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荣誉

    1631年的春末或夏初，伦勃朗从搭乘的客船上岸，踏上了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富裕城市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商港和重要金融中心，新的观念和大量的财富沿着通商的道路拥来，人口也跟着膨胀，这时，这个大都市和郊区总共聚居了15万以上的人口。有位旅客说道：“我对这城市的第一个印象，是它不专属于任何种族，而是各民族的大熔炉。”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也来到阿姆斯特丹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因此我可以不被任何人发现，而在那里过一辈子”。在伦勃朗抵达阿姆斯特丹的这一年，笛卡儿写了封信给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请您务必原谅我的迫切希望，劝说您选择阿姆斯特丹作为退休之后的归隐之所。我觉得它不仅比许多名人退休的圣方济教会僧院好，也比法国和意大利的最佳住宅区好，甚至较之您去年的隐居之所，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乡下的房屋无论结构如何完善，它永远缺少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的琳琅满目物品，即使一个人想要住在宁静、没有人干扰的地方，也绝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环境……不错，当你看到自己的果园，结满了成熟的果实，可以得到快乐，可是您可曾想到，一个人在其他地方，是绝对看不到像阿姆斯特丹那样，由轮船从各地载运来的，欧洲各地极珍贵的物品，堆积得满坑满谷。在这世界上，我们去哪里能找到其他一个地方，能像阿姆斯特丹那么容易得到各种用品的？

    伦勃朗定居阿姆斯特丹时期是他创作的成熟期，他的成名作《蒂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一张团体的肖像画，最能象征阿姆斯特丹的财富所赖以建立的中产阶级的民主，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依赖冒险的分担和责任的分担，其建立是基于个人必须彼此合作，以追求共同目标之信念。“集团”的观念，弥漫于整个社会，而各种工会和商会、民防组织、同学兄弟会，以及宗教和慈善机关，全都要求成员们要有长久而可见并为团体利益努力的证明。

    其次，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蒂尔普的名字，发源于他的出生地，那里大概是郁金香的拍卖场。郁金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衰退的第一个典型例子，“郁金香狂”在1630年达到最高潮；更重要的是，它们显示，荷兰人急切希望获得可以投资他们新资本的商品——如果不是郁金香，就是油画。英国作家约翰·伊富林几年以后到荷兰，他在日记上写道：

    我们抵达鹿特丹时，他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博览会，到处都充满了图画……我很惊讶，并且买了一些寄回英国。他们珍藏图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少可让他们的牲口使用的土地；因此很容易看到，一个普通的农夫在这商品上投资两三千英镑，他们家里摆满了画，只要拿出去卖，就会收获甚大。

    在这段时期，新的中产阶级的房屋面积得到扩大，因此刺激了人们对于油画的需求。伦勃朗这时居住在享德利克的家里，他的工作间被夸张地称为年轻艺术家的“研究所”，实际上它是一个美术工厂，大量制造原创的和仿制的油画，供给市场的需要。但是，伦勃朗没有参与这种工作，因为他有外科医生联会的委托就已经够了。

    尼古拉斯·蒂尔普是大学的图书馆长，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权威医生，曾八次担任市政府的财务次长，并两度出任市长。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医生，可以把现代的医学技术、正确的治疗方法，及江湖郎中的噱头连接在一起，他有一次甚至叫一位病人每天喝50杯茶。他非常成功，也非常富有。

    蒂尔普的手法，使整个阿姆斯特丹社会都觉得他莫测高深。他选择一个逐渐成名的年轻艺术家，为他第二次的解剖课作画，结果没有使他失望。阿姆斯特丹的外科医生协会在安东尼斯市场的内塔顶楼，有一个解剖厅。最近才在荷兰开放的解剖实例，一般人对它的态度是以看热闹、好玩的成分比较多，而不是将它视为严肃的医学研究，然而却有一大堆群众聚集到“戏院”里，想要看一场刺激的“表演”。很巧的是，蒂尔普医生解剖的对象，和伦勃朗同样是莱顿市人，他因为强盗罪而被绞死，叫做阿里斯·金德特。说也奇怪，有关伦勃朗的许多资料都已散失，而这个倒霉鬼的名字却传了下来。

    伦勃朗的这幅油画是一件杰作。整个阿姆斯特丹都这么认为。作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艺术家“初试啼声”之作，它是一幅技术高超、下笔仔细的创作。油画的结构和处理方式，都在强调蒂尔普一个人。当然如此，因为他是花钱请伦勃朗作画的人，而且那是他主持的解剖课。

    不过，就记录一件事情来说，这幅画实在离谱。传统的解剖示范，都是先割开内脏，但是这么一来，就会限制伦勃朗的简单构图，而没有发挥的余地。因此，他改而画出蒂尔普执行复杂的手臂肌肉解剖，而且用他自己的手显示这部分的功能。甚至这一部分也是欺骗，因为考证的结果，原来伦勃朗画的那只手臂，竟是抄袭阿瑞安·斯派格的《人体结构》一书里的插图。无论如何，这幅油画达到了它的目的：除了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外，它令它的主顾满意，并为伦勃朗作了很漂亮的宣传。

    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最初几年，很显然的目的是要致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画肖像画是最佳的途径。我们知道，在荷兰，人们对油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圈子里，肖像画是最迫切需要的，因为它们是代表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有形资产。《蒂尔普的解剖学课》恰好产生了伦勃朗所预期的效果。因此，他的定单纷至沓来，即使昼夜不停地画，也应付不了。

    1632年和1633两年间，伦勃朗一共画了50幅油画，只有4张不是肖像画。阿姆斯特丹的中产阶级，例如商人、银行家、技师、牧师和市政官员，彼此互相竞争，设法钻营，莫不是为了使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把他们的相貌搬到画布上。因此，伦勃朗摇身一变，成为了富人。

    在这一段时间，伦勃朗并没有只为了赚钱，而推出充满匠气却没有灵气，像尼古拉斯·伊利里斯和汤姆斯·克塞等人那样的作品。并非时尚使伦勃朗受欢迎，而是他使肖像画成为当时艺术的主流。伦勃朗为尤登博格特牧师所作的肖像画，实在非常精彩。尤登博格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于1633年4月13日，开始让伦勃朗作画，他是经过他的朋友及崇拜者安东尼斯的介绍，和伦勃朗谈妥的。这位牧师显然使年轻的画家非常着迷，因为他的脸上流露出为了他的原则而受苦难的痕迹。尤登博格特虽然是菲德利克·亨利王子以前的家庭教师，他也是代表卡尔文教派的自由分子、阿米尼乌斯派的领袖，当葛马利斯特派推翻他的教派时，他被迫流亡了7年。

    一幅伟大的肖像画的面世，需要画家和被画者之间的交流与默契，但是如果说人们从这张画就可以看得出来伦勃朗本人是阿米尼乌斯教派的支持者，那就言过其实了。伦勃朗同情所有人类的痛苦，他钦佩那些坚毅不拔、反对狭隘偏窄的教条的人，而当他发现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时，就把他的形象转化成艺术，将希望的信息传播下去。

    在这世界上，成功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得到它的人，往往会告诉尚未得到它的人，追逐成功是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一点，伦勃朗的反应要比别人复杂得多。他继续追求财富和物质上的东西，因为，它们满足他内心强烈的需求。不过，这仅是他性格里的一股力量，而不是整体；由于他性格的另一部分使然，他又轻视尘世野心的鄙俗与虚空。这种在复杂性格里的强烈矛盾，使他创作了一幅杰出的画。

    伦勃朗牵着一只狮子狗的自画像，是一幅丝毫没有保留的“自剖”。他问道：“在这里，人生的目的究竟为何？”画里像小丑般的狮子狗，是社会上趋炎附势之辈的缩影，除非特别迟钝的人，否则一般人都会感受到他的当头棒喝。

    直到目前，伦勃朗将他大部分的艺术品，继续限定在收取报酬的范围内，替阿姆斯特丹的市民画肖像画。但不在他控制下的力量，正在塑造他的生活和他要采取的行动。这种种事情，都集中在一位经常到他画室拜访的宾客——来自伏列斯兰（位于尼德兰北部的一省）的亨德利克的年轻表妹萨斯基亚身上。

    心爱的妻子

    萨斯基亚是一个孤女。她的父亲在她12岁时去世，生前是一位相当富有且很有影响力的人，曾经担雷瓦登的市长。因此，她属于富有的上层阶级。相反的，伦勃朗虽然是阿姆斯特丹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却是一个磨坊主之子。无疑的，她可以改善伦勃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事实上，伦勃朗也是真心爱她的。他们两人在1633年6月里订婚。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伦勃朗为萨斯基亚画了一张精美的肖像，他在画中题道：“画中人是我的未婚妻，芳龄21，画于我们订婚后的第三天——1633年6月8日。”

    伦勃朗使用“银点”法作为媒介，这是绘画艺术上最困难的方法之一。它的大致画法是以细薄的银尖笔，在昂贵的白色羊皮纸上作画，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伦勃朗之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表示他珍视这个纪念日。这幅画他一气呵成，没有一丁点儿的错误。

    在17世纪的荷兰，大家都很重视订婚典礼，破坏了婚约就是犯法，要到法院接受审判。男女双方交换戒指，是订婚典礼中最神圣的一幕。萨斯基亚希望伦勃朗遵照伏列斯兰的风俗，给未婚妻一笔相当多的钱，外面包着一块麻布，上面用红线绣着两个人名字的简写和订婚日期。萨斯基亚的兄长和监护人，也给了她富家人的传统礼物——一个金制工作盒，里面装有顶针、针线、剪刀和镜子。订婚典礼完成后，两个人交换了第一次公开的吻。

    伦勃朗刚步入成年期，在没有遇见萨斯基亚以前，一定非常寂寞。像大多数的未婚男人一样，伦勃朗可能到每个街头都有的酒店去消遣。喝得酩酊大醉，是荷兰人消磨时间的调剂，荷兰的文艺复兴领导者伊拉斯莫斯离开他的祖国，是因为“我的同胞酒喝得太多了”。

    英国政治家及作家威廉·邓波说，在荷兰，即使年轻人也很少谈到“爱”，他们认为它不过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迷人的谈话主题……我们可以遇见的，是令人愉快的年轻情人，而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疯狂恋人”。

    订婚后差不多一年左右，伦勃朗和萨斯基亚的监护人西尔维亚斯一起到民政厅去，谈妥结婚的一切安排。婚礼进行的每一个细节，都由当局规定，包括要放在教堂或市公所宣读三次的结婚预告。在伦勃朗这一方面，根据规定，他的母亲还要明白表示同意。这份文件保存了下来，在它边缘上，加注了一段话，说明他的母亲已经去过莱顿市的公证人办公室，给予“尊贵的伦勃朗先生”的婚姻祝福和同意。

    订婚和结婚的间隔通常都很短，而伦勃朗的婚事之所以耽搁这么长时间，是由萨斯基亚的监护人西尔维亚斯所坚持的，也许他希望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他担心萨斯基亚可能会对这个莱顿市的磨坊主之子、暴发户伦勃朗感到厌倦。

    西尔维亚斯是一位牧师，娶了萨斯基亚的堂姐亚尔蒂，他们在乡下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后终于迁到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和萨斯基亚订婚时，他在葛鲁特柯克担任牧师。稍后伦勃朗为他作的版画，显示他是一位有同情心、懂得体贴的人！

    西尔维亚斯除了给他们两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互相体验感情外，他不可能会阻扰他们。许多大小事情都证明了伦勃朗和萨斯基亚对他只有爱；他是他们第一个小孩受洗礼的见证人，并亲自为他们的第二个小孩施洗，他死后几年，伦勃朗还画了一幅他的肖像。

    1634年6月22日，伦勃朗在伏列斯兰省的赫特比特举行了婚礼。萨斯基亚的姐姐嫁给赫特比特的政府书记官，因此庆祝会就在她家里举行。

    结婚庆祝会遵循伏列斯兰的传统模式。为了筹备像萨斯基亚这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的婚礼，赫特比特的教堂布置得美轮美奂。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座位上有花朵和叶子编成的花环，并且挑选了许多当地的儿童，在新娘前面撒花。从教堂到婚宴的行列里，一路上花儿撒个不停，那对新人领先坐在一辆马车上。典礼进行到最高潮时，新郎把他自己的戒指，套在新娘右手的中指，从那时起，她就配戴两只戒指。

    萨斯基亚的姐姐希斯佳根据传统的方式，在家里摆设了铺张的维多利亚领主的筵席，至少有二十道菜，放在大桌上，供宾客食用。席间衣香鬓影，杯盘交错，大家都喜气洋洋。进餐时，特别为这场合而写的拉丁文诗（或法文诗，或意大利诗），要由作者亲自朗诵。这项工作，无疑地落在萨斯基亚的哥哥身上——她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陆军军官。

    没有记录说明，是否有任何伦勃朗的家人参加婚礼。对于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的他来说，这可能是令他不太舒服的场合，不过，他的老母亲，可能由他终身未婚的姐姐陪伴，从莱顿市赶来。接着，喜宴在音乐和舞蹈中结束。

    伦勃朗和萨斯基亚在结婚后不久，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接下去的两年，他们住在布里街宽敞的宅第。这段婚姻的早期，伦勃朗所作的一些油画和水彩画，是我们仅有的关于他和萨斯基亚共同生活的记录。不过，绘画艺术比任何书写的证据表达得内容更多，也更详尽。

    伦勃朗献给萨斯基亚的作品数量之多，显示了妻子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于她不同的情绪及表情的细微差异的一种近乎痴迷的兴趣。萨斯基亚并不是一个美人，但是伦勃朗再三为她画像，也许比他献给新婚妻子大量作品更使人感动的，是这位艺术家处理萨斯基亚的肖像画的态度。

    这些绘画大都使用油画的形式，因为这些画作是给别人看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沉思冥想。在这所有的肖像画里，伦勃朗邀我们端详她、赞美她、敬爱她——正像他对她一样。无论他把她画成戴着花冠的花神、女战神贝罗娜，甚或仪态庄丽、长裙曳地、满戴珠饰的贵妇人，他的态度都是如此。

    在同一时期，伦勃朗又画了许多自画像，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自画像和萨斯基亚的肖像风格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萨斯基亚是一个贵妇，而他自己则应该是一个高贵的战士，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时候可能会显示像《带着狮子狗的自画像》那幅画中所表现的自嘲。但是，他自己最常展示给我们的形象是尊贵而庄严的。在这些自画像里，他的衣服是单色的，经常戴着一条金链，象征财富和慑人的权威。这是和萨斯基亚极为匹配的丈夫，这的确是伦勃朗在这时期应该要做到的举止。

    虽然肖像画继续给他带来大宗固定的收入，而且占去他工作的大部分，但是他却没有忘记发展其他方面的艺术。在这些年里，他完成了主题广泛的版画和水彩画，包括风俗画和《圣经》故事的插图。他也没有忽略历史油画，他甚至为此买了许多道具，例如头盔和华丽的服饰，让他的自画像和萨斯基亚的画里，糅合了幻想和现实两方面的元素。

    艺术史学家们往往只看事情的表面，而忽略了伦勃朗在17世纪30年代早期，所作自画像的幻想成分，如此辗转流传，使早期为他作传记的人，认为他是“鄙俗的磨坊主之子，有的只是劣等的心性品格”。

    像他这么杰出的画家、艺术家，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幻想式的”自画像，是他终日枯燥无味地为阿姆斯特丹的中产阶级画出严峻不苟、几乎单色的肖像画之余的一种调剂。它们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分析，它们也对人类的脸孔显露出性格和个性的观念提出了质疑。除此以外，这些令人相当不快的自画像，是想要了解人类性格特质的一项尝试。

    伦勃朗对于收集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很热衷，那是出于兴趣，同时要用它们作为道具。和他同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巴蒂纽克西叙述道：

    伦勃朗经常到公共拍卖场所，只要他发现式样老旧而且稀奇古怪的美丽衣服，他不惜花费很多金钱买下来，即使有时它们脏得很，他也把它们挂在画室的墙壁上。

    他的画室里无所不有，有美丽古玩，如各式各样古今的武器——弓箭、匕首、军刀、戟戈、小刀等，以及无数精致的雕刻、奖牌、画和他认为一个画家可能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

    ……

    伦勃朗有一些优点，值得我们大加赞赏，虽然他的一掷千金为许多人所不取。他为了表示对艺术的极大尊崇，每当有知名画家的画作及相关物品拍卖时，他就会喊出很高的价钱，没有人敢加价跟进，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强调他职业的声望。他也很慷慨地把他这些私人收藏品借给任何艺术家参考。

    伦勃朗在这一段时间，花钱很没有节制，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拍卖场所的买主名单上。他自己的收入固然不少，可是他的确额外挪用了萨斯基亚的嫁妆。这种情形，没有逃过她娘家一些人的注意，他们指控伦勃朗挥霍了他们家族的财产。伦勃朗非常愤怒，控告他们造谣中伤。在法庭上，他和萨斯基亚异口同声地说“上天赐予我们丰厚的财富”，而否认浪费了妻子继承的产业。此外她的亲戚们也不承认曾经说过他们“骄纵炫耀，像暴发户似的”的花钱，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在1635年或第二年画的著名双人肖像画里，展现出伦勃朗婚后的最初几年中，生活和艺术的许多内涵。那是一幅有很多层意义的油画。对于他那一些挑剔的姻亲来说，这幅画表现了萨斯基亚的矜持和腼腆，因为她那出身低微的丈夫举杯庆祝拥有了她，而向他们示威，就好像炫耀昂贵的服装和武器，以及桌上丰盛的食物一样。对于伦勃朗来说，那是一种自我分析的方法，以充满技巧和忠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不留情的批评逆流相抗衡。

    但是，那幅油画也是一个寓言。狂笑的男人，膝上坐着女人，这种形象在荷兰的艺术上有相沿成习的意义：它暗示《圣经》寓言中的浪子，在他翻然悔悟回家以前，尝试了世间的各种享乐。在某一角度看来，伦勃朗是否在说，他已经偏离正道，正渴望着他精神上的“归家”？

    的确，当他在物质上最成功的时期，也就是他内心挣扎最激烈的时期。1634年6月，一位德国商人伯查德·格罗斯曼来访，伦勃朗在画册扉页题了几个字：

    虔诚的灵魂

    视荣誉为先

    得失为后

    生活中的磨炼

    1635年12月，布里街的屋子充满了生气。街坊邻居和朋友川流不息地来到，送些传统的礼物，并且吃仆人为他们准备好的蛋糕和其他甜点。在楼上，听不到任何的吵声和兴奋，萨斯基亚躺在灯光微弱的房间内的一张大床上，等着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几个月以前，她的情绪开始烦躁，有呕吐的现象，当地的接生婆宣布她怀孕了。六个星期以来，她依照惯例守斋戒，现在她躺着，痴痴地望着华丽的婴儿洗礼袍、木制的摇篮和折叠整齐的婴儿衣服，等待婴孩的降临。

    伦勃朗的长子龙巴特斯，在12月15日受洗。两个月后，即1636年2月15日，他就夭折而被埋葬了。这时候，伦勃朗已经从布里街搬到多兰街的新建房屋里。自从儿子死后，屋子显得空旷冷清，不过后来有许多街坊朋友到访，安慰他们，尤其是画框制造商哈尔曼松·杜莫夫妇，更是劝伦勃朗夫妇往远处看。

    这时候，伦勃朗不断接到预约画像的定单，这大多是直接或间接由霍伊根斯介绍的。他画了霍伊根斯的兄弟——海牙议会的秘书毛利兹的画像；他也画了省长的特勤人员安东尼·库波的生动肖像。不过霍伊根斯在这个委托上并没有担任积极的工作。因为库波的哥哥法兰克斯娶了萨斯基亚的妹妹泰西亚，他们和伦勃朗的关系很密切，泰西亚是伦勃朗家的常客。经过霍伊根斯的介绍，最重要的受托作品，是全套5张显示耶稣基督受难不同景象的油画。这些油画是为奥兰治亲王弗德里克·亨利准备的，他这时正在布置几处寓所，这些“受难画”很可能是特别为在海牙的诺丁德宫而画的。

    霍伊根斯不仅向弗德里克·亨利推荐伦勃朗，还负责监督他的工作。因此，伦勃朗写了著名的《致霍伊根斯七封书信》。传记作家们往往大肆宣传，说这些信件是唯一传留下来的伦勃朗手写真迹。这种断章取义的论调，使得人们过分重视这些信件。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家写给顾客的典型信件，遵循了向地位高的人通信的俗套，里面还掺了几分感激与谄媚，模式固定，就像一份令人难以消化的蛋糕食谱。

    第六封信是最有趣的，因为伦勃朗工作的报酬已经被无情地削减，而且为了迎合他主顾的胃口，他很不情愿地改变风格，即使他写信仍合于当时的规范，但是他的愤怒却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这位不妥协的艺术家写信的对象，是在荷兰联合省内最有权势和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信都是以伦勃朗苍劲有力的书法写成，和他大多数没有个性的通信语调，成了极强烈的对比。第六封信是这样的：

    我敬重的阁下：

    对于先前送交的两幅画的报酬，我相信阁下，如果事情做得蒙您的喜悦，而且我没有差池，那么对于我们原先讲妥的价钱，应该没有反对的必要。关于早先送交的画，我每幅还拿不到600个金币。

    如果伟大的奥兰治亲王因为没有感动而不给我较高的报酬，虽然它们显然值得，那么每幅画若能拿到600个金币，另外归还我为两个乌漆木画框和木箱垫付的44个金币，我就很满意了。

    因此，我诚恳地请求阁下，希望我能尽快地在阿姆斯特丹收到这笔款项。深信经过您的大恩惠，我不久就能享受这些金钱，我将永远感激您这份友谊。

    现在，我诚恳地向阁下说再见，我要说，祈求神赐阁下健康，并且祝福您。阿门。

    阁下卑微而敬爱您的仆人

    伦勃朗

    这5幅耶稣受难画是伦勃朗与霍伊根斯关系的结束，伦勃朗写给他的第七封信，最后一句显示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已告终结：“现在，我诚恳地向阁下说再见，我要说，祈求神赐阁下健康，并且祝福您。阿门。”

    霍伊根斯在伦勃朗的事业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曾是他艺术上极有裨益及忠实的欣赏者。可是，无疑的，他在“耶稣受难”系列画里，给予伦勃朗的待遇实在太坏。伦勃朗的艺术正在改变，而它已变得不讨霍伊根斯的欢喜，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两人之间的鸿沟。

    霍伊根斯甚至不想接受伦勃朗送给他的礼物——《旧约·圣经》故事《参孙被弄瞎双眼》。这幅画的背后有一个极其悲惨的悲剧故事。参孙是以色列人的一名领袖，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受到非利士人（居住在迦南南部海岸的古民族）的压迫和统治。在参孙出生的前一天，天使突然出现在他父母的面前，说这个孩子出生后，会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他会拥有神力，将以色列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天使还叮嘱参孙的父母永远不要剃掉参孙的头发，否则他的力量就会消失。

    参孙长大以后爱上了一个非利士女孩，当他向女孩求婚时，厄运悄悄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参孙给新娘的同伴出了一则谜语，并许诺说如果她们能猜出谜底，他就送她们三十套衣服，于是新娘的同伴逼着新娘以美色向参孙套答案。开始的时候参孙守口如瓶，直到后来新娘质问参孙：“你到底爱不爱我？”参孙终于说出了谜底！

    当参孙知道新娘和她的同伴在合伙骗他之后，他气急了，跑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给了新娘的同伴。新娘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当即取消了他们的婚事，并把女儿嫁给了别人。

    这是参孙遇到的第一个女人，也是因为这个女人使得参孙与非利士人结下了冤仇。

    参孙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一个妓女，她向非利士人泄露了参孙要来看她的消息，非利士人便在城门下设了埋伏，准备在清晨参孙经过城门时杀掉他。得知消息的参孙半夜就出现了，他将城门连同门柱一同拆下来，然后丢在山顶，以此来羞辱那些非利士人。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参孙遇到了第三个女人大利拉，他很爱她，可是非利士人用金钱收买了她，要大利拉找出参孙力量的来源，参孙又一次上了当，他满怀信任的告诉大利拉：“如果剪掉我的头发，我的力量会即刻消失！”于是，大利拉让参孙睡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悄悄叫人减掉了他的头发，失去力量的参孙被非利士人捉住并弄瞎了眼睛。

    参孙成了非利士人的俘虏。在一次非利士人的节日上，参孙受到了折磨和凌辱，他在大殿上虔诚地祈祷，祈求上帝恢复他的神力。于是他的头发又重新生长出来，他振作精神，用双手扳倒了支撑大殿的两根大柱，整座殿堂倒塌下来，参孙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伦勃朗笔下关于参孙故事的画共有5幅，这些画集中完成在1628—1641年之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重复画一个人物，可见伦勃朗对这个人物的痴迷程度。这幅巴洛克式的艺术作品，是特别为霍伊根斯而作的，因为他喜欢暴力和恐怖的题材。日后，伦勃朗死时，霍伊根斯的日记上竟然只字未提。无论是什么原因，第一个全然欣赏伦勃朗天才的人，到了最后，竟然不能了解他艺术的发展，置他于不顾，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如果说，伦勃朗在这些年里失去一个朋友，他在别处又得了一个新朋友。在他写给霍伊根斯的一封信里，说道：“在我忙于把那两幅画装箱时，尤登博格特来拜访我们，他希望先看看它们。他说如果奥兰治亲王喜欢的话，他准备从他这里的办公室先拨款给我。”

    尤登博格特是采购总监，他可以利用他的官职，向大公的司库说情，多付酬劳给伦勃朗。这种仁慈的行为使伦勃朗深深感动，遂开始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版画上的证据显示，10年后，伦勃朗是尤登博格特在阿姆斯特丹郊外农庄的常客。

    伦勃朗在为弗德里克·亨利画油画时，完成了两幅他最为人称道的裸体画《达那厄》、《苏珊娜与长老们》。这两幅画和他早期的裸画作品相当不同，虽然他对《达那厄》和《苏珊娜与长老们》并没有什么“极大的炫耀”的打算，除了前者有神话的渊源，而且她们具有常人的性格；不过，伦勃朗刻意使她们看起来既美丽又带有色情。

    达那厄是画家们非常喜欢表现的题材，伦勃朗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流派，画家们创造的达那厄的艺术形象和传达的美学观念是不同的。

    达那厄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她被父王囚禁，天神宙斯从这里经过时，爱上了美貌的达那厄。伦勃朗画中的达那厄是一位成熟的荷兰妇人，她似乎正企盼着宙斯的到来，她那微微扬起的手臂表现出一种对幸福的憧憬与渴望。画中背景及周围的环境几乎都是暗的，只有达那厄身体是明亮的，使观者的视线不得不集中在她身上，达那厄的身体被画家描绘得温柔又饱满。

    伦勃朗创造出的达那厄形象呈现出鲜明的蓬勃朝气和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她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体现了画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审美理想。

    《苏珊娜和长老们》的故事出自《圣经》。在巴比伦住着一家富有的犹太人，丈夫名叫约亚金，妻子名叫苏珊娜。她为人贤淑，丈夫非常爱她，她也忠于自己的丈夫。一次。她在家中花园的水池里沐浴，被两个士师偷看到，他们想上前玷污她，遭到苏珊娜严词拒绝。两名士师怕苏珊娜揭发自己的丑行，便决定先发制人，诬告苏珊娜不贞。次日在公审中，两名士师企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判苏珊娜死刑，但此事被年轻的先知但以理获悉，但以理为之伸冤，挽救了苏珊娜的生命，两个士师被判以死刑。苏珊娜从此成了希伯来民间故事中贞洁的女性象征。这个故事本身有强烈的戏剧性，它表达了美德获胜，先知圣明的寓意。

    伦勃朗的《苏珊娜与长老们》比较简单，虽然它是艺术上至高的作品，但是事实上，它是从“厨子的感官表现出来的”。伦勃朗难得画裸体画，大概是因为这是那个时代清教徒的品味，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兴趣。他的其他研究女性体态的作品，很少带有色情的成分。

    萨斯基亚绝不是那两幅裸体画的模特儿，但是无疑的，她是伦勃朗的灵感泉源。它们细腻的表达出他在她身体上找到的快乐和愉悦。令人悲痛的是，这两幅画从某些角度看来，徒然留给人们无限的追思。1638年，萨斯基亚生下第二个小孩柯纳丽亚，她在7月22日受洗，仅仅三个星期后的8月14日，这个女婴又病死了。萨斯基亚可能身体不怎么健康，有人曾经推测，她患有肺痨病，而她在一些非正式的肖像画里，的确有这种病症的神态。两次分娩，以及失去两个小孩的心理打击，开始侵蚀她的身心。伦勃朗以极大的勇气，记录他妻子的这些变化。

    为了广为流传及便于自己保存，最好的方法是作版画。但是，伦勃朗在最挥洒自如的水彩画里，记录了短暂而不重要的事情，也记录了他最亲密、最切身的关系。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许多水彩画和当代的浮世绘艺术家们很相似：例如发脾气的小孩子、街上的游行、在博览会的乞丐等。但是他也画了些家里的题材，吸引人的主题如《化妆台前的少女》，则是笔触狂放的写意画。

    随着时光的推移，他有更多的描写萨斯基亚在床上的图画。这些绝不可能是在她怀孕时画的，她也不是整天赖在床上，除非她生病了。有一个护士经常在她床脚坐着打盹或者编织东西。萨斯基亚的脸时而有气无力且憔悴，时而浮肿。她的双眼，往往有长期卧病的绝望和呆滞的表情。伦勃朗怀着无限的同情，以高超的技巧，记录下他所爱的女人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形。

    最沉重的打击

    1639年6月，萨斯基亚和伦勃朗从他们暂时居住的宾南安斯特区制糖厂，搬到布里街的一幢华丽的宅子。这是非常奢侈的行为，不是他们负担得起的，不过也许伦勃朗相信，他这么做可以使妻子免于沉湎在死亡和疾病的冥想里，以便为她带来新的生气。

    他们搬回到老朋友群中居住，隔壁就是他们以前的家，他们曾在那里度过了婚后最初几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幢新房子的卖价很高，共计1.3万个金币——伦勃朗勉强张罗了1200个金币作为定金，并且拿出价值贵重的抵押品，答应6个月后再付同样的数目，次年5月1日再付850个金币，余款在5年内付清。

    伦勃朗为了传播他的作画风格及技巧观念，同时为了增加收入，收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据范·山德瑞特说，因为有几乎不可胜数的来自良好家庭的年轻人到伦勃朗门下受教，因此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家里，积满了财富。每一个学生每年付给他100弗罗林；此外，必须把他为这些学生作画的报酬——每人2000至2500弗罗林，以及一般作画的收入加上去。真的，如果他很圆滑地与人相处，而且量入为出，他的财富应该可以累积得相当多。

    另一位传记作家胡布拉肯也讨论到伦勃朗的学生们，却谈得比范·山德瑞特轻松：

    要伦勃朗作品的订单从四面八方拥来，他的学生也让他的画室显得拥挤了。他为学生们在布洛姆格拉克区租下了一个仓库，每个学生分得一个房间，每个房间大都只是用纸或帆布隔开，因此每个人可以不受到打扰而安心作画。

    年轻人，尤其许多小伙子聚在一起，有时候难免会恶作剧闯祸，这里也是如此。有个学生需要一个女性模特儿，就大大方方地把一个女子带到小房间内。这可引起了周围小伙子的好奇，他们为了不让里面的人听见，脱了鞋只穿袜子，一个接一个的，故意在墙上挖的缝隙里向里面张望。

    这时候伦勃朗来到了，他走过学生们的房间，想看看他们的画作，并且按照习惯，依次指导他们。他发现房门紧闭着，隔壁房间的学生告诉了老师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墙缝上观看了一会儿他们的戏谑，听到学生向模特儿说：“现在我们完全像《创世纪》中在乐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因为我们也是全身光溜溜的。”

    这时候，伦勃朗用他的拐杖猛敲房门，用足以使房间里的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的声音喊道：“但是因为你们两人都裸体，你们必须滚出乐园。”伦勃朗冲进去，破坏了亚当和夏娃的好戏。喜剧变成了悲剧，他气呼呼地把冒牌的亚当和夏娃赶走，他们连滚带爬地跑下楼梯，刚刚有一点时间披上一些衣服，因而不致光着身子走在街上……他显然认为，为了维持秩序，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他处理这件事情的幽默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性格中有趣的一面。

    在伦勃朗的学生里，有几十个人都是知名的荷兰艺术家，至于那些业余的艺术爱好者，更是不计其数。伦勃朗在审视他们的作品时，常常为他们修改，有时甚至重画，并且签上他自己的名字。

    雅各布巴克、葛瓦特·弗林克和聪敏的卡尔·费伯利提斯都曾是伦勃朗的学生，不过自从他们习艺起，几乎没有在一幅作品签上他们自己的名字。理由非常明显：在学生的原始作品和复制品上签上了伦勃朗这位阿姆斯特丹最著名艺术家的名字，那些油画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是一桩获利颇丰的事业。

    伦勃朗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还是经常光顾拍卖场、商店，购买印刷精美的画册、油画、中国的瓷器、日本的折扇、威尼斯的玻璃器皿……任何吸引他，而且可以拿回家给萨斯基亚装饰新居的东西，他都大胆地买下。这个时候，阿姆斯特丹是欧洲艺术品的交易中心，其中主要的收藏品都运到那里出售。

    一项特别重要的交换发生于1639年，几件重要的意大利油画被收藏家阿冯苏·罗帕兹买下。虽然那次伦勃朗没有买到任何东西，他却以速写画下了一幅画，旁边写着：“拉斐尔的《巴·卡斯蒂利昂伯爵》，以3500个金币成交。”

    那幅肖像画出价次高者，是为伦勃朗作传的范·山德瑞特，不过他不敢奢望和富可敌国的西班牙籍犹太人罗帕兹竞争，因为罗帕兹在阿姆斯特丹的各主要行业里都有股份，而且是利克利奥大主教的代理人。在拍卖场上，伦勃朗一定已经和罗帕兹说过话，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已经拥有伦勃朗的早期油画《巴兰与毛驴》。

    拉斐尔画的《巴·卡斯蒂利昂伯爵肖像》，对于伦勃朗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以它为基础，作了两幅自画像：一幅是油画，另一幅是版画。在版画里，伦勃朗呈现给世人一种刻意安排的形象：一位富裕而发达的艺术家，成熟而充满自信，这是戏剧化的人物。但是，在那幅他次年完成的油画里，他虽然仍保持相同的姿势，表情却截然不同。他的眼睛和嘴唇透露出个人的悲剧。

    1640年7月，萨斯基亚生了第二个女儿，取名为卡娜丽亚。她在7月29日受洗，却葬于8月12日。他们的第三个小孩在襁褓中死去，对于伦勃朗夫妇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萨斯基亚变得一蹶不振。这时候伦勃朗为她画的像，看起来足足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了一倍。

    9月，伦勃朗的母亲去世了。伦勃朗在她的晚年，见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因此她不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伦勃朗大概曾经请她老人家到阿姆斯特丹，和他们共同生活，安度晚年；但是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知道在莱顿市和她同阶层的人住在一起，由女儿丽思贝和可靠的儿子阿德里安照顾，将会更快乐。

    在伦勃朗的艺术生涯里，母亲对他的影响力比父亲大得多。她的去世使伦勃朗觉得，他和家人及莱顿市的最后联系，已经完全断绝了。在伦勃朗的心目中，他的母亲是“女先知哈乃”，是一些《旧约·圣经》中的女性，他再三重复地画她在读“书中之书”——伟大的祖传《圣经》。借着慈母、《圣经》给予信仰，以及久远的人类“神话”，他可以用之于他的艺术。

    尽管母亲的去世对他是极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她的影响力并不因此而停止，在伦勃朗的创作生涯中，母亲一直是有生气而且重要的。

    “譬喻”是伦勃朗在画作中很少使用的方式，但是在1639年年底完成的一幅版画中，似乎是一种出自潜意识的做法，为他所知道势必来临的命运作准备。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所画的《来自敞开坟墓的死神降临在一对夫妇身上》，真是非常令人难过，不过它可能表现了伦勃朗当时的心情。

    “死亡”的传统骷髅形象，带着一个沙漏定时器去见少妇，告诉她，她的死期已经到了。丈夫的态度是装作毫不知情，他隐藏了自己的悲哀，使他的妻子不致痛苦。妻子似乎茫然不知，好像见到的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我们曾经见过相同的帽子以及手上的花朵，不错，她就是萨斯基亚。

    伦勃朗知道萨斯基亚在1641年春天又怀孕时，一定带着无可避免，又要向命运低头的疲惫感。萨斯基亚最喜欢的姐姐泰西亚，大约就在这时候去世，伦勃朗必须竭尽所能地使他的病妻抱着希望和有所寄托。他从意大利画家的一幅画中得到灵感，为萨斯基亚作了一幅肖像画，他把她画得丰腴而年轻，手上拿着花。那是一件出于想象的作品，为的是使他妻子振作下去。他忠实记录她的真实神采的水彩画，却一直不让她看到。

    他们唯一存活的小孩泰塔斯，生于1641年9月，当月22日受洗。但是萨斯基亚衰弱得连正眼看她的新生儿都不可能。从秋天到冬天，她无法战胜病魔，身体日益衰弱。伦勃朗必须聘请一位护士来照顾婴儿。

    第二年春天，仍没有带来新的希望，直到1642年6月14日，奇迹还没有发生，萨斯基亚与世长辞时还不到30岁。

    艺术上的升华

    一个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就好像双线道一般，互为因果，有给予，也有取得。生活上的悲剧，改变了伦勃朗的艺术。萨斯基亚死后的10年，也是他改变风格的时间，他随之发展出崭新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艺术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

    在妻子去世的那年，伦勃朗完成了他曾尝试的最大胆的作品《夜巡》。这幅画不但篇幅很大，而且是划时代的巨作，伦勃朗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工作中。

    《夜巡》是伦勃朗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幅作品，这幅画的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这幅画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带有民兵性质的射击手公会的16名军官向伦勃朗订的一幅集体肖像画。据说当时的每一个军官都拿出了100个荷兰盾，希望画家能把他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和军阶都正面画在画上，集中放在一个层面上。可是画家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他选择了以两个队长为首领的紧急集合的场景，画上的人物被放在了不同的空间层面上，有先后主次之别，甚至有的被放在阴暗的角落中，有的只呈现局部。画作完成后，射击手公会拒绝接受，要求伦勃朗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修改，伦勃朗拒绝修改，双方争执不下，还闹到了法庭。

    这一群卫士应该对伦勃朗10年以前所画的《蒂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很熟悉，选择由伦勃朗为他们作画时，他们绝不会想到所得到的竟是一张普通的团体肖像画。但是他们也没想到，表现他们的是巴洛克式的杰作：伦勃朗把平凡的市民从日常的现实中提出，像一个舞台剧制作人般地烘托着他们，把他们放在动作和声光的旋涡里。

    《夜巡》这个名字是许多年之后才确定的。这幅油画像伦勃朗的许多作品一样，被后来维护艺术品的人，以“想要防止油画受损”，以及“顺着他们那时代大众的味口”为由，“调和”了彩色，肆无忌惮地加了油彩上去，使原画失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幅油画经过清理，许多报纸戏谑地称它为“画巡”，因为画的色泽已面目全非。约翰·鲁斯金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为这幅名画的遭遇而叹息。他曾说过：“最好的油画家的目标，是画出他们在阳光下看到的最高贵的事物，伦勃朗则不然，他要画出他在烛光下看到的最丑陋的东西。”

    《夜巡》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伦勃朗财运的转折点，它被顾主及当时批评家所接纳的情形，一直是许多人研究和争论的主题。当时曾在伦勃朗门下学艺的胡格·斯查顿说：

    许多人认为，这位艺术家没有按照顾客们的委托，呈现一张一张的个人肖像画，相反的，他把自己的主观思想融入画里。然而，无论世人如何指责这幅画，伦勃朗始终坚信，这幅画将永垂不朽，胜过所有的对手。它布局构思惊人，节奏明快激荡，精神强而有力，有些人评价说，与它相比，其他一同挂在市警卫厅画廊的油画，真有如刚启蒙的小童涂鸦。

    很显然，这幅带有画家强烈个人色彩的油画没有被广大的人们接受，算是毁誉参半。班宁柯克上尉却很高兴，这也难怪，因为他是人潮的“中心”，很容易辨认。其他的画中人物都付了100个金币，但他们的肖像却因为整幅画的构图而被隐没，所以他们绝不会像上尉那么热衷，上尉甚至还要求伦勃朗另外为他的家庭画册加画一幅呢！但是，自从这件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伦勃朗画集体肖像了。

    萨斯基亚的死，除了让伦勃朗哀伤过度外，还留下许多日常的问题要解决。根据当时的法律，他们共同的财产，有一半归于伦勃朗；萨斯基亚在遗嘱中交代要将她的那一半财产留给儿子泰塔斯，不过在他没有成人及娶妻之前，允许伦勃朗自由支配这笔财产。她特别说到，不需要按照一般人的习惯去清点财产，因为她有信心，她丈夫会达成她的愿望。

    这一切看来都很令人感到满意，但是萨斯基亚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丈夫的艺术家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竟然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再加上她不曾料想到伦勃朗抚养儿子泰塔斯都有困难，她在遗嘱中加了一条款项，规定如果伦勃朗再娶，那么她名下的一半财产，就归于她新寡的姐姐西施克耶。她这个决定，使得伦勃朗在往后的日子里遭受了许多的困难和痛苦。

    1643年，伦勃朗画了一幅《丧妻的男人》，是对他尴尬处境的自嘲。伦勃朗一边作了这些安排，以适应萨斯基亚的死所带来的实际问题，一边借着他的画，排遣心里的哀愁。萨斯基亚死后几个月，他画了最后一幅以她为模特儿的肖像画。那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画中的女人美丽、雍容华贵而且带着宁静的微笑。这不是病亡的女人形象，而是他钟爱的女人，他心中希望呈现的，或许也是她曾经有过的模样。像往常一样，他在画中以珍贵的珠宝为她装饰，穿上讲究的丝绸，但是目的却截然不同，那是他对她的爱与尊敬的明证。

    这时期的另一幅油画是《大卫离开乔纳森》。相传在古代以色列王国，有一位国王名叫撒母耳，因年老体衰，准备退位。撒母耳向耶和华请示，选择扫罗接替他为国王。扫罗当上国王后，撒母耳发觉他有时不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行事，于是他再度向耶和华请示，决定选择新的国王。耶和华和他到伯利恒人耶西家去，看了耶西的六个儿子，他们都不符合要求。耶和华问，你还有儿子吗？耶西说还有一个小儿子大卫在放羊。耶和华要耶西把大卫找来。耶和华看到大卫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决定选他为国王，并为他涂上膏油，从此耶和华的灵气就离开扫罗转向大卫。耶和华常使恶魔扰乱扫罗，经人推荐，大卫来为扫罗弹琴，每次大卫弹琴时，恶魔就会离开扫罗，这让扫罗感到舒服了许多。

    扫罗之子乔纳森从开始与大卫相见时，两人便很投机。扫罗日渐感到耶和华的灵气离开自己移到了大卫身上，就起了杀心，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对大卫说，你只要奋勇杀敌，我可将女儿许给你为妻。大卫杀死200名非利士人后，扫罗没有办法，只好履行承诺，把二女儿米甲嫁给大卫，米甲很喜欢大卫。扫罗告诉儿子乔纳森及众臣，他要杀死大卫，乔纳森在扫罗面前屡屡进言，希望父亲放过大卫。大卫虽然为国奋战，仍不能为扫罗所容。乔纳森得知扫罗决意要杀害大卫，他设法亲自通知大卫，与大卫挥泪拥抱分别。

    伦勃朗的绘画《大卫离开乔纳森》就是大卫与乔纳森分别时挥泪拥抱的画面，从画上可以看出，乔纳森伏在大卫身上痛哭。

    这幅画蕴涵的意义很简单：一个人为了他所爱的人们，必须有勇气压抑自己心中的痛苦，这是一幅细腻而充满希望的图画，伦勃朗把自己的形象投映在乔纳森身上。

    伦勃朗逐渐失去对于巴洛克式的炫耀、矫饰画风的兴趣，这和他这时期的生活有关系，并非偶然的巧合。对他来说，布里街的房子因为充满痛苦的回忆及许多杂事的烦扰，已经成为他想要逃离的城堡。几乎是破天荒第一次，他开始到阿姆斯特丹的郊外行走，那是他以后几乎维持了15年的对于风景画的兴趣的开始。

    过去许多年来的艰辛经历，更加强化了他的艺术上的洞察力及绘画造诣。这个新的境界，反映在他所有的艺术上，是他从荷兰的风景画中所体验到的质朴与自然之美。

    伦勃朗偶尔创作一些富有浪漫风味、几乎是哥特式的风景油画，但是这些并非他作品的主流。他和另一位大自然的伟大爱好者保罗·塞尚一样，以永不疲倦的精力徜徉在乡野间，不过，两人表达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大自然必须让某位艺术家简化地表现出来。塞尚是一位印象派画家，使用的是色彩；伦勃朗使用的是线条和水质的简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简单、更强烈。

    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伦勃朗把在水彩画上发展出来的“简笔”技巧的一部分，运用在油画的媒介上。

    他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梵高，梵高说：“在北方画派里，伦勃朗是一代宗师，因为他的影响，无论谁去接触它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伦勃朗的《冬天景色》是一幅杰出、超越时空的作品，被誉为是天才偶尔为之的神来之笔，德国的印象派画家马克斯·李伯曼感慨地说：“每当我看见法兰斯·哈尔斯的作品，我就禁不住技痒；可是当我看到伦勃朗的画时，我就不敢班门弄斧，只好藏拙了。”伦勃朗17世纪40年代所作的许多风景画，可以当做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及其四郊的记录，饶富趣味。

    伦勃朗最初所画的，是阿姆斯特丹的景色。其中有一幅的作画地点是卡迪克，显现出欧德科克和里珊区农场的风车，以及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仓库。它们突出于城市天空的轮廓线条，使人不禁联想到霍伊根斯的一首诗：

    金色的沼泽，充满了天堂的富裕，

    您是如何降临的？

    东方和西方的仓廪，

    所有的水流，和所有的街道，

    两个威尼斯市合而为一，

    城堡的尽头在哪里？

    那时候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仓库，储存了从世界各角落运来的货物，他们拥有2000艘以上的商船。在生意好的年头，投资者最高可以收到5倍的厚利。后来，在这一段风格转变期间，伦勃朗离开阿姆斯特丹，探险般地走向更开阔的原野。他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安斯特尔河的宽广河弯，那里有幢废弃的房屋，叫做科斯多弗农庄。

    伦勃朗一年四季都在画这个地方，冬天，他对阳光感兴趣；夏天，他为树的枝叶形状而神往。伦勃朗有时也带领着学生，到乡间各处去旅游。

    伦勃朗的风景画里，有四幅是英国的景色。虽然它们在地形比例上并非完全正确，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研究中世纪建筑的副产品，为的是作为他在17世纪40年代所画的一些浪漫式风景画的背景，不过，这些英国的景色，却和荷瑞斯·瓦普的奇异典故有所关联。

    瓦普在他于1786年出版的《在英国的油画逸事》里，转述雕刻家兼古董商人乔治·维丘告诉他的故事：

    维丘在约克郡遇到拉龙老先生，他说杰出的伦勃朗于1661年在英国的赫尔（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住了一年半左右，他在那里画了几位船员和绅士的肖像。达尔先生收藏了其中一幅画，另外还有两件全幅的画像在雅茅斯（英格兰东部滨海之一城市），也是同一时期所作。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伦勃朗曾在英国待过，所以没有必要为他专文叙述，尤其他那么知名，连他的手稿都可卖到30个英国金币，所以我们就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吧。

    乔治·维丘的故事真是很动人，却不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如果编造了这种未经证实的传说，又会有些什么好处呢？像大多数有关伦勃朗生平的稀奇古怪的资料一样，它也成了相当多人研究和争论的主题。

    事情的真相可能永远也无法揭晓，无论如何，也许它并不十分重要。使人感到困惑的，是故事里提到雅茅斯港和赫尔港，这两个地方当然像任何其他北海的港口一样，很可能有日耳曼的船只来访，但是和荷兰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17世纪中叶，它们是荷兰工程师和工人前来英国疏浚湿地时的中心，它们和阿姆斯特丹的交通很频繁。如果维丘的故事是假的，那么实在编得非常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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