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

    达尔文跟随“贝格尔号”航海的经历，是他这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而这也让达尔文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方向等做了很明确的决定。

    达尔文在航海过程中做了很多专门研究，虽然有不少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在这5年之间他养成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专心致志、一往无前的习惯。

    最为珍贵的是，达尔文学会了将在书本上获得的以及自己思考的事物，他都要亲眼见到以作验证。在这航海的过程中达尔文有很多次这样锻炼自己的机会，所以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之所以后来能在科学界做出一番很大的事业，也多是受了这种磨炼的影响。

    在刚开始航海的两年中，达尔文仍然像从前一样热衷于射击，出去狩猎或采集标本的时候，一定要用枪射死小鸟或动物。

    后来达尔文渐渐感到射击对他的研究是一种无形的阻碍，于是他慢慢疏远了枪支。即使是去狩猎，他也会让同伴射击，因为他现在只专门观察动物的行为。达尔文后来还感觉出，细心观察比炫耀自己射击的技术更有价值，而且更加让自己愉快。

    之后，达尔文对科学的喜爱与日俱增，最终取代了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嗜好。

    就在达尔文航海的过程当中，他的精神已经成熟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当达尔文航海归来，如果有人犹豫要不要去长时间的航海，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尤其是年轻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觉得再也没有比到各国去走走更有用的了。

    在航海的过程当中，达尔文之所以热衷于科学的研究，是因为达尔文坚信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对于自然科学的发明与发现，总会有一些好处的，更何况研究本身就很有乐趣。同时达尔文还有着在科学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野心，而这个野心也必将引导着达尔文一步步地前进。

    就在航海即将结束的时候，达尔文在亚尔森松火山岛收到了一封家书。家人在信上说，塞治威克教授特意拜访达尔文的父亲，他说现在把达尔文列入世界级别的科学家都不为过。原来当时达尔文曾经寄给过教授一些化石，而这些化石在考古界获得了很高的称誉。

    无论如何，读完家信的达尔文像飞一样地登上了亚尔森松火山，他挥着铁锤敲击着火山岩，也不顾汗水流落在脸颊，他开始疯狂地工作，当然也是受了一些功名之心的鼓励。

    不过到了后来，当达尔文听到他的朋友赖尔等人赞誉的时候，他慢慢地不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当然这不是说某些赞誉或者自己著作的畅销不能够让自己激动，而是达尔文认为这种虚有的外表只会闪耀一时，因为达尔文决定了他不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迷失自己的方向。

    1836年10月4日，达尔文安然地回到了什鲁斯伯里的家中，他的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简直像迎接国外的贵宾一样欢喜地将他迎回家。

    喜悦之情过后，达尔文为了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开始忙碌了。

    达尔文经历了这5年所收集的标本，虽然他到处找人，但是没人愿意收藏。很多科学家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研究，没有时间接见他。动物博物馆的标本已经满了，就连大英博物馆也差不多满了。

    更让达尔文忧伤的是，这几年他明显地感觉身体开始衰弱，而且现在还找不到工作。达尔文在很早之前就觉得自己不必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只要能够专心搞研究就行了。

    各种困难让达尔文听从了亨斯罗教授的忠告，他只好返回剑桥整理、分类采集来的标本，并且开始自己的著作。

    达尔文迁到剑桥是1836年年底的事情。这里非常适合居住，他刚开始很想家，但是后来与认识的很多学生成为朋友，他们每晚都开舞会、打牌，这虽然排解了达尔文的孤独之情，却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

    所以1839年的春天，达尔文迁到伦敦的大马尔勃鲁街36号定居下来。除了6月份曾经回什鲁斯伯里一趟，一直到9月，达尔文都闭门著作，全力完成了《考察日记》。《考察日记》在出版之前只是简单地装订，分送给朋友，结果反响很好。

    这一年的7月，达尔文开始整理之前所想的，准备作为即将着手撰写《物种起源》参考数据的第一册笔记。

    1838年年初，达尔文虽然以各种理由推脱，但还是被选为地质学协会干事，达尔文必须跟很多人交际应酬。

    自从达尔文航海归来之后，他时常会碰到一些关心他的工作、对他表示敬意的学者，赖尔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赖尔教授是个聪慧而谨慎的学者，他很能理解别人的研究，并且乐于助人，是一位很难得的良师益友。达尔文在珊瑚岛所实证的对三种珊瑚礁成因的见解，他是第一个表示支持的人。

    如果要跟他谈论关于地质学的问题，他就一定会刨根问底，再三检讨所有的可能性，直到问题真相大白。与他讨论问题，总会让达尔文感到眼前一亮。当然，赖尔教授的鼓舞与教学，对达尔文的工作进展有着莫大的帮助。

    在这两年当中，为了让自己放松，达尔文曾有过几次短程旅行。他曾经到苏格兰的英威涅斯峡谷旅行的时候顺便考察了有名的平行路，之后将推论发表在学术杂志上。

    达尔文在南美见过陆地隆起的痕迹，所以他推断，这些平行的道路是海浪造成的。不过随后瑞士博物学者亚格西提出了“冰河湖说”，这时达尔文承认了自己的推断是错误的。由于这次经验，让达尔文了解到研究科学绝不能太拘泥于一个假说。

    幸福的婚姻

    1839年1月，达尔文跟他很尊敬的乔斯舅舅的女儿，与他青梅竹马的爱玛·韦奇伍德结婚了，他们在伦敦高尔街12号建立了家庭。

    他们的新房很一般，有两个普通的房间，家具和地毯都很简陋，但是这个地方的好处是庭院很大，虽然只长了些不太漂亮的草，但是那片绿色为达尔文这种乡下长大的人带去了亲切感。

    在高尔街的生活十分平静，没有应酬，访客也少。浓雾的夜晚，除了远远传来轻微的马车声外，周围就像深海底一样沉寂。

    爱玛是个很好的妻子，她从不发脾气骂人，或者说一句令人难堪的话。妻子一直诚挚地照料达尔文，达尔文时常抱怨自己身体不好，但妻子都忍耐着。她对待任何人都很亲切，永远会让其他人感到愉快。品德比自己优秀的爱玛还以作为达尔文的妻子而感到骄傲，这让达尔文受宠若惊。

    居住在伦敦三年多的时间内，达尔文虽然一直在奋力工作，但成就不多。因为他经常病倒，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只要稍微地劳动，就会感到全身无力，心跳剧烈。

    医生曾劝达尔文停下手中所有的工作，不得已达尔文休息了一段时间。达尔文利用这空当，经常跟1839年年底出生的长子威廉一起玩耍，而且时刻观察儿子的各种表现，这让达尔文度过了一段相当愉快的日子。

    达尔文将观察的结果，在1872年写成《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一书，出版当天就卖了5267部，相当畅销。

    1842年夏天，当达尔文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他去北威尔士作了一次小旅行。调查了之前跟塞治威克教授一起来时遗漏的大山谷间存留的冰河遗迹。

    而这也是达尔文的最后一次调查旅行，因为达尔文已经失去了地质学研究所需要的登山入海、长途跋涉的体力，而从那时候起他的体力就再没有恢复过。

    达尔文虽然总是孱弱多病，但是他很喜欢社交生活，在伦敦居住期间，跟很多名人有过来往。达尔文在剑桥时代曾经对芬勃尔特先生很崇拜，他曾经邀请达尔文前往一聚，达尔文立刻赴约，并且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还有一次达尔文跟历史学家巴克尔教授谈到他的著作《文明史》。这位教授是一位雄辩家，博闻强识，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达尔文只有乖乖聆听的份儿，“长篇大论”实在让他感觉很烦恼，他不得不借口说自己偏爱他的侄女的歌唱而借机逃跑。

    隐居乡下

    在伦敦的这段时间，达尔文尽可能地出席了很多学会，认真执行地质学协会干事的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尔文感到不能再勉强做这些事了，达尔文决定隐居到乡下。

    达尔文曾经到各地找了几次，最后他在离伦敦30多公里的偏僻小村——达温，找到一个适合他经济能力的房子。

    达尔文的妻子对房子和庭园都十分满意，不过因为附近很荒凉，增添了一些寂寞之感。

    达尔文却认为这里虽然交通不便，但是远离城市的喧嚣，田野十分幽静。只是这座房子因为很长时间都废弃，有些破旧了。

    达尔文找房子已经找烦了，他觉得修理一下还能凑合，于是决定买了下来。

    迁居达温是1842年9月的事。等到达尔文住下来之后发现在这块白垩层的土地上，生长着之前不曾见到过的珍奇植物，这让达尔文激动不已。

    达尔文在达温简直是与世隔绝，他们除了偶尔到亲戚家走走，有时到海边远足，大部分时间都足不出户。

    刚开始达尔文也到社交界去露个面儿，请几位朋友到家来。但是在那种场合下达尔文会紧张、厌恶、恶心，终于不得不拒绝一切宴会。

    同朋友聚会、聊天可以让达尔文心情愉快，现在不能参加宴会，对达尔文来说实在很痛苦。之前所交的一些知心朋友，虽然友情依然存在，但是却日渐疏远淡漠了。

    根据达尔文的判断，这种可悲的感情变化，应该是由于自己一直担心跟家人以外的人接触，只要交谈一个小时就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的想法而来。

    不过这样闷在家中唯一让他感到愉快的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达尔文会把心情郁闷、身体衰弱等所有的不快都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年，二女儿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紧接着久卧病床的岳父乔斯也去世，一连串不幸的事接连发生，让达尔文无心工作。之后又过了一年，达尔文又开始专心地做研究工作。以后的40年间，达尔文写了《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和性选择》《食虫植物》等十几部书。

    达尔文工作中心的日课表大略是早上天未亮便起床做轻松的散步。这是在矿泉疗养所养成的习惯，到老去的时候达尔文仍持续不断。有时候达尔文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弗朗西斯一起去散步。

    达尔文的一天是很充实的。

    7点45分左右，达尔文独自进早餐，接着开始工作。上午8点到9点半的一个半小时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

    达尔文在9点30分进入客厅，开始躺在卧椅上听家人为他读信，有时也顺便读一段小说给他听。10点半左右到12点或12点半左右又开始继续工作。

    达尔文就这么进行一天的工作，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散步。同行的通常都是母狗波利。

    达尔文很喜欢这条狗，晴天时它很高兴地跑着跟上来，雨天时因为不能陪着他，它就不好意思地做出奇怪的表情，但是等到达尔文跨出大门的时候，它就又忍不住地追了上来。

    达尔文非常喜欢狗，而它们也跟达尔文十分亲密。达尔文在剑桥的时候，表哥的狗每晚必定跳到达尔文床上，睡在达尔文的脚旁。

    达尔文的另一条爱犬，是一条毛粗粗的狐狸狗，非常精灵而讨人喜欢。如果达尔文在书房整理行李，它就知道主人要外出旅行，露出一副很寂寞的样子。但是如果家人在清理达尔文的书房时，它知道达尔文马上就会回来了，蹦蹦跳跳激动地狂吠不止。

    达尔文家另外还养了一条黑白杂种的猎犬，名叫霍普，是孩子们的好朋友。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一书中曾提到过这条狗。

    白天散步之前达尔文一定先到温室去观察一下正在发芽的种子和实验用的植物，然后在“散步道”走走，或是到附近的空地绕圈子。

    其实，所谓的“散步道”，就是围绕一块大约一公顷半空地的一条细长石子路，路的一边，长着枝干粗大的橡树林，树阴投在路上；另一边是低低的绿篱，绿篱的那边是一片草地。

    “散步道”旁种了一些赤杨、黄杨、桦树等树木，达尔文经常都要往返好几次。起初的时候，达尔文每走一趟，就从路旁把小石子踢成一堆，看看到底几趟才会累。小孩子们也很喜欢在这里做游戏，达尔文有时站着看他们玩，有时为他们解答一些问题。

    当达尔文独自一人的时候，经常停下来观察小鸟和动物。有一次四周非常寂静，几只小松鼠跑下来到达尔文脚上和背上玩，母松鼠在树上一直担心地吱吱地叫，让达尔文看得很着迷。

    每当达尔文散步的时候，总可以发现鸟巢，或是珍奇的鸟，这是达尔文的特技，其他人是学不来的。

    幽静的库潭谷上的小山丘，也是达尔文喜欢的地方，那里生长着一些杜松，遍地是蝴蝶兰。为了调查这附近所有普通的草类，达尔文曾跟他的孩子们到这里采集标本。

    达尔文很喜欢跟妻子、儿女一起在庭院乘凉，把长椅搬到庭院里，一家人坐着聊天。但是达尔文更喜欢独自坐在草地上，躺下来看孩子们玩网球，有时球滚到达尔文这里，他就用拐杖把它捅回去。

    达尔文户外的消遣除了散步就是骑马。很幸运的是达尔文得到了一匹非常听话、矮矮胖胖的小马。后来他就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骑马消遣，这会让他想起之前驰骋于荒野的情形。

    达尔文的午饭往往等到散步之后才吃，他跟他的孩子们一样喜欢吃甜食，但是医生禁止他吃。达尔文几次都决定不再吃甜食了，不过实行得不够彻底。

    吃完午饭之后，达尔文就躺在卧椅上看报纸。等他读完了报纸就开始写信。达尔文写信或写稿的时候，都坐在壁炉旁边一个马毛编织的椅子上，用一块板子架在靠手上当桌子写字。

    如果信太多的话，他就先拟大纲，然后用口述让别人抄下来的方式，但他的大纲太潦草，有时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不过有些来信十分没有礼貌，达尔文本来打算不回信，但他还是怀着仁慈的心全部回信了。

    下午3点，达尔文写完信就开始休息，他躺在寝室的卧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听家人念科学以外的小说给自己听。

    达尔文只有在这个时间才抽纸烟的，在工作的时候他闻鼻烟。这个习惯在爱丁堡的时候就养成了。

    达尔文觉得烟草对身体没有好处，应该戒除这种嗜好。达尔文曾经戒了一个月，但总是觉得提不起精神，而且容易忧郁，最终也没有抵制住。

    4点整的时候，达尔文便下楼换衣服，去散步半个钟头。4点半到5点半工作，然后到客厅休息、抽纸烟、听家人读小说。

    刚开始是7点半跟家人一起进晚餐，后来达尔文不怎么吃饭，只喝点茶，吃一个蛋或者一点肉，饭后再回客厅休息。因为达尔文要是多谈30分钟，当夜就兴奋得难以入眠而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晚饭之后，他跟妻子玩西洋升官图，规定每晚只玩两局，输赢的结果都有记录，达尔文对这种游戏很感兴趣。

    达尔文在客厅看有关科学的书，如果碰到家人在聚集聊天时，他就回到书房去。晚上读书读累了，他就躺在卧椅上休息。达尔文对音乐的爱好，一年比一年减弱，之前是相当着迷的，虽然是个音盲，但是从塔西提岛学回来的民谣，还能哼得出来。

    等到夜深的时候，达尔文感到疲倦了，10点钟左右离开客厅，10点半上床睡觉。上床之后，达尔文的心情不会平静，往往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一直在床上辗转。

    不幸的遭遇

    因为达尔文每天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内让家人念小说给自己听，就这样他接触到很多文学作品。

    达尔文通常不喜欢那些怪力乱神的书，更不会读一些艰深的古籍。他只读能够在图书馆所借得到的现代作家的作品。

    这二三十年来达尔文对文学、艺术兴趣的改变，连自己都感到惊讶。在达尔文30岁之前，他特别喜欢读诗，如拜伦、莎士比亚、雪莱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达尔文还特别喜好绘画和音乐。

    后来当达尔文想重新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兴趣，甚至连对绘画和音乐的爱好也都消失了。

    达尔文在想，如果人生能够从头再来的话，他希望最少每星期都抽出一点时间来读读诗、听听音乐。因为达尔文觉得，没有情操的人，就算头脑很好，却只能变成没有感情、没灵性的动物。

    达尔文住在达温的这几年，差不多已经与世隔绝，他的生活是以妻子、儿女为中心。达尔文的孩子有很多，6个儿子，4个女儿，而且他对每一个都很满意。

    大儿子威廉出生的时候，达尔文激动得手舞足蹈，兴奋得不能正常工作。当达尔文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达尔文就经常带他们一起去散步或采集标本，这比跟任何人在一起都快乐。

    达尔文一辈子几乎都没有打骂过孩子，而他的儿女也很少顶嘴或者不顺从。让达尔文很伤心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不久就死了，第六个儿子查理也是两岁就夭折，更让达尔文人伤心的是1851年4月24日，那时已经10岁的大女儿安妮也不幸去世。

    大女儿安妮的性格爽朗、温柔和顺，而且十分乖巧，一天到晚总是朝气蓬勃的，惹人喜爱。就连她给达尔文从楼上抓一把鼻烟，小心翼翼地走下楼的情景，达尔文都记得一清二楚。安妮天生具有很强烈的爱心，有时候，她还会帮达尔文梳头发，有时候还会为达尔文把领子或袖口弄平。

    大女儿的这种温柔的性格完全是自然的表现，她的态度总是那么天真无邪。达尔文与她一起在“散步道”散步时，虽然达尔文的脚步很快，但是她总会跑到达尔文前面，温柔地回头来向达尔文微笑。安妮喜欢说大话，达尔文有时候学她的模样取笑她，她就把脸别过去，娇羞地说父亲过分。当她病危的时候，她还是跟天使似的那么温柔，她从来没说过抱怨的话，也没有闹过别扭，安妮在病中还常常向照顾她的人致谢。

    当大女儿安妮去世之后，达尔文的整个家庭突然没有了以往的欢快，尤其是达尔文自己，对大女儿的死总是不能释怀，每当想起她那爱笑的脸，他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1848年12月13日，达尔文的父亲去世了。83岁的老人临去世之前还是很慈祥。在他的父亲临终之时，达尔文由于自身的病情，没能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这件事让达尔文抱憾终生。

    后来的整个冬天，达尔文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总是神经紧张，脑袋发沉，由于他心力交瘁，一直无法握笔，除了一些不得不处理的事情，达尔文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当时达尔文认为自己快要死了。

    后来达尔文听一个跟他很亲密的教授说到过有关“矿泉疗法”的事情，于是他决定带着儿女们和用人去往一个叫加利的博士那里接受治疗。后来达尔文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多了，他觉得加利博士的这个“矿泉疗法”的确不错，而且希望能够尽快康复回到达温的家，从事他喜爱的研究工作。

    最重要的著作

    从1854年9月起，达尔文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整理种的变异的庞大资料上，不断地观察与实验。

    在“贝格尔号”航海期间，让达尔文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南美平原发现了类似犰狳模样的披着盔甲的巨大动物化石。之后，越是沿着南美大陆南下，就越能发现更多的十分相像的动物。除此之外，科隆群岛的生物，与南美大陆的生物特征竟然十分相近。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达尔文在从地质学上看来并不古老的各岛上，竟然发现了同种而有一点点变种的生物。

    达尔文认为这些事实可以证明，之前那些认为种的变异是渐变的学说几乎不能站稳脚跟。

    基于此，达尔文开始思考各种问题：啄木鸟和雨蛙都会爬树，当种子夹在鸟类的爪上或羽毛上被带到各处，而且很多生物的器官、外形、色彩，同它们的生活环境很协调。这些事实让人怀疑只是环境或器官的一致是否足以说明一切。

    达尔文又开始了沉思：假如这些对于环境的适应方法不能够说明什么，那么种的变异说只不过是一种假说罢了。

    回国之后，达尔文参照赖尔教授在地质学上曾经用过的方式，把有关人工饲养或栽植的跟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种种变异事实，一点都不落地搜集起来，看看能不能对问题的解决有一点用处。

    达尔文开始采用笔记的方式做记录，他开始不怀一点偏见，也没有带着任何的法则，只顾搜集事实。

    达尔文很在意饲养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他有时候看询问的信件，有时候就直接和那些园艺家和饲养家们面谈，有时候参考各种书籍，就这样搜集了很多资料。

    达尔文断然舍弃了动物或植物的改良上没有用的部分，也就是说，淘汰是最好的方法。但是野生生物的器官和外形是怎样被淘汰的呢？这还是一个谜。

    1838年10月，达尔文所计划的研究已经开始了15个月，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让达尔文大感兴趣。

    因为长期观察动植物的习性，让达尔文感觉到生存竞争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广大的生物界也很适用这个原则。达尔文认为，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有用的器官自然保留下来，无用的器官就渐渐地消失了，结果使物种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种。

    如今达尔文已然找到了一条法则似的东西，但是达尔文害怕拘泥于某种假定，于是他下定决心，开始记录极为简单的笔记。

    达尔文首次把这个原则写成论文是1842年6月份的事。当时只不过是一篇字迹潦草的35页铅笔写成的草稿。到了1844年夏季，扩增为230页。这篇草稿的抄本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但是当时，达尔文遗漏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从一个主干分支出来的生物的一部分器官，如果发生变化时，为什么连全体的性质都会产生种种的变化？这种变化竟然大得惊人，且看“种”下面有“属”，“属”又分“科”，“科”下面还有“目”，像这样的分类情形，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了。

    达尔文在一次乘坐马车的路上突然想起了合理的解释。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只要是优秀的、逐渐增加的种族，他们的后裔必定比祖先能够适应更多新的环境，这种倾向是一直传承下去的。

    1856年年初赖尔教授鼓励达尔文把这个理论以完整的形式写出来，后来达尔文就整理出比《物种起源》长三四倍的新稿。但是这不过是所搜集的资料中的精要部分而已。

    因为1858年初夏，马来群岛的博物学者兼旅行家华莱士写了一篇题为《控制新物种出现的规律》的论文寄来给达尔文，他的内容跟达尔文的法则竟然完全一样。华莱士说，如果达尔文觉得这篇论文不错的话，希望他能够推荐给赖尔教授。

    达尔文尽可能推荐给赖尔教授，而且准备着把华莱士的论文和自己的原稿的精要，以及1857年9月5日给朋友的信一起出版。

    刚开始达尔文一直处在徘徊状态，因为他不了解华莱士这个人，达尔文担心华莱士会认为他做了一件可耻的事。

    华莱士写的论文是一篇深入浅出的优秀作品。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论文貌似没有受到任何的瞩目。通过这件事，让达尔文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发表新的意见的时候，如果不是长久地反复说明，绝对不会引起其他人注意的。

    1858年9月，达尔文再次受到赖尔教授的鼓励，他开始撰写有关物种变异的论文。但是后来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只好接着进行“矿泉疗养”。

    虽然总是在经历挫折，但是达尔文仍旧矢志不渝地想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终于，在1859年10月完成初稿，1859年11月以《物种起源》为书名出版。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可说相当成功。达尔文刚开始没想到这么晦涩难懂的书竟然能够那么畅销，而且全欧洲几乎都有译本，包括西班牙语、波西米亚语、波兰语、俄语等。

    达尔文认为《物种起源》这部书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华莱士的论文。如果1856年以现在很大的篇幅出版，恐怕想买这本书的人应该不会超过5个。

    达尔文的这个学说在头脑中总在一直酝酿，从1839年左右到1859年出版为止，一直在延续发展。那么这个法则是华莱士发现，还是自己发现的呢？达尔文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过忧虑。因为无论如何，华莱士的论文把这个法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功劳，绝对不会被世人抹杀掉，而且自己的延期发表，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达尔文有个好的习惯，每当出现与自己的思考相反的事时，或遇到新的观察和意见的时候，他会马上记录下来。达尔文很感谢这个习惯，因为这让达尔文能够谦逊地去注意那些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或者相反的意见。

    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否定了神的存在的无神论，当然会受到很多教徒和牧师的攻击。达尔文总会客观分析，他认为，很多宗教能在人间存活时间如此长久，而且能够左右人们的思想，一定也有它的魅力所在。

    不过达尔文认为，在自然淘汰的法则已经被发现的今天，神造万物的说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他觉得，生物的变异和自然淘汰的作用，就像风吹的方向一样，不能说是依造物主的意志所创的。

    达尔文认为，很多动物由于创伤、饥饿、恐怖等痛苦而发展其进化的过程。如果痛苦很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就可能增加对于突来灾祸的抵抗力，不过这往往会削弱种族的能力和活动力。而相反地，越是持续快乐，越是能让种族增强活动力。

    所以，一切有情感的生物，能够通过大自然的淘汰存活下来，也能保持它们的快乐。人类不仅能在聚会或者家庭团圆的时候得到欢乐，而且在艰难的工作当中也能发现乐趣，而人类不断地发现这些快乐，还可以补偿以前的痛苦。

    安静地离开

    当1863年新年来临之际，距大不列颠岛东南部15公里的达温庄园内，54岁的达尔文披着厚厚的大衣，埋头在书房中央的工作台上。原来，他正翻看和整理3年前开始的对植物、动物的观察笔记，还有各种从其他书刊上收集到的家养生物的资料。

    他非常注重观察。例如，为了研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他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从他的大儿子出生那天开始，他详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表情，这样的记录坚持了好几年，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在科学研究中，他“永不忽视例外”。有一年夏天，他在哈德费尔休养。休养院的周围长着一种叫毛毡苔的植物，这是属于茅膏菜科的食虫植物。达尔文一面散步，一面留心周围所有的生物。忽然，他发现有许多昆虫都陷入了毛毡苔的叶子里面，他觉得很奇怪。为了找出原因，他移植一些毛毡苔，并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和试验，最后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毛毡苔的叶子受到昆虫特殊的刺激以后，从腺毛处分泌出一种酵素。这种酵素好像动物的消化液一样，能把小昆虫消化，然后吸收为营养。达尔文在《论食虫植物》一书中纤细地论述了以上的研究。

    达尔文认为只有通过大量试验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才是可靠地和有价值的。他在1876年所写的《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一书就是经过长期大量的试验的结果。

    这个时候，衰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达尔文再忙下去了，他经常会出现头晕、疲倦、气喘吁吁的症状。这时候，他不得不推开那些书本，放下手中的笔。因为长时间的每天两三个小时的研究和写作，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了。

    其实，达尔文早就重病缠身，衰弱不堪。早在他22岁的时候，他就患上了心脏病。他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也写着自己受尽病痛折磨。从那之后，心脏疼痛、胸闷、心悸、气短的症状一直伴随着他。在1862年的年底，他由于患了重感冒，心脏病更加严重了。这一年，他完成了《不列颠与外国兰花经由昆虫授粉的各种手段》。

    此外，达尔文还患有严重的头疼病和胃病，特别是26岁时患上的一种怪病，这让他的身体状况始终处于病态之中。这种怪病常常在他受到精神刺激或过度激动的时候发作，达尔文会因此经常呕吐不止，而且不能进食，全身剧烈发抖，甚至整夜都睡不好觉。

    长年以来，这些疾病让他卧床不起，不能安心工作。尽管每年他都要多次到外地的矿泉村或疗养区进行治疗，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长期的病痛折磨、艰苦的科学研究和繁重的写作，让他外表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衰老了很多。达尔文的头发花白而且稀疏，脸庞瘦削，宽阔的额头已经爬满了皱纹，他腿脚变得迟缓，只能靠着一根手杖蹒跚地走路，他开始变得驼背，本是一米八的身躯就这么弯下去了。

    1882年4月19日下午4点，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爱玛和达尔文的子女们一边通知亲友，一边开始准备葬礼。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达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

    不过，有些人认为以达尔文的成就应该为他举办国葬，应当埋到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到了第二天，英国的媒体又纷纷发表评论，希望把这个“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跟牛顿等人埋在一起供后人凭吊。

    还有一家媒体说，在15年前普鲁士国王已授予达尔文爵位，但是英国女王却没有这么做，这让达尔文死的时候还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头衔下葬。也有报纸评论指出，达尔文要比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政治家更属于那里。

    后来，在很多媒体的呼声中，皇家学会的会长也请求达尔文家人同意将他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且召集政客开始向教堂写请愿书。而正在法国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还没有收到议会的请愿书，就欣然同意让达尔文入祠。

    达尔文的葬礼在当年的4月26日举行。爱玛没有出席葬礼，留在了达温的家中。送葬者包括伦敦市市长，皇家学会、林奈学会和其他科学学会的会员们，以及各国、各界代表。

    在一片衷心的赞美诗歌声中，这位伟人长眠于牛顿墓碑的旁边，受世人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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