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狂潮袭来，几乎一夜之间，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产品过剩……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深受其害，渴望自治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本年12月的国大党年会上，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寥寥无几，并在辞旧迎新的时刻郑重宣布：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同时还通过了一项开展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甘地当仁不让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将1930年1月26日定为“全国支持独立日”。
1930年1月9日，甘地撰文在《青年印度》上发表：
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利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庆祝独立日的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数以万计地学生、职员、商人、知识分子、工人纷纷走上孟买街头，高举“非暴力万岁”的标语。队伍不断扩大，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在遥远的乡村，人们用祷告和齐聚一堂的方式重温誓词开展活动。
甘地深知，独立的意义在于切实地维护印度民众的根本利益。在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其中包括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1先令4便士；降低田赋50％；减少军费50％以上；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取消刑事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禁止出售酒类；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等。
这些要求虽然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但却得到了底层民众更加热切的相应。
经过多次的失败和经验的总结，这一次甘地是做了万全地准备的。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又发布了他对这次不合作运动的三点指导思想：
首先，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抵抗，而应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
其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由真理学院的师生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后全国可群起响应；
第三，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不应停止。
同时，甘地也明确地指出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
不得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在成功地领导了第一次全国总罢工的11年之后，这位伟大而睿智的战士明白：印度人民已经做好了以非暴力抵抗赢得独立的准备。而他自己，也已经擦亮了利器，准备开战了！
（二）
食盐是百姓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然而英国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垄断却实现食盐专营，借以提高盐价和搜刮民财。印度又靠海，这得天独厚的环境使得自制食盐成为可能。因此，甘地选择了以食盐作为这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突破口。
真理学院是甘地花费了15年的心血所创立的，当初入院的小孩子们多数都已长大成人。他们与甘地有着相同的信仰和决心。甘地准备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私盐，以示抵抗决心。
因此，他亲自挑选了78名真理学院的学员，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等。行动开始之前还选取了20个学生作为长征队的前锋，提前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以便扩大影响。
3月12日清晨6点半，78名信徒跟随甘地向大海进军。前来围观的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也紧随其后，人们潮水般地涌向甘地。上身赤裸、腰围土布的甘地手拄拐杖，精力旺盛而步伐坚定地走向大海。一路虽然风餐露宿，但仍然没有降低一行人的热情，沿途甘地不断发表演讲，并强调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
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或苏联——会容忍暴力抵抗，但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争却使政府无计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何。
祈祷、纺纱、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甘地一件工作都没有停止过。
4月5日傍晚6点，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
4月6日凌晨，甘地向战友们交代，自己一旦被捕，后继人应为泰伯咭和奈都夫人。
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了宗教洗礼。甘地俯身在海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这象征着摧毁当局食盐法的白色粉末洒向人群，并当场发表呼吁：
“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自制食盐！”
这是战斗的号令，整个印度半岛因此而沸腾。印度沿海各地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淘制海盐分发给大家，并且每户人家门口都有一本如何提炼海盐的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
随后，甘地又发出不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商店的号召，很多人也都积极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也紧随在丈夫之后，带领着真理学院的女学员们出门查酒。
运动越来越深入人心，人民正在觉醒。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作家等，都纷纷进行义务宣传，用英文和本民族语言印行各种爱国和反英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
英国殖民当局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随即加紧了镇压的步伐。
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老尼赫鲁随即上阵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政府还不准人民集会。虽然群众遵照甘地的指示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但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往往故意使和平示威演变成武力冲突。当局的罪行让甘地愤慨，他说：
“迷信暴力的人们，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政府不断颁布新的禁令。而禁令一出台，国大党立即指导人民如何应对。虽然党员一个个被捕入狱，但后来人立即顶上原来的工作。
甘地仍然为群众呼号，并通知政府立即撤回对人民制盐的禁令。为了防止甘地发动更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5月4日午夜，政府出动警力将甘地再次逮捕。
（三）
甘地早已料到自己会被捕，他仍然无所畏惧地走进监狱的牢房。但听到这一消息的印度人民却为之震怒，甘地的继任者准备领导食盐长征。全国市商开始抵制英国布，10万余名群众自发举行游行示威，孟买5万余名产业工人罢工，很多社会名流也相继辞去名誉职位。政府发动军警开始破坏国大党支部，并逮捕了那里的领袖们。
5月12日，甘地的继任者泰伯咭一行刚上路不久便遭逮捕。
5月21日，泰伯咭的继任者奈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开始抢盐。但400名警察早已等在那里了。
盐仓外布满了铁丝网，掘好了壕沟，只待瓮中捉鳖。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虎视眈眈地等在那里。
志愿队员们没有丝毫的退却，他们在离盐仓100码处整编分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队员们相继应声倒下，血流如注。其他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仍然照打不误。没有反击，没有搏斗，连愤怒的咒骂声都没有。
随后的人被重新编排为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警察们的木棍仍然照打不误，鲜血从队员的头上流到身上，到处充满着红色的鲜血。然而，这并没有吓倒大家，一个个队员应声倒下，竟没有一个人还手。
警察并没有任何心慈手软的意思，他们改用脚踢，把队员拖下水沟，再补上几棍子。时近中午，所有队员都应声倒下，奈都夫人也被逮捕了。
美国记者密勒躲过了英国政府的拦截，偷偷来到现场，记录下了这无比残忍的一幕。事后他的报道由美联社发出，并在美国当地被1000多家媒体转载。他说：
“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家采访，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忍。”
世界舆论哗然。
抢盐与镇压此起彼伏，越加惨烈，但人民无所畏惧，越来越多英勇的继任者继承着这一行动。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3天以后，250人被捕，多人受伤。25日，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警开枪阻击。
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国大党仍然坚持甘地留下来的工作，继续战斗。因此，6月5日也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6.5万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行，队伍行走了长达1英里的路程。越来越多的人被捕入狱。
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监狱容不下，政府开始大量释放刑事犯。宣传进步思想的报纸和印刷厂都被查封，《青年印度》也开始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
6月间，英国政府本来想出台一些拉拢人心的决议，但换汤不换药的举动人民根本不买账。甚至一些曾对他们抱有幻想的政党也大为失望，开始转投国大党。
见此情形，7月9日，总督发表政令宣称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还授权其他党派人物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间的协商。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
“若英国政府不能接受前述11项要求，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
8月13日，甘地、尼赫鲁等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自治，但被总督断然拒绝。谈判失败，镇压更加变本加厉。国大党的活动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运动没有丝毫的松懈。
秘密文件几乎人手一份，大字标语几乎满街都是，群众集会突然一轰而起，政府已经威信扫地，城市不断举行罢工，农民们的抗税运动风起云涌。政府焦头烂额，并无对策。
老道的欧文总督看出镇压不会奏效，便采取了圆通的方式，他承认：
“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摒弃国大党，与其他政党召开所谓的圆桌会议。但会议没有丝毫意义，始终以英国马首是瞻，简直是英国政府的独角戏。
1931年1月25日，欧文总督又出一招，下令释放甘地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
（四）
1931年1月26日为印度独立节。这一天，甘地等人被释放出狱，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会，当场宣布：
“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到这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老尼赫鲁此时已病重。1931年2月6日，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奋斗终身的不屈不挠的斗士去世了。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陪伴其左右，并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而此时，甘地发觉和谈的事情应该提上日程，否则一小撮自称印度已自治的人会扰乱视听。他也相信自己有说服总督的能力。很快，他的电报就得到了总督的回应。
2月17日，甘地与总督都坐在了谈判桌旁。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
甘地虽然只身前来，但他代表着整个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使命，因此他丝毫不敢松懈。英国政府以丘吉尔的强硬派把持，态度也很坚决。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而且他非常看不起甘地，有一次语出惊人地说：
“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进行得相当艰难，常常因为微小的细节，问题就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只能写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结意义的字眼。艰难的磋商结果是“停止进行”。
直到月底，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又出来在中间调停，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节。沙甫诺也劝总督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双方都表示认可，并做了适当让步，谈判才有所进展。
3月5日，甘地和欧文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漫长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二人以茶代酒，举杯庆贺。虽因地位和立场而未能产生友谊，但欧文仍然十分钦佩这位可敬的对手。甘地起身在告辞时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并说：
“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主要包括：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使用。
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五）
“甘地-欧文协定”虽然签订过程十分艰难，但仍有很多人并不买账，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就极为不满。最终经过痛苦抉择，还是予以通过，并开始严格执行。
对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来说，这是政府的缓兵之计，他们根本无意履行协议。对非暴力政治犯的释放工作也相当缓慢，很多人被关押了多年也没有被释放。尽管甘地多次呼吁，但政府均无动于衷。对于甘地要求减刑的三位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人，政府更是直接执行了绞刑。
与此同时，各种冲突和逮捕也并未因协议的签订而中止，反而以其他名目进行着。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如果国大党能坚定履行下去，可以提高党的声望，并让政府明白，国大党有能力领导运动也有能力履行协议。
对此，他排除万难，虽面对人民的白眼和不理解，仍全情投入，还利用各种场合解释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理解，规劝人们履行协议。
然而群众的士气已经大挫，他们当面指责甘地出卖工人的利益，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和谈已经转移了人民的视线，很难重振旗鼓。同时，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人也很清楚：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不能继续在监狱里煎熬。长久的和谈如果破裂，会面对人民更深的失望。因此，他们只得继续履行这个协议。
在1931年3月29日的国大党会议上，国大党想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利，因此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甘地认为要消除教派分歧，他才能安心地参加大会。
“维持教派分歧”同样是英国的一个阴谋。为了便于统治印度，英国殖民者一直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教派分歧越大，它越好控制。其实所谓的圆桌会议也是扩大教派分歧、拉拢少数教派的手段，而且每次圆桌会议都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
以甘地为代表的国大党人并不了解这点，甘地单纯地以民族团结为己任，认为只有在有关各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但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分歧由来已久，并不是甘地单靠一己之力就能予以解决的。而英国方面，欧文总督任期已满，根本无意再蹚这趟浑水，新任总督更是鹰派铁腕人物，根本不理甘地的这一套。
与此同时，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在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刺，刺客为一名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舆论普遍认为是国大党所为。
甘地左右为难。直到8月28日与新总督签订了第二次协定，称国大党如认为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甘地才放心开始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不出所料，甘地屡屡受挫，这些代表只是英国政府的跟班，同声同气，最后只得无果而终。
会议期间，英王曾召见会议代表。有人认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则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回答说：
“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俩人享用。”
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政府并没有遵守与他签订的停战协定，而是加紧了镇压活动，和平终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可惜为时已晚，人民已经充满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一时之间无法再组织起大规模的运动。
两天后，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又被送入了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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