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之子。曾留学苏联。

    历任北京光华木材厂科研室高级工程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老舍散记》、《父亲最后的两天》、《老舍的爱好和关坎》、《我的风筝》、《我爱北京》，长篇传记文学《老舍》等。

    鲁豫：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老舍先生，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作品都会觉得是一种巨大的享受。今天请到老舍先生的长子舒乙先生，听他来讲讲老舍先生的故事。

    1899年，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一个贫苦的旗人家庭。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他家就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队劫掠：父亲身为满族的护军，在巷战中阵亡，婴儿的他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而幸免于难。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深知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的喜怒哀乐，也使他从小就钟情于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老舍也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开始了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文学创作，并形成了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来渲染北京民俗风情的独特文风。

    1935年，老舍的第二个孩子舒乙在青岛出生，当时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老舍不久便辞去教职，开始自由作家生涯。那段日子是他人生的黄金岁月：家人团聚，生活安定，其乐融融。长篇杰作《骆驼祥子》就诞生于此时。

    鲁豫：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对父亲最初的印象？

    舒乙：两岁多，当时小男孩儿调皮，该撒尿的时候不撒尿。妈妈非常着急，怕我尿裤子，就把爸爸招来，“过来给他表演、示范一下”。我最初的记忆就是父亲在示范这个动作，从此就明白，大概我和他是同一个品种。

    鲁豫：在小孩心目当中，父亲都是最棒的，舒乙先生也是这样吧？

    舒乙：那时候父亲很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老舍和家人分开去了重庆，直到1943年，夫人历尽艰难才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舒乙再见到父亲时已时隔六年。

    我父亲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教育观，他从来没问过我考多少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如果发现你有特殊的爱好，他就来兴趣了

    舒乙：六年之中没有见过面，因为太小，所以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了。等再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变成个老人了，其实他那时还不到四十五岁。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直不起腰，好像全身的重量都放在手杖上，面色也很苍白。他很喜欢孩子，看到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烦恼，他完全是靠写作养活这么多人，生活上更加困难了。

    鲁豫：父亲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舒乙：我父亲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教育观，他从来没问过我考多少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如果发现你有特殊的爱好，他就来兴趣了。他强调让儿童自由地发展，不管你智商多高，你肯定有自己感兴趣的那一方面，是你天生的一种爱好。比如说我爱画画，家里来了他的作家朋友们，他就很得意地说，“傻小子，把你的画拿出来给我们瞧瞧。”有时候我看见别人在写生，我也拿个小本本，坐在山坡上，装模作样地看着远方的房子写生，被他发现了，就马上走过来说：“哎，我来教你写生。”——其实他一笔都不会画。但是他学师范出身，在理论上很有一套，起码知道教学方法。就把我的铅笔拿过去，说手要伸直，拿着铅笔比划，那个地方有个电线杆子，占你的铅笔这么高，你把它放到纸上就这么高；那儿有个小房子，占你的笔这么高，你把它放到纸上也这么高，这样画不就有比例和远近了嘛。所以他会以科学的方法来教你绘画，希望你在这方面有所进步。

    1945年抗战胜利后，老舍和曹禺作为中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讲学，并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的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全部创作，内藏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堪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纪念碑。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向老舍发出归国邀请。老舍回国后，一家人也从重庆搬回了北京。当时老舍夫妇看中了丰富胡同十九号四合院，在那个实行供给制的年代，房主不要钱只要布，老舍就用一百匹白布换来了四合院，并在院中种了两棵柿子树。树长得好，结出灯笼样的红果实，夫人胡絜青便将这里命名为丹柿小院。

    舒乙在《老舍和丰富胡同》中曾经描绘丹柿小院和父亲对家的渴望与照顾：“这小院闹中取静，平常只有花上的蜜蜂和树上的小鸟能愉快地打破它的寂静……当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老人以最大的热情营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家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是独出心裁的，而老舍先生的家是以高度的东方文化色彩而光彩夺目的，是个很有味儿的家。”

    鲁豫：他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

    舒乙：他是最有生活情趣的人，因为他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好像没有他不会的。有时候一大堆作家坐着聊天，最后往往所有的作家都不说话了，就看他一人在耍鼓。同代作家叶圣陶叶先生的日记里也多次提到，只要老舍一出场，我们谁都不说话，就看他一人的，而且绝不早退，他耍鼓完了我们再走。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鲁豫：跟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像个孩子头吗？

    舒乙：跟自己家人他倒不是那样。因为家里等于是他的写作环境，他进入了工作状态，这时候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特别严肃，沉默寡言。后来我自己写东西以后才明白，那时候他是把全身心都放在了创作上。

    鲁豫：你怕他吗？

    舒乙：当然很害怕，他一脸严肃，而且禁止我们说话。他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毛病，非常喜欢安静，如果孩子闹他就写不下去了，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要求家里非常安静，谁也不能打扰他，不能跟他说话。

    鲁豫：在家里老舍先生有很严肃的时候，不过他对于孩子的新式教育方式，小孩子特别认同和喜欢，这让舒乙先生和兄弟姐妹有一段快乐难忘的童年。但此后很快有了和父亲的第二次分别，这次的时间也很长吗？

    舒乙：对，差不多四年，我从十一岁长到了十五岁。父亲到前门火车站去接我们，这时候他完全是个老人了，但是他的情绪很好，我们从火车上下来以后，他一一地跟我们打招呼，摸摸我们的脑袋。到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出来说“舒乙，你好”，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以前在家里永远是叫我的小名小乙，没有叫舒乙的，也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他完全是用一种洋式的方式打招呼，好像你已经是大人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俩是平等的，我尊重你，所以向你这样打招呼。我一下就觉得我长大了。

    鲁豫：在十几岁这个阶段，父亲还是不大管你的学习吗？

    舒乙：不管，一次没问过。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小妹妹回家哭鼻子，被爸爸发现了，就问你怎么回事儿？我妹妹说数学没考好，大概考了不是四十分就是六十分，反正是很差。爸爸就说，那有什么不好的？比我小时候好多了。我妹妹问，那我考不上北大怎么办？爸爸说，你就在家，我教你学英文。他会安慰你，让你完全放松，不要为分数担忧，不必为之奋斗，妹妹马上就笑了。其实后来翻他的档案，发现他的功课非常优秀。

    1954年，十九岁的舒乙赴前苏联学习理工。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同班同学于滨，即后来的妻子。从相识到相爱，舒乙的家人未曾干涉。回国之后，在简单的婚礼上，舒乙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份特别礼物。

    舒乙：我是1961年结婚的，那时候结婚特别朴素。妈妈为我们添置了一个大衣柜，四把小凳子，当作结婚礼物。父亲用他的办法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是一张大红洒金纸，上头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也不写父亲，也不写爸爸，写的老舍，然后盖一个图章。因为图章是红的，纸也是红的，所以他专门把这个图章盖在宣纸上，然后把它剪下来贴上，非常正规。我们得了这个礼物以后特别高兴，就挂在新婚的床头。我们的小伙伴儿们来了以后都很欣赏，很羡慕。后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们来抄家，把它撕下来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发现这张纸已经被撕破了踩在地下，就赶快捡起来。现在还藏在我的箱子底，已经破损了，但还是那个原件，这是我的家宝。

    鲁豫：作为老人来说，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家立业，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就会特别欣慰，老舍先生也是这样的。

    一家人的生活刚开始蒸蒸日上，没想到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1966年“文革”爆发后，整个中国淹没在一片政治狂热之中。和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一样，老舍也被迫停下手中的笔，而造反派们更是给他扣上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

    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欢共产党，但是他居然说这个运动是不对的，他其实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处境会变得很糟了

    鲁豫：一个人有的时候面对一个特别动荡的大时代，会显得特别孤独，特别渺小，即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作家也不例外。

    舒乙：他有一次回来跟我们说，他们应该带着我，我有用啊，我会写快板儿，我会写相声，我会写大鼓词儿。我只要住到那儿，当天晚上聊聊天，第二天就能出东西。他用一种很自嘲的口吻，但是我看得出来，这是非常凄凉的。

    鲁豫：他的心情是一下子变得很差吗？

    舒乙：很差。那个时候已经不怎么用他了，我发现他有的稿子居然被退回来了，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这种情况当然会使他极度伤心，所以他情绪非常低沉，几乎不说话，静静地在观察事态的发展。

    鲁豫：他会跟你们孩子谈到这些事情吗？

    舒乙：会。他当时薪水很高，觉得有点儿脱离群众，所以他和茅盾两个人代表一大堆作家上书，主动要求降薪水。很快运动就进入到比较紧张的时候了，到了八月份，红卫兵开始上街扫四旧，这时候他就有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欢共产党，但是他居然说这个运动是不对的，他其实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处境会变得很糟了。他去世前的三天是个礼拜天，我正好回家，父亲就跟我和大妹妹自由地讨论起来。大妹妹指着他多宝阁上的小古董玩意儿问：“爸，你还不把它们收起来？避免人家跑来砸呀！”父亲非常强硬地说“绝不收”，然后就发表了他的想法。他说，历史上尤其是欧洲，多次出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坏而告终，每一次都要死大量的人，尤其是清白而刚烈、正直的人。

    鲁豫：就在您家小院儿里，父亲跟您讲了刚才那些话？你们觉察出他有任何的异样了吗？

    舒乙：想不到那么多，毕竟我们年轻，太幼稚。当时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有一些和他非常亲密的文化人、好朋友在外面挨斗、戴高帽游街，他知道这些消息以后很为他们悲伤，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好人，社会怎么会这么对待他们？

    大概有上千人，烧起了熊熊大火。红卫兵让这些挨斗的人在火的周围跪下，用演戏的道具、刀枪剑戟开始狠打。老舍先生最有名，他受伤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鲁豫：在丹柿小院开会的时候，老舍先生还没有被批斗过，但是之后去文联开会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舒乙：对。他因为过度地忧虑，突然大口地吐血，把我们都吓坏了，当即把他送到北京医院去，在那儿疗养了半个月，然后就着急出来，因为运动已经开始了。出来以后他就积极地要求到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上班第一天就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悲剧就开始了。单位里张贴了一些准备好的大字报，但是他很沉着地应付了。中午说没有车送你，就不准他回家。他大概中午也没有吃饭，待到下午突然爆发了一场意外的事件，把他卷进去了。当时北京的京剧团有很多极讲究的、很昂贵的戏装，被红卫兵发现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抄出来，觉得这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穿的，是四旧，要破坏掉，就放在露天的地上焚烧。这时候就要拉一些北京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批斗，文化局跟北京文联是一个院子，红卫兵在拉文化局领导人去的时候，就把在场的北京文联的作家们一个个拉到车上去陪斗。当时没有叫老舍先生，但是他站在窗户边，看到外头混乱的局面，就自己走出来了。当场有人说他是他们的主席，是老舍，把他也拽上。到了孔庙发现已经完全无法控制了，大概有上千人，烧起了熊熊大火，红卫兵让这些挨斗的人在火的周围跪下，用演戏的道具、刀枪剑戟开始狠打。老舍先生最有名，他受伤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血顺着脸和胸就流下来了。最后有人建议先把老舍先生救出来，这样就把他一个人架到汽车上，开回了文联。已经伤痕累累的他本以为自己得救了，谁知道当他离开孔庙到达文联时，竟有上百个红卫兵在文联门口等着他，他陷入了一场更加恶劣的武斗。当时女孩子居多，而且是初中生，他们也不太知道老舍先生是谁，就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作家，是个坏蛋。周围还有人挑拨，说他在美国拿美金，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一种挑拨，但在当时就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小孩子的眼里，美国就是帝国主义，十恶不赦，青面獠牙，怎么可以拿美金呢？那肯定是大坏蛋了。老舍先生实事求是地回答，我是作家，但我生活要靠稿费，不拿美金我吃什么？这个不行，打！他们就轮番地打他、斗他，他渐渐就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了。他是个性子非常刚烈的人，所以最后就忍无可忍。当时他身上挂了一个牌子，前头站了一个女红卫兵正拿着皮带打他，他就使劲地把身上挂着的牌子砸在这个红卫兵的头上，这下子完了，接着他就完全被打垮了。他打了毛主席的红卫兵，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请专政机关去镇压。所以把他从那里揪出来，送到了派出所，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完全奄奄一息，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让把老舍接回家去。母亲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认识的三轮车工人，说劳驾你去帮我运一个人回来。到了那儿，把父亲放在三轮车上，母亲自己蹲在三轮车前面的脚板上，怕把他挤掉下来。到家一看他浑身是伤，就给他换衣服，结果换不下来，全贴到肉上了。我母亲就用棉花蘸着热水，一点点地把衣服剪破，撕下来，还安慰他。父亲跟她说了这一天的经过，又说了好多话，两个人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阵，很快就天亮了。父亲说红卫兵命令他今天还要到文联去，还要挂那个牌子，然后他跟母亲说：“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处理，我不愿意牵扯到你，你自己的单位也在搞运动，你还是按时去上班，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在家陪我，你不好交代。”母亲就给了他粮票和一点零钱，等母亲走了以后，他立刻就出门了。

    鲁豫：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老舍先生最后的一天一夜在想些什么，只能做一些猜测，猜测一个这么刚烈清白的人，经受了那么多的凌辱，在心里一定已经下了一个决心。

    自“文革”之初，老舍先生便对这场特殊的文化革命感到难以理解，而当他看到有人因批斗致死的时候，甚至坦言，“文革”是不对的，又要死人了，特别是清白而且刚烈的人。如此直言，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终于，这个清白且刚烈的人选择让自己消失在宁静的湖中，留给中国文坛无限的惋惜。

    舒乙：那天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就是我的小女儿叫出来，那时候她三岁。他说小月，跟爷爷说再见。这是他在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跟一个小孩子说的，他好像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小孩子当然不明白他在向她做人生的最后告别，还跟他摆手，亲他。走出家门以后，他一直走到了太平湖，在那儿坐了一整天。到第二天的黎明，自己走到湖里，告别了人世。

    1966年8月25日清晨，老舍的遗体被人从太平湖中打捞上来。舒乙曾经这样回忆他在太平湖畔陪伴父亲度过的那个漆黑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第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奉命接到通知，自决于人民的人是不得保留骨灰的；第二句话是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不能保留骨灰的，他是第一个

    舒乙：下午的时候，我接到北京市文联打来的电话，说有事情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想到坏事儿了。我去了以后他们告诉我说，老舍先生自决于人民，你要去某某地方处理后事。又说经过一天的磋商，给他定了性，是阶级敌人。我黄昏的时候赶到太平湖，那儿已经没有人了，远远地就看见爸爸以前坐的汽车，但是已经换了主人，一个造反派的头儿在等我，摆出一副完全公事公办的样子，说我现在把尸体交给你，你自己处理，我们走了。那个司机是以前给爸爸开车的老司机，走的时候突然拽了我一下，说这个地方有野狗，你不要离开。既然不能离开，我就请求他立刻通知母亲，我陪着父亲的尸体坐下来等母亲。这时候天完全黑了，一盏路灯都没有，突然天就阴起来，并开始下雨。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非常感谢1966年8月24日的这场雨，因为从脸上流下来的究竟是泪还是水，已经分不清楚了。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当时看了父亲的样子才发现他满身是伤，全是青肿的血块儿，脸也是浮肿的。后来到了深夜母亲叫了火葬场的车去找我，因为漆黑一片，所以一边开一边喊我的名字。我们把父亲抬到车上，送到八宝山公墓去火化，我身上还带着文联的证明，证明这个死者是谁，还证明“他是自决于人民的”。有两个姑娘来接待我，她们说了两句话，我印象极其深刻，第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奉命接到通知，自决于人民的人是不得保留骨灰的；第二句话是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却不能保留骨灰的，他是第一个。所以老舍先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离开了人世。

    事发之后，日本作家水上勉最早撰文《蟋蟀葫芦》纪念老舍。1979年，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想录》作为中国纪念老舍的第一文。巴金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鲁豫：那时候你们家人有机会发泄心中的痛苦情绪吗？

    舒乙：没有，感觉一下掉进了深渊，还必须回到单位挨斗，牵连得很厉害，过了一段非常悲惨的生活，整个家庭基本上四分五裂了，下到最底层劳动改造，分到哪儿的都有。

    鲁豫：你妈妈呢？

    舒乙：妈妈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女性，当时我们都离开了家，被圈起来很长时间。她一个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磨难，竟然能够挺住，特别不简单。

    鲁豫：你父亲去世以后她在你们面前掉过眼泪吗？

    舒乙：没有，因为她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整个家就没法活下去了，很可能要继续死人。

    鲁豫：到什么时候你们的日子好过了？

    舒乙：1976年以前就好过了，因为周恩来同志悄悄地在保护我们，我们感觉得到。比如父亲的存款是被查封了的，突然银行通知我们钱可以用了。那时候还在搞运动，肯定是周总理下了令。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批示，就是为老舍先生平反，说为他落实政策，不得延误，责成有关单位去办。于是在文艺界举办了第一个骨灰安放仪式，但是没有骨灰。我们就在骨灰盒里放了他的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一副眼镜，都是跟他写作有关的，还放了几朵他钟爱的茉莉花代表他，然后一并埋葬了。

    如今，老舍自杀的太平湖已经不复存在。湖被填平，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寻得到旧处，但不见昔日的湖面。舒乙在文章《爸爸最后的两天》中写道：“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亲了。”

    他说，“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

    鲁豫：每年的8月24日你们家人有些什么纪念的方式？

    舒乙：我们就到八宝山去，对着空的骨灰盒行礼。后来我给他做了一个有艺术情调的小墓。他曾经在抗战的时候，写过一个发誓要抗战到底的誓词，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我搞了一个小墓碑，把这句话刻上，可以成为大家凭吊他的一个地方。

    鲁豫：我想老舍先生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会特别地欣慰。这么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带给很多读者很大的精神愉悦跟慰藉，谢谢老舍先生，谢谢舒乙先生。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在动摇的时代，维持住文艺的生命，到十几年，是不大容易的。思想是多么容易落伍，情感是多么容易拒新恋旧；眼角的皱纹日多，脊背的弯度日深；身老，心老，一个四十岁的人很容易老气横秋，翻回头来呆看昔日的光景，而把明日付与微叹了。我没有特殊的才力，没有高超的思想，我所以能还在文艺界之营里吃粮持戈者，端赖勤苦。我几乎永远不发表对文艺的意见，因为发号施令不是我的事，我是小卒。可是别人的意见，我向来不轻轻放过，必定要看一看，想一想。我虽不言，可是知道别人说了什么。对于自己的批评，我永远谦诚的读念；对也好，不对也好，别人所见到的总足以使自己警戒；一名小卒也不能浑吃闷睡，而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我的制服也许太破旧了，我的言谈也许是近于唠里唠叨，可是我有一颗愿到最新式的机械化部队里去做一个兄弟的心哪。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假若小卒入伍也要誓词，这就算是一篇吧，谁管誓词应当是什么样儿呢。

    ——老舍《入会誓词》

    1938年4月1日发表于《文艺月刊·战时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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