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忠恕与仁德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第十二·22》）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仁的核心就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高度概括了“仁”即爱人的基本内涵，而这种爱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爱众，再到爱整个自然界即爱物。

    实现仁的方法，由反面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正面讲即孔子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两者合起来即为忠恕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作为精神层面而言，不是指具体的行为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精神层面不希望得到一种心灵的待遇，将这种心理推己及人，别人也不想得到如此的待遇。如果将这种与人相处的原则套用到具体行为上，就容易用错。比如，我不喜欢喝酒，我也不许别人喝酒；我不喜欢谈论什么，我也以为别人如此。这样就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误解，导致相反的行为，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应该是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喝酒，我也由此推知别人也有不喜欢的，我不希望别人用酒来招待我，同时我也不用别人不喜欢的东西或方式招待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本质是从尊重自己、敬爱自己出发，然后推己及人，因为每个人都不希望受到别人的轻视和憎恶。以这样的心理去对待别人，比如我不喜欢喝酒，那么考虑问题时就应知道人的爱好会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不强加于别人，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这样就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是孔子所追求的核心精神，是最高的德性，与天、地、自然为一体，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鬼神之间的和谐之道。

    追求“仁”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要不断积德行善。《周易》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德行善之人必会荫泽子孙，子孙会承袭祖宗之恩泽；相反，若作恶作孽之人现世没有报应，会由子孙承受。由此可见，仁爱之道不仅是解决现世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大道，也是解决人与天、地、鬼、神关系的大道理。正如方孝孺《深虑论》中所言：古代的圣人懂得天下后世的变化，那不是智慧、思虑能够完全料到的，不是刑法、权术能够制服的，因此不敢放纵他的私谋诡计，只有积聚最真诚的心意，用最大的功德，来紧紧联结上天的心，使上天关注他的功德，像慈母保护婴儿一样不忍舍弃他。所以他的子孙虽然有极度愚蠢、最不贤的，完全可以亡国，可是上天终究不忍一下子灭亡它。这是最有远见的考虑啊。如果不能自己紧紧联结上天，却想靠小小的智谋驾驭当下的事务，又要使后世一定没有危亡，这是没有的道理。方孝孺总结了一个道理，就是德行高于智谋，即仁道。个人遵奉仁道，一方面可以获得高寿，即“仁者寿”，另一方面人生之潜力可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就是成就最大。如果仁德不够，积善太少，即使有才或者有成就，反而会有害。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第十四·5》）

    意思是说后羿擅长射箭，奡擅长水战，都不得好死，而禹和稷自己下地种田，却得到了天下。换句话说是“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

    在《卫灵公篇》中，孔子又说：“知及者，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孔子充分强调了仁德与才智、职位的关系，一个人才智很高，虽然能够胜任高职位，但是德不厚也难以守住，最后又强调即使才干、德行相匹配，如果不能以诚、敬待他人，同样不好。看来人必须时刻以积德行善为念，不要以计谋智巧为荣，时刻谦虚谨慎，以至诚之心，与人为善，遵奉仁道。治国者也如是，将仁道用于治国平天下，即是仁政。实施仁政，国祚就长久。

    魏征有言：“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意思是说，德义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也离不开仁。孔子讲仁道内含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佛教的有缘起说也讲因果报应，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善因导致善果，恶因导致恶果，其区别仅在于佛教讲自作自受，责任落实到自己，孔子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其因果报应载于后代子孙而已，二者的精神实质都要求人去恶从善，众善奉行，莫作诸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中恕之道，是实现仁爱的基本方法，在忠恕之道的指引下，对个人而言，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才叫仁人呢？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第十七·6》）

    子张问孔子，怎样做可以称仁。孔子说：“能将五种品德施行于天下，就可以称仁了。”

    子张说：“请问哪五种。”

    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勉，给人恩惠。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勤勉办事有效率就会有成绩，给人恩惠就足以使唤人。”

    孔子为什么将恭，宽，信，敏，惠作为实现仁道的基本品德呢？下面我们可以简单地加以说明。

    恭，是待人待事的一种基本的态度，唯有恭才不会轻视别人、轻诺别人，也只具有“恭”的态度，对待事情才会认真，不疏忽大意，这样把事情做好的可能性才会大。恭是实现仁德的基本态度。

    宽，任何人都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斤斤计较，而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善待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因此在与人交往中，即使我们不能严于律己，但必须宽以待人，宽才可以容众，容众才可以团结更多人，团结更多人，才可以使更多人发挥他们各自的才干，从而使人各得其所。

    信，不欺诈，讲信用，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底线之一，我们不希望别人欺诈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欺诈别人，对别人讲诚信，在诚信与不欺诈之间有程度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如同不讲假话与讲真话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不讲假话要较之讲真话容易一些，同样不欺诈较之诚信也要容易一点。

    敏，是力行，是提高效率、节约时间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都要勤勉力行，当然“敏”还有行动胜于言语之意，难怪孔子说要了解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言行一致是对“仁”人的基本要求。

    惠，就是慈惠，与人交往合作必须要充分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尽可能多地获利，这样才能互惠互利，形成一个共赢的格局。也就是时刻顾及他人的利益，包括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这样就会享誉四方，朋友遍天下。难怪西方人也讲，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此话的实质是让人们充分考虑别人的利益，尽可能恩惠于人，这样才能通达于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你很自私，很贪财，你要考虑到别人也可能很贪财、自私。只有别人满意了，才能相互合作，实现你的私心。为实现私心，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惠互利才行。当然这种认识仍然局限在利害方面，以利害之心而先考虑别人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获得更大利益，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智者利人”。孔子的意思要成为一个仁者，还要从是非角度考虑问题，充分考虑他人的利益或者充分考虑百姓的利益是义之所在，即使对自己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也要在所不惜。正如曾文正公所言“但求耕耘，莫问收获”。

    上面所述的五种仁德，如果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角度来理解，“恭”，即恭敬，恭敬是慢待别人的反面，我们不希望别人慢待我们，所以我们要恭敬待人，或者从“己欲立而立人”的角度而言，我们喜欢别人恭敬我们，所以我们要恭敬别人；同样“宽”也是，我们希望别人宽以待我，所以我们要宽以待人；“信”，我们希望别人待我以诚信，所以我们要待别人以诚信；“敏”，我们希望别人言行一致，所以我们也言行一致对待别人；“惠”我们希望得到好处多一点，所以我们也要以此心对待他人，对待百姓。因此，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要求所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宪问篇第十四·28》）

    孔子说：“君子看重的有三个方面，我一个方面也没有做到：仁者不忧愁，智者不疑惑，勇者不畏惧。”子贡说：“这三方面正是老师的自我表述啊！”

    仁者乐天知命，不患得患失，所以从不忧虑；智者深明事理，不为名利所困扰，所以不会迷惑；真正的勇者伸张正义，临危受命，所以无所畏惧。一个人具备了这三种德行，才可以称为君子。一个人虽有仁德，但遇事糊涂、畏缩，不能称为君子；一个人虽然聪明，但重名利而又怕事，不能称为君子；一个人虽然勇敢，但缺乏仁行又不理智，也不能称为君子。智、仁、勇，孔子都做到了，但还是很谦虚地说：“我无能焉。”

    “智”“仁”“勇”被称为三达德，后被毛泽东主席引申为德、智、体，作为“三好学生”的评价标准。

    从仁者与知者对待“仁”的不同态度，也可以看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的文化与以“智”或者以“知”为核心文化的区别。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第四·2》

    意思是仁者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做人做事只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就行，而不会计较利害问题；智者因为明白仁爱他人，自己也会受益而爱人、积德；两者即仁者与智者从行动上讲都是仁爱他人，以仁为本，但是出发点则是有区别的。仁者安于追求“仁”，不追求“仁”则内心有愧疚感、不踏实；智者则因为知道追求“仁”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两者在行动上是一样的，但是在价值观层面，则有所不同，仁者在道德、在内向、在内心的感受，而智者则在利害、在外向、在功利。如果从仁智的区别来界定中西文化的话，中国文化倾向于安仁的伦理文化，西方文化倾向于利仁的理智文化，好算计得失利害。因此，孔子讲的“仁、智、勇”三达德，在仁、智、勇之间仁是根本，智、勇是其次的。孔子还说过“仁者静，知者动”，“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好静，好向内求的倾向，知者则好动、好变，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别，其实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陆地文化，按钱穆先生的话讲就是“静定安足”的，西方文化则是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则表现为“富强动进”的，永远在动荡奋进中，永远在追求富强，但是富而不安，强而不知足，永远停懈不下来。停懈不下来的文化总有枯竭的一天。

    二、以人为本，兼顾鬼、神的信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第十一·12》）

    季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没有能够侍奉好活人，哪能去侍奉好鬼神？”季路又问：“我冒昧地再问一下，怎么看待死？”孔子说：“不懂得生，哪懂得死？”

    鬼、神、生、死，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是人最终关怀的问题，而且彼此互相联系。孔子也多次谈到鬼神的问题，如“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但认为不能迷信，要和鬼神保持距离。

    孔子认为“人事急于鬼神事，民意重于鬼神”，只有把活人的事情办好了，才会明白“事鬼神”的价值，这体现了先秦时期十分可贵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根本，不为神役，不为物役，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

    佛教重视死，为了摆脱死和有限人生的困扰和胁迫，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印度的先觉者，就创造了彼岸世界，来抚慰人们对死和人生无常的恐惧和哀伤。

    儒家重视今生今世，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对于死，则表现出大大方方、处之坦然的大度，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生，才能参悟死亡的真谛。

    《说苑·辩物》记载：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觉吗？孔子回答说：“我想说死者有知觉，害怕担心孝子贤孙生前不侍奉好活人，死后祭奠隆重，把希望寄托到死人身上；我想说死人无知觉，鬼神不存在，又害怕担心不肖子孙天不怕地不怕，无所顾忌，甚至有人连死去的父母都不能以礼葬之。端木赐，你要想知道鬼神之有无，死后会知道的，那时也不晚。”

    《左传·季梁谏追楚师》中也论述了民和神的关系，民是主体，神是附属。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对民有利的事情，才致力于祭祀神祇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楚国侵犯随国，认为只要随国骄傲了，就会与汉水以东其他国家的联盟分裂，这样对楚国就会非常有利，于是楚国军队假装疲弱以迷惑随国。随国看到楚军疲弱，准备追击楚军。季梁拦阻说：“上天正在福佑楚国。楚军的疲弱是假装出来引诱我们上当的，我们何必这样急？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对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淫暴。所谓‘道’，就是对人民忠诚，对神祇信实。君主能够想到怎样对人民有利，就是忠；管祭祀的官员宣读的祝词诚实不欺，就是信。现在人民挨饿而君主却尽情享乐，祭祀时，祝史的祝词讲假话欺骗鬼神，我不知道这怎么可以抵抗大国！”随侯说：“我们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完整、肥大，盛在祭器里的黍稷丰足、完备，怎么说不信实呢？”季梁回答说：“人民是神祇的依靠。因此，圣明的君主首先完成对人民有利的事，然后再虔诚地去祭祀神祇。所以献三牲的时候祝告神祇说：‘三牲完整又肥大。’这是说人民普遍富裕，牲口长得肥大而且繁殖很快，没有生过疥癣等疾病。献黍稷的时候祝告神祇说：‘黍稷清洁丰盛。’这是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人民和睦，年成丰收。献酒的时候祝告神祇说：‘敬谨献上美酒。’这是说君臣上下都有美好的德行而没有邪恶的心思。人们所说的祭品芳香远闻，就是说没有谗言恶语。所以做国君的必须致力于人民的三季农事，整治好五教，亲睦九族，拿这个去诚心祭祀神祇。这样人民都齐心，神祇也会赐福，因此一行动就有成效。现在人民各有各的心思，鬼神失去了依靠，您的祭品虽然特别丰盛，又哪里会求到什么福！您暂且修明内政，亲近兄弟国家，或者可以避免灾难。”随侯怕起来了，于是修明国内的政事，楚国也就不敢来侵犯了。

    随侯就是犯了孔子所担心的天下有鬼神而不以民事为本的错误。

    对鬼神的敬而远之，是孔子仁道思想的进一步延续，如同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

    此处重在说明实现仁爱是一个由近而远的过程，首先是对父母的孝，其次是对兄弟的友爱，再次是对朋友言而有信，然后再将此心推及天下，达到博爱。墨子提出的兼爱与孔子的博爱也有相近之处。兼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是仁爱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不是一下子就可达到的，或者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

    一般人只要做到孝和慈，即对其父母孝敬，对其儿女慈爱，就已经是仁的表现了。实现仁爱的最高境界必须有一个由近而远的过程。如果一个人连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都做不到，就无从谈兼爱、博爱；同样一个人连活人的事都做不好，就更不应该顾及鬼神之事，只有活好当下，把每一天该做的事做好。所谓做好，就是既有功利的一面，又有道德的一面，是义与利的统一。如果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惜牺牲未来利益为代价，就会受到鬼神的惩罚。因此可以说对鬼神的敬而远之，正是仁道在时间上的一种延伸，由现世而未来世。儒家也因有此思想而更具有弹性，更有包容性，也更具有了宗教的价值，所以有人说儒家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

    其实从根本上讲，孔子的教化是将足下与远处、我与他、现在与未来和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立足于当下但并不疏忽未来，立足于活人，但并不否定鬼神，立足于脚下并不做井底之蛙，而是立足脚下，放眼未来，很好地解决了近与远、现在与未来、人与鬼神、今世与来世的矛盾。

    三、尽人事，听天命的人生态度

    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于自然界中，对于自然，总要有所理解；对于自然，总要持一种态度。宗教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理解。崇拜一神或多神，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态度。有些宗教认为宇宙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称为“帝”“上帝”或“天”。这个主宰者能够发号施令，指挥自然界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治乱以及个人的祸福。他的号令叫做“命”或“天命”。“命”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就是命令，“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

    孔子对于宗教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犹疑的，其实不然，在《论语》中，孔子讲“天”的地方很多，对“天”“命”是肯定的。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篇第三·13》）

    王孙贾问道：“俗话说与其讨好奥神，宁可讨好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上天，向谁祈祷都没用了。”

    孔子也讲“天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第十六·8》）

    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身居高位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畏，不敬重地位高的人，轻侮圣人的言论。”

    “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大人是社会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圣人”是个人所信奉的权威，“圣人之言”是圣人所说的话。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篇第二十·3》）

    孔子说：“不懂命，无法成为君子；不懂礼，无法立足于社会；不懂得辨别言论的是非善恶，无法了解别人。”

    可见，对待天，对待命，孔子的态度是积极的。孔子虽然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并不是一切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放弃个人的作为。在孔子看来，放弃个人的作为恰恰是不承认天命，天命对人而言是人只有尽心践行才能达命，以实现天赋予人之使命。如果人放弃努力，听任天命的安排，就不会尽性达命，诸如从生命而言不能极寿，从事业上而言不能使自己“从吾所好”，达不到人生的“乐”处。也因此孔子说，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关于命的问题，其实在孔子看来就是指人们不可控制的东西，或者讲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人们做事做人首先应该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事做人，也就是以现有的条件为立足点，即如曾子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将可控制范围以内的事情做好了，又会进一步影响不可控制范围的事情，因为在人与天命之间还有一个“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的关系，所以在人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间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外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之间存有互感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事与听天命不是消极的，听天命不是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影响天命的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但是无论怎样尽人事是前提。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mò），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第九·5》）

    孔子在匡地遭到当地人围困，说：“文王死后，古代文化不就保存在我这里吗？如果上天要灭绝这些文化，我就不会拥有它了；如果上天不想灭绝这些文化，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的这种天命在我，对人生的自信和坚定性不是常人能达到的，有人也把这种坚定性和自信称为有定力。

    《论语》记载：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kuì），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篇第九·19》）

    孔子说：“好比堆一座山，只差一筐土而没有堆成，停止了堆土，是我自己停止的；好比填平一块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有了进展，也是我自己取得的进展。”

    做事情不可功亏一篑，要有恒心、耐心。大丈夫自强不息，就会积少成多，最后取得成功。若半途而废，就会前功尽弃。其止其进，皆在于我，不在于人。君子之德如天之运行，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这也正是《周易》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唯具有此种精神才能尽人事，从而尽性达命，实现天赋我之使命。

    人若真正尽到了人事，老天也会佑护的。正像魏徵所言：“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意思是说，将要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只有做到了“知止”而行才算尽了人事，这也表现了对苍生负责的精神。

    荀子也说：“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上矣，成不可必矣。”（《荀子·议兵》）意思是说，做事要做到尽心尽力，成功本身是成事的副产品，也就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一种人生境界。

    荀子又说：“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荀子·议兵》）荀子的意思是说，大凡各种事情成功一定在于诚敬、慎重；失败在于怠慢。诚敬就会慎重，慎重就会理智，理智考虑问题就会做事周密，做事周密就会尽到人事，尽到人事就会得到天的庇佑，成功的可能性就大或者概率就高。

    四、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直”是做人的重要美德。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篇第十四·22》）

    子路问怎样侍奉君主。孔子说：“不要欺瞒君主，但可以当面指出他的过错。”

    孔子对事君的道理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子与季子然对话时说的。季子然问道：“仲由、冉求可以称作高级的臣子了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别的人，竟是问仲由、冉求。所谓高级的臣子，就要能按照正确的原则、方法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辞职不干。如今由和求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才能的臣子了。”

    实现仁道的方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如果你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别人对你却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那你该如何对待呢？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篇第十四·34》）

    有人问孔子说：“用恩德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如果是这样，用什么回报别人的恩德呢？用正直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恩德。”这样做既鼓励了有恩德的人，也纠正了结怨的人，同时也张扬了人的正直品行。

    正直、直率是仁德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直率与正直的品德，就丧失了仁德，成为乡愿一类的虚伪之人。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篇第四·3》）

    孔子说：“只有仁人才能正确地爱人和恨人。”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xī）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篇第五·24》）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正直呢？有人向他要点醋，他没有却不说，而到邻居家要来给别人。

    圣人看待问题往往入木三分，一叶知秋。虽说微生高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直率和真诚，如此下去也会使礼俗形式化、庸俗化。与此同时，孔子还强烈批评虚伪。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篇第五·25》）

    孔子说：“动听的言辞，讨好的脸色，十二分的恭顺，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里对别人怨恨表面上却不表现出来，仍然是一味假友爱，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第三·19》）

    定公问道：“国君使用臣，臣侍奉国君，应该怎样做？”孔子说：“国君要按照礼的规定使用臣，臣要忠心耿耿侍奉国君。”

    在君臣关系方面，如果一味地以德报怨就会使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变为单向的，成为父不慈，子仍要孝；君不君，臣子还要事君以忠，从而导致专制独裁的出现。

    “直”有公正直率的意思，敢于直言自己的意见和愤怒，当然“直”本身也有一个度，否则就会成为“直而无礼则绞”，“绞”有刻薄、狭隘之意。

    坚持“以直报怨”对他人来说，会起到一种相生相克的作用，使之及时改正，有所收敛，从而促进对方健康成长。

    关于对“仁”的理解，孔子也一再强调“真、直、诚”，尤其要“以直报怨”（《论语·宪问》），否则有可能善心会出恶果。举例来说，明朝有一个名叫吕文懿的宰相辞职归乡，乡民依然尊敬他如北斗星，看重他如泰山，一天，一个乡民喝醉后大骂他一顿，吕公不为所动，认为是醉人而不去计较。过了一年，此人愈变愈坏，终于犯了重罪，被判死刑。吕公才后悔莫及地说：“当初若稍微跟他计较，送官惩罚，小惩足以为戒，也许今日不会促成此种大恶，都是我当初存心过于忠厚，怕被人误为仗势欺人，以致害了他！”这是一个因善心而出了恶果的例子。因此，行仁道，积德行善不光要考虑自己的感受，还要考虑对社会、对他人的影响。

    其实一种社会坏风气的形成就是因为缺乏“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社会机制。在以德报德方面总体而言社会风尚是认可的，但是以直报怨却做得很不够，比如政府有错误不敢直言面对；有人在与人相处时即使受了委屈，也表现了一种超凡的大度，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能正确地对待这种委屈，不能对自己委曲求全的做人风格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分析，致使矛盾不能及时化解，反而使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去解决。

    “以直报怨”也正是孔子思想有别于其他诸家思想、宗教思想的特点所在。道家思想讲“以德报怨”；基督教讲爱你的邻人、爱恶人，爱你的敌人，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也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思想。在西方，“上帝是上帝的，恺撒是恺撒的”，神的世界和世俗社会分得很清楚，世俗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宗教精神的，甚至走向纯工具化的地步，而正是“以德报怨”的宗教情怀极大弥补了世俗社会法律、制度的刚性化、工具化与功利化，从而缓冲了各种矛盾，然而宗教与法律政治的分裂迟早会发生冲突的。在中国却不然，一开始就是文化伦理与政治、法律的一体化，仁与礼的一体化，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礼法制度，同时，礼法制度必须反映仁爱的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天人合一、中庸思想的反映。

    五、仁与礼法

    孔子引“仁”入“礼”，改造“礼”，使“礼”发生了质的变化。

    “仁”是人的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要求，这就必然影响“礼”，使“礼”由外在规范开始向人的内在自觉的道德要求转化。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第三·3》）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会怎样对待礼呢？一个人如果不仁，会怎样对待音乐呢？”

    《礼记》记载：孔子微服过宋，见司马桓魋为他自己准备石椁，劳民伤财，三年不成。孔子愤怒地说，与其这样奢靡，还不如死后迅速腐烂掉。

    在孔子之前，活人殉葬非常盛行，如春秋时期秦穆公的殉葬者有177人。战国中期以后，人殉现象迅速减少，代之以木俑、土俑，这是人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左传·僖公五年》虞大夫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凭依，将在德矣。”意思是说，鬼神并不是对人人都亲近，鬼神是保佑有德行的人。《周书》上也说，上天没有至亲，只辅佐有德行的人。宫子奇又说，如果国君没有德行，人民就不会和睦，即使祭祀鬼神，鬼神也不会享用，鬼神只享用那些有德行的人敬献的供品。这种重道德而轻鬼神的思想，当时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以仁为本的思想，在诸侯兼并战争中，也时有反映，《左传》记载：宋国人和楚国人打仗，楚军围攻宋军很长时间，攻打不下，两军阵营内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宋军将领华元想探知楚军的虚实，黑夜中混入楚军将领子反的营帐，用兵器挟持子反说：“我受我国君主差使，让我把宋国的困苦情景告诉你。我们宋国已经到了交换儿子来吃、劈砍骨骸当柴火来煮东西的地步。虽然，我们宋国如此困苦，但硬逼我们低头，向楚军投降，订立降约，是办不到的。”楚国将军子反也把楚军的实情相告华元将军，于是两人私订盟约，握手言和，结束了这场战争。

    华元与子反两将军的行为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以仁爱为本的思想，这种以仁为本的文化与日本以忠为本的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忠而不知仁就会为了一个忠而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往往残忍无比，不惜血流成河，浮尸遍野。日本人侵华战争中的三光政策以及使用化学武器，正是这种为忠而泯灭人性的文化精神之体现，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现孔子引仁入礼的伟大。

    在基督宗教里有信、望、爱的思想，但是基督宗教只管天堂的事，不管世俗社会，而世俗社会的西方文化对力量、理智的崇尚是超过道德的，因此西方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等领域机会没有道德仁爱可言，只论智慧与竞争力，从而使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甚至教育都倾向于工具化，而中国文化正是由于孔子引仁入礼避免了这种分离，从而使中国文化一直仁礼合一、义利合一、政治伦理化、经济伦理化，沿着一种和合的思想向前发展，只是到了清朝晚期，礼已成为一个失去精神的礼，礼开始工具化，致使“五四”运动时，鲁迅斥之为“吃人的礼教”，这种礼教已经不是孔子主张的爱人的礼教。

    仁道在外交斗争中，常常发挥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作用。《左传·齐桓公伐楚盟屈完》记载：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攻打楚国，楚王派屈完去诸侯军中求和。诸侯的军队向后撤退，驻扎在召陵。齐桓公把诸侯的军队摆开，和屈完同坐一辆兵车检阅队伍。齐桓公说：“这么多的诸侯同来，难道是为了我吗？不过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你们和我同样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您的恩惠使我们国家获得福利，您又不嫌屈辱，收纳我君，这正是我君的愿望啊！”齐桓公道：“我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战斗，谁能抵御他们？用这些军队去攻城，哪座城不能攻破呢？”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仁德来安抚诸侯，哪一个诸侯敢不服从您？您如果要动用武力，那么，楚国有方城山可以作为城墙，有汉水可作护城河，您的军队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齐桓公便代表诸侯和屈完订了盟约。

    “仁”已经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日本的儒教文化虽然汲取很多儒家的思想，但日本人更崇尚忠诚，认为忠高于仁，极端的人可以为了忠而不顾念人与人最基本的爱，譬如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的非人之举，日本人为了效忠天皇不惜任何代价和手段，即使这种手段已超过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这种极端之忠导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缺乏包容、和而不同的胸怀，更不可能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

    六、“仁”与企业经营理念

    １.长寿永恒的经营理念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说：“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

    人生与天地之间，尽性长寿，是养生的最高目标。百年后作古，还要追求精神的永恒，难怪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思是说，君子要青史留名。孔子还说仁者无忧无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总之，仁者可以长寿。

    历代统治者都以国祚长久为宗旨，以效法天地为准则，天长地久，日月同辉，象征王朝的兴盛不败。但是，王朝的兴衰更替告诉统治者一个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行仁政以安百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则。而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

    日本的松下公司在1929年遇到严重的经营危机。松下幸之助卧病在床，有人来问是否可裁减一半职工，他立即宣布从即日起产量减半，工作时间减半，但职工一个不裁，工资一文不减。松下幸之助认为，在困难的形势下，只有依靠全体职工团结一致，推销积压产品，才有可能转危为安，逢凶化吉，等待时机好转。从长远来看，经营危机是暂时的，经济损失事小，关心爱护职工，使职工以企业为家才是大事。

    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松下渐渐开始感到内心不够充实，似乎缺少点东西。在极度苦闷之余，他反省自己的经营目标：我们生产者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他从自来水的问题上得到了答案，自来水无论什么人在路旁都可以随意饮用，都不会被收费或指责，这是水资源丰富的缘故。那么，企业家不正是应该尽力使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像水一样丰富吗？松下幸之助心中豁然开朗，由此领悟到经营的真谛：消灭世间的贫困，就是我们的使命。

    美国金融大亨摩根，始终以“只有满足对方，自己方能如愿”为经营理念，这一理念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是一致的。

    汽车英雄艾柯卡在面临企业全面危机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带头将自己的年薪由36万美元降为1美元。

    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一种仁爱的精神，也说明了仁者可以长久的道理。在时间与空间方面，中国人更看重时间，也就是更注重时间的长久，所以中国士大夫一直奉行“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影响后世深远的人生终极理想。这样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治国理念、军事战略理念和做人理念，也影响了儒商的经营理念，即不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在乎最终的壮大发展。但是要获得这种长久就必须用仁爱来治国，用仁爱来治军，用仁爱来做人，用仁爱来经营企业。国祚之长久在于积德，德不厚而求其安如缘木求鱼，企业要想长久的发展必须以赢得人心为目标，做生意不光是为了赚钱，而且要获取人心，这样才会仁者无敌，仁者寿。

    ２.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先义后取的经营理念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音jiǎ）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宪问篇第十四·13》）

    孔子向公明贾问公叔文子的情况，说：“这位先生平时不说，不笑，不取利益，真是这样的吗？”

    公明贾回答道：“这是告诉你这话的人讲错了。这位先生恰当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高兴了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笑；该取的时候才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取。”

    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家里甚富，为人廉静寡欲，不善言笑，曾推荐自己的家臣和自己一起做了国家的大臣，传为荐贤的美谈。《宪问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音zūn），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孔子很赞赏这种荐贤之举，但是不相信公叔文子不苟言笑和廉洁寡欢，所以才询问公明贾。对公明贾的回答，孔子是很满意的。孔子历来主张中庸，做什么都要有分寸，有度有原则，如欲而不贪，取财有道，贫而无怨，富而无骄等。而公叔文子正是这样恰如其分把握原则的人，先义后取，人们不讨厌他的取，认为他廉洁寡欲。将这一“先义后取”的做人原则应用到的企业经营当中，就是先把服务做好，那么利润就自然产生。

    还利给顾客，实际上就是以消费者为本，先义后取，重视公共关系，创造“人和”条件，来实现为更多消费者服务的目的。

    李嘉诚在创业之初，便为自己定了一条必须严格遵循的经营法则：“江河不择细流，重视所有客户。”这也是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名字的由来。同时，李嘉诚在用人上也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唯才是举，不囿于家族亲朋。李嘉诚的过人之处在于将“不择细流”的精神贯穿到企业的各个方面，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管理体系。

    韩国现代财团统帅郑周永的一句名言：企业家靠信誉填饱肚子。这也是他多年企业实践的总结。1953年，郑周永的现代土建公司由于承揽了修复咽喉要道高灵桥的工程——这是政府的一项大工程，实际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预算，致使公司濒临倒闭。面对这种情况，郑周永想：保质保量地拿下工程，即使公司垮台、倒闭也是一种光荣，只要信用在，今后承揽工程的机会一定会更多。1955年5月，高灵桥在延期两个月后终于竣工了。郑周永背上了巨额债务，但政府对他宁可倒闭也不失信用的诚实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授予他承担政府工程的特权，现代土建重新振兴腾飞。

    诚信经营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理念。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为政篇第二·22》）

    孔子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做人哩！就像大车少了輗，小车少了軏，车子怎么能走呢？”（古代用牛拉的车叫大车，用马拉的车叫小车。两者都要把牲口套在车辕上。车辕前面有一道横木，就是驾牲口的地方。横木，大车上叫鬲，小车上叫衡。鬲、衡两头都有关键，即活销。輗，就是鬲的关键，軏就是衡的关键。车子没有了輗、軏，就无法套住牲口，自然无法行走。）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现代社会应共同遵守的一大法则。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信用经济时代，它要求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征信体系，不言而喻，它要求每个公民把诚信作为第一公德。

    ３.尊重个人历史贡献的理念

    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篇第八·2》）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对亲族感情深厚，百姓就会重视仁德；在上位的人不遗弃熟人朋友，百姓就不会刻薄寡情。”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第一·9》）

    曾子说：“慎重地处理好父母的丧事，虔诚地祭祀历代先祖，民众的道德就会趋向纯朴厚道了。”

    用仁爱精神对待故旧亲朋就是要求不可遗弃故旧亲朋，必须妥当安置他们，把这种思想引申一下，就是尊重人、尊重历史贡献的理念。我们要正确处理个人历史贡献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即使曾经都是对组织有历史贡献的人，或者有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然而伴随年岁的增长，其才能和精力都可能已经不适合于现实的工作，也就是说该退休或退居二线了，否则将会成为事业发展的障碍。这是任何一个组织包括企业、政府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就是安置不好，就会对继任者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继任者看到老前辈们被遗弃，就会在工作中自己为自己考虑后路，甚至以权谋私。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私、伪、放、奢”四种邪气，致使组织濒临险境。相反，如果“故旧不遗”，正确地解决了历史贡献这个问题，对继任者就会有示范的作用，使他们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时日已久，“公、诚、敬、俭”的风气就会自然形成，从而使组织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

    ４.“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教育培训理念

    《管子·权修》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成功的企业既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组织，又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学校。

    假日旅店创始人凯蒙·威尔逊，在公司创立初期就设立了旅店管理学校，培训了大量人才。

    台湾地区财神蔡万春在他担任台北市第十信用社董事会主席时，创立了“辅导专员”制度，言传身教，亲自训练10万名保险业务员。

    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在担任东芝总经理时，十分重视东芝的干部培养，他推行“重担主义”。他说：“对部下的最大尊重，在于发现和发挥他们的才能，然后委以重任。委以重任最能造就人。谁能举100斤，就给他120斤，这样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

    松下幸之助有一句名言：松下公司首先是造就人才的企业，其次者生产电器的企业。松下幸之助认为，集合众智，无往不利，帮助雇员提高素质，才能谋求公司与个人共同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以，公司对员工的成长教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成就一个企业尚且如此，成就其他事业无一不是从教育、培养人才开始的，如曾国藩训练湘军，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等，都为以后开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也提出了很多培养人才的理念，比如“有教无类”，在今天来讲就是树立全民教育观。“十又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终身教育的理念。还提出了要从做人学起，做人比学习文化更为重要，学习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要不断思考，学思要结合等，这些理念和方法正是我们企业培养人才所应该遵循的。

    5.天下为公的理念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篇第八·18》）

    孔子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贪图个人享受啊！”

    这是孔子从《书经》中得到的第一条政治原则，即统治者不应以天下为己有，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这也是先秦“天下为公”的政治传统和理念。

    从商鞅变法开始，封建诸侯制逐步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替代。从权力分配上而言，在封建诸侯制度下，诸侯的权力相对要大一些，在财权、人权、军权上都比较独立，和中央的关系较为松散，类似一种准联邦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在打江山创业时期，君主对部下许以分封诸侯的承诺，会对部下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如果将这一制度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通过“分封”股票给企业的管理骨干、技术骨干，以股票为纽带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股份有限公司，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世界上的很多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从家族企业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变，实现了股权多元化。这种企业实际上奉行了一个理念，即企业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突破了家族企业一股独大的弊病，从而使企业走向了良性稳健发展的良性轨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是由家族企业向现代股份制企业转变的典型。当然现代企业制度无论是股份制企业还是有限制企业，蕴含的精神还是资本大于一切，资本决定人事安排，资本决定分配关系，资本决定发言权，而不是像中国文化中具有尚贤的精神，可以说仍然是尚力精神的一种体现。这种制度最终不利于社会向道德贤良方向发展。“党指挥枪”的思想，其本质是一种尚贤精神的体现，党是社会中的觉悟者，觉悟者就是贤良之士，贤良之士要领导有实力的军人。

    荷兰飞利浦公司在创业初期，刚站稳脚跟，便打破了家族经营模式，建立了股份制。这一策略对飞利浦公司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台湾地区著名企业家蔡万霖有一句名言：“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对一个企业来说，“人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蔡万霖为霖园集团提出了一个经营口号：“让人人都成为小富翁。”明白地告诉大家，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为股东，获得更大的财富。

    美国金融大王贾尼尼在创业初期，由于合作伙伴独揽控股权，被挤出董事会，离开了曾经奋斗过的哥伦布银行。从此，决定创办自己的银行，以穷人和农民为对象，从事小户贷款业务。他三顾茅庐，找到美国国家银行的高级职员詹姆士·法根，两人共商创办银行大事。法根问道：“你打算投入多少资金呢？”贾尼尼答道：“30万。因为哥伦布银行创办时也是30万。”法根又问：“你的家族负担一半？”贾尼尼答道：“不，我并不打算成为大股东。我想把股份分成几千个小股，让大众参股。”银行无大股东，无大资本家，这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金融界看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贾尼尼硬是一反常人所为，作出创办无大股东银行的决策，并沿着这条路登上了金融大王的宝座。贾尼尼的思维模式及经营观念不仅展示了他的金融天赋，更体现了他的经营才华。更重要的是，贾尼尼“天下为公”的财富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境界，对每一位企业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天下为公”的思想在先秦时已成为一种政治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实际上更具有重大的价值。人类要和平、安宁，天下还是要“定于一”的。如果我们今天就以“天下为公”作为治国理念，树立中国是天下人的中国，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国，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襟，以向全世界招纳股东为机制，尤其是将中国五千年以来积累的文化艺术资源作为证券化的标的物，使全世界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证券化的艺术品份额，实现“伦理艺术化、艺术证券化、证券文化化、文化大众化”，将中国变成世界的投资圣地，全世界人民成为中国的股东，何愁中国不能富裕，何愁中华文化不能发扬光大，何愁人类不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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