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作家当中，杜甫的传记，应该是很少有疑问的，因为关于杜诗的编年工作可以不发生什么困难，一部杜诗本就摆出了诗人的一生，包括他的生活和思想。然而诗人杜甫是中国的极为伟大的人物，主要的原因是他接近人民，他的生活，表现在诗里的他的思想感情，都是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因之根据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传统见解，在对杜甫的理解上还存在着重要的问题，有些本来是明白的事，反而弄得糊涂起来了。比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年）十一月里杜甫从长安回奉先，写了有名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我们认为等于陶渊明写《归去来辞》，即是说杜甫久在长安求官做，终于也得了率府胄曹参军的官职，而他毕竟还是做官不下去，“官定”后马上又走了，这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感情，而像仇兆鳌就不认识这个问题，他断定杜甫归奉先后又回长安就职的，他举出诗来作证，他不知道这是他的主观，他把杜甫的这些诗理解错了。今天冯至的《杜甫传》仍然沿袭了仇兆鳌的这个意见。又如《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宋人黄鹤倒说过“当是（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至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为之”，我们坚决地主张前后《出塞》诗是杜甫作于秦州，这是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从古以来多数人对于这件事不曾作认真的考虑，抱着不正确的见解，把杜诗的光辉都掩盖住了。再如杜甫在乾元二年由洛阳回华州，过了新安县，再到石壕村，再到潼关，那么“三吏”的诗的次序应该先是《新安吏》，再是《石壕吏》，再是《潼关吏》，而一般的编次则把《潼关吏》一首放在三首的中间，这看来是小事，却反映着对杜甫的作诗的感情有些隔膜，也就是没有把杜甫的生活——他的旅行的状况给读者产生亲切的印象。因为从《新安吏》和《石壕吏》两首诗的不同的气氛，分明是诗人写了这一首突然又写那一首的，在《新安吏》里杜甫说了许多动感情的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不说，他倒是一夜没有睡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两首诗的连续着写，真真反映了杜甫之为人。我们举了上面的例子，是想说明对杜甫的研究，虽然有许多方便，向来对杜诗的编年大体上是可信的，但在今天我们格外地要研究杜甫，这里确有“温故而知新”的问题。
一 难得的杜甫的歌颂人民
现代的鲁迅，在他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毛主席称赞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表现鲁迅的爱憎分明，爱人民，憎恶本阶级。凡对鲁迅的作品有所接触的人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古代杜甫的最大的价值也正在这一点，我们读他晚年在湖南写的一首《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这里“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表现了杜甫的爱憎分明，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样，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历史上，在知识分子当中，确乎没有第三人，像杜甫，像鲁迅，从感情上站在“蝼蚁”的一边，站在“孺子”的一边。
现代鲁迅思想感情的特点，是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产生的，他痛恨“国民性”，早期他还不知道他所痛恨的这个东西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中国的劳动人民，倒是他自己说的，“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我们试读他下面的极为沉痛的话：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怜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鲁迅全集》第三卷，14-15页）
很分明，这是鲁迅耽忧中国在现代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如果不把腐败的统治阶级推翻的话。他最初从爱国主义的感情出发，把这种腐败叫做“国民性”，看上面所引的他举的实例，显然不是劳动人民的事，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写在〈坟〉后面》里面他划分清楚了，他这样说：“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说明鲁迅从生活经验当中“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支持中国历史的是不读书的“愚人”，——按其实指的就是中国的农民。
在唐代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杜甫是历史的证人。那时天下遭了胡人安禄山之乱，乾元二年春从洛阳回华州的路上诗人有一系列的创造，在暴露统治阶级的同时歌颂了农民。我们如果不懂得杜甫笔下的农民形象，就不会真正受这些诗的感染，也就不会向劳动人民学习，主要是学习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富有正义感，他们捍卫了祖国。这一年三月里，唐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的兵在相州——邺城遭了大败，就是《新安吏》里写的，“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郭子仪的部队退到河阳，保卫东京。所以《石壕吏》的老妇人说：“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新婚别》的新妇对丈夫说：“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的老汉对老妻说：“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这都是反映当时的局势的。杜甫本人这时正从洛阳往西走，亲眼看见了相州败退后的情形。当他走在新安县的路上，“喧呼闻点兵”，而所点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壮丁已经没有了，“次选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起初是“喧呼”，后来是“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就是说小孩子都已走了，母亲们还在那里哭，其时是日暮。府帖是“昨夜下”的。这明明是诗人在新安道上以极大的同情心有意地写下从“昨夜”到这一日日暮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不仅仅因为写诗的技巧的关系故而把事情写得精练。杜甫劝母亲们不要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不是亲眼看见哭的人耳朵里不离哭声万万写不出来的。往下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新安吏》整首诗表现了杜甫的盛情。而在《石壕吏》里则是极怒，诗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直到终篇为“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这样一个人投村出村，满腹的愤怒和同情，作为千载下的读者，我们谁都看得出来。毛主席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杜诗所反映的诗人对待人民的态度，到今天犹足以教育我们。我们更要注意杜甫笔下的人物形象，从这些形象证明杜甫是真正地歌颂人民，好比《新婚别》的女子，旧日说诗的人也都说她“既勉其夫，且复自励，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什么叫做“发乎情，止乎礼义”呢？其实就是杜甫给我们写了一个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从这个环境看，这个昨夜新婚的男子今天早晨是非从军不可的，当然不能说他是愿意，他同一般的农民一样，都是遭受压迫的。从这个昨夜新婚的女子看，她愤怒得很，诗里并没有写男子，而是写她，所谓“情”就是她的愤怒，杜甫把她的愤怒真写得真实。但怎么办呢？“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就是说丈夫不能不去，而自己不能不在家了。于是她劝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旧日说诗的人说她是“止乎礼义”，我们今天的分析则说杜诗刻划人物性格的发展，人民有正义感，当生活事实暴露在面前之后，自己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丈夫非从军不可。于是“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与君永相望！”这个夫妻之情该有多么重，他一定受了她的感动，她的两句话对他有决定的影响：“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所以杜诗是歌颂人民。再看《垂老别》的老年人的形象，“投杖出门去”，写这个老年人被催迫，要他去要得多么快！我们读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当时有被催迫的老年人。“同行为辛酸”，我们又知道同去的有许多人，大家都可怜老年人。而老年人自己呢，乃连忙来一个幽默的动作：“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这是诗人借“介胄之士不拜”的成语，写这个老年人投了杖之后已经是一个兵士了，来一个长揖不拜，逗得大家一笑。这是老年人转而安慰同行者。仇兆鳌对这两句解释道：“此叙出门时慷慨前往之状，乃答同行者。”这也是说明两句诗的形象性。杜甫用的“男儿”二字真是善于刻划，把“老”、把“兵”、把人民方面、把催逼的官吏方面，都写出来了。最后这个老年人说着“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话，同《新婚别》的女子最后说的话都是正义的人民的声音。《无家别》的男子，从邺城的败仗中回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像他这样的话真可爱：“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真是好农民的性格，一点也不表现着消极。杜甫不是为描写而描写的，他也没有为写诗而写诗的必要，“方春独荷锄”的“春”，“日暮还灌畦”的“日暮”，反映着诗的真实性和具体性，记录了邺城吃了败仗那个春天一个“无家别”的男子的历史。
上面讲的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上写的诗的真实性和具体性，反映了时代，歌颂了人民，我们从这些诗看出了诗人杜甫的一段生活以及他的整个的人格。另外还有一首诗我们又必须注意，就是普遍传诵的《赠卫八处士》。我们把这首诗抄下来：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抄它是为得换一换空气，这首诗很容易把我们引向“桃花源”的世界里面去。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空想，确是唐朝地主阶级的家庭生活，在战乱当中这个家庭安静得像“羲皇上人”。这首诗的编次，大家的意见是相近的，我们同意把它定为乾元二年春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途中过了潼关之后访他的一位旧友——卫八处士的家而作。那么这是说《赠卫八处士》是同“三吏”、“三别”在一个时间一条路上写的了。是的，因此它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新安吏》里，农民的孩子都去当兵了，“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而卫八处士家里，儿女成行，见了杜甫，“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一点战争的影响没有。所以我们把“三吏”、“三别”和《赠卫八处士》一起读，才了解了唐朝封建社会的全面，一方面是农民从军作战，一方面是地主阶级过着剥削安逸的生活，寄生的生活。我们当然不是说杜甫能够对比着写两个阶级的生活，但对于诗人杜甫也难说他心里绝没有这个对比。他既然能把自己的家庭同一般的农民比过，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里所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现在是目击新安县、石壕村的情况之后，到了这个安静的家庭里，诗人的思想感情一点没有触动之处吗？在《石壕吏》的开始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在《赠卫八处士》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都写出了旅途投宿的状况。在《石壕吏》里“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赠卫八处士》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认为确乎反映了诗人的感情，前者他不能忘记路上的农民的一家，依依不舍，后者他和卫八处士属于同一阶级，虽然境遇不同，而“世事两茫茫”，杜甫在这里分明看不见希望。
像上面的对比，一方面同情人民，对人民遭遇的痛苦抱不平，而在抵抗胡人的战争当中，把希望寄与人民，从《新婚别》的妇人口中表示出：“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另一方面“名不隶征伐”的地主家庭，《赠卫八处士》这一首诗是难得的史料，我们今天应该这样认识杜诗是诗史，它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三吏”、“三别”是春天写的，就在这年七月至十月杜甫远客秦州，在秦州他写了《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都是歌颂农民的诗，写兵的诗。《前出塞》的主人公是唐代的一个农民，他从青年时从军，那是太明白了。《后出塞》从第五首“我本良家子”句亦可证明这个人物是农民，因为如《哀陈陶》诗中所写，“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良家子”指的是农民子弟。《前出塞九首》表示杜甫的歌颂诗达到最高的成就，我们真不应该忽视。“三吏”、“三别”如上所述，再从诗人更早写的《兵车行》来看，“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言点行频”，杜甫自己就是这个“道旁过者”，他同兵士谈话，杜甫的诗都是从具体生活当中来，这是杜诗的真正价值之所在。乾元二年七月里他离开华州，度陇山，至秦州，在秦州住了一个短时期。这就是杜甫到了祖国的极西境了。他在这里看见了调往河北去的兵，如《秦州杂诗》第六首所写：“城上胡笳奏，山边海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这个诗的体裁是律诗，而它的创作源泉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古诗是一样，是杜甫在秦州路上亲眼看见了“士苦形骸黑”因而写的，“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可能就是兵士同杜甫说的话。所有杜甫的秦州诗表现着诗人一面忧蓟北，一面就忧秦州的吐番为患。如《秦州杂诗》第八首所写：“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第七首有云：“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这是在秦州看见唐有将军在，（《日暮》诗对将军有描写：“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而连忙就想到蓟北，记起“出自蓟北门”的诗，当时蓟北为史思明所占据，那么“蓟门谁自北”呢？谁在那里走路呢？诗人自己这时是在秦州走路，他看见了许多可忧虑的事，如《寓目》有云：“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在他打秦州经过的第四年，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吐番果然入寇，并攻进长安都城。《前出塞九首》便是杜甫在秦州的不朽之作，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是爱国主义的诗，写着被压迫的农民形象，把阶级愤恨和保卫祖国的正义情感交织在一起，是“三别”的创造性的发展。同《后出塞五首》联系起来，杜甫又是有计划地创造两个典型人物了。这是毫没有疑问的，“三别”是有计划的创造，前后《出塞》也是有计划的创造。《前出塞九首》于乾元二年作于秦州，作者在第九首里等于告诉我们了：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按照向来的说法，“西方曰戎”，主人公在秦州，秦州与吐番接壤，故他说他“在戎”。“在狄”是附带说的，也就是身在秦州，并忧河北未收复，按照向来的说法，“北方曰狄”。而乾元二年中原方面洛阳又为寇所侵占，合起来说当时唐朝的局势就是这两句：“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这时杜甫客秦州。那么《前出塞九首》不是乾元二年杜甫在秦州写的，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它所表现的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真是巨大。它又启示我们以典型塑造的方法，它说明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作家创造人物必须有实生活作基础。杜甫创造《前出塞九首》曾经把他自己这次登陇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写人物的，我们读第三首：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这个形象，不能是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的典故空想出来的，决定是杜甫运用了他自己登陇山的经验。他在《秦州杂诗》第一首里说，“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而写起兵士来，则写这个兵士在陇水上磨战刀（“磨刀呜咽水”的“呜咽”就指“鸣声幽咽”的“陇头流水”），这是唐代农民出身的兵，是杜甫写的！杜甫的秦州诗，因为是边塞诗，和他以前、以后写的诗比起来，格外有着“萧瑟”和“清新”的风格，说明杜甫受了庾信的影响。我们又必须懂得，杜甫是富有战斗性的，他的诗是“磨刀呜咽水”，“丈夫誓许国”，比起庾信文章“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庾信是向关山“低头”。（“低头”二字是庾信自己用的，他说过“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总之《前出塞九首》是文学史上的大事。我们从这第三首也应该相信它是杜甫从华州到秦州后写的，诗人杜甫之为人，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感情，不能给我们留一个强烈的印象吗？
《前出塞》作于秦州，如上所述。联系起来，《后出塞》亦必作于秦州。《后出塞》第五首写到“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这是主人公自述安禄山长驱洛阳他逃回家里，这是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的事，杜甫在十一月自京赴奉先以后没有机会遇见这种人物，只有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他从华州回洛阳时可能遇见，因而写出诗来。把这诗的写作时期推迟一年或几个月（从华州回洛阳是乾元元年冬，从洛阳回华州是乾元二年春，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客秦州）当然也可以，就是推迟到客秦州时。客秦州而写《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分明是“三别”的创造性的发展，是有计划地写诗，是杜甫的歌颂诗达到最高的成就。前人也有把前后《出塞》编在一起，认为是同时写的。如果把这两组诗分开，如一般把《前出塞》编在天宝中年，《后出塞》编在天宝末年，并没有根据，徒徒损害了杜诗的价值，不理解诗和生活的关系，不懂得伟大的诗人杜甫。
我们还必须把《前出塞九首》是阶级愤恨和保卫祖国的正义情感交织在一起的情况说清楚。首先要说明这九首诗是写一个兵士的传记。杜甫的这个写法本来是很明白的，所以旧日说诗的人都认为这九首诗“皆代为从军者之言”，“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只是他们不懂得写兵的意义，不懂得传记的意义，因而他们的话近于“作诗法”。我们今天是学习了毛主席文艺思想，在美学上懂得“写兵”的深刻涵义，读杜甫的诗乃能“温故而知新”。对这九首诗的内容，从前的人也说：“是公借以自抒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忾之勇，恤士之仁，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乎哉？”那么《前出塞九首》是“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形象，旧日说诗的人也是认识的，不过他们不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诗人，他能够写一个“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品质的兵，唐代的一个农民。诗第一首是：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这是一个关中的老百姓，青年人，开始从军到西北交河地方去。在这第一首里说明了他要去的地方，他的“故里”是关中即秦川，读者到第三首“欲轻肠断声”句便知道（“欲轻肠断声”是从《陇头歌》“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来的，就是这个兵士自己说他在陇山遥望故里秦川），杜诗的简练每如此。这个人物最初是有怨恨的，有阶级的怨恨，对农民说是很自然的。如果诗仅仅有这一首，也是好诗，那就是讽刺开边之诗，但《前出塞九首》不如此，杜诗的人物性格是发展的。我们读第二首：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比起第一首来，形象不同了。他还没有忘记家，所以说着“骨肉恩岂断？”他总有愤慨，所以说“男儿死无时！”这句话极深刻，因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随时给人送死似的，然而他到底是马上荷戈，所以道出“男儿”二字，有自负的气概。连忙就显自己的本事了，所以有“走马脱辔头”四句。
接着第三首便是登陇山而“磨刀呜咽水”的形象，是一路往前走。“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二句把第二首里“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完全是男儿的气概。他把“愤惋”丢在一边。第四首：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者〔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说没有愤惋，这又是愤惋！《前出塞》的价值是双管齐下，一面写阶级压迫，一面就写劳动人民“丈夫誓许国”的正义情感，是很明白的。杜诗又是多么真实，多么具体，写远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第五首：
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
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前面写了四首，共三十二个句子，而实写了这个兵士走了万里路的生活。到这第五首，开始过戍卒生活了，而一下子又控诉军中待遇不平等。而“隔河见胡骑”又动了立功之心，于是就发出天真的叫喊：“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正是主人公感，悲愤于自己是在军中做奴隶而已。这两句诗旧日说诗的人最不能懂得，我们看一看仇兆鳌注，什么“卫青奋于奴仆”，什么“封常清始为高仙芝傔，……此亦起于奴仆者”，这就是士大夫的封建思想，与杜诗所表现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不可同日而语，杜诗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是从人民来的。
共是九首诗，从第一首到第五首，是实写，杜甫已把他的人物写给我们了，谁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物了，第六、第七、第八三首乃虚写。第六首表示对国防的理想，“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因为这个人物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理想也是真实的，读起来一点也不感到是诗人杜甫在那里发议论。第七首写戍守，第八首写临敌制胜，用了“汉月”的词汇，用了“单于”的词汇。杜诗里常有这种写法，《兵车行》里就有“汉家”，有“武皇”，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杜甫写的不是时事。现在这里第八首“单于寇我垒”，“虏其名王归”，指的也是时事，据《通鉴》，天宝十载有“擒吐番酋长石国王去师王”的记载。我们当然无须穿凿，但杜诗没有为写诗而写诗的情形。至少这里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也就是充实诗里主人公的性格。杜诗的主人公的性格是发展的，当其离家时，表现他的愤恨，“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这是真实的，自然的，遭受压迫的农民容易有这种愤恨。而自从到了边疆之后，看见胡骑，就有立功之心。立了功，“虏其名王归”，而表现着“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的思想感情。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般史书上的记载，总把擒贼擒王的事记在某个大将的名下，杜诗则是描写“潜身备行列”的士兵的功绩。第九首便是“从军十年余”的总结，我们开始已经讲过了。杜甫在这总结的一首里，爱国主义的感情甚重，谁读了都能受到感动，不要争功，贵有“四方志”，捍卫祖国。而发出这个呼声的是一个遭受压迫的农民，他的个性已经充分表现在他的阶级愤恨上面，杜甫把他写得多么可爱，多么真实，多么理想。毫无疑问，《前出塞九首》是“三别”诗的创造性的继续发展，是杜甫的歌颂人民的诗达到最高峰。同“三别”诗一样，有了诗所写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有了诗人的形象，我们读了《前出塞九首》，爱好它的人物形象，于是它的创造者杜甫的形象对读者说是太可景仰了，尤其是当我们了解了它是杜甫在秦州写的。
在这里我们也另外抄一首诗来换一换空气，广德元年吐番攻进长安，杜甫在四川梓州写的一首《冬狩行》：
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校猎亦似观成功。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驼□峞垂玄熊。东西南北百里间，仿佛蹴踏寒山空。有鸟名鹆，力不能高飞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为见虞罗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马一马骢。况今摄行大将权，号令颇有前贤风。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这是杜甫写他眼中的大将，这完全是暴露，是讽刺。这当然是真实的历史。
以上我们说明杜甫以爱国的深心，满腔热情地歌颂人民，他又极其敏锐地暴露统治阶级之无能。我们首先要这样认识杜甫。
二 难得的自我暴露
杜诗的暴露，其本质是暴露剥削阶级，包括作者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甫已经懂得“阶级”，他有的时候阶级偏见还很重。如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同情天下寒士，同情自己这一阶层的人，而对农村的孩子则大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就是阶级偏见，指“南村群童”为“盗贼”，失掉他本来有的“不为困穷宁有此”的胸怀。然而杜甫在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中确实看出了阶级对立的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都写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在《兵车行》里，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道旁过者，同被征的兵谈话，被征的兵答他：“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因为积了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自京赴奉先咏怀》里写他自己到家时的情况才能写：“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这就把自己的家庭和“平人”分开了。其所思的“失业徒”，所念的“远戍卒”，在杜甫明明是有记忆的，他自己的家庭和他们比起来居于有特权地位之列。社会就是这样的阶级对立，一直到晚年，自己飘流在湖南，有《遣遇》一诗，写着：“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这无意中把杜甫是一个寒士的形象写得很生动，“花时甘缊袍”，而其“自喜”的心理也暴露得极有趣，就是侥幸自己这一家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地步，睁开眼睛一看，到处是“刻剥及锥刀”！凡这些，都表现杜甫看出了社会上分两种人，一种是人民，一种是剥削阶级，他自己虽然穷困，是属于后一种的，“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暴露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像杜甫这样的深入生活的人才能做到一些。深入生活的具体意义在旧时代就是深入到人民的痛苦生活当中去。要像杜甫的“夜投石壕村”，要像他在湖南真正地接触了“石间采蕨女”，要像他“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确实做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道旁过者。这样的人才能暴露自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狂歌行赠四兄》这样的诗来：“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有时又啼笑皆非，很难分出是暴露，还是自怜，还是自己炫耀，如杜甫写过他长安过考的情况：“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又写他做官的时候怕遇见上司：“徒步翻愁官长怒”，请假不去又提心吊胆的，“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所有中国的诗人，没有像杜甫这样的坦白的。陶渊明是很诚实的人，他写起诗来就是含蓄，所以含蓄的原故，是他怕他说的话不诚实，他不肯自欺，这正是陶渊明的美德，如他的《饮酒》的一首：“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回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他本来是问他自己，当初为什么跑得那么远呢？出来求官做呢？要答这一问，说是因为饥寒交迫，可以的，像什么“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正是好文章，然而陶渊明不肯这么说，他在早年家里还未必穷到这个地步，出来恐怕也是自己想做一做官，所以他的诗写着“似为饥所驱”，一个“似”字，就是含蓄的写法了。杜甫就没有这个含蓄，他是暴露。陶渊明的诗也反映了陶渊明未曾深入生活，他很快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息驾归闲居。”当他真正遇到饥寒的时候，也只能说着：“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这表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所说的“人皆尽获宜”，是他自己所属的这一个阶级的人。“理也可奈何”的“理”正属于维护其社会秩序的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像杜甫“自喜遂生理”的话暴露出一种“苟活”的心理，即是社会的不合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问题的确实不少，有些人向来称之为愤世嫉俗，其实是本阶级的矛盾，他们又喜欢歌颂自己，阮籍可以算是一个典型。阮籍作了《大人先生传》，所谓大人先生，当然是阮籍自己一流，就是对自己歌颂。他所刻划的裤裆中的虱，可谓真实得很，但这些虱也正是“君子”，“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所以阮籍所暴露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阮籍也是善于妥协的人，而在他的诗里把他的妥协也写得很美丽，也还是自我歌颂，像这样的形象：“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真非阮籍不能写，感情真实得很，很有气魄。他认为他同龙一样，能够“曲”，那么他的妥协也正是凤毛麟角了。凡这些，都说明一件事，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和劳动人民比是不容易的，他们注意的焦点是在一个阶级之中，所以像阮籍那样，“青眼”也是对本阶级的人看，“白眼”也是对本阶级的人看。只有唐代的杜甫，他深入生活，接近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的诗就能歌颂人民，暴露剥削阶级，包括作者自己。后于杜甫有白居易，白居易的诗表现了暴露的性质，确乎是难得的，是白居易学习杜甫的暴露而且有所创造，他把暴露的主题给集中起来。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杜甫的诗和白居易的讽谕诗还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比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属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质，杜甫的《垂老别》就不能如此说，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而在黑暗的社会里总是有光明的，所以它歌颂人民。杜甫的暴露，暴露和人民对立的统治阶级，他自己也在内，白居易是自己居于人民之上，不过他确实要求做一个好官，如《新制布裘》所写：“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这依然是自我歌颂，即是歌颂知识分子。
上面的话，不是为得抬高杜甫而把别的人都贬低一些，不是的，只因为在古代作家当中难得有杜甫这个人，他能够暴露自己，歌颂人民。根据我们今天的学习，什么叫做暴露，什么叫做歌颂，还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必须接近人民，才懂得歌颂，也才懂得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对自我暴露感到亲切。鲁迅的《一件小事》应该给我们说明了一个规律，他的话该是多么亲切，“觉得他（一个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就是两个阶级的对比，这说明了暴露和歌颂的规律。
三 杜甫走的生活的道路
杜甫何以能够深入生活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有杜甫本人的个性的原因，有唐代知识分子所走的生活道路的原因，还有安史之乱，这是客观方面。杜甫和他同时的诗人也确有不同，如他和高适、岑参诸人同登慈恩寺塔，大家都写了诗，高、岑的诗和杜甫的诗比起来，杜甫反映了时代，高、岑写的是自己个人方面，属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诗，这说明杜甫较之高适、岑参能深入到社会里面去。再如李白，他同杜甫其实是处于同一时代背景的，杜甫有长安十年的丰富经验，李白也有他的长安生活，也经过了安史之乱，也有长久的游走生活，但和李白比起来，杜甫深入民间，这应该说是他们个人的原因。然而杜甫之为杜甫，他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当中能够深入生活因而接近人民，我们必须注意的，还在于唐代知识分子（尤其是李白、杜甫的时期）所走的生活道路有其特殊的地方。他们的仕进，不同于隋以前完全由选举决定，也不同于唐以后完全由科举决定，他们还很有自己选择的余地。还有，如孟浩然、李白，他们还可以不仕，孟浩然隐居而“风流天下闻”，李白离开长安，真是“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天下也容许这条路，唐以后的科举时代便不能说有这样的一条路了。杜甫所走的正是这个特殊的生活道路，沿着这个道路他便深入到社会当中去了。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应进士考试，这是走科举的路。考试落第了，这并没有对他起什么打击，这以后八九年他“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不像后代的知识分子每每是一场考试决定了命运。从三十五岁的时候起，开始了他的长安十年的丰富生活，目的是一个，求官做。这证明唐代知识分子的仕进不止科举一条路，因为杜甫在长安走了许多路子（都不像二十四岁时应进士考试那一条正式的科举的路），以“天下通一艺者”的资格应过尚书省的试，自己向皇帝进过《三大礼赋》，结果“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于是“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还向皇帝进了一篇赋，两篇赋。都没有达到目的。他还走了向不少达官贵人投诗的门径。到了四十四岁的时候，他得了官职了，在两个官职之中还经过了自己的选择，他决定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以上说明杜甫的仕进的路不止一条，虽然条条都是不好走的。不好走是当然的，而路不止一条，是科举制度在杜甫时代还没有绝对化，杜甫从各方面都碰了一下，因而深入到生活当中去了。
就了率府的官之后，作了《官定后戏赠》，又作《去矣行》，就是要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而杜甫果然归奉先家中去，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首《咏怀》的内容就决不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可比，陶渊明的事情简单得很，虽然也坚决得很，他回来就不出去定了，杜甫的《咏怀》太复杂，包括的问题太多，下一步我们真不知道作者将怎么办。当然，这么一首划时代的诗岂能是一时的感情作用，回去之后又回到长安来做率府的官？像仇兆鳌那样的想法，那是太大的误解。仇注杜诗把杜甫归奉先后次年正月在奉先家中写的《晦日寻崔戢李封》的诗认为是杜甫时又在长安写的，再次年沦陷在长安城中写的《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也认为同《晦日寻崔戢李封》是同一个正月在长安的诗，这样杜甫归奉先后又回长安做率府的官了，事实是大谬不然。关于这些诗的编次，杨伦的《杜诗镜铨》是正确的。总之《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于杜甫的《归去来辞》，倘若不是安禄山在天宝十五载（七五六年）打进了潼关，玄宗跑出长安了，肃宗即位于灵武，我们真不知道杜甫将怎样实践他的五百字的《咏怀》的。因为国难当前，肃宗即位于灵武，杜甫就很自然地采取了行动，从家里动身，“羸服奔行在”，在路上被捉住了，遂陷贼中，陷在长安。以写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那样严重的思想矛盾，以及它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矛盾，来一个奔赴灵武，在杜甫的主观上确实是得到了解决，就是后来《喜达行在》诗的两句：“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这样的生活的道路，至此暂告一段落，是杜甫走的。我们认为很分明，摆在杜甫面前让他选择的道路不止一条，这样在生活当中就产生了思想矛盾，他的思想矛盾又是以实际生活来解决的，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杜甫的诗里。
我们考察一下杜甫长安十年以及沦陷长安又逃至凤翔的诗。
所有杜诗的具体性、真实性，表现在细节描写的手法上，杜甫在他的诗里一定要把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告诉读者，通过细节的描写。如《兵车行》，读者从“尘埃不见咸阳桥”以及“况复秦兵耐苦战”两句，就知道了出发地点在长安，兵是秦兵。从“未休关西卒”以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就知道要到达的地点是西边境。时间呢，是一年之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从“禾生陇亩无东西”句可以看出，所以接着就是“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这是说，到了冬天索租的时候，关西兵未休，男子没有回来，家里的女人怎么办？“且如今年冬”一句的具体性，同前面“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具体性一样，写出了言者、听者、身临其境者面对面的真实，不是间接的描写。而对读者说又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杜诗都是以高度的技巧传达生活的真实，这才是“诗史”的价值。
再看《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杜甫长在长安水边走，目击的事情。最后一句：“慎莫近前丞相嗔！”这个形象的逼真不能是作者空想出来的，我们简直可以说杜甫自己也在群众之中，要“近前”去看一看，所以它同“尘埃不见咸阳桥”一样是直接从生活中取得的形象。《兵车行》，《丽人行》，是杜甫的了不起的创造，是诗人“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收获。士大夫如果不参加到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当中去，对于这样的诗只好是“望尘莫及”。杜甫以前和杜甫以后，便没有这样的诗，是当然的，因为作诗者自己都没有杜甫的深入生活的机会，他们有一定的做官的路，其中陶渊明又自己说得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的路走得“未远”了。
陶渊明一句话就决定了他的生活，“觉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则总是矛盾的，他没有一个简单的“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矛盾都反映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这五百字也就是生活本身的复杂的反映。“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应该是杜甫的主导思想，综观杜诗全部以及诗人的一生，谁都承认的，但我们看他的“永诀”这两个字，便和“生逢尧舜君”的思想矛盾，杜甫的“永诀”的感情甚重，“永诀”就是愤，就是他不相信有“尧舜君”的事实！在诗里他就这样刻划：“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这和《丽人行》是一样的反映，所以接着就是两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决不同《丽人行》那样简单，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说明它的主题思想，就因为它所反映的矛盾太多了。“穷年忧黎元”，这个感情是杜甫在任何时候都有的，他没有不“忧”之事，这也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和“窃比稷与契”的思想矛盾，那就叫做“许身一何愚”。所以他又说：“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这两句反映了杜甫常常有的“归去来”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他在长安十年，一直到他后来，表现在诗里。我们且说长安十年的诗，如《重过何氏五首》里他说：“何日霑微禄，归山买薄田。”在《送裴二虬尉永嘉》诗里说：“扁舟吾已僦，把钓待春风。”《留赠崔于二学士》诗里又说：“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这都不是说假话，是真有那么的想法，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刺激起来的，是“独耻事干谒”的唯一的逃路。他还没有得到官职，他的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河南搬到长安来了，在长安杜曲却也是一个小地主，这时他也发过感慨：“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我们已经说过，在杜甫的时代，如果真要归隐，是可以的，当时不乏其人，但杜甫的这种思想，是他的思想里的矛盾的一面，他的思想不是静止的，静止的“隐士”的思想在他倒是没有的。他自己说得非常好，“行歌非隐沦”，就是说他不作官而作诗人，他也不是隐士了。在《咏怀五百字》里又说：“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即是说还是求官做，不能有巢由之节了。到了得了率府的官，作了《官定后戏赠》的诗，又暴露了自己的矛盾：“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这是说做官没有什么意义，对“故山”亦无归兴。其实他这时已没有一定的故乡，他的家已从长安移到奉先去了。连忙又作了《去矣行》，说着“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接着就归奉先，一直以来他的生活，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我们把《官定后戏赠》、《去矣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首诗联系起来，确实看得出杜甫长安十年最后等于赋一首“归去来兮”，不过杜甫的《归去来辞》是他深入生活、自己的思想矛盾以及社会的阶级矛盾的记录。《咏怀》的下文怎么样，我们已经说了，是“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的，合乎杜甫的生活的逻辑，因为恰好是这一行动能统一他在《咏怀》里所反映的他的思想的矛盾，他奔向“中兴”的皇帝那里去！
杜甫沦陷长安城中这段生活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肃宗至德元载（七五六年）八九月间至次年四月里逃脱了。这期间写的《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春望》，《哀江头》，向来都是有名的诗。这些诗是杜甫写的，其形式，其内容，一望而知。这些诗表现了杜甫在国难当中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在国难当中的思想，尤其是他肯定生活的态度，他对生活不丧失信心。如《春望》一开首就是这五个字：“国破山河在！”我们好像当面听见了杜甫的声音。一个“在”字，就是他后来在成都《登楼》诗中说的“北极朝廷终不改”的意思，不过在眼前“国破”的现实之下，“山河在”真喊得响亮。司马光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这对杜甫的思想感情就没有把握住。“草木深，明无人矣”，倒说得不错。再看看《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我们也仿佛看见杜甫就在眼前，我们知道他从前写过《丽人行》，也写过《乐游原歌》，他现在在“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紧张日子里走到曲江来了，这个时候当然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空气不一样，所以杜甫对唐明皇和杨贵妃很有一些同情，有一些感伤。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两句：“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表现杜甫的真正的感情还是爱国，“泪沾臆”是少陵野老自己的泪，“江草江花岂终极”，仇兆鳌解释得不错：“江草江花岂终极乎？盖望长安之兴复也。”这个感情在同时写的《一百五日夜对月》里就说得更明白：“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杜甫真是不丧失信心。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他游乐游园，他高唱：“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在《哀江头》里他倒没有苍茫无归之感，“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这表现诗人是多么的沉着，正合乎四月里自京窜至凤翔的少陵野老的神气。《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同以后写的《潼关吏》一样表示杜甫对重大事件的关心，而这三首诗是在危城中写的，在危城中他怕“帝阍”叫不应，“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我们再看看这个春天里写的一首《喜晴》，这又反映了杜甫的思想的矛盾，我们把全诗抄下来：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
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
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
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
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
英雄遇尠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
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
这和沦陷期中其余的诗比起来，好像不是杜诗似的，其实这正是杜甫写的诗，一面写出了长安的萧条景况，而一面表现了诗人是多么地振作，“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这是杜甫在饥饿中对着桃李和麦秀的好容颜！“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这和后来写的《无家别》的主人公“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是一样的空气，杜诗总不是悲观的。而下面杜甫好像消极起来了，“商山”，“东门”，“鹿门”，“沧海”，正是一般隐士的口气。我们认为这不是消极，这合乎杜甫的生活逻辑，他的思想里总是矛盾的，因为现实生活本来替他统一不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做诗等于“空咨嗟”，对古代的有些“英雄”起向往之情，不敢轻易疵瑕。当然他也总没有走上他们的道路。这一段长安生活留下了杜甫的有名的诗，反映了他的光明的人格，千载读者感到光荣，又喜于诗人脱难了，其实杜甫脱难奔到皇帝所在地，他的价值，如诗人自己写的，“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如此而已。更凄惨的是我们读一年之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很长，不忍卒读，写出来是：《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我们把这首诗抄下来：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旧时代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不合理，反映在杜甫的思想里，当然有矛盾的，“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这才是杜甫。
上面的事实证明，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里说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而他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至德二载至乾元初，他由京〔金〕光门，和长安永诀了。谁也没有留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永诀”了。
我们回头看一看他在长安做左拾遗的官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一句话，又是矛盾。杜甫写的朝皇帝的诗，我们认为很有它的价值，不能轻易说它是封建的。这样的诗，除了杜甫，谁都不能写呢。杜诗的价值每每表现了两点，一是诗的美丽，一是诗人性情的“真”。别人难得及他，就在于不及他的美丽和他的性情的“真”。他自己也说了，“为人性僻耽佳句”，这是美丽；“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这是性情的“真”。他写的朝皇帝的诗正是诗的美和诗人真性情的表现。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旂日暖龙蛇动，
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又如《紫宸殿退朝口号》：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
花覆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
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
这都经得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考验。到了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杜甫，他把唐代的朝仪完全用图画留下来了。如果我们宝贵古代的文物，为什么不宝贵杜甫的这些庄严性的图画呢？就是“天颜有喜近臣知”，也只见得杜甫可爱，他真正是“葵藿倾太阳”的性格，他认为皇帝应该是“圣人”！而事实上皇帝总不是“圣人”，他就埋怨起来了，“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可见他对于“圣人”并不是谄媚，而且他把人民的血汗看得非常贵重，“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他不懂得“圣人”是官的代表，他以为“圣人”是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把俸禄给官，这是他的局限性。正因为他以为“圣人”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他写的朝皇帝的诗表现了诗人的性情的“真”。而思想上的矛盾也就来了。杜甫在长安做左拾遗的时候写的游曲江的诗也真是诗的美丽和诗人的性情的“真”的表现，我们只抄《曲江对酒》一首：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梨花落，
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
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徒伤未拂衣。
这就是思想的矛盾。杜诗总表现诗人对时光真爱好，而在美丽可爱的时光之下他的拂衣而去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实！杜甫的归隐之思和陶渊明总不同，在他不是哪里有一块“自然”天地，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不是的，他写的曲江的诗，都是良辰美景，只是良辰美景逗起了诗人思想的矛盾，思想的矛盾就是他解决不了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杜甫在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六月里同皇帝“永诀”了，——这“永诀”二字是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一口气说出来的，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生活上则到这回“自京（金）光门出”，果然有“永诀”的事实。他从此决没有再回长安的思想，虽然他后来总是思慕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他同他的故乡也早已永诀了，虽然到后来他也总是思故乡，“孤舟一系故园心”。长安不能回来，故乡不能归去，这两个范畴，故国和故乡，应该是杜甫灵魂的根据地，都丧失了，那么杜甫的生活道路从此就决定了，就是“行歌非隐沦”，——这五个字是他很早的时候在一首诗里一口气说出来的，可谓光芒万丈，伟大的杜甫的一生是这五个字的实践。他走出长安后，不知到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路程，首先是华洛之行，再西至秦州，今天甘肃的天水，往南又走了一段极险的路到了四川成都。在成都好像是“卜居”了，然而没有住下去。再就是夔州生活，很可以“萧洒送日月”的，诗人还是出三峡，过洞庭，到了湖南的耒阳县境，两年之间，在湘江上死了，死时五十九岁。他的歌颂人民的诗，如我们所已讲过的，都是在路上写的。在生活当中培养了他的同人民站在一边的感情，虽然他不忘记他的知识分子的身分，自己比作凤凰，晚年写了一首《朱凤行》，但这个“朱”字就是“血”字，“血”字就是“泪”字，和《朱凤行》同时写的《客从》说得明白：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在《朱凤行》里却是杜甫的极其愤怒的声音，从古以来懂得愤怒的杜甫，还是少的。
在这里我们想提出两首诗来，与杜甫的游走生活有关。一首是由秦州出发往同谷写的《赤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
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
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
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
一首是在湖南写的《次空灵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
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青春犹无私，白日已偏照。
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
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诮。回帆觊赏延，佳处领其要。
杜甫的这两首诗是有联系的，虽然写诗的时间相隔了十年。《赤谷》的话是直说，“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走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和“高人”不同，“高人”当然指的是从古以来的隐士一派，他没有讽刺他们的意思，也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但死在道路上总是一个讽刺，他想到他要死在道路上了。《次空灵岸》则是经过十年之后，不妨说杜甫把天下的艰险都走过了，他的话就说得曲折，同时他的胸怀何其豁达，他没有什么叫做“遗恨”了。“遗恨”两个字即指《赤谷》诗里“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的两句话。我们绝对地相信，所有杜甫的诗，他哪里有什么个人的“遗恨”呢？他的生活道路是和人民共走的，他的足迹是伟大的祖国山川，“得尽所历妙”！
我们还应该注意杜甫过剑阁的时候写的《剑门》一诗，看他胸中有些什么思想。我们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昆仑写了有名的词，“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古代的杜甫，他过剑门，思考的是古代中国的历史。历史上“并吞与割据”的局面，是不是因为“至今英雄人”高据险要的原故呢？“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他又知道这不是必然的原因，“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我们把他经验的诗通读起来，他对个人不是像对国家、对历史那么关心的。
在《剑门》的诗里杜甫想到了“真宰”，他又认为“恐此复偶然”，就是不相信有“真宰”。在另一个问题上杜甫确实相信“真宰”，他在一首《遣兴》的诗里告诉天下的恶势力，你们的性命是不长的，等到你们遭灭亡的时候，再也不要说“真宰意茫茫”吧！我们今天知道，没有什么神秘的“真宰”，社会生活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根据客观规律，恶势力决不能久长。杜甫用了“真宰”，是他相信恶势力不能久长，有他的深刻的经验。在另外一首《遣兴》的诗里他用老虎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思想，我们把它抄下来：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
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
这不是对真理有信心的人万万写不出来，世上的老虎，它的皮不都是给剥下来了吗？它有什么“睛闪烁”呢？
最后我们把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它的社会原因再谈一谈。杜甫和李白，他们的生活道路，是他们的社会允许他们走的。李白以布衣而召到金銮殿上去了，最后仍是“赐金归之”，就是不给官他做，给钱叫他走了。于是李白就漫游起来。这是李白的被允许。杜甫在长安出来的时候是“移华州掾”，是调职，一直到后来到处走，他还是个官，“已老尚书郎”，不等于李白的“赐金归之”。实际上杜甫是自己“归之”。皇帝不要他在长安就是了，至于他到哪里去由他。杜甫的飘流明明也是社会许可的。这是政治的原因。但经济呢？杜甫一家人从长安出来以后最困难的日子是在同谷的时候，史书上都是这样记载，到了居成都草堂，日子就好过些了，是靠朋友的帮助，“故人分禄米”，“携钱过野桥”。这以后的生活，如夔州时期有奴仆，有田，有园林，住的地方不止一处，都不知是怎么来的，有自己说是买来的，“古堂本买藉疏豁”，“春深买为花”，也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些财产后来都送给人了，自己走了。我们说这些，是指出杜甫所取的生活道路，在经济上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我们想，主要是别人送钱给他，至于他的“郎”官的俸禄，照他自己所说，“事主非无禄”，似乎也是有的，但不知怎么给他。再看他从夔州出峡水上的生活，他的书籍都运走了，一定还不少，装在船上，“书史全倾挠，装囊半压濡”。他所心爱的一张几，也带在船上，不过日久损坏了，要把绳子层层捆起来，所以他说“乌几重重缚”，——在旅行当中倒是运费的问题，不管东西的破旧。船上杜甫也总有仆人，“仆夫问盥栉”。凡这些，都说明杜甫的生活道路，还因为经济上有可能，客观上给了他一定的条件。否则如他自己在《闷》那一首诗里说的，“无钱从滞客”，走不动了。
四 杜甫的思想的特点
一般都说杜甫是儒家，其实这样的提法，很是表面，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杜甫的思想，确实有它的特点，杜甫只能说是爱国的诗人，是人民的诗人，他的思想的特点就是他不属于哪一家。
在身分上杜甫当然不否认“儒”字，他说他“儒冠多误身”，这同说某人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农民一样，不等于有诸子百家的儒家的思想。他倒是明确地表示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就很像《齐物论》一派人说的话。有《齐物论》思想的人也可以有儒家思想，甚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陶渊明就是显明的例证，但杜甫确不是儒家，我们看他说了这样有风趣的话：“小儿学问止《论语》”。这样的话连《世说新语》里面都找不出，到了韩愈、朱熹以后简直没有人敢说了。有许多人，如韩愈，是正统的儒家，他反对佛教，他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如陶渊明，他本来是旷达的，但不肯同和尚有来往，莲社的和尚请他去，他说要让他喝酒他就来，来了，“忽攒眉而去”。杜甫不知道同多少和尚来往，他对他们都很有感情，很佩服，杜诗中怀僧、游寺、以及有关佛教道理的诗，或全篇，或几句，很不少呢。对我们有参考意义的有两回的诗，一次是他沦陷长安时到大云寺去（这时他在长安等于各处乞食，“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到庙里去可能也是为得找饭吃），写有《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有云：“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这说明和尚对遭难的诗人有帮助，杜甫接近和尚并不因为他相信佛教，他的交游广，他对生活的兴趣属于多方面，却是的确的。再一次是广德元年吐番陷长安代宗一度出走的时候，杜甫在梓州写了一首《山寺》，叙他同人在一个野寺里游，诗的开首是，“野寺根石壁，诸龛遍崔嵬。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虽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这明明是受了时事的影响，因为当时“天子不在咸阳宫，……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最后六句很可注意：“穷子失净处，高人忧祸胎。岁宴风破肉，荒林寒可回。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这岂不反映了杜甫有做和尚的思想？他笑他自己同小孩子一样，怕苦。我们认为杜甫的特点在于他的生活面广，他的思想的特点是他没有哪一家的教条，我们不能说他是儒家，正如我们不应该说杜甫信佛。杜甫确有下面的思想：
市人日中集，于利竞锥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述古三首》第二首）
这种思想是他不同意法家，但也不是儒家思想。（他举出了“舜”，是他相信有那么的君，不是儒家虚构的道统观念。）同是这样的思想，他有时又用起佛教的词汇了，如《写怀二首》之一：
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惊风翻河汉，梁栋日已出。
群生各一宿，飞动自俦匹。吾亦驱其儿，营营为私实。
天寒行旅稀，岁暮日月疾。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虮虱。
古者三皇前，满腹志愿毕。胡为有结绳，陷此胶与漆。
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
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
杜甫的这个思想是很真实的，也是素朴的，是农民的思想经过诗人用诗的句子写出来，因而显得华采些，说到“金仙”上去了。杜甫确乎不是儒家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他有一般农民的思想。他“自比稷与契”，在他的诗里就是没有把自己和孔子的道理一起比较过，是很可注意的事。“稷与契”不过是素朴的农民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理想中的贤臣。我们读他的《昼梦》：
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桃花气暖眼自醉，
春渚日落梦相牵。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再读一首《蚕谷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这两首诗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具体的，素朴的，即男耕女织，没有贪官污吏。这就是农民的思想。农民总不情愿打仗，杜甫当然要看打什么仗，如在夔州写的《甘林》，记了他同一个老年农人的谈话，“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这里的“贼”指吐番为寇，杜甫就劝农民不要逃兵役。《蚕谷行》是在湖南写的，杜甫正逢着湖南有内乱，所以他自己就是“烈士泪滂沱”，替农民说话了。所有杜甫的诗，都是对现实生活表示态度和愿望，是一般老百姓的态度和愿望，儒家则是一种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杜甫的思想我们认为归入不进去。
陶渊明的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一般还不感到陶渊明是儒家之徒。杜甫的思想的特点是他并不是儒家之徒，而一般认为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强烈的代表。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恐怕因为陶渊明是学长沮桀溺的，要自己耕田，所谓“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而长沮桀溺是和孔子反对的；杜甫在历史上是“忠君”的代表人物，儒家思想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忠君，所以杜甫公认为儒家。陶渊明学习长沮桀溺，但他最佩服的是孔子，他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接着他就叹惜他自己的时代：“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这是他以长沮桀溺自比，他没有遇见像孔子那样的人了。他不以长沮桀溺和孔子为对立面。这是诗人陶渊明的特点，我们且不多说。人民诗人杜甫，在他的思想里，也不是反对长沮桀溺的，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也想到自食其力，他会种药，他懂得药物，在同谷时他想到“采药吾将老”。总而言之杜甫没有隐逸的思想，生活可以有长沮桀溺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灵魂深处长沮桀溺的生活方式和“忠君”不是对立的。这就表现杜甫不是儒家，因为孔子之徒对长沮桀溺式的生活是这样批评的：“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杜甫的思想里当然没有这样的教条，他不认为一定要“仕”。他的生活实践明明证明他“行歌非隐沦”。杜甫的忠君思想，也正是封建社会里一般老百姓的思想，如《洛阳》所写：“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清笳去宫阙，翠盖出关山，故老仍流涕，龙髯幸再攀。”这是老百姓喜欢看见皇帝，杜甫自己也正是这样忠君的。有时杜甫确实表现了封建思想，如《杜鹃》诗里竟写着“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这真叫做腐儒。在《牵牛织女》一诗里，腐儒又有极不腐的话：“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虽无舅姑事，敢昧织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义无弃礼法，恩始夫妇恭。大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圆苟龃龉，丈夫多英雄！”这最后两句，是说女子和男子地位不是平等的，不能闹别扭，闹起来女子是吃亏的，“丈夫多英雄”嘛！诗人多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这正是杜甫思想感情的特点，讲到底杜甫不是儒家的面孔。
一种思想意识的代表派别都是有体系的，儒家有儒家的体系，好比陶渊明的思想就反映了儒家的体系。我们已经说过陶渊明推崇孔子“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这是陶渊明为儒家的标志。还有，陶渊明在喝酒当中说他“重觞忽忘天。”连忙又解释：“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这样的自我夸大，在陶诗里不止一次，“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空空洞洞地认为自己得着一个东西了，这个东西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思想，向来是“大儒”的标志。还有，陶渊明重视“乐”，就是宋儒所谓“寻孔颜乐处”的乐，他虽然家贫，他确实是乐，这是读陶诗的人都能够认识的。以这三个标志来考察杜甫的思想，杜甫的思想里都没有。他不把“诗书礼乐”当作教条。杜诗里没有人生的绝对观念。杜诗里没有“孔颜乐处”的乐。所以杜甫不是儒家一派。
儒家当然也口不谈仙道。杜甫虽然和李白很有些不同，早年他说他“未就丹砂愧葛洪”，但杜甫并不是否认有葛洪这类人物的，他明明寻访过这类人物。他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里面正是把家事与丹砂并起来谈，“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葛洪尸定解”呢？难说他相信，也难说他不相信。我们也无须研究他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我们必须说明，杜甫有这种思想，是和他带着家人到处逃难的生活分不开的。我们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最后六句都抄出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只能是乱离人对身家之忧的反映，自己死了，一具尸身和一家老幼，付托给谁呢？诗人是求湖南亲友了。又把同年同在这条路上舟中写的《咏怀二首》里的话抄来比较一下：“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贤愚诚等差，自合受驰骛。”这是他在舟中想到如果再往前走就是葛洪和许靖从前走的路了，一个尸解得仙，一个携带亲族避乱。杜甫这时自己总是病，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思想感情。他带着一家人长途跋涉的生活当然是不容易的，他有多少次的长途跋涉，当他从同谷入蜀过飞仙阁时，写有《飞仙阁》，飞仙阁是飞仙的地方，所以杜甫有句云：“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这是说他自己也应该作飞仙才好，但妻子为什么紧紧跟着自己呢？这是多么真实的话！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叹息：“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总括上面的话，把诗人杜甫说成儒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杜甫的思想的特点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
五 杜甫的性格的特点
对杜甫的性格我们提出四个特点：一是激烈；二是乐观；三是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诗，但他根本上没有“卜居”的要求，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四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癖性。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先说杜甫的激烈。“激烈”这两个字是杜甫自己曾经用过的，他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很明白，杜甫的“浩歌弥激烈”必须同他对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必须看出他同“同学翁”的不同。就拿他同李白来说吧，他在最初认识李白的时候就有《赠李白》的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是欣赏李白，并不是批评李白，李白也是激烈的，“痛饮狂歌”，“飞扬跋扈”，不过杜甫的激烈和李白不同罢了。他的这一首《赠李白》就写得很激烈，异乎常调，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杜甫以后怀李白的诗都写得激烈，我们抄一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山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真是激烈之声，不平之气。杜诗的激烈之处，明代的杨慎表示过不满，他对“慎莫近前丞相嗔”，“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但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都认为是写得不含蓄的。我们认为“激烈”正是杜甫的价值，同谷七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什么一望而知是杜甫的诗呢？别人没有这样的激烈的声音。“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激烈。“夜〔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是激烈。为什么要“含蓄”呢？“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一望而知是杜诗，因为它表现了激烈的杜甫。当他初营成都草堂那年，好像过的是安静的日子了，但他的心情还是激烈的，我们读他的《晚晴》：“村晚惊风度，庭幽过雨霑。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书乱谁能帙，杯干自可添。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王符有《潜夫论》）这个“老夫潜”不像晋代的陶潜，倒像我们现代的鲁迅。陶潜有时对着人不说话，如《饮酒》诗所说：“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他是心中有数，有些话他不肯说，不是不屑于说。杜甫的“潜”乃是激烈，表示了他的“不屑于”，像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不说”。“何以不说之故，也不说。”然而我们为鲁迅这个“不说”的神气所感染了，感得作者的激烈。杜甫的“未怪老夫潜”也是一样。因为杜甫的激烈的性格，杜诗所取的形象常常出乎别人的意外，真真标志着杜诗的美丽。如《瞿塘两崖》：“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这个“日车”的形象该有多么美丽！我们读着感到这个太阳真有翻车的危险，比起李白的“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显得利害得多，它确实是从杜甫平日的“愁”来的。又如《衡州送李大夫赴广州》：“斧钺下青冥，楼船过洞庭。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杜甫以太阳为笼中鸟呢，在世界文学史上难得有这个美丽的形象，表现了诗人的灵魂是多么的激烈！在杜诗里绝对没有“人生如梦”一类的话，“日月笼中鸟”出在他的口中。
其次说杜甫的乐观。杜诗里动不动就是“忧”字，动不动就是“愁”字。杜甫他确实是“忧端齐终南”，他确实是呼吁自己“春来花鸟莫深愁”。然而杜诗的总的空气是乐观，杜甫的总的精神是乐观。我们谁都相信他的“北极朝廷终不改”的信心，他的信心正是在“花近高楼伤客心”之下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是能够传给人的，必须在困难之中才表现一个人的乐观精神。杜诗的乐观空气，杜甫的乐观精神，传给了千古的读者。他从同谷入蜀的路上写的诗，我们可以想像他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不容易克服的，读了他的诗却是感到他的天真烂漫，饶有风趣。读《泥功山》这一首：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
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
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
走在这个路上该不是开玩笑的事吧，不小心你就要“汩其泥”了，杜甫写得多么有趣！他的小孩子当时也可能像泥菩萨了。杜诗传给我们的是乐观空气。如在成都写的《百忧集行》：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
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
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
这是五十岁的杜甫，其实他还是“心尚孩”。“老妻睹我颜色同”，是说家里的人以为他在外面吃了饭喝了酒回来了，看了他一眼，而“颜色同”，即是同为饥色，写得饶有风趣。小孩子的形象更妙。读了这种诗，我们一点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为杜诗的乐观空气所感染了。再读出三峡后写的《江汉》：
江汉思为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是杜诗的句子，杜甫的形象。“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也正是杜诗的句子，杜甫的形象，他向来是“日暮聊为梁甫吟”的。关于“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杜甫是一种幽默的说法，也就并不真是一位腐儒者的口气，他是说古来存老马，不必要老马总在路上走吧。杜甫是有风趣地说他自己的飘流生活。
再说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诗，但他根本上没有“卜居”的要求，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这关乎诗人性格的特点，必须指出来。人们将问，杜甫一到成都的时候就经营草堂，一开始就写了《卜居》的诗，怎能说他没有“卜居”的要求呢？我们把这一首《卜居》的诗抄下来：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
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尠尠对沉浮。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
我们认为这首诗真正表现了杜甫的性格，他开始写《卜居》的诗，写到第六句就想到走了，“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所以他确实没有卜居的意思。他写这首诗之前，在一年之内，该走了多少路。他写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又该走了多少路，一直到死无葬身之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卜居”其实就是过地主的生活，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就是地主家长“以家事付儿曹”，“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杜甫在夔州的时候几乎像“卜居”的样子，毕竟还是居不下去，走了。他在成都草堂，头一年还显得安静，如仇兆鳌所说，“盖多年匍匐，至此乃得少休也。”到第二年春天，自己就同自己闹起来了，我们读《绝句漫兴九首》第一首：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叮咛！
这简直达到了一种颠狂状态。在《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一首就自道“颠狂”：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这是合乎杜甫的思想情况的，他经常有思想矛盾，他怎么会求一个安定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说他没有“卜居”的要求。同样，他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他游了名山大川，他写了大量的山水诗，他绝没有为写景而写景的事情，他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罢了。我们引过他的《次空灵岸》一诗，在这首诗里有“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的话，也有“回帆觊赏延，佳处领其要”的话，好像有“卜居”的要求，好像以游历为心愿似的，其实不是，实质是杜甫对生活总有新鲜感，对自然世界和对社会现实一样。所以在这诗里就有两句：“青春犹无私，白日已偏照。”
再说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癖性。杜甫的这个癖性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他在青年的时候写的《望岳》，出语就惊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决定是杜甫诗集的语言，别人的集子里夺不去了。又如他晚年写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我们可以想像，这和他早年写《望岳》是一样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神气，不是“老去诗篇浑漫与”了。当然，“老去诗篇浑漫与”的情况是有的，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癖性是年既老而不衰。我们必须注意，杜甫所谓“惊人”，和他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分不开，所有古代作家当中，要说尊重别人的创作成果，杜甫是第一。前乎他的，他把谁都赞美过；和他同时的，谁都经过他的赞美。他赞美过许多人的画，他的题画的诗也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把画师的真本领写出来。他赞美民间艺人的歌唱，他的《听杨氏歌》这样写：“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江城带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这种诗的手法真是“响遏行云”！这表现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赞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这个癖性，是他懂得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诗之所以为诗。
六 杜诗的妇女形象
中国的作家，从屈原起，有一个“思美人”的倾向。《离骚》里“哲王又不寤”的上一句，就是“闺中既以邃远兮”。所以刘安和司马迁都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萧统批评陶渊明“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他没有了解到陶渊明的这一赋，是有传统的呢。到了晚唐李商隐，乃是发展到一方面去了，他的“《小雅》怨诽而不乱”的一面就减了色。（其实从李商隐的“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的诗看来，他也还是有怨诽的。）杜甫，他在中国诗人当中，可谓最没有“思美人”的一面。他有《佳人》一篇，这是我们特别要提出来讲一讲的。杜甫的“佳人”的形象，和屈原的美人，和陶渊明的美人，都不同。和他同时的李白写的美人，也不同。杜甫所歌的“绝代有佳人”，她有着唐代封建社会里妇女自己的生活和人格。而且杜甫同情她的社会地位和男子不平等，她被弃。拿李白的诗来说，“笑出花间语，娇来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嫦娥”，这已是李商隐式的幻想了，即是诗人自己脑中的女人。现实生活当中的妇女，她们自己不会有“奔月”的思想的。说实话，诗人诗中的妇女，并没有离开男子的装饰品的性质。杜甫的“佳人”则不然，她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妇人。我们把这首诗抄下来：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杜甫创造这个人物时，有没有浪漫主义的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真实的，她所处的环境也是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的妇女，如《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妇女，那是明白的事，杜甫的《佳人》的意义，也还表现了杜诗妇女形象的社会意义，我们必须指出来。
所有杜甫关于妇女的诗，都有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负薪行》写的是夔州的劳苦妇女，《又呈吴郎》诗里是“无食无儿一妇人”。《听杨氏歌》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人笔下都是有独立人格作为民间艺人的女子。
以“为人性僻耽佳句”的杜甫难道他不能像别的诗人一样会画仕女图吗？当然不是，他有《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戏为艳曲二首》，我们抄下来：
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
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萦度曲，云鬓俨成行。
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
杜甫的这个艳曲，有其特点，像“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正是杜诗的名句，但作者在这里是客观态度，这个客观态度是杜甫其他诗所没有的。原因是杜甫对他的艳曲的描写是受“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的思想指导的。当然，杜诗没有道学气。所以我们说这个艳曲有其特点。在这里我们想到一个问题，男女自由恋爱，是天经地义，但爱情是不是应该专一？容不容许泛爱众？我们认为诗人杜甫是个榜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必有婚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统对陶渊明《闲情赋》的批评，还是应当考虑的。
七 杜甫的一生对我们的借鉴
我们研究了杜甫的生活和思想，这对我们有什么借鉴的作用呢？
我们的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项具体课程，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精神指导我们来读杜诗的。在“五四”新文学以后，受了欧洲资产阶级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影响，有它的好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不懂得歌颂性质的文艺，仿佛文艺就是暴露，因此也不懂得暴露本身还有一个立场问题，要看暴露的是什么。毛主席指示我们：“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又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上，杜甫的诗明明可以作我们今天的借鉴，杜甫歌颂人民。不要光看到杜诗的艺术性高，杜甫的创作源泉明明是在彼时彼地的人民生活当中。
杜甫是唐代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一生的生活证明在旧社会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出路。他做官也不成，“归去来兮”也不成。他的价值决定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其余的只表示他一事无成。这明明摆出了古代诗人生活的路。毛主席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坚决地相信这是历史必由之路。
杜甫对他自己的诗当然是肯定的，但他也说过“斯文亦吾病”（《早发》）的话，这话他说得极其真实。他的意思是说他有时不能不做一些应酬人的诗。我们感到他有时也并不选择题材，什么都要写一写。难得的，他对为人民服务的民间艺人估价甚高，怀着真心尊重的感情，如《听杨氏歌》里说：“古来杰出士，岂特一知己，吾闻昔秦青，倾侧天下耳。”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演出以后，杜甫和她很是惜别，“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文艺是为人民服务。杜甫“斯文亦吾病”的话，对我们也有反面的借鉴作用。
谈“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说他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光是“语”的问题，同时包含了“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问题，而首先是要思想感情饱满。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达给人，就要有一枝熟练的笔，否则就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古今中外所有的杰作都是如此。杜甫是属于那些最用功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的成绩显著。又是他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在当时那样用功，作为千古后的读者，我们完全可以感到他的一枝惊人的笔，读了他的诗真喜悦，而且能够推知他是怎样下功夫的。我们且读他的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的题目就惊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知道他下笔将极快。极快是从思想感情的饱满来的，是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来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决不能慢吞吞地写，因为安史之乱河南河北沦陷太久了，杜甫一家人离故乡太远了。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唐代宗广德元年正月的事。在前三年杜甫初来四川的时候便写有《恨别》一诗，开首四句是“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现在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应该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了。象这样的句子难道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证据吗？我们不能想象杜甫当时下笔的神气吗？就诗的结构说，人在剑外，故乡是洛阳，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春天，八句诗里都交代明白了，然而没有一点结构的痕迹，这叫做结构自然。这是我们最要向大作家学习的。诗一开始的“忽传”“初闻”，都是快极了。“初闻涕泪满衣裳”，非常合乎人情，这个突然之喜是容易“涕泪满衣裳”的。接着“却看妻子愁何在”便真是老杜惊人之笔，本来是写妻儿之喜，而说着“愁何在”呢，连带把一家人多年的愁都写出来了，而今天则该是如何地狂喜啊！就作对偶说，下句“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欲狂”是定的，上句便只能用“愁何在”来对。这种地方都见杜甫的“苦用心”。“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两句又把一个穷书生的杜甫，和他的家人避难异地的生活写得极其真实，富有形象性。“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又最写出了杜甫的性格，“白首”对“青春”在这里真对得好。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广德元年春天的事，所以“青春作伴好还乡”是写实。“白首放歌”当然也是写实，杜甫屡次说自己的“白首”，他的头发早白了，现在有青春作伴还乡之喜，故这个老头儿纵酒放歌了。我们读了能不为他喜？能不为他悲？实际生活里他这回并没有能够回乡，他一直没有能够回乡，他是漂流而死的。然而他作这首诗的时候，“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是神驰故乡了，也真是“下笔如有神”。“下笔如有神”这五个字也是杜甫自己说的，这句话可以说他有作诗的天才，也可以说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认为杜甫的这一首诗对我们练习文学基本功可能有些帮助，就是要狠狠地用功。
谈杜甫的“登楼”
我最爱杜甫的《登楼》。我想说出我的理由来。先把这首诗抄下来：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沈德潜对这首诗也赞美得很，他评道：“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我认为这是杜甫的一首抒情诗。抒情诗而是律诗，这是了不起的事，因为律诗讲对仗，容易逞技巧，见作者的功夫，未必有抒情诗的效用。而杜甫的《登楼》是中国古典文学里一首伟大的抒情诗。我还没有见过古代诗人有谁表现过象杜甫这样深厚的感情。这首诗的表现方法是直接地写出，即是把一刹那一刹那的感情记出来，然后给读者以整个的艺术形象。第一句“花近高楼伤客心”，这一句诗就是杜甫了，除了杜甫没有别人，他登上高楼，看见了花，并感伤于怀。这一句里面有一个“客”字，因为他在外面漂流很久了。就这一句说，也是直接的写法，从最后一刹那写起，要说登楼，而已在楼上，要说楼上，而已见高楼外，所以首先是“花”。又难得第六个字是一个“客”字，即登楼之人。此人是“万方多难此登临”了。所以这首诗的第二句是“万方多难此登临”。第一句“客”字的位置，第二句“此”字的位置，都是直接的写法，其时其地其人自知了。杜诗所表现的感情总是极其直接的，作者不容许一点间接。然而直接的感情究竟是要传达给读者，于是不能不有三四两句，即是解释“此登临”的“此”字。此是何地呢？此地水有锦江，山有玉垒，换句话说客在成都。但不能这样告诉读者，这样告诉读者，便不是直接的感情，是间接的文字了。所以杜诗只能是抒情：“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这样的两句就是沈德潜说的“笼盖宇宙”。一句写空间，一句写时间。江上春色不就是世界的存在吗？山上浮云不等于古今的变换吗？杜甫一点没有“人生如梦”的意思，他是写景，他是抒情，他有的是对祖国的献身感，对历史的责任感。所以诗接着写：“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都是直接的感情，在杜甫写《登楼》的时候，吐番曾经侵入到长安，然而被击退了，所以有“北极朝廷终不改”句，这一句也确实表示杜甫的信心。在四川方面吐番也为患，故有“西山寇盗莫相侵”句。最后两句我非常爱好，我认为杜甫的思想感情极深刻，表现得极直接，他是写成都的刘后主庙，刘后主是亡国之君，所以他用了“可怜”两个字，这一来与“北极朝廷终不改”的思想好象有矛盾似的。然而杜甫有信心，所以马上接一句：“日暮聊为梁甫吟。”这用的是诸葛孔明的故事，诸葛孔明好为梁甫吟，这是一种兴奋的精神。“日暮”两个字我们应该注意，登楼是在日暮，所以“日暮”是写实，但杜甫没有一丝一毫“只是近黄昏”的意思，他有的是屈原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的精神。不过杜甫也和屈原不同，他这首诗表现的是现实主义，不是浪漫主义，他是“日暮聊为梁甫吟”。就作诗的技巧说，题目是“登楼”，作者应该告诉读者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登楼的，杜甫当然没有这么笨，然而我们读完了诗也都知道了，地方在四川成都，时间是春天日暮。
我爱杜甫的这一首诗，有两点，一，它反映了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一方面诗人相信“北极朝廷终不改”，一方面又“西山寇盗”相侵；二，这首诗的语言充分表现汉语之美，它利于作对仗，而杜甫用以抒情。
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
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及今，可以说是得到普遍的承认的。在解放后，由于受了党的教育，我们对旧的课题，每每能够“温故而知新”，关于杜甫和他的诗的问题，也确乎表现新的社会科学的伟大的指导作用。在这里我就来谈谈几年来我学习杜诗的一些心得。
杜甫是忠君的，从古及今，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杜甫自己也说他是“乾坤一腐儒”。他的忠君的思想感情，就表现他是腐儒。在他的诗里，对于“君”，确实有他的爱戴之处，“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的描写，不只一处。有趣的是，杜甫之为腐儒，就反映在一个“朝臣”的形象上面，此外他很少有“腐”的气味。他一点也不像宋儒动不动把孔夫子抬出来，他曾经笑夔[kuí]州人“小儿学问止《论语》”。杜诗里引的孔夫子的话，无论是孔夫子的道理，或是孔夫子的词汇，不像在陶渊明的诗里那么惹人注目，可见杜甫引用得少。所以除了“忠君”这一顶“儒冠”外，杜甫还不及陶渊明是真正学习孔子的。我们在讲杜甫“忠君”的项目之下，把杜甫同陶渊明作比较，有什么必要呢？我认为很有必要。杜甫是很佩服陶渊明的，当他在成都草堂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陶渊明，“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就都是他了解陶渊明之为人。到了“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chēn]”，更是解释了陶诗里常常提出的“真”字。在农村中最是合得来，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但杜甫决定不同陶渊明一样做隐逸，整个杜甫的灵魂，除了一点“腐”气，到处是奋不顾身。这样一来，杜甫的“忠君”，不但同他的爱祖国的精神分不开，也同杜诗的人民性分不开，我们要从整个杜诗、整个杜甫的生活来看。当他感到生活失败时，也就是忠君思想在实践当中发生矛盾时，他又恐怕自己要为陶渊明一类的人所笑，这种感情在杜诗里常常有，发出“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的怨声。伟大的杜甫！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很起了消极作用的，所以陶诗里没有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不及时代相同的鲍照的诗有“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chī]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还有，陶渊明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儿女的态度也同他的隐逸思想分不开，而杜甫就在这一点上批评过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里确乎有这一个对比，重点不在“君臣”一边，就在“父子”一边。杜甫当然也是慈父，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他所表现的家庭之间的感情比起陶渊明来要博大得多，当天宝十四年他从长安回到奉先家里的时候，“入门闻号咷[táo]，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y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jù]有仓卒[cù]。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这是由一家的贫困而想到天下的贫困，更确切地说是由剥削者家庭而想到劳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就是杜甫忠君思想的自白。我认为杜甫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综其一生没有安心做地主的倾向。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萧洒送日月”，就一定安心做地主。我们拿后代的辛弃疾为例，辛弃疾当然是豪杰之士，然而他说着“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也正是地主家长“以家事付儿曹”。陶渊明倒不是“萧洒送日月”的人，他自己耕田，所以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杜甫在他在长安没有得到官职的时候，也想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晚年他在夔州也就是地主，可以过“萧洒送日月”的生活的，然而他还是抛弃这种生活了，“天地身何在？风尘病敢辞！”事实证明是如此，他飘流到楚湘，死无葬身之地。我认为以上是分析杜甫“忠君”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的，他的“忠君”思想的对立面就是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不能做官，所以做隐逸。杜甫忠君，但也同陶渊明一样不能做官。陶渊明做彭泽令，不肯“折腰”，回去了，写了《归去来辞》。杜甫也确乎有杜甫的“归去来辞”，在天宝十四年他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官之后。这包括三首诗，即《官定后戏赠》、《去矣行》和有名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一点没有疑问，这三首诗是依次写的。前两首表示他不肯“折腰”之意，接着就“归去来兮”了，一归去，马上就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那是多么伟大的“归去来”呵，它是杜甫深入生活、揭露阶级矛盾的深刻的记录。这一点是现在人人都知道的，所以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今天最被称引。有一个问题，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如果等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那么杜甫归奉先之后就没有回长安来做率府的官，是吗？是的，杜甫这回归奉先之后就没有回长安来，他在这一个短时期内所写的诗告诉我们是如此，杨伦《杜诗镜铨》的编次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说明杜甫做官是做不下去了。同样是做官做不下去，而陶渊明不能深入生活，因而不肯暴露自己，把话总说得好听一些，什么“一世皆尚同，愿君汩[gǔ]其泥！”什么“纡辔[pèi]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杜甫就不这样，他深入生活，因而能暴露自己，这在所有的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是最难得的。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他就暴露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他写他在长安十三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他刻划过他过考的情况，“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他写他做官的时候怕遇见上司，“徒步翻愁官长怒”；请假不去又提心吊胆的，“东家蹇[jiǎn]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他有一首《狂歌行赠四兄》，诗云：“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者弟。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鞲[bèi]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看看杜甫的这些诗，有一点“腐儒”气吗？像一般“忠君”的人说的话吗？
杜甫能暴露自己，因为他深入生活，他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必须接近人民，才能暴露自己，这是一个规律。他的《兵车行》就是他“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时期写的，所以这四句诗上面的一句就是“行歌非隐沦”，《兵车行》就是“行歌非隐沦”的证明，是他深入生活的成果。“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是杜甫同兵士谈话。《新安吏》、《石壕吏》都是同写《兵车行》的情况一样，是杜甫在路上写的，我们从两首诗可以看出杜甫本人在旅途中的状况，因而看出杜甫之为人。在《新安吏》里他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就是诗里的两句：“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回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之后，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往下杜甫叫送儿子的母亲们不要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首诗里真是说了许多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他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就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杜甫一夜没有睡觉，他把事情都看见了，话都听见了，深夜还听见人家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再走他的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这个人该是多么可爱呵！《新安吏》表现他的盛情，《石壕吏》表现他的极怒。我们再看当他从关中走到秦州的时候，他个人的生活是越过越苦，他的深入生活的精神却是发挥到了极光辉的地步，我认为他的写一个兵士的传记，即《前出塞九首》，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待下面讲杜诗的成就时再说。现在且从《秦州杂诗二十首》里读一首，看杜甫是不是在秦州接触了许多兵士。这一首是：“城上胡笳[jiā]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这写的是杜甫在秦州路上看见被征调到河北去的兵士，七八两句可能就是兵士同杜甫说的话。所以这首诗正是《兵车行》一样的写诗的精神，不过诗的体裁是律诗罢了。再看一看他在四川看见逃难的人，他写了这样的诗：“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niè]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这也一定是他在路上亲眼所见。他在湖南有一首《遣遇》，诗里有四句：“石间采蕨女，鬻[yù]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这无疑也是他亲眼看见的了。这同《兵车行》比较起来，显得写《兵车行》的时候杜甫的生活经验还不是太多的，所以《兵车行》里还说：“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到了后来的诗则总是写丈夫死于兵役，而家中寡妇都在被追索。《遣遇》这一首的最后六句是：“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xiá]吏徒，渔夺成逋[bū]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yùn]袍。”这就是把自己天暖了没有衣服换穿破棉袄的生活同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比，自己依然是太好了。这样的人就能暴露自己。杜甫的暴露自己就是暴露剥削阶级，就是杜甫真正地接近人民。
杜甫把自己同陶渊明比，不止一次。杜甫又曾把自己同庾[yú]信比，不止一次。杜甫为什么同庾信比呢？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的灵魂总在江南故国，用他的赋里的两句话就是：“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杜甫自己是思故乡，杜甫自己是爱祖国。思故乡，因为“飘泊西南天地间”；爱祖国，因为“支离东北风尘际”，遭了安禄山之乱。我们还要注意，“支离东北风尘际”一句，是以“东北”为代表，按杜甫的本意也包括西北，即指秦州方面的吐番为患。杜甫自己在《秋兴八首》里倒是说了：“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身在西南，总是眼望西北，“江间波浪兼天涌”指西南，“塞上风云接地阴”就是望西北；“关塞极天惟鸟道”又是望西北，“江湖满地一渔翁”指西南。过去对杜甫的秦州诗的价值认识得很不够，倒是太注意了夔州诗，因之对诗人的“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感情是很有些距离的。庾信的思故国，集中于《哀江南》一赋。但杜甫的积极奋斗的精神却是庾信所完全没有的。杜甫的积极奋斗的精神就以极其美丽的形式表现在杜甫所写的关塞诗中，就是杜甫的秦州诗。秦州诗的风格，有庾信的“清新”，有庾信的“萧瑟”，同时杜甫的“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的思想，“风尘苦未息，持汝（剑）奉明王”的感情，都是前面有光明，说明杜甫从来不失掉信心。
我还认为应该把杜甫和屈原比。屈原之死，举世所知，他在水里死了。杜甫的死，还要许多人替他作考证，他到底是在船上死的，还是在旅寓中死的，还是“饫[yù]死”的（如果说“饫死”，其实等于饿死，因为久没有得吃，所以一回就吃多了，这不很明白吗？），不一其说。总之杜甫死无葬身之地是定的。杜甫自己就同屈原比过：“南方实有未招魂！”
我还认为应该把杜甫和现代的鲁迅比。我引杜甫最后在湖南写的一首《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愍[mǐn]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chī-xiāo]相怒号！
这里“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不很像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吗？杜甫虽然自比为凤凰，但他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骄傲，只显得他一个有良心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处境艰难。杜甫和鲁迅，都是憎恶本阶级的感情极重，自己愿站在“蝼蚁”的一边，愿站在“孺子”的一边。
以上说杜甫之为人。
再说杜诗的成就。杜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想集中谈一个方面，即杜甫继承而且发挥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在我国民间文学里，有一个歌颂的传统，前乎杜甫的两首长篇民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都是歌颂诗。木兰之为歌颂的形象，是容易知道的。《孔雀东南飞》里的两个少年男女，也就是奇男女，——这一个“奇”字是从诗中主人公口里借来的，所谓“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所以《孔雀东南飞》也并不是暴露性的作品，是对爱情的歌颂。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是暴露统治阶级，这个当然不易；歌颂光明就更难，因为必须认识被压迫的人民的力量。这是杜诗的成就非后来白居易讽谕诗所能及的地方。杜诗的歌颂，都是歌颂人民，是杜甫继承而且发挥了《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的歌颂诗的传统。有名的“三别”的形象，非歌颂而何？杜甫把《新婚别》的女子，该写得多么坚强，这个女子在出嫁前在家里是不敢露头面的，不敢多说话的，“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现在她把她的话都说出来了，首先是表示她的愤恨，“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而到最后杜诗人物的发展是：“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所以《新婚别》是歌颂性质的诗。《垂老别》的老年人的形象是极生动的，“投杖出门去”，写这个老年人被催迫，要他去要得多么快呵！我们读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当时有被催迫的老年人。“同行为辛酸”，我们又知道同去的有许多人。大家都可怜老年人。而老年人自己呢，乃连忙来一个幽默的动作：“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这是诗人借“介胄之士不拜”的成语，写这个老年人投了杖之后已经是一个兵士了，来一个长揖不拜，逗得大家一笑。这是老年人转而安慰同行者。多么可爱的老人呵！杜甫用的“男儿”二字真是善于刻划形象，把“老”、把“兵”、把人民方面、把催逼的官吏方面，都写出来了。最后这个老年人说着“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话，同《新婚别》的女子最后说的话都是正义的人民的声音。杜甫写劳动人民应征赴国难是如此尽情地写，写得人物个性突出，正义伸张。而当他以暴露统治阶级为主题时，他的诗就没有形象，表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强烈的蔑视的感情，他不屑于写这些东西。
《前出塞九首》表示杜甫的歌颂诗达到最高的成就。这写的是一个兵士的传记，写了这个兵士的“从军十年余”的生活，内容包括阶级矛盾和保卫祖国的正义情感，比起木兰的“壮士十年归”的形象来，那《木兰诗》就显得简单了。杜诗的写法本来是很明白的，所以从前说诗的人都认为这九首诗“皆代为从军者之言”，“九首承接只如一首”，这些话的意义就等于说杜甫写的是一个兵士的传记。对这九首诗的内容，从前的人也说：“是公借以自抒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忾[kài]之勇，恤[xù]士之仁，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乎哉？”那么《前出塞九首》是“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形象，旧日说诗的人也是认识的，不过他们不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诗人，他能够写一个“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品质的兵，唐代的一个农民。这样的诗，当然有浪漫主义的因素，然而杜诗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来的。我想把九首的形象作一说明。第一首诗：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这是一个关中的老百姓，青年人，开始从军到西北交河地方去。为什么知道他的“故里”是关中呢？读到下面第三首便知。这个人物最初是有怨恨的，有阶级的怨恨，对农民说是很自然的。如果诗仅仅只有这一首，也是好诗，那就是讽刺“开边”之诗，但《前出塞九首》不如此，杜诗的人物性格是发展的。第二首：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qiān]旗！
比起第一首来，形象就不同了。他还没有忘记家，所以说着“骨肉恩岂断？”他总有愤慨，所以说“男儿死无时！”这句话极深刻，因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随时给人送死似的，然而他到底是马上荷戈，所以道出“男儿”二字，有自负的气概。连忙就显自己的本事了，所以有“走马脱辔头”四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对这四句诗不是不着意的描写。第三首：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这第三首的形象真不易得，决不是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的典故空想出来的。杜甫自己就从关中登陇山到秦州，现在是把自己登陇山的生活经验用来写这个兵士了。我推定《前出塞九首》是杜甫在秦州写的，这“磨刀‘呜咽’水”就是一个理由（当然不只这一个理由）。在这个水上磨刀，多么伟大的想像，伟大的想像必须有实生活作基础。我们从“欲轻肠断声”句，知道这个兵士是关中的老百姓。“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二句把第二首里“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完全是男儿的气概。他把“愤惋”丢在一边。我们非常容易看出杜甫的价值高出于庾信，庾信文章是：“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美则美矣，其如向关山“低头”何！（“低头”二字是庾信自己用的，所谓“终低头于马坂”。）伟大的杜甫乃写一个中国的兵士就陇水而磨刀！杜甫自己本来就是走过陇山的呵！第四首：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说没有愤惋，这又是愤惋！《前出塞》的价值是双管齐下，一面写阶级压迫，一面就写劳动人民“丈夫誓许国”的正义感，不是很明白的吗？在杜甫以前的中国诗里，没有像杜甫这样具体地写远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的。第五首：
迢迢[tiáo-tiáo]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shù]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前面写了四首，共三十二个句子，而实写了这个兵士走了万里路的生活。到这第五首，开始过戍卒生活了，而一下子又控诉军中待遇不平等。而“隔河见胡骑”又动了立功之心，于是就发出天真的叫喊：“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正是主人公感，悲愤于自己是在军中做奴隶而已。这两句诗旧日封建文人最不能懂得。
通过前五首，杜甫已把他的人物完全写给我们了，谁都不能忘记这个人物了，六、七、八三首乃虚写。第六首表示对国防的理想，“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因为这个人物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理想也是真实的，读起来一点也不感到是诗人杜甫在那里发议论。第七首写戍守，第八首写临敌制胜，用了“汉月”的词汇，用了“单[chán]于”的词汇。杜诗里常有这种写法，《兵车行》里就有“汉家”，有“武皇”，然而我们并不怀疑杜甫写的不是时事。现在这里第八首“单于寇我垒”，“虏其名王归”，我想指的也是时事，据《通鉴》，天宝十年有“擒吐番酋长石国王[qiè]师王”的记载。我们当然无须穿凿，但杜诗没有为写诗而写诗的情形。至少这里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也就是充实诗里主人公的性格。
我们读第九首即最后的一首：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这最后一首又是实写，“从军十年余”是最具体不过的，“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两句也是最具体不过的。我们读到这一首，诗的形象完全了，一个兵士的传记完全了。第一首说他“悠悠赴交河”，到中国的西边境去，所以这第九首里就说“在戎”。按照向来的说法，“西方曰戎”。然而何以又说“在狄”呢？按照向来的说法，“北方曰狄”。是的，杜甫在秦州，是“西”“北”并忧的，我最爱《秦州杂诗》第十一首的两句：“蓟[jì]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征西是指西边的秦州方面中国确有将军在，杜甫本人此时在秦州见到了，而他连忙就想到蓟北，记起“出自北门”一句诗，时为唐肃宗乾元二年，蓟北尚为史思明所占据，未能收复，那么“蓟门谁自北”呢？谁在那里走路呢？在《前出塞》的主人公的口里也正是西和北并忧，而中原方面洛阳又为寇所侵占，合起来说当时唐朝的局势就是：“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所以《前出塞》主人公“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的思想感情，是杜诗人物性格发展到了高度爱国主义的地步，九首诗是一个整体，杜甫给我们写了一个“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兵士的传记。
《前出塞九首》的现实主义精神确实巨大。秦州西出吐番，杜甫走到这里，看见许多可忧虑的事，如在《寓目》一诗里所说：“羌[qiāng]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而在他打秦州经过的第四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吐番入寇，并攻进长安都城。我们安得不重视杜甫在秦州写他的《出塞》诗的意义！可惜向来读者没有认真考虑《出塞》诗写作的年代，宋人黄鹤倒是说过“当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为之”。我坚决地相信《前出塞九首》是杜甫作于秦州，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同时杜诗又启示我们以典型塑造方法。我们只要想一想“磨刀呜咽水”的形象，杜甫的创造人物是怎样以生活作基础的呵！如果承认《前出塞》作于秦州，那么《后出塞》作于秦州又是有理由的，因为《后出塞》第五首写到“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这是主人公自述安禄山长驱洛阳时他逃回家里，杜甫在天宝十四年自京赴奉先以后没有机会遇见这种人物，只有乾元元年他从华州回洛阳时可能遇见，因而写出诗来。把这诗的写作时期推迟一年或几个月（从华州回洛阳是乾元元年冬，从洛阳回华州是乾元二年春，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客秦州）当然也可以，就是推迟到客秦州时。这一来杜甫的前后《出塞》是同时写的，有计划写的了。这是十分合理的事，合乎诗人创作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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