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众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观望中国的政治走向，关心国家的未来和发展方向，担忧那几个在“文革”中靠残酷内斗起家、身居高位的极“左”人物窃取党和国家的大权，从而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此时，已定性为“右倾翻案风头子”的邓小平被监视居住，失去了自由，他一边思考着党和国家的未来，一边静观其变，希望党和国家朝好的方向发展。在那令人窒息的日子里，处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四人帮”上了台，对他来说是“掉脑壳的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相信党内会有“好事”发生，他感觉“中国共产党的这艘航船，几十年风风雨雨总归是不会半途抛锚的”。
邓小平的良好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十月六日晚，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作恶多端、天怒人怨的“四人帮”，不仅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心声，而且使中国脱离了坠落深渊的绝境。邓小平闻讯，感觉自己能够安度晚年了，甚至还可以再为国家奋斗二十年，他高度赞扬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做出的历史功绩。
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党没有忘记他，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上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的民众都希望邓小平尽快出山，收拾被“文革”重创、积重难返的残局。虽然有些曲折，但是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复出了，党中央全面恢复了他被错误“撤销”的各种职务。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面对的不是充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遍地荆棘的坎坷之路。但是邓小平没有退缩，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信念，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全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棘手问题。
敢于担当，勇于担责，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复出后的邓小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请缨，主管被“文革”摧残最严重的科技和教育领域。为了摸清情况，广纳善言，邓小平决定召开一次专家学者座谈会，他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田志远去请几位颇有建树的专家，当田志远找到他们时，他被眼前的状况震惊了。
苏步青是享誉中外著名的数学家，他领导的复旦大学数学所，是我国数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所之一，“文革”中他被打成“卖国贼”“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学生宿舍关了六个多月，被批斗了一百多次。此刻他领导的数学所已被关闭，十几位专家学者解散后被监督劳动，他无所事事，愤慨而又无可奈何。李国豪，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文革”中被视为同济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一边被人批判，一边又被人监视解决技术难题，形同木偶。当田志远去邀请他参加座谈会时，他正被人押着去解决南京长江大桥出现的晃动问题。王大衍是我国光学界的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在镭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领域有重大成就，被称为“中国光学之父”。此刻他被长春“光机所”一个造反起家的党委书记送到看守所关押。在田志远看来，这简直就是中国科学界的耻辱。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王大衍才能专程到北京参会。陈景润，新中国培养的年轻才俊，在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上研究成果最大的第一人，只因被人定性为“白专典型”，就被贬到一个八平方米的漏雨锅炉房里，忍受病痛的折磨，在人们的冷漠、嘲讽中，边工作边搞数学研究……田志远看到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当年全国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与他们有相同的命运？一个号称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竟然把科技工作者当作专政的对象，这个国家如不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
科技界如此，教育界何尝不是如此。在邓小平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的何教授反映，这几年“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不经过考试就直接进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低，基础参差不齐，“大多数学生连中学程度也达不到，直到现在，还有百分之二十在学初等数学，有的学生学了三年还只有小学水平”。邓小平愤怒了，斥责“文革”使名扬中外的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武汉大学的查教授更是痛陈了当前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邓小平边听边思考，他大胆果断地做出了决策，即使已经开过了老一套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即便马上恢复高考时间仓促和困难重重，也决不能让误人子弟、漏洞百出的所谓“推荐”上大学的状况继续下去，他当机立断，建议立即恢复全国高考，让有知识、肯学习的学生和社会青年走进知识的殿堂。这一英明决策，使多少有才能的学子有了深造的机会，又有多少青年才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其事地宣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长期套在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被解除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全民的共识。在邓小平的关怀下，苏步青的数学研究所恢复了，李国豪是受人尊敬的技术权威，王大衍专心于光学研究，陈景润也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奋力向摘取“哥德巴赫猜想”上的皇冠冲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解除人们长期以来精神枷锁的一大贡献。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精髓和灵魂，是我们党解决问题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为中央党校写下了“实事求是”的题词，可是在“文革”中，“实事求是”被错误地颠覆了，领袖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和“最高指示”，容不得任何人的质疑。“文革”结束后，个别领导人打着维护毛泽东旗帜的名义，思想僵化，推行“两个凡是”，继续维护“文革”时期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决定，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影响了经济建设。邓小平多次指出，任何时候都要讲求实事求是，这也是毛泽东提倡的。为此，他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争论的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在东北视察的邓小平及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论述，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拥护和好评。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的东西，不能用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来否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尊重事实，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是邓小平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在广东宝安视察时，针对当地规定“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是资本主义”的荒唐规定，邓小平请当地领导吃鸭时，风趣地问他们这是社会主义的鸭还是资本主义的鸭，谈笑间就解决了群众养鸭上的“姓资”“姓社”问题。在大庆视察时，他肯定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关心和改善工人的住房问题。在鞍山视察时，针对牛炉长只讲革命精神而不讲科学技术的现象，他请牛炉长和工友们观看国外现代化炼钢厂的影片，既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又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针对小岗村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创举，邓小平鼓励他们大胆试验，进一步改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努力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改革创新，大胆开放，中国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多次出访国外的邓小平，被国外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所震惊，他深切感受到我们确实是落后了，我们耽误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再也不能自我陶醉、自欺欺人地“闭关锁国”搞社会主义了，必须打开国门，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此，邓小平借鉴了新加坡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成功经验，支持广东大力吸收港澳资金发展出口加工业，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推动了“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此后进一步对外开放了十几个沿海城市，带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使我国经济建设迈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国运、家运、人运，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国家走出了内斗的泥潭，走向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也改变了处于迷惘、探索、抗争中的一代年轻人的命运。夏建国和田源是两个下乡知青，因在“天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总理、同情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坐过牢，后来又因张贴反对江青勾结上海帮阴谋抢班夺权的大标语，被公安机关追捕，两人只好亡命天涯。另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下乡知青吴怡茹，为给自己找一条活路，准备“逃港”去找舅舅。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长刘金锁，面对年年闹春荒、半个村扶老携幼外出要饭的乡亲，他的心里在流血，他因无力改变现状，加之生活的沉重压力，也迫使他走上了“逃港”之路。田源、吴怡茹、刘金锁三个在“逃港”中结识的年轻人，只有吴怡茹在田源、刘金锁的帮助下“扑网”成功。正当田源、刘金锁处于绝望之际，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两人感觉中国有救了，于是结束了逃亡历程。
此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步步深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层层推进，“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状元”夏建国进入北京大学深造，逐步成长为北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青年才俊田源也在高考中考出了好成绩，但因他有“坐牢”和“逃港”的经历，以及高考时的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错过了上大学的时机。但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才何止读大学一条路？田源没有沉沦和自暴自弃，而是自谋出路，开始了自我创业，最终走向了实业家的成功之路。已经“逃港”了的吴怡茹，没有在舅舅提供的优裕生活条件下迷失自我，而是醉心于她衷情的音乐艺术，成长为深圳交响乐团的副团长。因绝望“逃港”的生产队长刘金锁，顶着坐牢的风险，与小岗村十几个为生活所迫的村民冒险签订“分田单干”的“血书”，不仅改变了乡亲们年年逃荒要饭的命运，而且使千家万户的农民因实行联产承包制走上了富裕之路。还有听党的话、忠于职守、在凤阳县小岗村“插队落户”的下乡知青夏建红，主动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扎根农村，为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尽心尽力，成长为凤阳县委副书记。新华社年轻的女记者任燕思想活跃、工作泼辣、敢作敢为，及时报道了众多有分量的邓小平的讲话，以及重要的新闻和内参，为人们解放思想、求实创新提供了正能量的信息，她也成长为新华社要闻部的主任助理。
还有战争年代邓小平的两个部下田志远和曹慧，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受极“左”思想影响很深的《红旗》杂志社编委曹慧，内心深处总是怀疑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担心邓小平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上，当她亲耳聆听邓小平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仍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她热泪盈眶，对邓小平的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此后，她也进行了自我检讨，努力改掉自己身上的极“左”思想，终于与田志远破镜重圆了。
读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本书，最大的体会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历史的转折关头时，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使中国走向了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发展道路，中国也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请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枷锁，中国走出了迷信领袖、一切唯命是从的迷惘；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以及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消除了党的最高领导个人独断专行、把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家长制”；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经济才有了活的源头，中国的经济也就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从“制造”走向了“创造”；加强法治建设，实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由人治走向了法治；在国际上不出头，不结盟，以及韬光养晦，为我们争取了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举足轻重，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正是倡导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
中国有幸，因为有了务实的邓小平，中国在重塑汉唐雄风的复兴之路上，已经走得踏踏实实而卓有成效了；中国人民有幸，因为有把人民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的邓小平，中国人民在奔向小康的富裕之路上，终将把良好的愿景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二〇一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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