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尼赫鲁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与甘地风格迥异，但却互相欣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
1936年8月，国大党提出以竞选的方式选择党主席，尼赫鲁想借此宣传国大党纲领，吸引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如：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善工农状况，男女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释放政治犯等。
在甘地的支持下，这一提议提上了日程。1937年初的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开会，通过了新的立法政策：凡国大党籍议员均不得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不得接受封号，同时必须身着土布，实践竞选纲领。
甘地仍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建设运动上。经过几年的深入发掘，他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化，并提出了理想乡村的模式，即：备有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建筑材料应取自当地方圆2.5公里以内；家家应有菜园、庭院与畜栏；乡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须保持洁净；设有拜神集会的场所、合作食堂、初级与中级学校，讲习技艺；设长老会，排忧解难，制止纠纷；每一乡村应能生产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等等。
为了使乡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他还组建了“甘地社”来推动这些建设性方案。
此时，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同盟已然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1937年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一位纳粹报纸的特派员去拜见他。甘地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服的态度：
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国际形式不容乐观，国大党内也同样不稳定。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国大党右派逐渐失去民心，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增，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不断发生。而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也逐渐恶化，为此，国大党内要甘地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上，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代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代表真纳进行会谈。
（二）
1938年4月28日，甘地与真纳举行了会谈。在这之前，甘地几次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真纳以顽固和雄辩着称，但甘地仍寄希望于与此次的会晤。
穆斯林联盟创建于1906年，其宗旨是在印度次大陆以武力建立穆斯林国家。而真纳与甘地渊源颇深。早期，他也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着名领袖。同甘地一样，他起先也一直致力于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但随着甘地取得国大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在1921年脱离国大党。
此后，他一直担任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者，致力于争取穆斯林的自治地位。1937年的选举，使得国大党取得多数席位，并损害了穆斯林的利益，真纳逐渐意识到“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因此，他更积极地开展穆斯林的自治运动。
这一基调为甘地此行打上了艰难的烙印，经过3个多小时的磋商，会谈没有丝毫的进展。
6月中旬，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了11项要求：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得重划行政区；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应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设；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文；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别选举制；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位；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对于这些要求，印度教派占多数的国大党自然反对。不出所料，教派仇杀继续上演。而甘地这位圣雄面对这样的情况依然束手无策。
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引咎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
1939年1月29日，新一轮国大党主席的选举开始了，甘地仍然支持右派领袖席塔玛亚。而以鲍斯为代表的左派也毫不示弱，虽然很多人支持甘地转投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获胜，他再次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由于鲍斯在上届当选中一直主张坚决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甘地对他非常不满。甘地一方面祝贺鲍斯的当选，一方面建议其余右派退出国大党，以表明自己的“失败”。因为甘地的地位和个人影响，其他人都遵照指示选择辞职。
面对这样的压力，鲍斯只得争取甘地，并表示：
“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
随后的两派在较量中各有胜负，但因为甘地未能支持鲍斯的新计划，使得工作无法继续开展，鲍斯只得引咎辞职。
最后，以“团结”为口号的卜纳沙德当选国大党主席，左派力量遭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尼赫鲁也收敛了昔日的激进锋芒，致力于党内的实际事务。
（三）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总督同日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
这一说法又刺痛了印度人民的神经。早在本年春，国大党即发表声明指出，印度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战。激进派代表尼赫鲁更是明确表示：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反抗。
印度总督召见甘地以试探国大党的口风，甘地以他一贯的光明磊落作风进入总督府，并表明：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除非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不予考虑。
国大党也态度明朗，发布了由尼赫鲁起草的长篇决议，仍然立场鲜明地指出：
“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国作战。”
虽然协议的有些内容与甘地的不合作立场有出入，但甘地仍然热情地赞扬这份协议的“原则性立场”，并称赞它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甘地在他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表明自己虽然同情同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并坚持奉行非暴力原则。
1939年10月2日，恰逢圣雄甘地71岁诞辰。这位老人撰文《谢》，感谢那些支持他毕生所致力工作的人们。
10月17日，林利兹戈再任印度总督。他在伦敦发表《白皮书》，依然老调重弹，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国大党非常失望，提出国大党将发动群众不合作运动的警告。
10月27日，在甘地的指导下，不合作运动开始了，国大党执政的印度8个省的省政府先后辞职。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指出，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时期给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但各少数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权益与要求应得到保障。这又让甘地等人看到了希望。
2月5日，甘地与总督再次会谈，但在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英方仍然不肯让步，会谈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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