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璋

    在兄弟姐妹中，我这老四和父亲相处的时光最短促，因为我还不到3岁就被扬州的外婆带去抚养了，但我对他的敬爱却非常深。父亲的为人处世，求学创业，乃至各方面都成为我的楷模。我从小只要和朋友提起父亲是谁，人家都会肃然起敬，由此引起的自豪感，至今犹存！

    1937年抗日战争起，我家陆续迁至内地，我留在外婆家读初中。因日军占领扬州无法升学，1939年我去上海进了在沪复校的扬州中学。1940年，外婆、姨母均鼓励我去内地升学，正好趁五婶和堂弟妹要去内地和五叔团圆之便，父亲便托五婶带我同行。一路翻山越岭到达内地，得与家人团聚。那时父亲正在贵州平越的唐山工程学院当院长，我考进中大实中。平时寄宿在校，假期回家，享受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天伦之乐。

    高中毕业进浙江大学化学系读完两年，我想转学，但去向难定，父亲建议我进成都华西大学药学系，决定了我日后一生事业的方向。父亲平常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子女身上，但在紧要关头，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确当的指点，没有一次让我们失望过。那时于冬和于燕也在华西坝金女大攻读，我们三姊妹在一起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大学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陆续搭机回到南京。那时父亲在上海成立中国桥梁公司，在杭州又要修复钱塘江大桥，于是他经常奔走于宁、沪、杭三城市，辛苦备至，很少和家人见面。1947年年底我接到母校通知，我被选为加拿大红十字会供给的留美（或加）的研究奖学金领受人（每年保送一名）。我告诉父亲，他很高兴并帮我决定进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他说中国的著名药学专家陈克敬博士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这是父亲再次帮我进行人生大计的抉择。我很喜欢我的终身职业——药剂师，至今不忘父亲对我的明智指点！

    1948年正月，父亲在百忙中帮我办理出国手续并置行装。临别依依，父亲嘱我常记日记、记账两事，我至今都不敢懈怠。在靠书信与家人联系的漫长岁月里，曾因“文革”而音信断绝。这期间母亲病故，我们在异乡竟茫然无知，能不悲伤！中美复交后，我得以三度和父亲欢聚。

    其一是1975年回国探亲。

    1975年8月31日，我和丈夫汤堉孙乘新开的法航从纽约转巴黎飞抵北京，全机乘客中只有我俩是中国人。一路都在想，阔别27年后的家人，不知变成什么模样。好容易飞机落地，内心更是惊喜交集，深深体味到“近乡情更怯”的含义。我踮起脚跟，在候机室里向接机的人群扫视，头一个便看到父亲！他虽近八旬，依然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接着便看到他身旁20多位迎候的亲友，于是握手、拥抱、欢笑、问好。孩子们接过我们的手提行李，几个照相师拨动相机，我当时不知讲些什么，真疑是在梦中！这还是堉孙第一次和我家人见面，大家却一见如故。我们首先去扫了墓，堉孙双亲的墓和我母亲的骨灰，都在八宝山。我在母亲的骨灰盒上洒泪献上我自己做的纸花球。父亲的两位秘书帮助父亲为我们安排了紧凑和理想的16天行程，让我们尽情享受回国的欢乐，更切身体会到祖国对游子返乡的礼遇，几乎令我俩有受宠若惊之感。我们一行乘民航去了向往已久的杭州。父亲借此机会，将三大包有关钱塘江大桥的宝贵资料亲手交给浙江省档案局收存。这些资料是他心血的结晶，几十年来一直跟着他老人家跋涉万里、南北迁移，这次终于了结了他数十年来的一大心愿，我们也为他感到高兴。此行的高潮便是与阔别快30年的钱塘江大桥再度相见，它仍安详地屹立江上，显示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朝夕为人民服务。我曾为此在美国的《华侨日报》上写过一篇《可歌可泣的钱塘江大桥》。汽车在桥上慢慢行驶，走完大桥又倒转来重复两度，聊慰多年向往思念之情。后来又乘兴登上江畔的六和塔。我们每爬上一层，就从窗口远眺大桥全景。父亲独自坐在塔旁的绿椅子上，时而向我们招手，时而深情凝望他的精心杰作。

    四天后我们赴沪，与在沪亲人欢聚后，父亲领我们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和钢铁厂。国内轻重工业的发展，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对我们说，振兴中华的责任，大家都不应忘记。

    离开上海，父亲领我们乘火车到南京看了气势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父亲也曾是建这座大桥的顾问之一，造的时候有过周折。苏联政府曾支援人员和材料帮助建造，中途忽然全部撤退，我们自己终于建成了它。父亲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的明例。这七天南游是我一生中和父亲在一起游玩最久、最愉快的一次。

    其二是1979年父亲访美。

    1979年父亲率中国科协友好访问团访美，一行五人中，有燕妹陪同照应。父亲应邀前往母校卡利基大学，接受卡利基大学校长赛亚特颁给他的一枚“卓越校友”奖章。阔别60年的母校已由工学院改为规模完整的大学，但他读过书的土木系楼房依旧存在。土木系系主任和结构学教授以及一位曾是父亲学生、现在该系任教的中国教授在接待室殷勤接待。室内陈列品琳琅满目，父亲在60年前写的博士论文赫然在目，父亲是卡利基工学院第一次颁给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传为佳话。

    次日燕妹陪同父亲去他的另一个母校——康奈尔大学，在那里他同样地受到一番光荣的接待。返回匹城，我安排了有本地中国友人参加的聚餐式欢迎会，招待访问团全体，父亲即席发表了对这里的学者关切和鼓励的谈话（编者注：详见本书《在匹兹堡华人协会欢迎会上的讲话》一文）。父亲在匹城期间，看到了他的几个外孙和外孙女，见到几个学业各有所成的孙辈，老人欢快欣慰之情可以想见。

    其三是1982年再度来美。

    这次父亲是应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之邀，来接受该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授予中国人以院士称号还是首次。父亲被提名是在1979年年初由吴健雄博士发起、由罗伊博士响应并有三名以上同辈的推荐，再经过委员大会通过的，可见其严格和不易。在开年会的那天，堉孙和我驾车前往，因父亲走动不便，特地备有轮椅。会场的场面布置得相当辉煌，座位可容纳千人。大姐和我们都被安排在第一排陪同父亲。授予新院士的仪式由勃金主席主持，那年的外籍院士有六位，中、日、意、瑞典、丹麦和以色列各一位。主席宣读每人功绩后，一一上台和主席握手并佩上一枚蔷薇花徽标，然后在工程科学院名册上签名入院。轮到父亲时，主席特地下台走到他的座前颁给。会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厅设宴，父亲因向他祝贺、问候的宾客过多，接应不暇，没有时间进食，竟空腹而归。第二天柴泽民大使和夫人李文辉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设宴，庆祝父亲为国争光，我们也被邀作陪。

    事后，卡利基大学工学院举行午宴，盛情款待为母校又添荣誉的父亲。工学院老院长乔登博士和土木系系主任桑格来博士主持宴会，土木系欧东教授和化工系李昆教授作陪，气氛十分热烈。

    父亲和大姐离美后经瑞士在大哥于越家逗留一周安全返国。这次环球一个月的旅行，在父亲的生活史上又增加了光彩的一页。1989年11月12日他老人家因骨折引起脑病卧床两年后终告不治，与世永别。我和父亲这三度重逢的欢乐，竟成往事。

    匹城是有名的桥城，有三条河在此汇聚，所以桥梁特别多，每次出行必须过桥。每遇桥时，我都会想起敬爱的父亲，这里是他桥梁事业的起点，而造桥是他对祖国的最大贡献；我更永远铭记父亲在送我出国前夕的亲笔赠言：

    学而时习之，习而时学之。

    立志要坚，用心要细，对人要诚。

    人生是剧，但须演得好。

    卅七年一月四日十二时

    唐臣

    （作者是茅老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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