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文

    以升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设计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建造现代化大桥的迷信。此事早已闻名于世。

    以升二叔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为中华民族振兴计，倾心关注、启迪年轻人，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他们创造成才的机会。对此，我体会尤深。

    1937年11月，时值兵荒马乱，二叔选择国际和平日，代表父亲为我和张大奇主持了婚事。不久日寇逼近杭州，二叔将我们送到钱塘江大桥临时办事处的驻地兰溪。驱车兰溪途中，二叔悲愤地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现在日寇要来，绝不能让日寇用上这座大桥，我要把它炸毁，此时此刻，心情的难受可想而知。日寇绝不能永远霸占中国，但一时侵入杭州已不可避免，我们要留给它一座不能用的废桥！我把所有建桥资料全部迁到兰溪，又花了很多时间设计了一个炸桥方案，要炸得桥身严重损坏，使火车绝不能通行，让日本人不可能轻易修复；但又要使关键部位不受损害，等我们回来，可以尽快修复。”这番话言简意赅，给我和大奇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937年年末，我和大奇先后调到兰州，各自从事自己的专长业务。大奇工作的兰州电厂原来是一个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电厂，由于负荷太重，电压达不到额定量，电灯像鬼火，人们叫它“鬼眨眼”。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兰州电厂建成一个新发电厂，虽然容量不大，但电压基本达到要求，灯火通明。二叔在得知此情况后说：“鬼火变明火，小厂还要变成大厂，电的发展是无穷的。”鼓励我们在艰苦的大西北干出成绩。

    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招考几十名大学毕业生赴美深造，二叔建议大奇参加考试。大奇的大学毕业文凭在逃难中丢失，加上报名期已过，有些犹豫。二叔得知后积极鼓励大奇，他说：“去美国学它的先进技术，今后对国家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还主动为大奇写了一封给教育部的介绍信。大奇通过努力，终于考上了。几年以后，我也申请去美学习，由于女儿乃琛才7岁，必须同行，而护照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正在犯难，二叔特地介绍我向外交部说明情况。不久，我和大奇相聚在美国，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增加了不少知识和见闻，对回国以后的工作大有裨益。

    1958年以后，我和二叔都住在北京。在30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常去看望他，每次会面他都给我们以有益的教诲，这是我和二叔相处最长、得益最多的时期。1987年新春时节，我去看二叔，那天他兴致很好，提出要和我们共同拍个照。当时我未带相机，准备过几天再拍。再去时，不料他因病住了院。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直到他与世长辞，竟一直没有机会合影。然而，二叔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茅老的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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