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农工，不管张三李四王麻子，通通都叫老右。

    在前往农场的路上，坐在拖拉机拖斗后边的郑哲夫吃尽了苦头，他虽然紧闭双眼，咬紧嘴巴，干呛的黄沙土仍然争先恐后无孔不入地往眼耳口鼻和脖颈里钻。由于他的位置靠边，一只手必须牢牢抓住车帮，以免颠簸时受到碰撞，因此只有一只手与黄沙搏斗，捂住口鼻难护双目，到头来顾此失彼只得甘拜下风。好容易走上了石子路，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谁知，滚滚的黄沙减少了，飞起的石子却增多了，一粒粒小小的石子如同机关枪子弹不停地从车轮下被甩出来噼噼啪啪响个不住，又高又快又没有固定的轨迹让人防不胜防。虽说大部分流弹有惊无险，但不知什么时候，就有被飞起的石子击中的可能，所以他又不得不巴望着黄沙土路尽早到来。

    跃进农场并不像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所展现的那样，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有着大片大片的土地，绿油油的田野上到处行驶着康拜因、拖拉机，农工们唱着歌操纵着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春种秋收，不，不，它远不是那个样子。

    这个农场距离银川有一百多里地，它本来是个生产大队。

    跃进大队的名称虽然响亮但因为这里地贫人稀一直也没有“跃进”出什么名堂来。一天早上，从银川开来两辆小吉普，在公社书记的陪同下有几个派头不小的干部光临大队。这拨人一路走一路说，指指点点，比比划划，没用一个钟头的工夫就把大事给定了下来。大队长刚让人把羊宰了，肉还没下到锅里，这些穿中山装的干部已经登车回去了。

    五十年代的办事效率就是快，没出一个礼拜上边就发下了红头文件，跃进大队改为跃进农场由自治区直接管理。大队改为农场之后，社员还是社员，工分照记不误，只不过由上边另外派来了吃商品粮的场长、政委，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送来一批批根本不会干农活儿也不会务营生但也是吃商品粮的所谓农工。这些农工白天分在各个队里由生产队派工，社员监督他们干活儿，晚上集中住在简易的土房里开会学习改造思想，吃饭与社员分开按生产队单独起伙，队里派人帮他们烧火煮饭。

    农场一成立，政委就给社员们交了底，说这些农工都是“政审”不过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别看他们一个个文质彬彬、人五人六的，其实不是右派分子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骨子里对共产党对新社会都怀有深仇大恨。我们人民公社的社员、贫下中农时时刻刻都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要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时时刻刻警惕他们的破坏活动。

    政委对农工们也讲得清楚，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你们来农场的任务就是劳动改造。根据你们的问题，判刑劳改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但是党的政策是伟大的，党有宽广的胸怀，有足够的耐心挽救你们，希望你们能悬崖勒马脱胎换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能改造人，只要确有悔改表现知错认罪，我们可以送你们回城重新分配工作。如果有人不知悔改或不服监督、破坏生产、散布右派言论，我们也可以把你送到白土岗子，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政委是个黑脸汉子，部队转业干部，说话干脆利落，钉是钉，铆是铆，很有威慑力。社员们也是有觉悟的，很快就把管理人员和农工分得一清二楚，凡是管理人员都被称为场长、政委、指导员；凡是农工，也不管你是张三李四王麻子，通通都叫老右。

    哲夫挺喜欢这个农场，整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社员们说说笑笑并不把老右视作洪水猛兽，学习时间念过期的报纸，开会的时候带着耳朵听就行了，并不像搞运动的时候那样，让你没完没了地交待问题，无尽无休地深挖根源。干活他不惜力气，仗着年轻当过几天兵，起粪、装车、拉土、平田，虽不大在行但也干得八九不离十，除了不会使唤牲口，到年底也能顶大半个劳动力了。老右们不拿工分仍然享受着工资待遇，不过社员们说，要真的给你们老右评工分，郑老右干得最好，他挣的工分准比你们多。

    刚到农场不久就接到石洁的信，他也写了回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和劳动收获。石洁后来又不断来信，希望多知道一些农场生活的实情，并几次表示想来农场看他。哲夫在回信中把农场描绘成天堂乐园，不肯让石洁挂念，更不愿让石洁到农场来。当然，他之所以这样写还有一层阴暗心理，说白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严重一点是不相信组织。由于信件是由场部统一收发，他总觉得这些信件难免不被人拆封。他知道自己并无真凭实据，他也知道这是思想没有改造好，对组织还不够忠诚老实的具体表现，但这种错误思想却有些根深蒂固，无论如何也从头脑里抹不掉，好像也不想把它抹掉。

    一进腊月，人们就传说着春节期间农工放假，哲夫也去信向石洁透露了这个喜讯。今天盼、明天盼，眼看年关已到，社员们早都杀猪宰羊炸油香了，可场部还没有动静。立春那天刚好是腊月二十七，政委才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放假的决定：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三，农工放假四天，包饺子改善生活，还请电影队来农场放映一场电影。初四到初六，农工集中学习三天，总结思想。

    初七下地干活儿。

    政委说到这儿，用恩赐的眼光对老右们扫了一眼，希望看到感激的目光或是兴奋的反应。不料，这些老右似乎一个个早都麻木了，尽管内心有不少活动，但在表面上一个个如老僧入定仍然低眉顺眼做安份守己状，少数不够老练实在沉不住气的右派农工，也只是按照巴甫洛夫的原理，在听到改善生活包饺子的许诺之后禁不住偷偷地咽口水，似乎真的已闻到了肉的香味。

    政委稍加停顿之后又继续讲：

    “不过，放假归放假，自由归自由，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谁也不准乱来，谁也不准离开农场。你们应该利用这段充足的时间多考虑考虑个人的问题。”

    后面还说了些什么，哲夫已记不清了，渴望已久的假期原来是“不准离开农场”。他知道自己又错了，错在“忘了自己的身份”。

    宁夏到底是地处边陲的小地方，干什么都赶不到前头，总是比内地沿海一些省份慢半拍，喝粥也喝不上热的。人家放卫星、吃食堂、大炼钢铁，都快跑步迈进“共产主义”了，这里才急起直追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一九五九年，农场设立了大食堂，社员家里的锅灶一概去掉，队队都买了大锅，吃饭不要钱，也要往“共产主义”奔了。

    一九六○年，形势大变，不知是出于天灾还是出于人祸，抑或是天灾人祸兼而有之，反正人们还发愁粮多了吃不完如何处理的时候，整个国家又跌入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深谷。一向都慢半拍的宁夏，这回倒没有落在后头，一步到位似乎在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困境。

    食堂的优越性谁也不敢否认，但锅里的定量大大减少了。

    为了严格保证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农工们的粮食定量由每月三十七市斤商品粮减为每月十五市斤原粮（带皮壳的粮食），由每天三顿饭改为每天两顿饭，水多了，粮少了，浮肿的人越来越多，沙葱和苦苦菜成了人们羡慕的最佳食品。

    开春之后，队里的几个强劳力（当然是社员）都往东山上跑了。为保证修河渠的任务按时完成，不得不指派几个农工顶上，哲夫是其中之一。

    修河渠、上渠工是此地最苦最累的差事，旧社会人们把摊渠工抓伕与抓壮丁当兵相提并论，新社会有人一年到头不干营生单单等着干几十天的渠工就可以吃一年饱肚子，那几年一天渠工能记三十分工，吃粮还不限量。一九六○年低标准说不起了，生产队一人一月十五斤，渠工能给三十斤，从这些对比中可想而知，用社员的话说，好吃不好消化，几十斤定量不能让你们白吃。

    哲夫有吃大苦的准备，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有挖战壕修坑道的经历，但真的到了修渠的工地他才体会到什么是苦什么是累。

    天天顶着星星上工提着马灯下工，不是从几米深的渠底把一锹锹的泥巴甩到坝顶，就是用特大的背篓将上百斤的紫泥背到几十公尺之外，从早到晚，除了中间要喝下三碗调和稠糊糊的时间没有半点歇息的工夫。五十天渠工，天天是筋疲力尽，回到住地连脱衣脱鞋的力气都没有，他总是合衣而卧倒头就睡。

    人是铁，饭是钢，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但要让吃饱肚子。上渠的社员个个都有个手缝的小布袋，里面是从家里带来的炒熟的麸子或是米糠。这个小布袋当地人叫小抽抽，金贵得很，日夜不离身，每当开饭时人人都避开别人的视线抓一把麸子或糠放进大碗里，以便增加调和的黏稠度。哲夫没有也不可能有，但他从心底里对那脏兮兮的小布袋垂涎三尺，因此总是在打饭时有意避开众人以减少布袋的诱惑力。

    社员们毕竟是善良的，几天之后哲夫就感觉到了，队长派工后社员有意让他干轻活儿，往他背斗里装泥时总是高举轻放，吃饭的时候人们有意与他坐在一起，这个抓给他一把糠，那个给他一小勺麸子，还有人夹给他一口腌好的苦苦菜。这种情况虽然不可能经常发生，但面对这些同样吃不饱肚子却肯于把食品分给一个老右的贫下中农，哲夫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无言以对。

    “五一”节前修渠工程顺利完成，大队的社员们一致提名郑哲夫为劳动模范，这显然是丧失贫下中农立场的行为。幸好指挥部的领导纠正了这一错误，在正式宣布的劳模名单中抹掉了他的名字。

    郑哲夫在北京的右派中可能是挂不上号很不起眼算不上个人物，充其量是个补划进来的。到了宁夏就不一般了，谁一听说他是大右派费孝通的同学并且与费某来往密切还有港台关系，都得对他侧目而视加倍提高警觉，任何人也惟恐在他的身上犯右倾错误。正因此，他虽然一贯表现很好，但在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名单上仍然没有他的名字。

    这年秋天，农场出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发生却在无意中改变了哲夫的命运。

    三队的一个姓魏的农工长得五大三粗，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浮肿得像个发面馍馍。饥饿使他“忘了自己的身份”，竟然从地里大胆地偷挖了生产队的两个糖萝卜（甜菜）。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享受这顿美食，他装作要去方便方便而跑到田边远处的一个废弃的渠沟沟里。不料，他刚刚举起糖萝卜还没有顾得上擦掉上面沾着的泥巴，眼前却出现了一个白白的屁股，原来一个年轻的女社员正躲在这里方便。

    不用说，一声惊叫断送了魏老右的前程，盗窃集体财产外加流氓行为，立即引起了场部的重视。偏偏祸不单行，队里对他的批斗还不深不透的节骨眼儿上，不知他是饿昏了头手上乏力，还是肚里无食精神集中不起来，反正在犁田翻地的时候，他没有握住犁把，锋利的犁铧砍伤了牲口的后腿。如此一来，性质立即就定下来了，这是一起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事件，魏老右破坏生产，砍伤耕牛，盗窃集体财产并有极其卑鄙下流的流氓行为，应立即逮捕法办。

    公开逮捕大会在场部大院进行，农工们列队站在台下，民兵们站在四周，社员们比较随便地坐在台下。自治区有关单位、公检法和新闻界的一些人站在台上，几个持枪的公安人员把面如死灰的魏老右押到台前，口号声震天动地，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哲夫与其他老右们都战战兢兢地接受教育，除了喊口号的时候伸一下胳膊，脑袋始终不敢往台上看。他不敢注视台上的人，可主席台上恰恰有人注视着他，这个人还特地走到政委跟前说了几句与他命运悠关的话。

    “那个人是叫郑哲夫吗？”

    “对。”

    “从北京来的右派？”

    “对。”

    “表现如何？”

    “嗯……还可以。”

    问话人再也没有说什么。

    哲夫当然听不到政委的两对一可以，他甚至连问话人也没有看见，其实即使看见了也未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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