙江的后勤线被截断，形势已经对攻锦的东野部队出现了不利的变化。因为攻锦的时间过长，弹药消耗过大并且补充不上，就会使攻克锦州的部署前功尽弃。而一旦如此，东野想退回黑龙江的后路都被截断了。而国民党军的三路大军在锦州击破东野主力之后，无论是国民党军北上沈阳，还是南进华北，都将一举打破国共双方的战略均势，从而彻底改变解放战争的结局，幸而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国民党失去了出现战略转机的大好时机。
第四，东北野战军还从没有攻克过重兵把守且有近代防御工事体系的大城市，长春久攻不下就是证明，因此锦州攻坚战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两种战役绝不是同一个结果，如果是持久战假若出现上述不利我方的因素，输掉这场战争也是有可能的。
第五，从实战情况看，东北野战军的防御和攻坚能力大大出乎意料，而国民党军保存实力的诟病再次发作，双方实力的此增彼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从防御上看，东野只在东线经受了国民党军的冲击，而东线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明显不如拥有王牌军的西线部队；从东野攻坚来看，攻锦的部队实力明显高于攻打长春的我方部队，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克了有坚固工事的锦州。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国民党将帅的不同心、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缺点注定是要断送国民党前途的。蒋介石对援锦最坚决，而作为东北国民党军最高权力的“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却反对从沈阳出兵救援锦州，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临时将得意门生廖耀湘升任西线兵团司令，强令廖耀湘从沈阳出发救援锦州，而廖耀湘既不敢当面抗命又不太热心救援，这就为后来的救援不力埋下了祸根。当阙汉骞、侯镜如的东线兵团已经在塔山大打出手之后，廖耀湘拖了很多天才从沈阳出发，带领西线兵团前进，攻下彰武后就按兵不动，除了切断东野的补给线，实际上对援锦没有任何的帮助，而直到锦州被东野攻克后才着急起来，急急忙忙回撤逃命，但究竟是向沈阳还是营口方向撤退，这时候就由不得他了，负责监视他行动的东野部队怎么能让这条大鱼游走？拼尽全力哪怕全部拼光老本也要把廖耀湘死死地阻止在黑山一带。
时空的变化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环境的变化改变了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当上了兵团司令而犹豫不决的廖耀湘不再是当军长时敢于猛打猛冲的廖耀湘了，对于身经百战的廖耀湘的这些变化，林彪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在品头论足辽沈战役时几乎个个都是事后诸葛亮，对于林彪在攻打锦州时的犹疑难以理解。笔者读过不少描写辽沈战役的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感觉是看的东西越多，反而觉得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攻打锦州时真是凶险万分，当时国共双方都是在赌注式的玩命一搏，谁胜谁负已经不是眼前的一场战争的问题了，而是事关谁能统一中国的生死存亡大问题。
林彪是战术家，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林彪只能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改变其兵力部署，他不可能预见到国民党将帅的不同心以及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老毛病何时能够发作，而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执行力差往往断送其大好前程。蒋介石是不幸的，当他决定要反共拿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时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他遇上了共产党的战略大师毛泽东，毛泽东有关键时刻可以依赖的战术大师林彪，而蒋介石呢？他所谓的得意门生虽然也有昙花一现式的辉煌，但长此下去能让他放心吗？当林彪克服了短时的犹疑决心已下的时候，就全力执行下去。而林彪的部下也确实争气，塔山阻击战岿然不动，攻克锦州势如破竹，黑山阻击战寸步不让，围歼廖耀湘兵团摧枯拉朽，辽沈战役呈一边倒的局势。当取得辽沈战役完胜以后，毛泽东自豪地预测：原来预计用5年的时间打倒蒋介石，现在看来只用1年左右的时间就够了。事态的发展的确如此，毛泽东何以敢发如此豪言？因为他身后有林彪，而林彪手下有虎狼之师的百万东北野战军。
兵者，气也。事实上，在辽沈局部，在锦州战役正酣之时，国民党军队锦州坚守，东西对进，加之坚决果断，是可以形成局部优势的。但是，在战场上，往往是“怕死必死，不怕死不死”，结果两然。
二〇〇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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